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回忆

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

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望着我笑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这样对地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这水，这沙滩。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女孩子用给她父亲做袜子的布，先给我做了穿上。

女孩子的父亲，现在地里没活儿了，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饭食很好。

“等赚了钱，给我买张织布机子！”

大伯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半个月后，在曲阳，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得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以后，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像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

（1949年12月）

（有删改）

滚烫的土地

阎秀丽

秋阳很毒，像针，扎在爹的脊背上。

娘抬头看了看天，说：“歇一会儿吧，这日头忒毒，晒得人脱层皮。”

爹没有言语，只是把镐头抢得更高了些，然后再使劲儿地落下。坚硬的山土在他的镐头下只是蹦出了一个亮晃晃的镐印，几块细碎的土坷垃蹦在他裸着的胸膛和脸上，和脸上的汗珠混合在一起，变成浑浊的小溪淌下来。娘便生了气，叨咕着说：“非得刨那点儿地，不知道能种几粒粮食！”

爹回了头，擦了把汗，眼睛一横，说：“你懂啥，这片小山包荒着也是荒着，我刨出来就能有用，要不种地，要不栽几棵树，咋了！”

娘说：“咱家的粮食也不是不够吃，你费那大劲儿刨这点儿地有啥用！乐意干你干！”

我在旁边看了看爹，娘能扔镐头耍脾气，我可不敢。爹那火爆脾气，不敢拿我娘撇气，要是有个不小心，那火准定得烧到我身上。

爹头也没抬，只是把手里的镐头更加用力地刨下去。

我心里是极不愿意爹到处“开荒”的行为，但是我不敢反抗。

爹的工作在县上，机关里一个科室的科长，是村里人人羡慕的“公家人”。

周六回家，爹换上一身旧衣裳，扛了镐头就往山里走，娘阻拦不住。村里人也说，不值当，吃公家饭的，还差那点儿地？正儿八经的庄稼人都没人弄。

为这，爹和娘吵了一架。

娘没有去地里，爹也没有喊我，一个人扛着镐头下了地。

娘并没有想象的清闲，反而在家里走来走去。把地扫了一遍又一遍，屋里的那几件简陋的家具，也被娘擦得泛了光，映着娘有些魂不守舍的神情，并且时不时地扒着后门，一遍又一遍地望着爹去干活的山沟沟。

我心想，再怎么望，也看不到那个小山包，何况是一个人。到了中午，爹还是没有回来，娘让我去地里看看，喊爹回来吃饭。我有些不情愿，又不敢违拗娘的意思，只能慢腾腾地向着那山沟走去。

太阳火辣辣地悬在正空，不知名的虫儿有气无力地嘶鸣着，连风都是热的。我心里暗暗气着，这么热的天，不好好在家待着，拐带得我也跟着遭罪，刨了那点儿山边子，还能富了？

气归气，还得去，这么热的天，爹要是中暑了，那可就糟了。

我到了山沟处，远远地就看见爹抡着镐头，高高地举起，重重地落下。镐头落下的时候。他的身体弯成了一把苍劲的弓，站起身抡镐头的时候，身体微微向后仰着，和手里的镐头成了一个别样的剪影，像一棵山崖上虬枝百结的老松。阳光从他的背上洒下来，在爹重复的动作里，纷纷地跳跃不停。

我心头一热，赶紧走到爹的跟前，喊了一声，把手里的一瓶水递给他。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咕哪咕嘟”一口气就把一瓶水喝了个干干净净，嘟囔出一句话：“这天，真要命，咦？你咋来了？”“娘让你回去吃饭。”

“不急，我先把这块儿刨完了再回。”

我靠在一棵树的树荫下，懒洋洋地看着两只蚂蚁爬来爬去。爹抹了一把嘴，又拿起了那把镐头。

“别刨了，就那点儿山边子地，种啥也长不出好庄稼来。”放羊的张老歪抱着一个鞭子，从山的另一边赶着羊群过来，蹲在离我爹不远的一块石头上说。

“你是白当了一辈子的庄稼人。地是通人性的，你懒了，地也懒了；你勤了，地就勤，它不亏待你，你得信得着这儿。”爹指了指自己的心口说，“心里装着啥，地上就长啥。”

