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一个人的旅程

卞流光

    ①郁达夫少年即负文名。他对自己的期待很高。从他的诗中，可以感觉到他认为自己早晚会成名。扬名海内的《沉沦》发表时，郁达夫不到26岁。可是他等这一天仿佛等了好久。

    ②郁达夫属于早慧的人，因为三岁丧父，他的童年生活是孤寂的。记忆中，母亲经常奔波在外，祖母每天念经礼佛。这在一个小孩的心中播下了孤寂的种子。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从私塾到新式小学到中学，郁达夫的成绩一直优异，性格却越来越孤僻，这两者好像相辅相成，形成了他既自负又自卑的矛盾性格。1913年17岁的郁达夫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除了积极广泛的学习本领外，孤寂和落寞再次强烈地包裹了他。他曾给一个叫隆儿的女孩做过这样的诗句：几年沦落滞西京，千古文章未立名。感情上的不顺，志向的难酬，这是他一生焦虑的开始。

    ③1922年回国后，接触到中国现实后，郁达夫跟许多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有一种幻灭感。《还乡记》这样写道：我一边走一边想起了留学时代在异国的首都里每晚每晚的夜行，把当时的情状和现在在中国的死灭的都会里的流离的状态一对照，觉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成了过去的云烟。《沉沦》的风行海内并没有给郁达夫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经济上照样无法立足，还引来无数的误解和谩骂。回国后一直到1927年僻居上海，郁达夫挣扎在大学教职和作家、杂志编辑两种身份之间。回国伊始，郁达夫一边在安庆教书，一边写作、编杂志，然后又因为生计无着，再去教书。这样来来回回有三四次，"为饥寒的驱使，乞食四方，车无停辙。"

    ④这个时候郁达夫写过一系列文章，如《还乡记》、《还乡后记》、《南行杂记》和《感伤的行旅》，给读者一个飘零的旅行者的背影。1926年春，时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远在北京的儿子龙儿病危的电报，仓惶北归，却还是没来得及见儿子一面。多年来的奔波漂泊的苦楚，一下子汩汩而出。他在散文《一个人在途上》的结尾这样写道：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远了。自家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如此凄凉的自况，孰料却成为他一生的谶言。

    ⑤感情上的连连受挫，加重了他的流离感。1927年与王映霞相遇之前，郁达夫放浪形迹．流连酒楼歌馆。"检点青衫旧泪痕，歌场到处有名存。"然而其背后的孤苦和辛酸，恐怕十倍于他的放纵吧。与王映霞的结合，让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郁达夫拒绝了鲁迅的劝阻，从上海移家杭州。过起来了半名士半隐士的家居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与国事一样，家庭同样遭遇风雨?飘摇。备受打击的郁达夫此时应该是很绝望的，从他的选择可以看出：只身去国，自我放逐。"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坟墓）在星洲。"见过郁达夫临难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沧桑的面容，蜷曲凌乱的发须，几乎让人难以辨识。

    ⑥他的一生，仿佛是一次一个人的旅程。不管是选择还是命定，郁达夫没有回头。郁达夫的性格中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气质。他的沉沦、颓废、软弱、自卑、自我暴露，掩盖不了其率真赤诚对这个社会强大的冲击力。郁达夫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让人恨，也让人爱，因为这就是他。终其一生，他没有屈服改变过，哪怕这漫漫旅程，他必须一个人走。

唐朝的韭菜

   李汉荣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一千多年前，那个雨夜里的春韭，被杜甫保鲜在一首诗里，至今仍散发着清香。

诗为五言，句子精短，与韭菜精致的模样很般配。

我觉得，韭菜是自然的五言诗，五言诗是文化的韭菜。

我读过的唐诗，涉及写蔬菜或韭菜的，几乎都是五言，很少有七言或更长的句式。这很可能是因为，面对这娇小、精致的可爱植物，唤起了诗人们细腻、爱怜的情思，用五言这精致的样式，表现这精美的植物，是很相宜的。

这也似乎说明，在唐朝，韭菜，以及众多蔬菜，都是天然、本来的长相和品性。

蔬菜嘛，就该是朴素本分的样子，安静单纯的样子，露水盈盈的样子。这样子，才叫蔬菜。

假若杜甫老哥来到现代，来到我们的蔬菜地里，他一定十分惊讶：这是蔬菜吗？这不是一片杂木林吗？芹菜已疯长成灌木；莴苣正演化成芭蕉；葱虽然暂时还没变成芦苇，但已有了芦苇的个头；土豆已膨胀成杜甫喝汤用过的大土瓷碗；韭菜呢，五言诗的韭菜哪去了呢？这又高又胖、模样粗糙、神情张狂的另类灌木，是韭菜吗？一千多年没见，出落成这样子了？

