韩愈的《师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篇。“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道就是古代圣贤之道，大致可以概括为“仁义礼智信”，其重要载体就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实质上就是古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师为道存，是韩文之主旨。师对于道的依附关系，韩文言之甚详。然而，道对于师的依附，韩文无说。实质上，师与道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共存共亡，缺一不可。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决定了师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

    师与道的共存关系，应该从孔子说起。从史籍中可知，教育体制的建立在古代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传言夏、商、周均有学校，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言虽不可确证，但至少周朝开办学校是不可怀疑的。《周礼》关于学校有细致描述，不可能出于杜撰。既有学校，则必然有师。早期为师之人虽不可考，但孔子作为有记载的民间教育的第一位师，也不是横空出世，应该是周朝教育体制的延伸和创新。

    据《周礼》，周朝学校已教授学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作为闻名当时的老师，也不太可能脱离当时的教授内容，后世因此有孔子以“六艺”教学生之说。但《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庄子》亦云孔子治“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与社会生活技能相关，“六经”则是儒家经典。“六经”是否为孔子所作，后代说法甚多，但是皆不能否认孔子与“六经”的密切关系。与孔子同时或稍后的诸子百家，大多也都开科授徒，聚众讲学，成为硕学名师。最著名者莫过墨子，曾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可见其规模和影响。而孔子之后，特别是汉代之后的古代中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成为学校教育的唯一选项，“四书五经”是学校教育的基本教材。后代经常把师与“经师”混称，表明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韩愈把师的职责概括为“传道、受业、解惑”，“传道”为首，不仅指出了师的使命，也揭示了师在古代中国极为重要的位置。从古代中国人所供奉的牌位“天地君亲师”，就可以看出师极为崇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是一切人间价值之源起和本根。天地是万物之本，君是国家之本，亲是家族之本，师是“成人”即教养之本。除了天地之外，帝王是政治生活的轴心，父亲是家庭生活的轴心，师是教化的轴心。孔子就是师的代表——“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三个轴心是安定社会生活的“铁三角”，是古代中国社会稳定结构的基石。

    道统是社会秩序的理论表述，是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大众教育的真正创始人，孔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树立社会政治、道德理想，培养君子人格。从《论语》中的核心观念，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中庸之为德也”“克己复礼为仁”等即可看出，他教育学生的重点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及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方面，而不是一般的生产技术（技艺）。对于那些关注耕种稼穑谋生手段之类事情，孔子很不以为然（例如“樊迟问稼”）。孔子的教育理念，奠定了古代中国教育的基本范式，并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教育的根本在于育人，而不是教学生技艺以谋生。这是师与工匠的本质区别。孔子的伟大也正在于此。韩愈所云“师者传道”，正揭示了古代中国教育的本质特征。

    我们不禁设想，倘若没有那些振铎舌耕的师，数千年华夏道统何以承继？源远流长的煌煌学术何以存留？由此可谓：道之所存，亦赖之以师也。

（摘编自章启群《“师”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教育大战略的一点思考》）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中，文化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树立文化自信需要加强文化传承，而文化的传承要靠人。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日益成为教育和交流的主要手段。例如，一位教授的讲演，通过视频可以即时让无数观众收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其的依赖日益加深，也逐步将其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手段。同时，教授的讲演虽然通过视频能让人们听到声音、看到动作，但讲演人的感受、感情和言外之意还是会有所流失；缺乏现场氛围和互动，受众的收获必打折扣。此外，还有人认为，书籍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对于这一观点也应辩证地看。有了书籍就一定有文化传承吗？在当今时代，有多少人愿意认真去读《论语》《孟子》《尚书》《周易》，又有多少人真的把握了书的真谛？还要看到，书籍记录的思想和文化每倒一次手，就可能丢失一部分信息，甚至扭曲一部分信息。所以说，文化的传承靠人，靠人与人之间以“情”进行联结和沟通，其他的媒介和方式都是工具、手段，起辅助作用。

    人们传承文化，主要通过家庭、学校、社区等渠道。以色列就成为中东的强国。它靠的是什么？就是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文化传承。中华民族在这也有几千年的经验积累，需要后人发扬光大并赋予其时代意义。

    学者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和地位，需要引起重视。首先，学者要成为文化宝库的看门人，对库里的东西要一清二楚，尽量防止“宝贝”丢失。其次，学者要成为文化宝库的导游，熟悉宝库里的“宝贝”，就像导游熟悉景点、路线及其掌故、文化内涵等一样。最后，学者要成为文化传承的警醒者和指路牌，告诉人们每条路将通向哪里。回顾历史，在中华民族奔向“理想国”的漫长征程中，孔子、孟子思考的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要走哪条道路。明朝中叶，当整个国家陷入黑暗时，王阳明几经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提出了“致良知”，让很多人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深埋着的“良心”会照亮世界。因此，学者在文化传承中肩负着思考国家和民族未来之路的重任。

