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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7届江西鹰潭一中高三上期中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家国天下情怀、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民间风俗文化的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建筑中的“中国红”、中轴线、对称与不对称美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演的四大发明、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采用的“中国红”,皆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元素在现代的展现。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民族的也是国际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演绎中华文化元素并获得成功,便是一个例证。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质素,它发育并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  B、中华文化门类众多、级次不同,各有不同的个性化元素。如“吉祥、灵动、热烈、圆满”属于民间风俗文化中的个性元素,“刚柔并济、讲究武德、技艺合一”属于武术文化中个性化元素。 C、随着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中华文化元素在世界视野的观照下,也被外域文化所吸纳,美国好莱坞动画片《功夫熊猫》《花木兰》夹杂着中华文化元素。  D、中华文化元素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元素。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世界上各种文字都是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汉字从象形文字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形声字便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文字。 B、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旺盛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有学者称之为“东亚的拉丁文”,可见其在汉字文化圈诸国影响之大。  C、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它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D、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具有原创性和传承力的特点,在古代,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中国长期是其文化供应国。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华文化元素蕴藏于中华民族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因此中华炎黄子孙身上就流淌着中国文化因子的血液,他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  B、中华文化元素依托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它无法独立存在,从来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 C、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既是经典的、又是时代的,因为它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同时又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D、开掘、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的敬畏感,提升民族的自信心、认同感。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书斋,顾名思义,是读书的房间,同时也是藏书的地方,还是书写的地方。读书、藏书、书写是书斋的基本功能。后来,文物古玩的收藏和鉴赏常在这里进行,诗词歌赋和书法绘画乃至篆刻的切磋和研讨也常常在这里进行。书斋是以个人名义建立,以主人和密友为主体,进行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书斋姓“文”,所以别名称作“文房”。

    早在春秋时期,与朝廷兴建的学校﹣﹣“官学”不同,诸子百家兴私人讲学之风,诸子家中的讲学之处往往白天是课堂,晚上就成了读书的地方。这应该就是书斋的雏形。汉代儒家学者和诗赋作家,均有自己的书斋从事文化艺术活动。因此,可以说汉代是书斋兴起的时期。唐代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时期,如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就是典型的文人书斋。

    在中国传统宅院中,书斋往往是民居中唯有的精神场所。它一般位于宅院的僻静之处,如有后花园,必与之相邻,以形成高雅恬淡的良好环境。

    书斋有三大特点。一是文化传承的汇集点。书斋的主体﹣﹣读书人或做学问的人,在这里藏书,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思索;以往优秀的文化,在这里以研读、考证、校注、阐发的方式得以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之光在这里化整为零,熊熊燃烧,然后又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使文化得到最好的传承和发展。二是个性创造的发酵池。书斋是个人的领地,是书斋主人个性得以施展的空间。在这里,他们的创造力得以迸发,从而产生出新的思想,创造出新的艺术,使得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不断有闪动的灵光。三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书斋宜明朗、清静,不可太宽敞。明净可以使人心情舒畅、神气清爽,太宽敞便会损伤目力。窗外四壁,藤萝满墙,中间摆上松柏盆景,或剑兰一二盆。石阶周围种上青翠的芸香草。书斋中宜设长桌一张,放古砚一方,置笔筒一个,墙壁上挂古琴一把;书斋右边设一书架,书架上陈列《周易古占》等书及字帖画卷。人独坐于书斋之中,或对日吟诵,或秉烛夜读,于书斋里享受一份清福,从学问中得到一份快乐。

    进入21世纪,人们对传统的兴趣在逐步衰减。有些人认为,作为传统文化标志的书斋也将被“读图时代”的电脑和网络所替代。然而,从文化发展的宏观趋势上看,在新的时代,书斋仍将成为现代社会持续存在的文化现象。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必然促进精神文化生活品味的提高,这为书斋的普及提供了基础。

    今天,历史传统和科技时尚在现代书斋已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书斋永远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

(摘编自《书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中国的“德治”传统

    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德治思想,并形成德治传统。德治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代。关于德治的记载,最早成书于周代的《诗经》《尚书》中。《诗经》不少诗篇蕴含着前代圣贤以德治国的思想,《尚书》中提出了“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命题。要保住天命,就必须敬德,以祈天永命,勤政爱民,得到民众的真心归附。德治思想的另一含义是“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并非不要刑罚,而是强调实施教化,先教后罚,以刑辅德,不专以刑杀立威。“明德慎罚”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措施糅合,奠定了中国古代治国的基本理念。孔子继承周代的德治思想,强调治国要以礼乐为核心,突出教化作用。社会秩序井然,人际间和谐相处,是孔子希望通过德治达到的理想状态。