张老歪点点头又摇摇头说：“话虽在理，不过你看，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那几块地都撂荒了，你还开荒！你信不信，等将来你不在了，刨出来的地还得撂荒，图个啥！”

“人哪，是地养着呢，就是死了，也得埋在地里，还能给你悬到半空去？人不在了，地还在，人活在地里呢。他们还能在外漂泊一辈子？早晚得回来，这里是根儿！”

张老歪没有说话，看着天空上的几朵白云，嘴里嚼着一根草叶子，半晌说了句：“这人养地不假，还没听说地养人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爹站直身子，手里拄着镐头说，“一百年这样，一千年也这样，哪块土地上都有人。咱们不在了，埋在这里，有魂在这儿呢，种上一棵树，树吸收着咱们的营养，越长越大，开花结果，谁说咱们就没了？那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这不就是地养人吗？”

“儿子说要接我去城里享福，恐怕我老了那天也回不来喽。”张老歪的神色似乎有些黯然地说，狠狠地甩了一下鞭子，把羊惊得回头冲着他“咩咩”地叫了几声。

“那你就去呗。”

“要不我能去哪儿？”张老歪硬撅撅地撂下这句话，转身就去追跑散的羊去了，“你脚下瓷实，刨吧，我的脚底下可就空喽……”

风里隐隐传来张老歪的话，瞬间就被阳光炙烤得没了踪影。

爹没说话，低下头，看着脚下褐色的土地，又把镐头高高地抡起。

爹和镐头已经浑然一体 ， 山野间回响着镐头撞击大地的闷响。爹的身影紧紧贴服着大地，浑然一体 ， 像大地上移动的图腾。娘扛着镐头出现在弯弯曲曲的土路上，我久久地站着，看了一眼娘，又看了看爹的背影。

脚下的土地被太阳炙烤得滚烫，那股热气源源不断地传入我的四肢百骸，让我的心也变得通透起来。

我走过去，把镐头从爹的手里拿过来，也像爹一样，将镐头高高地抡起。

（选自《小小说月刊》2021年7期）

赊刀人

顾敬堂

黄泥崴子是贫困村，历年来，上级部门派了好几拨机关人员驻村扶贫，但收效甚微。①天长日久，无论干部

还是群众都没有信心了。

这天，村里忽然来了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拿着一个陈旧的账本来到村委会打听。村主任看着账本上的名字很是吃惊：“这是哪年的账目呀？好几个人都不在了……咦，还有我爷爷的名字呢！”

得知村主任的爷爷还在世，这个自称赵国栋的人非常高兴，请村主任将名单上还在世的人召集来，说说这四十年前的账单。

很快，村部里来了百十号人，有些是账单上欠了债的，更多的是来看热闹的村民。

赵国栋给大家问了好，然后切入正题：“这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爷爷来过黄泥崴子，赊给大家一些生活物资……”

村主任的爷爷一听就惊呼道：“啊！你是赊刀人的孙子？我记得你爷爷，那时候我还是黄泥崴子的村长呢……”

那是四十年前的一个春天，一个货郎风尘仆仆地来到黄泥崴子，他拉着满满一架子车的货物，大多是镰刀、剪刀、菜刀之类的物件。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村里好多年没见过走街串巷做生意的人了。村民们觉得新鲜，围着货郎纷纷询问物件的价格。货郎笑眯眯地说：“我这车货物呀，只赊不卖！正常一把菜刀八毛钱，我两块钱赊给大家。”

村民们顿时炸锅了：“把我们当傻子呀，两块钱谁赊！”

“大家先听我说完。”货郎不急不忙地摆摆手，“②等到家家都买上电视机，没人穿补丁衣服，顿顿能吃饱饭，桌上有细粮的时候，我再来收钱。”

