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的是个人的感情。可是在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歪曲”的。正是因为“歪曲”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才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一种可靠索引。

有些作品，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这时用感觉还原就文不对题了，应该使用的是情感逻辑还原。诗的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峻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采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逻辑的高级形态，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地点、条件的东西是无理的，但是，这种不合理之理，恰恰又符合强烈情感的特点。

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 无理对于科学来说是糟糕的，是不妙的，可对艺术、审美情感来说则是妙极了。因为无理了，超越了理性了，情感才能得到充分的自由。理性的一个特点是全面性，不能片面、绝对化，而情感的一个特点恰是绝对化，不绝对化不过瘾。所以宋朝诗评家严羽才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

当然，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绝对化，而且可以违反矛盾规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成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越是到现代派诗歌中，扭曲和程度越大，现代派诗人甚至喊出“扭曲逻辑的脖子”的口号。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感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却一点感情也没有了。

在现代派小说中，恰恰有反逻辑因果的，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情节的发展好像和逻辑因果开玩笑，反因果性非常明显。种种荒谬的情节，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当然，可能阐释的空间是多元的。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打歪了的痛苦，那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有一种特殊状态，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痛苦不已，而在性命交关的大事上麻木不仁。这是人生的荒谬，但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但没有痛感，相反乐在其中。这是现实的悲剧，然而在艺术上却是喜剧。

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

然而这样的歪曲逻辑，启发读者想起许多深刻的悖谬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为什么本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被抢了你却感觉不到痛苦？为什么自己的一大车子东西被抢了而无动于衷，却把别人的一个小背包抢走还沾沾自喜呢？缺乏自我保卫的自觉，未经启蒙的麻木、愚昧，从现实的功利来说，是悲剧，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来看，则是喜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最为荒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邃的睿智：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摘编自孙绍振《批判与探寻：文本中心的突围和建构》)

停战令后

魏巍

①板门店，于昨天上午度过了它最繁华的日子之后而冷落下来。昨天上午十时，这个仅有三座茅屋的小小的村庄，在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之前，演出了最后也是最热闹的一场，金日成元帅和彭德怀司令员也来到这里，同美军上将克拉克一起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②这是三年半来第一个安静的夜，没有枪声、炮声、飞机声和炸弹声的夜。彭总情不自禁地走出屋子，不知什么地方已经响起了锣鼓声。他回到屋里，躺在床上，想睡也睡不成了。从中南海的紧急会议到北京饭店的不眠之夜，从与毛主席的单独谈话到再跨征鞍，当时他觉得肩负的任务是何等沉重！可是经过三年来的惊涛骇浪，这个任务总算完成了。这使他感到欣慰。这次他到这里来，本来计划在签字之后要到第一线看望看望战士们，现在这种愿望更强烈了……

③彭总一行，在先头师略事休息，随后就由师长洪川乘吉普车在前引路，继续向白岩山进发。中午过后，彭总望见前面一带山岭，就像白玉屏风一般，就知道白岩山已经到了。

④彭总下车一看，前面十字路口大杨树下站着两个军人，似已等候多时，就立刻不高兴地说：“不是叫你不要打电话吗？”

⑤“我怕他们准备不及……”洪川红着脸说。

⑥“有什么可准备的？”彭总瞪了他一眼，“都是自家人，搞这一套旧东西干什么？”

⑦“彭总，”洪川笑着辩解说，“这也不是对您，别的首长来了也是这样。”

⑧“那也不对！”彭总严厉地说，“不论什么人，都不要搞这一套！”

⑨洪川做了介绍。然后大家一起上车，向村里驶去，在一座茅舍前停了下来。

⑩彭总的脾气和风格是全军都知道的，尤其是在下面吃饭的问题使人为难。如果准备的好了，那是肯定要挨骂的；如果弄得太不像样，又使人过意不去。这次倒好，这里刚刚打过仗，许多老百姓还没有回来，东西很难买，只好打开几个从祖国运来的罐头，炒了一些鸡蛋粉，弄了一个炒辣椒下饭。这个小“宴会”就设在茅屋里，大家盘膝而坐。吃饭时，大家心里十分不安，而彭总却特别满意，吃得满头大汗。自始至终，笑容满面，问这问那，没完没了。

⑪“有个战斗英雄郭祥，不是这个部队的吗？”

⑫“是，是我们的一营营长。”团政委周仆连忙答道，“最后这一仗他打得很好，负伤以后坐在担架上还指挥呢。”

⑬“伤重不重？”

