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书法理论诞生较早，始见于汉代。崔瑗所谓“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蔡邕所谓“书肇于自然”的书法评论，可算是书法理论的萌芽。此后，“自然”二字出现频率极高，且在不同时段、不同理论家的认知中有着不同的内涵。

    汉代的书论中，“观物取象”意识普遍存在。在此观念下，当时的书论家不但关注汉字点画形状的书写方法，而且注重以自然物象来对应说明点画的形状与面貌。到了魏晋，书论对点画的描述更加微观细致。卫夫人《笔阵图》中提到“横如千里阵云”“点如高峰坠石”，以自然之形比附书法之形；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中的“屈脚之法，弯如角弓之张”，则揭示了书法点画形状与自然物象之间的相似性。这种从形状上把自然物象与书法点画紧密相连的理论，属于第一自然——“眼中自然”。在后世有关“永字八法”的讨论中，这种理论被进一步细化，但对自然内涵的拓展上并没有多大进展。用这一自然概念理解书法，具体可感，真实可信，但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毕竟有限。因为，它只能停留在书法具体点画外形的层面，一旦超出点画外形，进入到点画姿态以及整个字的造型与姿态问题时，这种以物对应的办法就陷入了尴尬。于是，书法理论的构建中就出现了“第二自然”，即“胸中自然”。

    “胸中自然”基于生命意识与书法审美。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用自然物象来喻说书家的个人风格，并以此来表达不同书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象，如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到了唐代，孙过庭《书谱》中讲到书法“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这就是说，书法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视觉感官上的相似性，而是自然与人心妙合的产物，需要感受与体悟。

    怎样将胸中的“第二自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呢？这就进入了基于法道观念与心性表现的“第三自然”——“手中自然”。宋代以后，在尚意思潮的影响下，书法的主要追求已经不是妙悟自然，更不是眼观自然，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以及表达方式上的“自然而然”。苏轼的书写状态“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便是他本人真性情、真情感的流露。此类作品，字如其人，人如其字，一切都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即为自由自在，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历代书家正是在观察、体悟、回归自然的过程中，提炼了书法的点画样式，丰富了书法的生命意象，升华了书法的审美境界，终将书法内化为书家的人格修养和心性表达。

（摘编自史忠平《中国古代书论中的“自然”变迁》）

    书斋，顾名思义，是读书的房间，同时也是藏书的地方，还是书写的地方。读书、藏书、书写是书斋的基本功能。后来，文物古玩的收藏和鉴赏常在这里进行，诗词歌赋和书法绘画乃至篆刻的切磋和研讨也常常在这里进行。书斋是以个人名义建立，以主人和密友为主体，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书斋姓“文”，所以别名称作“文房”。

    早在春秋时期，与朝廷兴建的学校﹣﹣“官学”不同，诸子百家兴私人讲学之风，诸子家中的讲学之处往往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这应该就是书斋的雏形。汉代儒家学者和诗赋作家，均有自己的书斋从事文化艺术活动。因此，可以说汉代是书斋兴起的时期。唐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时期，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

    在中国传统宅院中，书斋往往是民居中唯有的精神场所。它一般位于宅院的僻静之处，如有后花园，必与之相邻，以形成高雅恬淡的良好环境。

    书斋有三大特点。一是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书斋的主体﹣﹣读书人或做学问的人，在这里藏书，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思索；以往优秀的文化，在这里以研读、考证、校注、阐发的方式得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在这里化整为零，熊熊燃烧，然后又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使文化得到最好的传承和发展。二是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书斋是个人的领地，是书斋主人个性得以施展的空间。在这里，他们的创造力得以迸发，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使得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不断有闪动的灵光。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书斋宜明朗、清静，不可太宽敞。明净可以使人心情舒畅、神气清爽，太宽敞便会损伤目力。窗外四壁，藤萝满墙，中间摆上松柏盆景，或剑兰一二盆。石阶周围种上青翠的芸香草。书斋中宜设长桌一张，放古砚一方，置笔筒一个，墙壁上挂古琴一把；书斋右边设一书架，书架上陈列《周易古占》等书及字帖画卷。人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在逐步衰减。有些人认为，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书斋也将被“读图时代”的电脑和网络所替代。然而，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趋势上看，在新的时代，书斋仍将成为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必然促进精神文化生活品味的提高，这为书斋的普及提供了基础。