“哈哈，我先赊把镰刀！”老村长立刻嚷道，“这不等于白给嘛，你说的这些事儿根本没可能！”“我赊把犁头，要是你说的事儿实现不了，我可不给钱！”又有一个人接过话头。

其他村民听出了道道，立刻蜂拥而上，一车货物十几分钟就被赊购一空。

赊刀人拿出账本，挨个记下赊账人的姓名，让大家按下手印，便推着空车子走了。

看着货郎远去的背影，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都觉得遇到了傻子，白捡了便宜。老村长却充满向往地说道：“我倒是盼着他早点过来收钱呢！”

村民们也咂摸出滋味：“是呀，要是他说的这些事都能实现，别说这点钱了，给十倍我们都乐意！”

回忆到这里，老村长感慨地说道：“谁能想到，你爷爷说的话竟然都应验了！到现在都四十年啦，当年欠的账我还十倍！”

两三块钱的欠账，十倍也不过二三十元，村民们纷纷表示都按十倍来还。

赵国栋微笑着点头说道：“来的时候，爷爷让我拿这个账本试试黄泥崴子的民风。如果大家不认账，我转头就走；如果大家认账，我就继续和大家做生意，老规矩，只赊不卖！”

村民们一听，腰杆子都不由得硬了起来。

不一会儿，村外便开来两台货车，上面堆满了米面粮油和生活必需品。大家都看向赵国栋，等他说出赊账的条件。

赵国栋指着东面的一片地说道：“等到沙棘果三十块钱一斤时，我再来收钱，并且货物的价格也是正常价，不多加一分钱。”村民们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片沙辣树是大家前年裁的，去年零星结了些果子，谁也没太当回事，没想到赵国栋居然对沙棘果感兴趣。

村民们面面相飙一阵，便上前围着两台车挑选起货物来。赵国栋拿出一个新账本，将赊货人的名字记了上去。

很快，两车货物被村民们搬空了，赵国栋笑昧眯地摆摆手，坐上车离开了。③有个村民看着自己堆得跟小山似的货物，得意地说道：“沙棘果怎么可能卖到三十块钱一斤？你们太傻了，为啥不多赊点？”

老村长白了他一眼道：“大城市的物价可贵着呢！人家要是没把握挣钱，会跟你拉这个？他爷爷当年的预言可都成真了！”村主任接过爷爷的话：“他们这个行当是从‘除刀人’转化过来的，古时候叫‘卜卖’，据说是鬼谷子的传人，估计是根据市场规律做出判断，预测的准确性非常高呢！”

大家又闲聊了一会儿，这才带着赊来的货物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村主任八十多岁的爷爷就出现在他家的沙棘林里，给地锄草、松土、浇水。有人看到后，也跟着到自家沙棘地里忙活起来。很快，全村人达成了一个共识：沙棘果的行情肯定会非常好，否则新一代的“赊刀人”

怎么会平白把东西赊给咱们呢！

④到了冬天，红灿灿的沙棘果挂满了枝头。村主任通知大家，今天有人来收购沙棘果，三十块钱一斤！村民们吃惊又高兴，吃惊的是，赊刀人的预言竟然成真了；高兴的是，之前都不看好的沙棘果居然真的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卖完沙棘果，赵国栋果然来了，村民们心甘情愿地给他结算了赊欠的货款。这还不够，大家都期待地问他：“啥时候你再来赊东西？”

赵国栋笑呵呵地说：“从明天起，我以第一书记的身份正式驻村，和大家一起振兴黄泥崴子！”

村民们惊讶不已：“啊？你不是赊刀人？”

赵国栋摆摆手道：“我爷爷是研究市场经济的专家，我现在搞的也是这个专业。当年所谓的赊刀，不过是他老人家到农村考察时，变相扶贫而已。”

“太好了，你来这儿带着我们干，肯定能领着我们脱贫致富！”村民们纷纷鼓起掌来。

赵国栋笑了，耳朵边回响起临行时爷爷说的话：“有些扶贫干部光靠热情不讲方法，把村民折腾得都没信心了。其实要想振兴乡村，首先得把倒下的人心先扶起来……”