⑭“一条腿断了。”

⑮彭总停住筷子，关切地问：“还能治好吗？还能不能回到部队？”

⑯“已经送后方了，还没有回信。”

⑰彭总叹了口气，把碗放在小炕桌上：“你们应当去看看他！”

⑱“是的。”周仆说，“这的确是一个好干部。二次战役起了很大作用。敌人南北两面夹击，又是飞机，又是坦克，他的队伍就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硬是一动不动，真有点英雄气概！”

⑲彭总若有所感地说：“选干部就要选这样的人！对革命忠诚、老实、勇敢、大公无私。在关键时刻，这种人一个可以顶一百个、一千个。”

⑳饭后，大家劝彭总休息一下，彭总认为时间紧张，还是抓紧时间去看看战士。于是，去看了几个连队，最后来到三连时，已经快要夕阳衔山了。

㉑当彭总一行来到山下，三连连长和指导员赶快下山来接。附近的十几个战士也围拢过来。彭总看见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心里着实高兴，就同他们道了辛苦，一个一个都亲切握手。

㉒人群中有一个年纪最小的战士，眨巴着一双猫眼，望着彭总笑眯眯的，圆乎乎的脸上还露出两个酒窝。彭总同他的眼光相遇，就笑着问道：“你这个小鬼，叫什么名字？”

㉓小鬼红了红脸，没有马上答出来。三连长代他答道：“他叫杨春。”

㉔彭总又问：“小鬼，这次停战你觉得怎么样？高兴吗？”

㉕“高兴。”杨春答道，“就是有点不够解气。”

㉖“我们消灭了那么多敌人，怎么能说不解气呢？”

㉗“没有把敌人赶到大海里嘛！”

㉘大伙笑起来。

㉙杨春开始还有点胆怯，经过一阵谈话，好像已经同彭总很熟的样子，两个猫眼眨巴眨巴地望着彭总，认真地问道：“司令员，我提一个问题行吗？”

㉚彭总笑着说：“好好，你提。”

㉛杨春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说：“现在已经停战了，我们呼啦一走行吗？”

㉜“你说呢？”

㉝“我说不行。”

㉞“为什么？”

㉟杨春指了指四处荒芜的土地和倒塌的房舍，说：“你看，帝国主义糟蹋成这个样子，老百姓可吃什么呀？我们总得帮助他们搞搞建设再走。”

㊱彭总不觉心中一热，没有想到这个看去还是个孩子的战士，竟同自己想的一样。

㊲望了望面前的小山岗，彭总正要举步上山，三连长上前拦住说：“司令员，上面正在掩埋烈士呢，还是不要去了。”

㊳“怎么，人死了就不要去了？”彭总瞪了他一眼，径自向山上走去。彭总一面走，一面察看着墓前的木牌。那些木牌上都分别写着烈士的姓名、年龄、职务和家乡住处。当他发现有几座坟前没有插木牌时，就停住脚步，对三连长说：“这里怎么没有插木牌呀？”

㊴“有一些还没有查清楚。”三连长面有难色地说。

㊵“不要怕麻烦！”彭总说，“可以找他们连队的人来亲自辨认。不是这些牺牲的同志，我们怎么来的胜利？”

㊶彭总默默地脱下军帽肃立着，站了很久很久……热泪，从他露出白鬓发的面颊涔涔而下。

㊷那边，像白玉屏风般的白岩山，已被夕阳染成金红，显得更加壮丽了。

（有删改）

注：本文节选自《东方》第六部《凯歌》。《东方》是魏巍的代表作，1982年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作家丁玲说：“《东方》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的史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

导读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江晓原

①戴蒙德在本书开始设置了一个“亚力的问题”，亚力是太平洋上新几内亚岛当地的一位政治领袖，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指现代工业制品），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戴蒙德写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试图回答亚力的问题。

②亚力实际上是在问：为何现代化（工业化）出现在欧洲而没有出现在新几内亚？这个问题和中国学术界比较熟悉的“韦伯（M.Weber）之问”（为何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没能在政治经济科学乃至艺术领域走上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和“孔飞力（P.Kuhn）之问”（为何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实际上异曲同工。在这类问题中，韦伯或孔飞力的西方中心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我们不必过多纠结，反倒是亚力的问法，更不容易发生这方面的问题。

③而将这类问题嘲笑为“就是问梨树上为何没结出苹果”，虽然从形式上有力消解了这类问题的理论价值，但确实不如尝试正面回答这些问题更有建设性。戴蒙德就是试图从正面来回答这些问题——认真解释梨树上为何结不出苹果。