    文化的传承既然靠人，自然就要靠“话”﹣﹣活生生的、人人能上口的话语。现在有关儒、释、道和西方文化的书汗牛充栋，其中“话少”而术语多，平易的话少而艰涩的话多。文化传承的“话”应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包括汉语还不太好的少数民族同胞一听就懂、懂就记住、记住就做。我们今天常说的“天理不容”“丧尽天良”“天地良心”“知行合一”，都来源于宋儒、明儒，这些话至今还活在老百姓的嘴里、心里。我们需要一大批学者在书斋里做高深的专业性、基础性研究，这样才能不断输送思想养料。但学者们也应认识到，要让思想文化对老百姓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就需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普及到民众中，防止“术语越来越多，读者却越来越少”。

（选自201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土贡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上古时期，贡赋一体。春秋时贡、赋开始出现分化。至秦汉时，土贡已独立于赋税之外。与藩属贡及土司贡不同，其形式主要是各地将地方特产以实物形式上交朝廷或直接交给皇室。明代，土贡制度已较为成熟，且贡物折银也随一条鞭法的施行而得以推广。

    清代的土贡制度，在明代基础上不断改革，到乾隆年间大体趋于稳定。部分土贡物品由无偿交纳改为有偿采买。具体说来，可以确定有偿采买的部分主要是东北土产、织造贡物及密云等地“打捕户”猎得的鹞子、野鸡等活物。这部分土贡，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为国家和皇室采购或生产所得。其余各直省土贡则无论是征实物还是折银，都与田赋类似，仍为对皇室或国家的义务与负担。此种变化，《皇朝文献通考》有“旷荡之恩，洵千古所未有也”的评价。虽然有偿征收的土贡只是一小部分，但是这种性质上的转变，在中国土贡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

    与前代相比，清代土贡的种类与数量有所减免，余下的则多数折银征收。清以前的土贡，往往数量庞大，名目纷繁。《通典》所列唐代天下贡物详细清单，有洋洋四千余言，种类令人眼花缭乱。清代考虑到内务府贡中新增东北特产的庞大比重，对前代土贡有所减免。清代东北土贡大幅增加，除典章中记载的人参、貂皮、东珠三项外，尚有粉子蕨菜、蜜饯山楂、蘑菇、野菜、蜂蜜、米面制品、熏制肉食、兽类、鹰隼、各种活体观赏动物、军器原料等品种，反映出满族统治者对于故乡土产的特殊偏爱。

    清代土贡，各省每年入贡次数不等，承担的贡额亦不等，承担种类较多的省份，每年每次所贡的物品也不尽相同。贡品既是提供给皇帝与皇室的东西，其规格自然非比寻常，必须是同类物品中的佼佼者。当贡品的品质、大小等不合要求时，一般的做法是饬令补换，严重者要追究承办官员的责任。

    一般来说，贡物抵京，会由不同的机构根据固定的程序进行检验和查收，然后由内务府或者户部奏报给皇帝，皇帝同意收取则贮库留用。种种贡物的备办、起运到抵京贮库，皆有定制，解员的安置和返回也各有规矩。贡物收讫，大体有消费、赏赐、祭祀和售变四种用途，而同一贡物也有可能同时具有多种用途。东北所贡的各类动物毛皮，除消费和售变外，嘉庆时每年还从售变部分中取一部分貂皮交衣库做成貂褂，由内务府草拟，皇帝钦定名单与等级，“赏卖”给在京大臣、御前侍卫与乾清门侍卫，让他们“先赴银库交价，后赴皮库领取”。

（摘自2015年3月21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生命的态度

朱良志

    ①朱光潜先生在谈到审美态度时，曾以古松作比喻，说人们对待古松有三种态度：古松是什么样的松树，有多少年份了，这属于科学的态度；古松有什么样的用处，这是功利的态度；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古松，发现古松是一种美的形式，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这是审美的态度。在审美态度中，古松成了表现人情趣的意象或者形象。

    ②其实，在中国美学和艺术观念中，存在着与以上三种态度都不同的第四种态度，古松在这里根本就不是审美对象，而是一个与我生命相关的宇宙。我来看古松，在山林中，在清泉旁，在月光下，在薄雾里，古松一时间“活”了起来，古松成了一个瞬间形成的意义世界的组成部分，我的“发现”使古松和我、世界成了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