（有删改）

响器

刘庆邦

大笛刚吹响第一声，高妮就听见了。

她以为有人大哭，惊异于是谁哭得这般响亮！当她听清响遏行云的歌哭是著名的大笛发出来的，就忘了手中正干着的活儿，把活儿一丢，快步向院子外面走去。

他们这里生孩子不吹，娶新娘不吹，只有死了人才吹打张扬一番。

大笛不可抗拒的召唤力是显而易见的，不光高妮，庄上的人循着大笛的声响纷纷向死了人的那家院子走去。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响器班子在院子一角，集体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吹奏。这是镇上崔豁子的响器班子，那个老头儿就是四乡闻名的崔豁子。他们吹奏出的曲调有着古朴单纯的风格，它绝不模仿任何哭声，而更接近旷野里万众的欢呼，天地间隆隆滚动的春雷。人们静默地听着，只一会儿就不知身在何处了。

死者出殡时，响器班子是在行进中吹奏。响器在旷野里吹奏，跟在庭院里吹奏给人的感觉又不同些。收去庄稼的千里大平原显得格外宽广，麦苗长起来了，给人间最隆重的仪式铺展开无边无际的绿色地毯。在长风的吹拂下，麦苗又是起伏的，一浪连着一浪。高妮不认为麦苗涌起的波浪是风的作用，而是响器的作用，是麦苗在随着响器的韵律大面积起舞。不仅是生性敏感的麦苗，连河水，河堤外烧砖用的土窑，坟园里一向老成持重的柏树等等，仿佛都在以大笛为首的响器的感召下舞蹈起来。响器的鸣奏对举哀队伍的帮助更不用说，有了响器的点化，哭就变成了对生死离别的歌咏，就有了诵经的性质，并成为人类世代相袭的不朽的声音。

高妮走在响器班子左侧前面一点，为了听得真切，看得真切，她不惜倒退着走路。高妮心中热浪翻滚着，她不可避免地流泪了。

死者入土后，响器班子拐上大路，直接向镇上走去。高妮有些不由自主地尾随过去。崔豁子问，你跟着我们干什么？高妮的回答连她自己事先也没想到，她说，我想跟你学吹大笛。崔豁子把高妮上下打量了一下，说，回去请你爹来找我吧！高妮大喜过望，两眼顿时开满泪花，一路小跑回去了。

高妮家的人不同意高妮去学吹大笛，因为吹大笛不是女孩子家干的事。母亲对高妮采取了控制措施，不让高妮走出院门，用活儿占领高妮的手脚。高妮在家穿着辣椒串子，穿到半截儿，她的手哆嗦了一下，把头直起来了。她听见起风了，风呼呼的，一路吹荡过来。在劲风的吹荡下，麦苗拔着节子往上长，很快就变成了葱绿的海洋。风再吹，麦子抽出穗来，开始扬花。乳白色的花粉挂在麦芒上，老是颤颤悠悠的，让人怜惜。当风变成热风时，麦子就成熟了。登上河堤放眼望去，麦浪连天波涌，真是满地麦子满地金啊！母亲问她不好好干活儿愣着干什么？她回过神来才听清不是起风，空气中隐隐传来的是大笛的声响。高妮怎么也坐不住了，她借口去趟茅房，攀上茅房里的一棵桐树，登上茅房的墙头，轻轻一跳，就摆脱了母亲的监控。