④要正面回答亚力的问题，前人已经尝试过几种路径。第一种是从人种上来论证，即亚力之问中提到的“白人”和“黑人”有何不同。但这个路径直接指向种族歧视，政治上严重不正确。第二种路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路径堪称源远流长，也不存在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所以戴蒙德选择了这一路径。他说如果要他用一句话来交代《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的宗旨，那就是：“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按即人种）差异造成的。”

⑤戴蒙德尝试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给出更为精细的论证，他设立了关于地理环境的四条标准：一、食物资源，包括可驯化的动物资源和可利用的植物资源。有了丰富的食物才能喂养更多的人口，才能有人力从事觅食之外的工作，从而形成文化积累。二、传播与迁徙的条件。有了传播与迁徙，文明才可能传播和交流。例如欧亚大陆显然有利于传播和迁徙，而新几内亚作为太平洋中的岛屿，传播和迁徙的条件非常不利。三、洲际传播的条件。欧亚大陆又独占优势，而美洲就比较差，澳洲就更差了（可以看成放大版的新几内亚）。四、面积和人口。必须有足够大的土地面积，和足够多的人口，文明才能高度发展。

⑥按照这样四条标准操作下来，最有利于文明发生发展的地区，毫无疑问，必定在欧亚大陆的某处。事实上，戴蒙德在欧亚大陆找到了两处这样的地方。第一处是“中东肥沃新月地带”，大体上就是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也就是古称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根据现今已发现的证据，该地区确实是人类文明发达的最早地区。第二处则是中国，在戴蒙德眼中，中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区。但是，接着问题就来了：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都没有出现欧美的“现代国家”，这怎么解释呢？

⑦戴蒙德对肥沃新月地带命运的解释是“先驰得点，后继无力”：“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几乎每一项重要的创新——驯化动植物、文字、冶金、轮子、国家等等——都是在中东肥沃新月地带发明的。”而经过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帝国的征服之后，权力中心一再西移，新月地带最终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自身却从此衰落了。

⑧如果我们同意戴蒙德对新月地带命运的解释可以及格，那么他接下来最大的难题就是解释中国的命运了。戴蒙德知道，在公元1450年之前“中国是世界的技术领袖”。但到这里，戴蒙德似乎感觉“地理环境决定论”已经无能为力了，他转而求之于政治制度。他认为欧洲的分裂要优于中国的大一统，他找到的证据是：欧洲有几百位王公，所以哥伦布可以在几次碰壁后最终找到赞助人，赞助他去“发现”美洲；而大一统的中国只要政府一声令下，郑和庞大的舰队就全面停摆。所以，大一统的中国最终落后了，分裂的欧洲最终胜出了。而且戴蒙德相信，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大一统，“同样的灾祸将再次重演”。

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枪炮、病菌与钢铁》出版于1997年，完成于1996年，那时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工厂，否则亚力的问题就会换成“为什么是中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了。在1996年，戴蒙德不可能想象到中国今天这种规模的崛起，这是我们考察戴蒙德的分析论证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历史局限。

（有删改）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换言之，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而通情达礼作为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

中华礼乐文明本乎性情。中西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差异在于对人的性情问题的理解与价值评断不同。与西方传统文化凸显自然与文明的断裂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乐文明强调自然与文明的连续、质与文的统合，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之自然性情的价值肯定。在中华礼乐文明中，人的自然性情代表着生存的真实性，是文明创生的摇篮与理想的归所，《礼记•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表达的正是这种存在“是其所是”的文明诉求。而当孔子以“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来点化子贡“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主张时，“好”“乐”之情亦已成为理想人格的现实情态。由此出发，人的生存成为一个内外、始终的一贯。然而，伴随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理性至上原则的凸显，作为“文”的人道原则与制度规范可能会逐渐与人之自然性情相疏离，呈对立之势。由此将引发人的生存的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思考中华礼乐文明中本乎性情的文化立场殊为必要，正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中华礼乐文明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强调立乎情理。所谓人道原则、礼法规范皆是情理的体现，正所谓“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谓之理”。换言之，本乎人情并不意味着纵情肆欲，而是要发乎情，止乎理。这个“理”，一则来自于人情之通，它在共情的基础上演化为同感共振的一体通情之义。所谓“共情”指人在生生不已的基础上共有的好恶之情。古人甚至将此共有之意上升到天人一体的高度，正所谓“天人同道，好恶不殊”；所谓“通情”指对共情的体贴以致达到同感共振的境界，《礼记•檀弓》讲到的“邻有丧，春不相。里有殡，不巷歌”的做法即充分体现了通情之义。由共情而通情是中华礼乐文明言情的总趋向，故而古人以为“所谓贤人者，好恶与民同情，取舍与民同统”。二则源于良知的发用流行，当孟子言“理义之悦我心”时即已点明人的情感世界中内含着明确的超越性的道德情感指向。今日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阐发务实求真、崇尚自由的理想诉求时，往往极力凸显自然性情的合法性、合理性，却忽视了情理所包含的自我规范与良知发明等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寓意，由此很容易引发纵情肆欲、精于为己等不良现象，故有必要结合传统情理思想进行适当调整。