    ③这第四种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用“活”的态度“看”世界的方式，或许“看”还容易引起与外在的观察混淆，称为一个“活”的“呈现”世界的方式也许更合适。之所以说它是“生命的态度”，是因为它的核心是将世界（包括我与外物）从对象化中解脱出来，还其生命的本然意义，在纯粹直观中创造一个独特的生命境界。

    ④这里的“态度”，又可以说是无态度，它的观照方式其实就是要去除态度。人总喜欢站在世界的对岸看世界，世界在我的对面，是被我感知的存在物、消费的客体、被我欣赏的对象。用这样的态度看世界时，人好像不在这世界中，成了世界的控制者、决定者。而“生命的态度”，则是由世界的对岸回到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与我的生命相关。

    ⑤王维《辛夷坞》诗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在幽深的山林中，泉水淙淙流淌，溪涧边芙蓉花自在地开放，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落，这是一片寂静幽深的世界。又如王维《栾家濑》诗写道：“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在飒飒的秋雨之中，白鹭自在上下，诗人写的是自己的生命感觉。在这里，没有外在的“物”，没有被观的“景”，没有观照的主体，没有被观的对象。在诗人当下的体验中，人与世界共成一“天”，共同形成一个生命宇宙。这个世界，中国美学称之为“境”。

    ⑥中国艺术创造的这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有一些基本特点。它是艺术家在当下的体验中发现的，“境”是体验的真实。像王维《辛夷坞》《过香积寺》等小诗，几乎纯粹是山水花木的描写，没有人，甚至看不出有人的感情。其实，人隐在它的后边，这个生机世界是人在瞬间体验中“发现”的。“境”由心起，没有心灵的体验则没有境界，境界是心灵中呈现的事实。它是浑全的，人与山水草木等外在世界共同形成一个无分别的圆满世界。像吴历“一带远山衔洛日，早手秋影淡无人”诗中所呈现的那样，无人即有人，落日山影，草亭空阔，与我心浑然一体，没有分别，更无别虑，就是一个圆满的世界。最后出现在“境”中的人与山水草木是彼此相关的存在。“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凡常的小院，紧闭的院门，阴沉沉的天气里，寂寞的主人就坐在窗前，眼前是密密的小雨，满目的苍苔。在这里，苍苔、小雨、庭草，都成了诗人的对话者，是与自我生命相关的存在者，由这样的存在者共同构成一个意义世界。

（有删改）

谈谈读书时的思考

    为什么读书？通常会有四种情况：一是为休闲而读书。随便翻翻，看看小说、散文或非专业的书。二是为兴趣而读书。对某个领域有兴趣、为了解某个方面的情况而读书。比如出国或国内旅游，要了解目的地、景点的情况。三是为学习而读书。要完成学习任务、为了考试或者要求写体会文章而读书。四是为研究而读书。也就是为研究问题、做学问而读书。我所说的读书思考，主要是讲为学习、为研究而读书时的思考。

    为学习、为研究，肯定要读书。尤其是为了研究还必须读很多书。张培刚先生在哈佛大学写博士论文，9个月时间翻阅了200多部专著，涉及180位学者，最终论文得了威尔士奖。

    为学习或研究需要很认真读书，为了说明或检验读书认真，有的还要求整段整篇地背下来，有的还写读书笔记或体会。我认为，为学习或为研究而读书，判断其认真程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记忆，读过之后，记得书的主要内容，甚至能背出其中的段落和句子；第二个层次是理解，能够理解书中所传达的思想；第三个层次是思考。

    为学习研究而读书，往往有通读和精读两种方式，有时也会有选择地读或有重点地细读。无论哪种方式，都可以引发思考，都可以因为思考而读懂。

    读书时的思考，可能会涉及四个方面。

    读书需要平面思考。要把书、作者以及所处的时代结合起来思考。如何理解书的旨趣，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祥？为什么有时直截了当、有时却环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似是而非？需要结合时代背景观察，必须历史地看，必须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中看；需要结合作者的人生、风格、追求看。只有这样，才能把书的中心思想理解准、理解深、理解透、理解到位。

    读书需要总结思考。一本书总是有一定篇幅的，无论是通读还是精读，必须抓住重点，总结概括出书的主题、中心思想、所运用的主要方法、最能引人注意的创新点或亮点。虽然作者、出版单位在推介时会讲该书的看点，包括写作意图，也会有专门的书评，甚至包括其他人的读书笔记和体会文章，但这些只能帮助我们理解，不能代替我们思考。

    读书需要关联思考。要把所读之书与同类书籍、文章联系起来读，与相关领域的学术体系、学科前沿联系起来思考，搞清楚该书的学术地位、学术价值、原创水平和实际贡献，建立起“由点到面，以面看点”的分析框架。