高妮的父亲从镇上的崔家叫回了他。父亲打了她，下手很重，把她打哭了。她听见了自己的哭声，哇哇的，通畅而嘹亮，像是从肺腑里发出来的，底气相当足，跟大笛的声音也差不多吧。父亲不许她哭，命她憋住，憋住！可是她却往大里调整了口型，哭得更充分了。父亲拿过一块毛巾，塞进她嘴里去了。鼓着腮帮子貌似吹大笛的高妮，只能在脑子的记忆里重温大笛的音响。大笛响起来了，满地的高粱霎时红遍，它与天边的红霞相衔接，谁也分不清哪是高粱，哪是红霞，哪是天上，哪是人间。然而好景不长，地上刮起了狂风，天上下起了暴雨。大风把成熟的高粱一遍又一遍压下去，倔强的高粱梗着脖子，一次又一次弹起来。暴雨下了几天几夜，大地成了一片汪洋。这时候，高粱仍有上佳表现，举出水面的高粱如熊熊燃烧的火炬，暴雨不但浇不灭它，经过暴雨的洗礼，大片的高粱简直成了火的海洋。高妮脑子里的大笛响到这里，眼泪又禁不住滚落下来。

母亲把她嘴里的毛巾掏出来时，是让她吃饭。她咬紧牙关，当然不会吃。母亲解开捆她的绳子，她还是不吃。她不光不吃饭，连话也不说了。

父亲请来一位亲戚，帮着做高妮的工作。这位亲戚用历史的观点，说吹大笛属于下九流行业，一个人如果选择了吹大笛，一辈子就被人看不起了。说得苦口婆心，可高妮仍坚持绝食，拒绝说话。后来这位亲戚对高妮父亲说，人各有志，算了，给孩子一条活路吧！

没人会关心高妮为练习吹大笛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一个人来到世上，要干成一件事，吃苦受罪是不言而喻的。两三年后，高妮吹出来了，成气候了，大笛仿佛成了她身体上的一部分，与她有了共同的呼吸和命运。有人说她的大笛能呼风唤雨，要雷有雷，要闪有闪；能让阳光铺满地，能让星星布满天。只要一听说高妮在哪里吹大笛，人们像赶庙会一样，蜂拥着就去了。

消息传到外省，有人给正吹大笛的高妮拍了一张照片，登在京城一家大开本的画报上了。照片是彩色的，连同听众占了画报整整一面。有点可惜的是，高妮在画报上没能露脸儿，她的上身下身胳膊腿儿连脚都露出来了，脸却被正面而来的大笛的喇叭口完全遮住了。照片的题目也没提高妮的名字，只有两个字——响器。

（有删改）

酒香戏外

曾瓶

高明远在轩辕宫附近开酒坊，既酿酒，也卖酒。高明远卖酒有规矩，每天最多卖三十斤，每人最多卖二斤。每天卖完酒，高明远就去三泸茶园。

高明远去三泸茶园看戏，买票，有讲究。如果是陈三卿的戏，必买一个好位子，似乎离陈三卿越近越好，不怕花钱。如果没有陈三卿的戏，不管是哪个名角，都花最少的钱，进园即可。

相传，陈三卿刚到三泸茶园演出，因相貌平平，脸上还有麻点，同行和观众并不看好。她演的是《挑帘打饼》。陈三卿一出场，步法身段，时如蜻蜓点水，螃蟹行沙；时如电闪风掣，云行雨骤；时如垂柳摇曳，时如海棠婀娜。看戏的人，刚开始漫不经心，殊不知待几步金莲挪动，眼睛和耳朵，全到了陈三卿身上，一场戏下来，陈三卿让台下观众似醉如痴，掌声如雷。

①那天，高明远在观众席。

陈三卿有了名气，常有人请她到家中唱戏。为了热闹喜庆，名角要向主家献酒。陈三卿献酒，手中酒壶，必盛高家酒。

城隍庙北边的张记桐油店张老板，母亲七十八岁，生了病，临时决定，提前替母亲办八十大寿，冲冲病痛；也临时邀约，请陈三卿来唱戏喜庆喜庆。因是临时，一时难以凑上那么多高家酒。陈三卿也直率，问张老板，我那几杯，应该准备好了吧？张老板直点头。其实，张老板藏有心眼儿，他就不信，你陈三卿，能把酒城这家那家的酒喝出来？