概言之，中华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通情达礼则彰显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它对当代国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启示可谓是深远和多元的。

（摘编自华军《“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数字经济的场景性、实践性、综合性等特征突出，数字经济做强做优需要产教深化融合。

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产教融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提出“支持高校、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加强协同，建设综合测试验证环境，加强产业共性解决方案供给……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在此背景下，深化教育改革，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以系统思维深化产教融合，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深度融合，对于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产教融合能够打破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藩篱，有效集聚各方创新要素，增强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之间的联系与协调，提高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供给的匹配度。在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且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需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加强对数字化产业的支持作用。

在数字经济时代，产教融合的参与主体愈加多元化、复杂化，高校与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同创新，形成开放的复杂生态系统。合作主体从松散的合作形式向开放合作发展，最终形成有机融合的共同体，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系统的协调性和有序度。而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促进了知识和信息互联互通，促使各主体之间协同发展，共赢共生，使得产教融合具有更加显著的连接性、系统性等。因此，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坚持系统思维，深化产教融合，完善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和教育链有机深度融合。

深化产教融合既要着眼于系统整体，又要重视系统组成部分，并把整体和部分辩证统一起来，厘清产教融合这一复杂系统中的决策主体和实践主体，建立校企长效合作机制。

第一，产教融合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可以采用总设计和总指挥两条指挥线的社会系统工程管理体系。首先要设立负责产教融合设计的实体机构，研究产教融合的总体目标、总体方案和实施总体方案的方案。总设计部由高校、企业、政府以及行业专家组成，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运用综合集成的方法将专家体系、产学研、数据、信息与知识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具有综合优势、整体优势、智能和智慧优势的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与融合体系。当前，已有部分高校开始尝试联合组建实体化机构，破解长期掣肘产教融合的关键问题，比如组建数字中心、产业学院、技术研发中心以及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次，确立产教融合实施的总指挥，负责产教融合的具体实施。总指挥根据实体机构设计确定的总体方案组织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等资源推进产教融合的具体实践。由此形成产教融合系统中的两条线：一条是设计部负责的设计师指挥线，另一条是总指挥负责的总指挥指挥线。这两条线相互协调，共同促进产教融合。

第二，完善产教深度融合的合作机制，以数字化赋能产教融合，激发产教融合复杂系统的整体性。要将产教融合的总体方案和总体实施方案落实到各实践主体，需要完善合作机制，增强各实践主体的协调性。一方面要建立数字化人才联合培养机制，支持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设，促进不同学科专业交叉融合，充分利用龙头企业的先进技术和数字资源优势，搭建数字化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有效发挥科技进步的支撑作用，在产教融合的复杂生态系统中建立起系统和有效的产学互动。另一方面要整合产业中各层次的企业管理者、创业者以及政府官员等人才资源，多方共同参与数字课程的开发、教材的设计、实践基地的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加强教学资源数字化、课程及师责数字化、教学方式数字化以及教学管理数字化，联合培养真正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具备国际视野和新思维、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素养、较强的数据决策与创新能力的数字化人才。

第三，将产教融合作为“大思政课”的重要载体，构建课程思政、学术思政以及实践思政等多渠道融合的有人体系。以协同育人机制提升人才发展效益，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高素质数字化人才。产教融合是促进思政课与现实紧密结合、与实践充分互动以及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最佳路径。要在课程与实践教学中挖掘科学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元素，植入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学生对数字经济的认识；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创新创业竞赛，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积极开辟校企联合思政教育第二课堂，以创新创业为先导，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科学精神、合作精神以及奋斗精神，从而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数字化人才。