    德治思想是“周孔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世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探索,深化了德治思想的内涵。

    战国时,沿着孔子的思路,孟子提出了一系列仁政主张。他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提倡“省刑罚”,教育百姓做到孝悌忠信。西汉初,陆贾告诫刘邦。提出了“治以道德为上”的观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代德治思想定下了基调。他认为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刑罚,要通过教化培养人的是非荣耻之心,德治思想成为政治领域的主导思想。

    唐朝前期,隋朝二世而亡对唐初君臣是严厉的警示。唐太宗说:“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既要发挥道德教化的作用,也要发挥法律的制约作用,二者不可割裂,互为补充。在刑罚的施用上,唐初务在宽简。在唐太宗等人德治思想影响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遵循先人遗训,缓刑用仁,谨慎治国,天下大治。

    宋代理学形成阶段,德治思想深深打上了理学烙印。朱熹从人心的角度解释德治。仁心表现在政策上就是爱民如子、平易近人、爱惜民力等。理学诸子概括出了“三纲八目”的治国模式,期望君主志向确定而达到天下大治。理学家提倡教化,整肃人心,通过书院讲习等传授儒家伦理,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后世产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国家意识,与理学家及其追随者的讲学不无关联。 德治思想从确立始,历经几千年的演进,围绕“礼法并治、德主刑辅”的逐渐深入,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当今社会,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有人认为法治与德治不能并存,否定“以德治国”。古代社会提倡德治并非不讲法治,而是主张加强教化,做到礼法并用,宽猛相济。我们要借鉴古代重视教化的传统,为“依法治国”打下“以德治国”的根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人们的生活,使大家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选自2015年4月13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各题。

    ①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且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途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淹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书籍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记程碑。我们就现阶段的文化学术求前进,必定根据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做出发点。如果抹煞过去人类已得的成就,我们说不定要把出发点移回到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总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现新的世界。

    ②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

    ③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现在书籍易得,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曾过目万卷,“过目”的虽多,“留心”的却少,譬如饮食,不消化的东西积得愈多,愈易酿成肠胃病,许多浮浅虚骄的习气都由耳食肤受所养成。

    ④任何一种学问的书籍现在都可装满一图书馆,其中真正绝对不可不读的基本著作往往不过数十部甚至于数部。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做学问如作战,须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太多了,掩埋了坚锐所在,只东打一拳,西路一脚,就成了“消耗战”。

    ⑤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读书原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不能算是羞耻。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则如驰骋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俗,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现象,莫如说是一种文化养成或文化习惯。最初的“俗”,源于人的生存本能,体现出人对自然的生存选择与适应。当人的生存选择与适应“习惯成自然”时,我们就有了“俗”。“积习成俗”便是对“俗”之成因最原初的表述。

    “积习”而“成俗”,说明“俗”是特定时空中特定人群的“集体无意识”,是无需言明的默契也是无需理析的律令。随着人类社会组织日趋复杂且日趋精密,乡民社会的默契需要规范并敞亮为“乡约”,于是“约定俗成”成为“俗”的自觉构建。这种体现出乡民社会“民风世情”的俗,也往往成为“法”的适用基础。中国古人所说“王道无非人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俗,在一定语境中其实是人们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也是人们维护社会秩序的准绳。因此,“约定俗成”之“俗”往往又具有道德“约法”的指向,在我们这个格外看重“名正言顺”的国度尤其如此。《荀子·正名》曰:“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这句话让我们联想到“命名”这个词。对一个事物的指称以及进而的评判“合适”与否,可以“约之以命”,也可以以“约”代“命”。这种以“乡约”替以“天命”的方式,体现出荀子“人定胜天”的理念。

    无论是“积习成俗”还是“约定俗成”,都说明“俗”是一定乡民社会的内在秉性和价值取向。当外乡人试图与之交往或融入之时,“入乡随俗”就成为一个必要的沟通方式。“入乡随俗”是为着交往和融入的需要去附随某种文化养成;不过随着交往的深入,也有可能变“附随”为“追随”,通过“文化认同”而实现“身份归属”。但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入乡随俗”并不意味着放弃原有的文化身份,“随俗”作为“入乡”的权宜之举,是为着缩短距离感与释放亲和力。