锣鼓敲得昂扬激烈，唢呐吹得高亢喜庆，陈三卿端着酒献老寿星，她执酒壶，捧酒杯，正陪饮，酒刚进嘴，即如彩虹般喷射而出。陈三卿笑盈盈的脸陡然间结满冰霜，冷冰冰地说，不是高家酒！

8张老板惊讶得嘴都合不拢，正要狡辩，陈三卿卸妆，对张老板拱拱手，告辞走人。

9张老板还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问，陈师傅，怎了？

0陈三卿不停脚，说，你坏了我的规矩。

这事，很快传开了。高明远心里鼓胀着一句话：以后，陈师傅，你喝高家酒，收成本价。高明远这话，没机会说。陈三卿喝酒，用不着她到高家酒坊买。

这天，排轮子买酒的长龙中出现了陈三卿。尽管换了戏装，一眼，高明远就看到了。嘴巴，差点惊歪了，但很快镇住神，问，陈师傅，今天什么日子，你亲自来？不管如何掩饰，还是有些磕磕巴巴，语气里，是满当当的惊诧，甜丝丝的欢喜。

②陈三卿像还在舞台上，甩出很多笑意，像要把阳光摘下来，给高明远抛过去 ， 说，高师傅，未必你家的酒坊，我就来不得？得看日子，才来得？

高明远被晃得有些头晕，说，陈师傅那么忙，完全可以叫人来。陈三卿说，今天得亲自来，其他人来要不得。

高明远的脑子使劲转，想，今天是什么日子？

陈三卿说，驻蓝田坝的皮团长，叫卫兵送来信，要下午去他那里唱戏。买上高家酒，带过去，正好。

望着排着轮子买酒的人头，高明远喊叫起来，陈师傅，前面来，你要去皮团长那边，你先买。

陈三卿没挪脚步，说，排起，排起，挨着轮子，规矩，坏不得。

陈三卿不动，高明远没办法。陈三卿前面，排着十好几人。高明远打定主意，如果到陈三卿那里，酒，卖完了，就去酒坊取，破规矩，也要陈三卿买上。

运气还好，轮到陈三卿，坛里还有三四斤。高明远问，陈师傅，两斤酒，够不？

陈三卿眼波如酒般明媚亮堂，边笑，边问，不够又怎样？规矩，高师傅忘了？

高明远的脸大红一片，他心里有些抱怨，你就不能找一个人和你一起来？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

陈三卿像根本不知道高明远的心思，说，够了。多了，误事。

陈三卿接过高明远递过来的酒坛，那是她自带的一个翡翠绿瓷坛，从手袋里拿出一张戏票，递给高明远，声音像从街石下面飘上来，明天晚上，我的戏！

戏票上那个座位，高明远一看，惊讶得不得了。陈三卿的戏，每一次，他都买最好的位子，不怕多花钱。陈三卿给的票上那个座位，花钱都买不到。那种座位，留给重要人物，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自己是重要人物？高明远的心，跳上跳下。

《杀端方》，高明远看过，讲的是清末同盟会联络鄂军起义，杀了端方，掀翻了大清朝的事。高明远看过的《杀端方》，不是陈三卿演的，陈三卿演这出戏，演什么角色？端方？议员龚向全？

陈三卿笑，到了，就知道了。

③陈三卿的笑声像钻进了陶坛瓷坛，酒香比往日浓了好多。她的眉眼上，似乎挂着什么期许，声音压得很低，说，谢谢你，天天都来捧场！

高明远像被电击一般，原来，那个台上演出的陈三卿，看到了台下的自己啊！并且还场场都记得清楚！高明远拿着戏票，像丢了魂。

第二天，卖完酒，高明远急匆匆去三泸茶园。卖酒的时候，听人讲，昨晚蓝田坝那边在抓共产党。驻扎在城里的张团长，带着队伍，去蓝田坝那边，冲进皮团长的军营，抓人，还放了枪，打死一个，抓住一个，其余的跑了。高明远三步并作两步往三泸茶园赶。