杜甫老哥啊，你少见多怪了。一切都在变，菜地如何不变？假如你走进我们的文化菜地看看，你又如何不被惊呆？别摇头嘛，老哥。别的，你暂且别看，就看看那被你视为“文章千古事”的文章，就看看你一生钟情、“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吧。如今，一个写手随便就日产万言，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长篇不过月，一年制造十几部长篇，不难嘛，只需喝几杯咖啡，吸几口香烟，猛敲键盘，快速码字，滚滚泡沫就席卷世界的沙滩；写诗，稀松平常事，手起键响，键响诗成，一日千行，何难？回车键频频按，诗，就像那工业废水、生活污水滔滔滚滚源源不断，注入我们古老的奄奄一息的江河荒滩。你语不惊人死不休，呕心沥血一生，才写了一千来首，字数不够一个中篇，还不及写手们一天的产量。杜老啊。你太低产了。

这下，我得赶快告诉杜甫原委，不然老先生会被吓傻的。就这么一个诗圣，被我们吓傻了，我们对不起万古千秋。

是这样的，杜甫老哥：你在蔬菜地里看见的那颠大的、张狂的、疯长的、妖艳的、粗壮的灌木形状的蔬菜，都是服用化肥、农药、增红素、增绿素、增高素、拉长素、膨胀素等等市场激素催生出来的。

你问：好吃吗？有营养吗？我如实回答你：不好吃，营养很少，毒性很大，垃圾食物而已。

你在文化菜地(其实那是文化工业流水线)看见的那泡沫翻腾的泡沫文化，那废水汹涌的废诗，也是服用化肥、农药、增红素、增绿素、增高素、拉长素、膨胀素等等市场激素大批量疯长出来的。

你问：好吃吗？有营养吗？我如实回答你：不好吃，营养很少，基本是废物。垃圾食物而已。

杜甫一脸茫然，摇着头，迷惑不解地走了。

和杜甫一样，唐朝的韭菜，包括那雨夜里的韭菜，没见过的世面太多了，没见过农药，没见过化肥，没见过增红素、增绿素、增白素、增高素、拉长素、膨胀素，只见过露水、月光、荷锄的农人，见过蜜蜂、蝴蝶、毛毛虫，见过低飞的燕子和菜地上空款款飞过的黄鹂、喜鹊、斑鸠、白鹭。

韭菜何其有幸，在那个温暖的春夜，韭菜，用它质朴、醇正的清香，接待了诗人和他的诗。

唐朝的土地上，生长着清清爽爽的蔬菜，生长着清清爽爽的诗。

你且看那韭菜——

朴素安详地，一根一根地，在露水和清风里，认真地排列着自己，把自己排列成诗。

(选自《散文选刊》，有删改)

石狮子

胡炎

    ①一千年前，那个黑脸膛的石匠，在灼烈的阳光下雕刻着面前的巨石。后来，这块巨石变成了一头威严的石狮子，那个石匠反剪着双手，满意地欣赏着自己的作品，打满水泡的嘴里咳出一团污血，倒在了石狮子的脚下。

    ②当然，历史没有记下那个石匠的姓名。一千年后，我站在石狮子的面前，遥想着石匠炉火纯青的雕刻技艺和那张黑脸膛上纷飞的汗珠，试图还原岁月深处的现场。盛夏七月，毒日头正在我的头顶疯狂燃烧，所以我想当然地为石匠设置了一个燥热的季节。

    ③这里埋葬着一个古代的将军。石狮子为他镇守着另一个世界。我在史志和碑文里早已领略了将军生前剽悍勇猛的风采。此时，他就躺在石狮子后面那个巨大的墓冢下，让人感到他似乎依然活着，只是改变了肉体的形式，因为他的威名和这一派令人肃穆仰视的庄严从来都不曾消失，无论在文字里还是在人们的传说中。

    ④消失的，只有那个平凡的石匠。

    ⑤我坐在石狮子前方的石阶旁，那里正好有一棵树，投下了有限的阴凉。我承认，我像石匠一样平凡，甚至可以说，我连石匠也不如，简直可以称得上平庸。我想我用不了一千年，也许几十年后我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得了无痕迹。没有人会为我雕刻一头石狮子，我当然更不可能躺在那个雄伟的墓冢下，身穿驰骋疆场的铠甲，受万世瞻仰。就此而言，我有理由羡慕那个名不见经传的石匠 ， 因为屹立千年的石狮子告诉我，那一定是个杰出的石刻艺术家，尽管他在浩瀚的历史中同样微渺如蚁。

    ⑥日光也许穿越了千年，保持着同当年一样的温度。我看着石狮子，仿佛听到叮叮当当的凿石声。石屑在石匠粗糙的手下像岁月一样飞扬、沉落，终化于寂灭。石匠是一个沉默的人，我想，因为凿斧是他唯一的语言。他的眼睛很大，但却经常眯起来，从不同角度观察着石头的造型、布局与线条。他双手的虎口由于不间断的摩擦和冲击而迸开了一道道血口，但他感觉不到疼痛。那些血珠和他的汗水一起融入了面前的巨石，而让那块沉默的石头获得了灵性。石匠就这样凿着寂寥而漫长的时光，生命在幽微的刻痕里变得瘦削、单薄而憔悴。他想象着石狮子的样子，而完全忘掉了自己的样子。

