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诗歌美学思想

    旷世奇才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苏轼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渊源。

    苏轼具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他在《题柳子厚诗》中写道：“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所谓“有为而作”，目的在于揭发当世政治的过失和社会中的种种不平，从而达到“疗饥”“伐病”的功效。苏轼的意图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不能一味地粉饰现实，阿谀奉承。苏轼在向哲宗皇帝申述自己因诗获罪的原因时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仍复作诗文，寓物以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这说明苏轼确是有意继承风、骚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揭发流弊、拯时救世。苏轼《答乔舍入启》中写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作者把文章重“体用”还是重“华采”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强调“以体用为本”。“以体用为本”与“有为而作”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苏轼文艺中儒家兼济天下思想的反映。

    苏轼认为诗画要传神，而满足于摹写物象，意尽句中，不是成功的艺术作品。对苏轼诗贵传神的见解，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其一、诗要传客观物象之神。苏轼《评诗人写物》云：“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其二、诗要有“超以象外”的远韵。“远韵”是“神似”的自然发展，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超以象外”的无限时空中，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与回味的余地，这就是“远韵”。其三、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苏轼《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只有处心于静境，才能摆脱动境的干扰，才能洞察万物的纷纭变化；只有置心于虚空，才不为成见所蔽，才能容纳万般妙境。唯其如此，才能写出体物传神、意境深邃的诗篇。而要使心境“空且静”。首先必须从烦琐的世俗事务中摆脱出来，使身心闲逸。闲逸才有空静，空静才有妙境和远韵。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但苏轼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天工与清新”。“天工”，意谓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凡出自“天工”者，必有创作者的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苏轼在评论诗歌时，常常用天工清新作为审美标准。在苏轼看来，自然清新的诗可以当餐，可以提神，清新是诗的生命，美的极致。苏轼“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及“法天贵真”等，就已道出了不事人工雕凿的“天工”的实质。在苏轼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正是“自然”或“道”。苏轼追求自然之美，实际上是以他最理想的、至高无上的“道”或“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

    上海滩上还滋生着“洋场恶少”。鲁迅说他们虽是文人，但在文学论争中从不说出“坚实的理由”，“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这就颇有些流氓气了。鲁迅曾这宿刻画上海滩上的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可见上海流氓也是既以传统为靠山，又以洋人的“章程”为依托的，而其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维护现存的“秩序”。所以鲁迅说：“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这宿，“流氓文化”也就必然构成20世纪30年代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鲁迅说其特点是将“中国法”与“外国法”集于一身，可以说它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恶俗的部分的一个恶性嫁接。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 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而流氓文化的最大特点也就是无理论、无信仰、无文化，“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算完事”。所以，流氓文化的“横行”本身就标示着社会的腐败、无序与混乱，这其实是一种“末路现象”，如鲁迅所说：“这些原是上海 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深厚的恶臭来了”。也还是鲁迅说得好：这样的“流尸文学将与流氓政治同在”。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再加上“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被这一“法则”所束缚。

    黄汲清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他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至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 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远大气田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夏，黄汲清率领甘肃探油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油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了沿线的地质。他们对玉门油田及周边地区做了详细调查，并向南进入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向北进入龙首山做穿插考察。这次重要的地质实践，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的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一批精英组成石油地质调查队奔赴新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地质调查，了解到天山北山麓带的油苗，有许多是源自侏罗纪的生油岩，如独山子的石油，这些生油层都属于陆相沉积。1943年他们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黄汲清展现了其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他确定“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他科学地预见：“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他有利地区，很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甚至更大的油田。”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1941年玉门、河西走廊的调查结果，黄汲清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往往是陆相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两个学说。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石油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黄汲清等人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亲自布置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做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橘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他坚信多年实践得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坚持实施松辽平原油气勘探。后来，大庆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摘编自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等）

    中华传统文化立足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始终关注社会和谐与人生幸福。这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历史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殷周之际出现了重要的人文转向，即由神本向人本转向以及人道主义思潮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此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从孔子开始，儒家就致力于以仁为核心、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构建。由此出发，便有“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仁爱万物”“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由人、社会至自然的层层理论展开，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切，无不体现着对理想社会和美好人生的向往与追求。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与儒家讲仁爱形成对照的是，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崇尚清静无为，主张返璞归真、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表现出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由此，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在拥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可以相融互补。在魏晋玄学那里，通过名教与自然之辨，二者实现了辩证的统一，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两汉之际传入的佛教在魏晋时通过依附玄学而走进中国思想文化。作为讲求“出世”的佛教，其根本宗旨是摆脱人生之“苦”而追求永恒之“乐”。这种对幸福快乐人生的追求，成为佛教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契机和基础。经过不断的中国化，佛教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华文化发展中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佳话。中国佛教关注现实人生，强调佛性与人性的统一，注重人格的自我培养与自我完善，形成了自身鲜明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儒、佛、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文化表现形态各有特色，却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三家的融合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圆融和谐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之在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习近平指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可见，我们要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内容，而且在传承中要有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传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之路。

    相对来说，宋代文化环境比较宽松，士人群体活跃，“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正是在这样相对开明、宽松的环境下，宋代社会充满活力，大师、精英辈出，由这种开放氛围孕育出一种开创精神。