    今天，历史传统和科技时尚在现代书斋已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书斋永远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摘编自《书斋》）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促进，有利于文学的发展，也有利于批评家和作家共同成长。这种批评与创作相互砥砺的传统，一度是文学活动的重要促进力量，文学史上不乏批评家与作家共同成长的典型案例。19世纪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与果戈理之间的砥砺前行，中国的文学理论家茅盾和作家姚雪垠之间的相互促进，都是文坛佳话，广为传颂。

    这种优良的传统面临着失落之虞。究其原因，社会环境、文学体制、评价机制，各种因素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其中最为直接的因素，是外在的文学生态对批评家和作家文化心态的影响。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各种物质利益诱惑巨大，很大程度上导致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浮躁心态。如此一来，批评活动很多时候就缺少了批评家与作家沉潜之后的冷静、深入与真诚，而变成千篇一律、千面一孔的表扬与颂赞，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砥砺少而又少。

    发扬批评与创作相互砥砺的传统，首先需要保持对文学的虔诚之心。无论是批评还是创作，他们的对象都是文学，都是基于文学的基本规律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批评家和作家都应葆有专业精神对待这种文学活动，切不可将其作为获取名利的工具。

    其次，需要保持“同情之理解”。作家与批评家的互促共生关系，要建立在最基本的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批评的目的，不是一味地吹捧，也不是刻薄地挑剔，而是基于对作家作品本身以及时代文学思潮客观公允的评价和定位。文学批评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因此，批评家在从事批评活动时应格外慎重，对作家作品给予足够尊重。对于作家而言，批评家以其专业理论视野观照文学作品，会有其独到之处，他们常能发现作家未能达到的重要视角与表现深度，促动作家挖掘自身创作的更多可能性。

    再次，需要保持“距离式观照”。作家与批评家虽是共生互动关系，但需保持各自的独立性。批评家和作家都是创作的主体，只有保持主体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创作的独立价值。批评家和作家，在生活中可以是朋友，相互了解与熟悉固然有利于对作品的理解与把握、有利于对批评的认知与吸纳，但面对文学时，拉开适当距离，才能保证审美评价与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与准确性。

    此外，需要保持“超越性情怀”。批评家在批评具体的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时，要以更加高远的文学视界，对作家的创作进行全面的解读，进而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拓开更加宏阔的境界和格局。从作家角度而言，具备超越性的情怀，不仅能够发现其中可以借鉴的真知灼见，而且善于在其上触类旁通，生发出更多的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无愧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杰作。

（摘编自韩传喜《批评与创作当相互砥砺》）

    2018年2月，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英文版三部曲（《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将分九卷陆续出版，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大事。中国人有“侠”情，且认为“侠”可以超越文化边界。西方文化中亚瑟王的圆桌骑士、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以及风靡当下的银幕上的超级英雄，在我国都有“侠”缘。

    但是，侠不是骑士，甚至不是武士。不管是骑士，还是武士，都是某种权威——往往是封建领主给予的一种身份。而侠，非身份，亦非职业。侠，其实是一种态度、一种行事方式。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太史公的看法，其实太过理想主义。在笔者看来，侠不见得真有如此伟大，反倒是韩非子的话更为直接，“侠以武犯禁”。侠，是无视“禁忌”的（“禁忌”有好有坏），这种“无视”也自然是双刃剑，是一种直接、狂放的行事方式。

    侠讲究的是豪放不羁、快意恩仇。这种“豪放不羁”，如《笑傲江湖》所描绘的，不贪高位，不惧追杀、不恋亲情，只愿与知己合奏一曲《广陵散》。侠的“快意恩仇”，如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洪七，他收了贫女一个鸡蛋后，冲入王府杀了一众刀客，为贫女的弟弟报了仇，自己则在交战中被削掉一个手指。洪七是侠，他做事的原则不是“付出与回报是否对等”，而是，做这事，心里是否“痛快”。相比之下，《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载诸人，虽勇猛如聂政，忠义如豫让，慷慨如荆轲等，都算不得“侠”，因为他们把做事看作一种工作，而工作讲究的是按劳取酬。

    侠讲究的是一份担当。在徐克电影《七剑》中，被清兵追杀，身受重伤的傅青主，对无助的村民们说，“上天山，找帮手！”为什么天山上的剑客要帮助素不相识的傅青主和村民们？因为他们是有担当的侠。电影《佐罗》中，迭戈代替遇刺的好友前往南美行总督之职并化身蒙面侠佐罗行侠仗义，解救被欺压奴役的殖民地百姓，也是一种担当。