    但是,“积习”也好,“约定”也好,“俗”的“群体性”呈现总有其“局限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说的是空间局限,“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说的是时间局限。固然,局限性决定了“俗”的特殊性,众多的特殊性又构成了“俗”的多样性并呈现出文化的丰富性;但显而易见的是,适宜某一社会的“俗”,对其余乡民社会可能“不宜”;某一乡民社会彼时之“俗”,也可能在时过境迁后变得“不宜”……“俗”的空间“界域”与时间“代沟”在交流之时,既可能交融也可能交锋。

    我国作为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古国,作为多民族一体化的文化大国,其最重要的构成特征就是在发展中丰富,同时又在丰富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动因是每一个体的“自强不息”,丰富的成因则是个体之间的“厚德载物”,前者意味着“奋发”,而后者意味着“包容”。也因此,“和而不同”成为众多个体保持个体特质又顾及和谐相处的“公约”。“公约”可为更大空域和更长时段的“约定”,成为众多个体超越一己“俗”念、求取“公约”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因超越局限性、特殊性之“俗”而被称为“雅”,如《荀子·荣辱》所言:“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位音乐家。孔子对音乐的兴趣与他对周礼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南宋史学家郑樵曰:“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孔子对周礼的倾心追慕和深入钻研,使他对“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

    “礼崩乐坏”之所谓“乐坏”,一方面表现为周代典章制度中用以昭示“以仪辨等”的用乐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贵族群体审美倾向的转移,即厌古乐而喜新乐。二者的实质,都是“乐”与“礼”的分离,即“雅乐”精神的失落。孔子适逢这段文化裂变期的时空中心,对行将失落的周代雅乐进行修复、改造和传播,是他必须面对的、不容回避的文化使命。

    “正乐”是孔子为纠正礼乐秩序倾颓采取的重要措施。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载:“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的“正乐”是对《诗》的乐章和音律的规范整理,使之符合周礼对雅乐的要求。

    孔子的“正乐”还包括对乐器使用制度的维护。《左传》记载:成公二年,卫国侵齐,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救了卫国主帅孙良夫,卫穆公想赏给他城邑,却被仲叔于奚辞谢了,而请求得到诸侯用的曲县的乐器和马饰。对于这件事,孔子认为,“不如多与之邑”,因为“器以藏礼”,曲县的乐器制度和繁缨的马饰,都是诸侯才能用的礼器,仲叔于奚本为大夫,因战功而拥有这些礼器是不恰当的。乐音和乐器在孔子那里,不仅是供人欣赏、上下和合的表演艺术,也是载礼之器、行礼之仪,因此孔子“正乐”的实质在于为乱世“正礼”。一提到“正礼”,总会有人把它与简单机械的“复古”联系起来,仿佛孔子总想以一己之力,紧紧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使其倒退到西周时代。其实不然。孔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礼记·中庸》)孔子对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一方面礼崩乐坏,另一方面复兴礼制的呼声四起,特别是理性主义、辩证思想的集中出现,为春秋士人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反思和超越提供了历史依据。

    因为“正乐”即“正礼”,所以孔子在谈及自己的为邦理想时,多次强调要“放郑声”。孔子说“郑声淫”“乱雅乐”,是因为郑、卫地区的音乐十分讲究艺术技巧,情感力量大于伦理力量,世俗的娱乐之情大于典礼肃穆之情,不符合周礼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的艺术精神。孔子对郑声的放逐并不意味着对音乐美学功能的忽视。事实上,孔子是第一个指出音乐美学功能的人。孔子说,如果没有音乐,礼的仪式就会显得质补无文。“文”这个概念在孔子的语义系统中是宽泛多样的,但无论是指社会文化还是指个人修养,都明显包含着感性形式美的意义在内。孔子所说的文,是包含了审美的,没有文,也就没有审美,没有音乐参与的礼是素的,是不文的,也就是不美的。“乐”之于“礼”的功能,是礼在形态世界中美的呈现。经过孔子整理发展的周代“礼乐”,“礼”不再是苦涩的行为标准,它富丽堂皇而文采斐然,它是人的文饰,也是导引人生走向理想境界的桥梁。