刚到门口，看见张贴栏里，贴着一张大大的告示：今天下午，陈三卿演出的《杀端方》，改为王三品演出《思子轩传奇》。

高明远向卖票的吴跛子打听。他想知道，陈三卿怎么样了？现在在哪里？

吴跛子说，哪个晓得？有人说，被张团长带回来关在军营；有人说，跑了，是共产党，她唱戏是给那些开会的人打幌子。

④高明远提着陈三卿送的戏票，呆立在三泸茶园门口。

不久，“泸顺起义”爆发。1926年12月1日，驻扎在蓝田坝的袁品文旅长以邀请军政长官参加军士训练学校毕业典礼为名，将驻防城区的李章浦旅长诱至蓝田坝逮捕。下午四时，袁品文旅长、陈兰亭旅长宣布起义。

中午，高明远推开酒坊大门，哪有往日排着长龙般买酒的队伍！

一人立在酒坊前，冲高明远喊，高师傅，来两斤酒！

高明远满脸惊喜，你还活着？

陈三卿一脸灿烂，像被龙透关顶上的朝霞涂过抹过，笑盈盈地说，起义成功，来点酒，好好庆祝！

仍是那个翡翠绿瓷坛。

陈三卿接过高明远打好的酒，说，明晚，川南师范，我演《杀端方》。边说，边递一张票过来。

很多年后，高明远早已离休，坐在轮椅上，酒城党史办的人找到他，送上一份资料，请高老帮忙把关。

资料写道：陈三卿，女，四川泸县人。1906年生，192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泸县特支宣传委员、组织委员。1926年12月参加“泸顺起义”，任泸县特支副书记、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副教导员。1927年4月22日，随起义军在与川黔联军激战中，牺牲于酒城龙透关。

高明远捧着那份只有三页纸的资料全身不住颤抖，过了很久，才说，我是由她引上革命道路的。

党史办的人拿着录音笔，他们希望从高明远那里，得到一些珍贵史料。

沉默良久，高明远才说，她的川剧，唱得真是好！《挑帘打饼》你们听说过吗？《杀端方》你们听说过吗？

说着说着，高明远就哼唱起来。眼泪，滴在资料上，像一朵朵清明时节的花。

（有删改）

邮票

萧乾

生活转着多种的轮，抓着一只，就会成为这人一切想望的中心。

我的生活一向就离不开玩耍。如同前年高尔夫球时兴的时候，我的闲暇就都消磨在大华球场里了。今年又给一个同学染上了收集邮票的癖好。起初，人家分我几片印着热带植物的邮票。我觉得怪好玩的，就随手塞在书本里了。

渐渐地，由这朋友的好意，我的邮票竟够填满一个信封了。那同学见到他的耐心已培植起我的兴趣来，也就不那么慷慨地分润了。而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烦他，就开始向认识的人讨。对于一切垂问我近来作什么消遣——一句最常问到我的话——的时候，我总毫不踌躇地回答：在搜集邮票，有了别忘记给我。

有一天在植物学的课上，当教员在黑板上描画海棠子房的构状时，我一翻讲义，偶然翻出几片新获到的大清帝国邮票。我正端详那古铜色团龙的姿势呢，坐在我右边的同学把一个蓬乱的头探到我的座位里来。为了怕先生注意，我赶忙藏起，并侧过头来看他那清癯的脸，眉间带点苦相。他自觉冒失，就向我点点头，表示歉意。

这人好像叫赵什么的，去年才转学来的。同学中谁也不理他，他也不理谁。我倒不在乎。我的朋友多半是挺红的脸，成天不是背着冰鞋就是夹着球拍，高高兴兴地玩。这人可不。我们在操场踢球，他把两只手缩在袖筒里，兀自沿着校园南墙的一行小松树走。他不像我，爱给先生画像；他总写字，用轻笔写，又描成立体，然后又填成黑字，终于是涂成一个大大黑团。我从不睬他的瞎闹。有一回好像不经意地看见他在几何命题的空白处描了几个好大的字，头两个好像是什么“誓死”。