    侠，其实很少存在于武侠小说所热衷描绘的江湖门派中，因为那些根本就是“地下政治组织”，而不是“豪侠”的聚集地。“千秋万代，一统江湖”，与其说是武侠的宏愿，倒不如说是野心家的梦想。如果说《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中的帮会还有个“反清复明”的宏大目标，则《笑傲江湖》中的各大门派的纷争，则更是把“江湖”这个会党互相倾轧的修罗场，揭露得淋漓尽致了。武侠小说虽妙，但其对大众的影响力显然还是不敌武侠片。可惜的是，近年来，中国武侠电影势头亦渐弱。西方之侠，却风头正劲，蝙蝠侠、蜘蛛侠、钢铁侠、闪电侠、神奇女侠……一众奇侠不仅在各自电影中大显神通，更时不时地联合作战，《复仇者联盟》《正义联盟》等等，让观众应接不暇。

    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学、电影艺术作品中的侠士，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他们，他们是正义的化身，他们代表着善良，勇敢，不畏强权，不慕金钱，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本领、勇气和责任感。他们能为人们所不能，解救弱者于危难之中。他们身上，寄托着人们善永远打败恶、正义永远主宰世界的希望。

（摘编自王伟滨《中国武侠走进英语世界》）

    地理环境、区域差异、族群分布、文化区隔等对于文学活动有不同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将反映到作家个性、作品风格、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族群特征、区域传承等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上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北方《诗经》和南国《楚辞》的不同文风，认为前者“辞约而旨丰”，后者“瑰诡而惠巧”。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明确将地理环境、种族与时代并列为文学生成“三要素”。

关于文化地理差异带给文学创作的功能性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做过阐述。他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一个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习惯，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长久地保持下来并渗透到人们精神的各个领域。”事实正是如此，地理环境以及据此而来的综合性人文氛围，不仅影响到区域习俗、文化传统、作家性格等，而且还会作用于文学文本的传播路径和接受方式，而这一切都将以文学作品的题材、主题、语言、文体、风格诸层面的综合指数为核心。四川乐山依山抱水的开阔环境造就了郭沫若豪放不羁的性格特征，凤凰封闭唯美的自然环境塑造了沈从文敏感柔弱的个性心理。

地理区隔所造成的重要文化延异表征之一，便是语际交往中的非对称性。语际交往实际上指的是不同语种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其中自然包含了不同区域不同语种间的文学对话。语际交往过程中的非对称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语际交往中暂时处于强势地位的语种对相对弱势语种的强迫性渗透，二是不同语种之间相互翻译或转译的非饱和性和不完满性。文学语际交往中存在着的“语言霸权”问题。比如西方的主流语种——英语对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的霸权。我们有理由预期，英语霸权地位还将持续下去，据此进行的关于文学本质的种种讨论也会受到英语表达惯性的牵制。

    造成语际之间文化交往不对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经济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实力强大或较强的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主流语种文学在文化交往中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这种“财大气粗”的交往原则的文化效应古今皆然。其次是政治原因。说到底，政治影响力仍以经济增长力为基础。经济发展了，政治强大了，说话的分量自然就加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语言的广谱性常常成为政治地位的象征符号。其三是文化原因。语言和文化密切相关，准确地说，所有语种的语言都是文化的产物。

跨语际交往通常隐含着跨文化对话机制的“异地原理”。犹如巴赫金所言：“在文化方面，异地是理解最有力的手段。只有通过另一种文化的视点，一种外国文化才能完整地、深刻地表现出来。”他同时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被绝对翻译，文学语言尤其如此。法国的舍普等人则认为，文学语言的翻译未必要追求绝对性，不饱和翻译或许正是语言艺术交往互动的诗意所在。他明确指出，“文化有一种珍责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区域性的东西。技术相反，某些技术语言是世界性的语言。技术与文化的不一致，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这种可译又不可全译的文化征候，在语言论转向之后或许会变得更加突出，并可能由此加剧全球化时代文学语际交往的挑战性。

（摘编自龚举善《文学本质多向生成论》）

评论家的角色

    ①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虽有专业评论家，但没有职业评论家。职业评论家的养成，有赖于激浊扬清的舆论环境，相对优渥的稿酬回报，实施完善的版权法制，以及不为人情所累的公序良俗。而国内普遍存在的是“兼职”评论家，主要有三类：一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人员；二是各级政府部门主管的学会和课题评委，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构成一个特别的要津序列；三是体制内外的“独立”评论家，有其他“谋生”之道以全身。至于纯为宣传炒作的吹鼓手和段子手，则不堪评论家之誉。局面如斯，评论家要拭亮本真的性命颜色，发出坚韧的真理之声，认清守持的身份角色，就显得尤为可贵。