(摘编自赵玉敏《孔子和音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当代文艺审美中的“粉丝”与“知音”

周兴杰

    ①市场经济与大众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但改变了文艺的存在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欣赏习惯。“文学终结论”尚且余音未绝,又有学者提出了“粉丝能不能替代知音”的疑问,引发热议。

    ②“知音”一词源于钟子期与俞伯牙的故事。子期因为能听出琴音寓意,被伯牙引为“知音”。子期辞世,伯牙毁琴不操,以示痛悼。由此可知,“知音”的内涵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接受者能准确把握、解读出作品的主旨,从而经由作品,接受者与创作者在精神层面产生深度契合;二是以作品理解为基础,创作者与接受者形成相互依赖、相互需要乃至相互尊重的关系。在高雅艺术的欣赏中,接受者以能成“知音”为荣,创作者以能有“知音”为幸。18世纪美学学科形成之初,为解决“趣味无争辩”的难题,休谟也推崇批评家来提供“趣味和美的真正标准”。可见,“知音”的趣味早已渗透到经典艺术标准当中。因此,“知音”有意无意地被默认为高雅文艺的欣赏者。

    ③而“粉丝”这一名称则有些不伦不类,它是大众对“fans”一词自发的、戏仿式的音译。在最直接的意义上,“粉”或“粉丝”就是对某些事物的“爱好者”。如果仅在“爱好者”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话,那么说“我是莎士比亚的粉”也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社会成见和媒体引导,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粉丝”一度被贴上了狂热、非理性、病态等标签,当作对某些大众文化产品不加辨别的、缺乏抵抗力的消费者而受到非议。尽管现在人们能以一种理解的眼光来看待“粉丝”,但其被限定特指大众文化的欣赏者却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大众文化在使用中的确具备活跃的意义再生产功能,而且流行文艺也的确包含有别于高雅艺术的美学旨趣。因此,可以明确,“粉丝”的欣赏和“知音”的欣赏对比,它首先是一个趣味差异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品位高下的问题。

    ④知音精于深度耕犁文本,其文本辨识力自不待言。那粉丝有没有文本辨识力呢?通过深入粉丝的文化实践,研究者发现,粉丝对于特定文本是存在敏锐的辨识力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用“全庸”之名仿作金庸小说,以图鱼目混珠。结果读者去芜存菁,终使各式“全庸”尽数淘汰。有趣的是,金庸晚年按“经典”标准大力修改当年作品,不想费力不讨好,竟遭众多“金迷”抵制。由此可知,粉丝像知音一样,都具有敏锐的文本辨识力,并忠于自己的文本感受。但粉丝文本辨识的有趣一面在于,他们会因为极度关注某些文本的细节,而选择性地忽略其他细节。这种“专攻一点、不计其余”的辨别方式,主观随意性不言自明,与知音式文艺批评的理性、客观旨趣相去甚远。

    ⑤粉丝欣赏要求突破高雅文艺欣赏所规定的“距离”,使欣赏化为广场式的狂欢。粉丝欣赏的参与性更突出的表现是,他们不会仅仅停留在对小说、影视作品、歌曲等原作本身的欣赏上,还会进一步消费许多衍生产品,如印有明星头像的T恤、玩偶等等。如此,粉丝将文化工业提供的资源带入其日常生活实践,并在使用中完成文本意义的重新组装。与此不同,“知音”则更尊重作家的创作意图或作品主题,他们更像采矿者,努力掘开文本的岩层,提炼出深藏其下的金子般的创作主旨。

    ⑥伴随积极的参与,粉丝的生产力也释放出来了:他们不会停留在文本的消费上,而是以文化工业产品为资源,创造出数量庞大的、五花八门的新文本,如网络同人小说、模仿秀及流行音乐粉丝们的翻唱和MTV翻拍等,这种新文本有时会达到与原作不相上下的地步。而“知音”呢,他们的生产力主要表现在分析精辟的批评文本上,此外很难看到其他类型的新文本。

    ⑦由此可见,“知音”和“粉丝”不能相互替代。但是,将“粉丝”与“知音”并置,能建构一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使我们可以借此反观二者。二者并非没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不管接受什么类型的作品,都得有以文本辨识为基础的热爱。如果有了这份热爱,知音与粉丝未必是不能沟通和相互接受的。基于此,笔者以为可以提倡“知音型粉丝”和“粉丝型知音”,来构建这种相互映照的批判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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