    读书需要启发思考。无论是为学习还是为研究而读书，目的总是要提高自己的。读书的最高境界是启发性思考，要一边读一边想。通过读书我们想到了什么、悟到了什么。通过读书我们是否受到激励、触动与启发，这是对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书读得怎么样的最好回答。

不管是要找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还是查明天花板上水印的来由，我们通常都要考察可能的解释。比如说天花板上的水印，是屋顶漏水了？还是管子漏水了？我们可能会这样推理：“这个水印在厨房天花板上，正好是在浴室的下面，所以很可能是管子漏水。”现在到楼上去检查一下，如果发现了漏水的管子，那么就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对于水印的最佳解释是管子漏水，当然，也可能屋顶和管子同时漏水。

这个简单而实际的例子展示了科学研究的推理过程：提出各种假说，一个一个地排除，直到得出最佳解释。地质学的历史为科学研究如何运用这样的推理过程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
地球已经有上亿年的历史、大陆在漂移，这些都是非常惊人的发现。它们被接受的过程是漫长而复杂的，要求仔细的观察、改良的技术、大量的集体努力以及在很多学科中共享知识。地质学最近的发展历史就展现了这样的过程。

1912年，德国科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提出了板块漂移理论来解释这个明显的事实——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看上去好像很吻合。但是在他之前的理论家，通过观察过去的地图，也推测这些太陆原本是连在一起的。魏格纳对这一理论的补充是，在两个大陆相对应的边缘，岩石的形成和动植物化石都非常相似。因为他不能提出一个解释或者模型来说明像板块这样巨大的东西是如何“漂移”的，他的理论遭到了普遍的拒绝，甚至被嘲笑。虽然他的理论解释了一些观察到的现象，但是并没有被采信，因为它与当时人们所相信的关于大洋和大陆的物理结构方面的观点不一致。拥有可接受的解释模型是科学断言能被接受的重要标准。

魏格纳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被美国地质学家哈雷·赫斯复兴。赫斯提出，最近发现洋中脊在延伸，而大陆居于板块之上，因此板块应是由底层的地慢缓慢运动的“环流”所推动的。赫斯也承认，这个理论一开始只是猜想，并且与现有的理论相悖。但它确实是可以从现有知识中推断出来的最合理的理论。

赫斯的理论为魏格纳的观察提供了一种解释，也解释了不断出现的惊人的异常——根据现有理论不能得到满意解释的数据——比如岩石的磁性定向。人们发现，玄武岩（由火山爆发所形成的岩石）包含磁铁矿，而正如这个名字所显示的，其行为模式让人感到它像是由小指南针所构成的。在玄武岩温度很高、尚未凝固之前，它们总是指向北极。基于一些尚未被理解的原因，每隔几百万年，北极和南极就调转方向，先前指向北极的指南针，将会在调转之后指向南极。因此，玄武岩中的磁铁矿可以揭示它凝固时极点的位置。

此外，磁铁矿的定向不仅是水平的，也是垂直的。当它们凝固的时候，玄武岩越是接近极点，磁铁矿的“指南针”的定向就越垂直，不管是接近北极还是南极，在赫斯发表其学说的那个年代，地磁数据存在异常。大量的地磁数据表明，相较于它们现在的位置，接近于赤道的岩石是在更为接近极点的地方形成的。因为大陆运动的理论尚未被接受，所以对于这些观察缺乏适当的解释。

不过，赫斯的理论还是展示了一个成功的新理论模型的重要特点：①它应该能对现有信息提供更全面的解释，包含对目前尚不能理解的现象的解释；②它应该能够提出新的、可以被测试的预测。赫斯的理论成功地实现了这两点。美国《地质服务》上的一篇文章对此总结道：“1962年，赫斯明确地意识到仍然缺乏坚实的证据来证实他的假说，因此无法说服虽然倾向于接受但是仍然存有怀疑的人。然而一年之后，范恩·马修斯对于海底磁条带的解释，以及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他的海洋勘测，最终提供了证据来证实赫斯关于海底扩张的模型。之后的年代测定研究表明，离洋中脊地壳越远的海底存在的时间就越长，赫斯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最后，更完善的地震数据证实了赫斯的假说。他关于海底扩张以及洋中脊的基本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还应该指出，赫斯的理论不仅符合新的数据，而且还展现了巨大的解释力。板块构造理论对地震、山脉形成以及火山现象都提出了新的解释。这样的理论是富有成果的，即一个理论具有支持很多研究的潜在能力，以及提供大范围内的解释性洞见的能力。

（摘编自莎伦·白琳等《权衡：批判性思维的探究与应用》，仲海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