    葛兆光先生曾说，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巔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的区别，简单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比较唐宋两代都城，能直观感受到两类都市格局和它所呈现的不同气象。唐代长安城的布局非常严整，而宋代开封相对来说商业气氛比较浓重。唐代居民住宅区基本上是坊式结构，“坊”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封闭的小区。而宋代城市结构，基本是一种长巷式、街区式的布局，是一种开敞式的氛围，南宋都城临安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话本小说，与市井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乃至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社会大众。当时都市的街头巷尾，活跃着一些讲史，说书的艺人，他们不仅是故事情节的传布者，也是文学作品的丰富者、参与创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众，也成为文学艺术的直接欣赏者和接受者。在道路通衢、瓦肆勾栏，有杂耍的、说书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兴的重要标志。

    通过读书、科举、仕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不同层次的交游圈，像真率会、同乡会、同年会等各种各样的聚会形式，层出不穷。有时，“耆老六七人，时相与会于城中之名园古寺，且为之约，果实不过三品，肴馔不过五品，酒则无算。以为俭则易供，简则易继。命之曰‘真率会’”。都市中的茶楼、酒肆，成为文人交往、会聚的场所。一些私人的花园、亭馆也成了士人交游访友的去处。士人也将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为重要的礼品彼此互赠。时人将此类以物相赠的活动，称为“人事”。

    在艺术旨趣上，“雅骚之趣”和“郑卫之声”同存，世俗匠画和文人画双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关怀，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着书卷气息，种种现象，都呈现出宋人生活中一体多面、雅俗相依的双重文化性格。他们“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通过这样的文化涵育，希望达致崇高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摘编自邓小南《大俗大雅：宋代文人生活一瞥》）

明朝羊肉的没落

李舒

    有一次看改编版的《水浒传》，记得是杜淳演的西门庆。勾搭潘金莲一折，王婆为他们置了一桌酒席，主菜是炖羊肉。导演还专门为这块羊肉准备了台词：“娘子嫌这羊肉膻？小人却喜欢。最喜欢羊肉膻。”这导演应该没有读过《金瓶梅》。

    《金瓶梅》里，西门庆吃羊肉的次数不算多，虽然西门府家中倒是常备，但多半都是给下人吃。第四十六回里，一碗烧羊肉是给唱曲儿的李娇儿的兄弟李铭吃的；给官哥儿准备的寄名礼中虽有“一脚羊肉”，但哪里比得上“四只鲜鹅，四只鲜鸡”的排场大。

    我小时不大喜欢吃羊肉，只有在冬季，独爱一味带皮羊腩煲。羊肉带皮吃，似乎只是南方习俗，我家中来了里下河地区（今苏中一带）的亲戚，见到羊肉带皮，都大惊失色。周作人的家乡绍兴也吃带皮羊肉，据他考证，韩熙载出使中原，中原人便问起了“江南何故不食剥皮羊？”由此可见，在五代时，江南便有带皮羊肉了。

    羊肉统治中国人的餐桌的年代，已在千年之前。《礼记》里明确规定，君主祭祀时，“牛、羊、猪”是必备，称之为“大牢”，这是只有国君和贵族们才有资格享用的肉食。“大牢”中，牛因为兼具劳动工具的地位，所以吃牛肉的机会便大大减少了。到魏晋之后，人们逐渐减少了家猪的饲养，羊肉开始真正主宰中国人的餐桌。南北朝时期的《洛阳伽蓝记》曾写道“羊者是陆产之最”。唐代《太平广记》中有关肉类的记述总共105处，其中对羊肉的记载就有47处，而猪肉只有12处。

    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热爱到达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著名的故事来自宋仁宗。《宋史·仁宗本纪》说仁宗皇帝：“宫中夜饥，思膳烧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想吃羊肉想到夜里睡不着，这大概对羊肉是真爱了。宋朝皇帝对于羊肉的需求确实很大，宋真宗时，御厨每天宰羊350只，仁宗时每天要宰280只羊，英宗时减少到每天40只，到神宗时虽然引进猪肉消费，但御厨一年消耗“羊肉43万4463斤4两”，而猪肉只用掉“4131斤”，还不及羊肉消耗量的零头。

    不过，到了西门庆原型生活的明朝，羊肉已经不如过去那么金贵和流行。万历五年，羊肉1斤卖0.013两纹银，猪肉的价格则是0.018两纹银；到万历二十年，猪肉涨到0.02两，羊肉1斤则需要0.015两。《金瓶梅》中，羊肉只做了一回主角。那是在第五十六回，贫寒的常二找结拜兄弟西门庆借钱，西门庆踌躇半日，借了十二两银子，说是“那日东京太师府赏封剩下的十二两银子”，这句话颇让人想起《红楼梦》里凤姐借给刘姥姥的给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常二拿到钱回家，却听到常二嫂的咒骂：“出去一日，把老婆饿在家里。”于是连忙取栲栳上街买了米和一大块羊肉回来。

    回家时，老婆在门口接转——可见期盼之殷切——道：“这块羊肉，又买他做甚？”常二笑道：“刚才说了许多辛苦，不争这一些羊肉，就牛也该宰几个请你。”

    看到这对寻常夫妇的柴米文字，我忽然鼻头一酸，半晌没说出话来。

（选自《意林》2018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