（摘编自刘洁、寇明婷《深化产教融合，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

材料一：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哲学家，对于人的了解，都需要对人性进行理解和把握。对人性论的关注在中国哲学史上较之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举凡于中国哲学稍有了解之人，便能体会人性论在中国哲学史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史上之基础性地位。张岱年曾指出，对于人性论之注重是中国哲学特点之一。故此，古往今来之大哲硕儒无不对此一问题格外关注。

人性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居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主干地位，并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要通过历史文化以了解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这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文化中其他的现象，尤其是宗教、文学、艺术，乃至一般礼俗、人生态度等，只有与此一问题关连在一起时，才能得到比较深刻而正确的解释。基于对人性论在中国思想史上重要地位的认识，徐复观写下了专著《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在徐复观看来，性善论实际上是儒家人性论的正统和主流。这一传统从孔子，经《中庸》，到孟子始告完成。

关于孔子的人性论，有人根据“克己复礼”的说法将孔子定性为性恶论者。这绝对算是石破天惊的观点，却是最缺乏说服力的观点。“克己复礼”并不意味着孔子认为人性中有恶或者说人性是恶的。人当然会作恶，但是这是否属于人性的范畴，是需要厘清的。孔子当然是主张以礼去约束人们，但是这个礼，“在孔子已转化为人所固有的德性及德性的表征，'复礼’是恢复人所固有的德性以显露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即便承认“克己复礼”是对人的自然欲望的克制与约束，也不意味着礼是违逆人性的。因为所谓“克己”的主体还是人自己，而不是外在的神、君、师、亲。如果说人性恶，那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克己”的主体意识？孔子所谓“为仁由己”，恰恰可以说明他承认人具有这种“为仁”的人性基础。

为什么说孔子对人性的看法倾向于性善？这是由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所决定的。徐复观先生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徐复观先生曾明确提出，孔学即仁学。孔子乃至孔门所追求的、所实践的都是以仁为中心。《论语》一书就是一部“仁书”。这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徐复观先生反对以“爱人”来诠释和界定仁。他认为仅从爱人的视角来理解仁，是对仁内涵的窄化，把握不到仁的真精神。他解释“天下归仁”时说：“天下归仁，即天下皆被涵融于自己仁德之内，是人在自己生命之内所开辟出的内在世界。而人之所以能开辟出此一内在世界，是因为在人的生命之中，本来就具备此一内在世界（仁），其开辟只在一念之克己，更无须外在的条件，所以接着便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所以，“孔子既认定仁乃内在于每一个人的生命之内，则孔子虽未明说仁即是人性，但如前所述，他实际是认为性是善的。在孔子，善的究极便是仁，则亦必实际上认定仁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亦即认为仁是作为生命根源的人性”。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的仁学的确奠定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总体逻辑构架”。

（摘编自宋立林《隐性的性善论：孔子的人性论再审视》）

材料二：

不可否认，卢梭的哲学继承着西方哲学“认识你自己”的学脉。其《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开卷就说：“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敢说，戴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的意义，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这里所说的“戴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就是为苏格拉底所特别珍视的“认识你自己”。

但卢梭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哲学”的理解，却具有明显的中国特征。在《论科学与艺术》一文的末尾，卢梭写道：“德行啊！你就是纯朴的灵魂的崇高科学，难道非要花那么多的苦心与功夫才能认识你吗？你的原则不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吗？要认识你的法则，不是只消返求诸己，并在感情宁静的时候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就够了吗？”——他认为道德的科学不需要花那么多的苦心与功夫才能认识，德行的原则就铭刻在每个人的心里，主张返求诸己，谛听自己良知的声音，并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哲学。这段话与孟子、陆九渊和王阳明的“良知”说何其相似！

良知先于理性，是因为人性本善：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怜悯心在人类能运用任何思考以前就存在着”。在这一点上，卢梭思想明显地受到孟子的人性本善学说的影响。他宣称，“人生来是善的，种种制度才把人弄恶”，由此来批判社会制度对人的自然状态的扭曲。更重要的是卢梭对性善论的论证方式与孟子的论证方式的一致性，如休斯所指出：“孟子和卢梭的观点中有一个引人注意的巧合：人不光被赋予了理性之外从善的直觉、能力和倾向，并且卢梭的主要论证正是孟子所采用的——也就是人类无法对他同伴们的痛苦和危险袖手旁观。理性的反思可能会揭示伸出援手所带来的利益但施助的冲动往往首先到来。这一点在人对动物和对人时都成立。呵护心中善的萌芽即是‘为人’而放任它们枯死便不足以为人。”

（摘编自许苏民《卢梭与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