第二次上植物班可巧我们都到得早一点。这人在我耳边用极沉重而低微的声音问，“你干啥留那东西？”这辽宁的口音逗得我直笑。玩玩罢咧。这人偏过身子去半叹半哼地来了一声，“玩玩，那么大一片土地都玩掉了。”我不懂他这话的意思，可是老师随着铃声进来了。

我不好再追问，可是我不服。

那天下午我在第三宿舍的楼梯上遇到他了。还是那么一头蓬乱的头发，穿着件破旧的黑学生装，脚下可蹬着双灰残得不成样子了的拖鞋，在捧着一份天津报纸看。瞅见了我，苦笑了一声，就又一面看，一面用笨重的脚步盲目地向楼上走。

我追上了这人，问他：“什么一片大土地给玩丢了，谁玩丢了的？”他把视线由报纸移上我的鼻尖，又哼了一声，就把报纸向我身边一抖，指给我一行黑字看，这不是我注意的体育栏，也不是电影广告；是在头一篇，印着溥什么要称帝的话。

我眼珠一转，这不是说又多了一国的邮票吗？就把手搭在他肩上，问他有没有邮票给我。他好像生了我的气似地，用极不恭敬的样子由鼻子里哼出：邮票多着呢。

呵，我听了真是高兴得不知怎么好。多，多为什么不给我？可是这人撑着一大张纸，丢了魂似地向楼上逃。

我懂得这是我的运气上了门。一种受惠者的敬意顿时由心中钻了出来，蹑蹑地跟在他后面。等他回身摸钥匙的时候，才发现带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就一面把报纸向胁下夹，一面用勉强的口气说：“进来坐坐。”

这人敢情也懂得客气。我就吹着哨，抬头看了看那写着“三十四”号的房牌，蹦了进去。

这屋子一点也不好，墙上没有半张明星的相片，围着墙用铜钉按满了一些乱写的字。陡然一堆红色拖去了我的注意，那是贴在靠书架壁上的一张纸，一张空白的地图，图的一角涂了一些挺难看的红颜色。我说难看，并不委屈它。比方说，要红得像杨梅吧，看看也还有点甜味儿；或者索性弄成粉红色，像女孩子的脸蛋，多开心呀。他染的偏偏是那么紫红，像猪血似的。呕，并且还在地图旁边写了四个字。这字我认得的，是上上期《良友》第一页印的“还我河山”，我还记得那是《精忠传》里岳飞写的呢。

他用削瘦污黑的指头，在披散的头发间穿来穿去，就光着脚走到他抽屉那里，扯出一封印着“吉林”下款的信封，交给了我。

“揭吧，这是你最后的一个！”

天，黑乌乌的，几颗残星在一程灰云左近怔忡着。

“有月亮多好呵！”我说。

“不，”他仰起头来，“惟有这黑漆漆的才是我们的世界。”

“其实，也不怪你。人都爱玩，爱活泼；谁爱皱眉，爱流血？可是倒霉的你是在帝国主义者蹂躏下的中国人。你没死，是因为还没杀到你这块儿。早晚——除非你堵上耳朵，闭上眼睛，也不成，也不成。”

“我爸爸新近给鬼子捉去了。之前一家杀的就剩我们三个。我去年逃进关来，只剩他老两口。这回，就剩下我妈一个人了——”说到这儿他狠命地用拳头打了一下秋千的柱子。“我恨不得飞了回去，落在那鬼子的身上，咬他个稀烂。”

这想法好像给了他多少快慰似地，就握住了我的手，说“都不死，永远就都当猪！你还小——”

我仰头在黑暗中辨视他的脸，心下好像是说：“我不小。你看，我也哭了。”

后来，我才发现那有“吉林”下款的信封背面用铅笔草率地写着：

“我走了。羡慕你睡得舒坦，不忍叫醒。昨夜话，莫忘。邮票，随你撕。那住址只告诉你：我拼命的场所。无从通讯。——知名不具。”

唉，唉，不中用的我。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

（选自《篱下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