    ②然而当下，在社会泛娱乐、全民爱表演的大舞台，身处一隅的评论家，如尚能不为秀场所动，恐怕已是难得的操守。时髦华丽的影视圈，“捧杀”与“棒杀”仍轮番不倦；外热内虚的戏剧圈，为延续“家业”而彼此加持，其所余留的“捧杀”，也许还算是一种温柔的进步。实际上，爱“看戏”与爱“演戏”的交会，向来都传统有自。但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无论戏里戏外，这种观演互动所应有的边界理性与高尚格调，始终没有健全起来。一个尴尬的视盲在于，“经院派”的理论家尽可高蹈于书斋，“经世派”的评论家却必须出入红尘，近察遥观，针砭冷暖。但如果一个评论者的出场只有“姿态”而没有“态度”，如果他的言说只安逸于贩卖仿制古董的山寨货，或沉溺于拼装舶来术语的二手货，他在文艺群芳谱中能获取什么令人尊重的角色？

    ③评论家的存在感，不在于扮一个在海边数贝壳的渔夫，有太多文秘和娱记可以胜任；评论家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冒险家”，他要在艺术家们筑起的作品群屿中，开辟自己的航路，树立自己的旗杆，绘制自己的地图。换言之，评论也是创造。这就意味着，勇于发现、探求真理、秉笔直书，是评论家的天职。

    ④但是，为什么各种作品盈耳夺目，各种评论也浩如烟海，优秀之作却越发稀见？有人说，国民文化素质不高，艺术创作不理想，文艺批评也就好不到哪儿去。是这样吗？评论家就是这样委过于人，得过且过，无过则喜吗？竹篮打不了水，破布织不成锦。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但事实每每令人诧异。比如一个剧团，内设艺委会，外聘专家组，仍免不了奇葩之作，它们或内部试演即收，或两场三场则罢，即便是有幸获得资助“风光”一时，却转瞬即逝，末了谁也不会记得半点泡沫。请问，那些滔滔不绝的评论家们，真的“在”吗？

    ⑤这的确是个全民评论的时代，谁都可以也有权对任何作品评头论足。（a）专家在各类艺术节会、项目资助中，也肩负着评论家的重任。（b）但仍有相当作品“三稿五稿不如一稿，七稿八稿不如不搞”，现场一观，不忍卒睹，造成大量人财物力的浪费。（c）骑墙派的评论者总爱讲什么“见仁见智”，似乎左看这部作品不好，右看也是好的，捣糨糊，和稀泥，你好我也好。这不是评论家，是诡辩家。（d）问题在于，文艺创作的特质注定了其带有不可复制、不可计量的灵感性和天赋性，作品的成功与否，固然“勤奋”是某种必要条件，却非充要条件。我从来主张，一部作品如果初稿扎实，则具备了愈臻完善的根基；否则诸如七稿八稿、“改好了就是好戏”的说法，纯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十年磨一剑”的前提，它得是一块好铁，而非一堆烂絮。非常遗憾，许多作品起点便皮之不存，但是评论者或评委们却 “曲尽衷肠”，任其方枘圆凿甚而南辕北辙，遂真话不出而庸作不止。

    ⑥我们亟须呼唤良心评论家的慧识与担当。某些评论家只能美其名曰“社会活动家”，而不是艺术批评家。这都是信奉所谓“功夫在诗外”的拱手师爷、袖手先生，真才实学者少，滥竽充数者多。评论家必须是一个专业且敬业的“治水家”，守住创作的生态之堤不使溃决，是以方有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⑦评论家本当大有作为。不过，评论者倘不被人讥为无行的“文人”或谄媚的“骚客”，他就必须要有深厚的修为和独立的思想。事前围观，事中拍手，事后推责，于公无补，且人格尽失，要评论家何为？严肃深挚的评论不是街谈巷议，评论家也不是网络 “水军”，他要有生于忧患的情志。评论家也不是戏迷，不是票友，他要有穿石掘冰的审辨。评论家不是古旧货囤积商，不是快销品推销员，而是思想王国的缔造者，是一个 “预言家”。他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明人所未明。艺术家必要有他的创造，则评论家必要有他的发明。鸿蒙开辟至今，发明即是创造。

    ⑧评论家在“冒险”中拓展新路，在“治水”中守护良知，在“预言”中启示未来。日影迁移，太阳有常。常道若废，则万象失真。归根结底，评论家天然就是一个行走无垠的思想家，是真理的捍卫者和黑夜的秉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