    ⑦我不知道这是否有些悲哀 ， 那个石匠，让一块在地壳里沉睡亿万年的石头有了生命，而他却把自己凿成了一块人形的石头。

    ⑧在接到这个重大任务前，他可能是一个享誉民间的匠人，雕刻过不计其数的石兽、石碑，甚至包括石碾这样的农具和石臼之类普通的家用器皿。在那个时候，他或许像寻常百姓一样一面雕刻一面抽着旱烟、拉着闲话，考虑着是否把这个吃苦受累的手艺传给子孙，或者干脆什么也不想，只用这个手艺换得衣食，在雇主的家里饮着自酿的烈酒，直到乾坤倒悬酩酊大醉……

    ⑨但是某一天，他接到官府的指令，要为战死沙场的将军雕刻一头石狮子。

    ⑩石匠离开家的时候，回头久久地望着他的妻儿。他没说一句话，似乎预感到这将是一次永久的诀别。在这里，我猜测石匠当时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因为这个任务非同寻常，倘若失手必然性命难保。但我更愿意相信，石匠当时想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满怀着对将军的敬仰，他要为这个戎马一生、保家卫国的将军做点什么，那就是用一头骁勇无敌的石狮子镇守将军的仙府，让他的敌人和跃跃欲试的盗墓贼望而生畏。他要为这头石狮子献出毕生所学，用他的血和生命滋养艺术和精神，为石狮子安放一个充满血性的灵魂。

    ⑪一千年后，石狮子高踞于我的面前，佐证着我的猜测。不仅如此，它随时准备冲跃的姿态还告诉我，石匠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他也许把自己变成了一头石狮子，他平凡的生命和非凡的灵魂最终和一方巨石融为一体。

    ⑫我站起来，走到石狮子跟前，抚摩着它滚烫的身躯。它的温度应该超过了40度，那是灵魂的体温，比日光更加炽烈。它看着我，穿过千年的风雨说：

    ⑬ “如果没有他，我只是一块石头。”

    ⑭我点点头：“我懂。”

    ⑮石狮子微笑了，它微笑的样子竟然如此亲切，就像一个脸膛黝黑的石匠，在阳光中绽开的密密麻麻的皱纹。一千年前他忘记了微笑，而在一千年后，他微笑着递给我一只凿斧和一把雕刀。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在我远离石狮子的时候，一方伟岸的巨岩从我生命的地壳里站起，对我说：“来吧，我一直在等你。”

（原载《大观·东京文学》）

世界需要“中国新思想”

乐黛云

    ①193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了一本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书——《生活的艺术》。书--出版就引起轰动，持续52个星期位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文字。直到今天，我国书籍还很少在国际上出现过如此盛况。这种现象说明世界需要于中国的，是不同于他们自己原有思想的另一种思想，不同于他们惯常生活方式的另一种生活方式。

    ②但是，百余年来，我们很少有这样的自觉。中西文化对话中，中国面对的往往是强势文化的灌输和覆盖。中国现代文化和当代学者在国际上也常受轻视。今天，是根本改变这种局面的时候了。对中国文化来说，通过今人的自觉，从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中生长出“中国新思想”，是根本之道。

    ③当代世界深陷各种冲突之中。从军事战争到经济战争，从资源争夺到社会斗争，从国际冲突到文化对峙，如何克服冲突、形成合作，是人类一直未能解决的最大问题。

    ④中国先哲认为，个人无法独立生存，人的初始状态就是与父母和他人的关系，这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合作状态。因此，社会的基因不是个人，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所谓“礼”，就是讲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存在，而非强调抽象的人。我国学者从中国文化的这个立场出发，参与世界大问题的思考和讨论，这种出发点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国学者李泽厚在《伦理学纲要》中，更提出了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的“情理”与西方“理性”的讨论，也引发西方文明对自身的反思。

    ⑤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曾经带来三个世纪的战争灾难，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哲学家赵汀阳，几年前出版《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描述了一个不同于帝国理论的、拥有普世正当性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模式。中国古代的“天下”，不同于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利益博弈模式，而是一个“至大无外”的思考单位，从“天下—国—家”这样由大至小的方向，思考如何实现各个层次的和谐。

    ⑥“天下体系”不承认存在着无法被理解的“绝对他者”，而相信每个他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组成部分，因此就排除了不可通约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而这种认识正是今日世界所急需的。从此，“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长期拥有文化霸权的“帝国理论”的另一种可替代的概念和思考方式，逐渐引起世界思想界重视。当然，其中也不乏质疑和不同意见，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学者从中国文化引发出来的新思想，已经引起世界性的重视和讨论。

    ⑦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按我们的主观愿望设计制作好再端出去的一盘点心，而是在长期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影响和双向自由选择逐渐形成的。中国文化面向世界，与他种文化进行对话沟通，已有悠久的历史。18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通过伏尔泰、莱布尼兹、荣格、白壁德、布莱希特等人吸收，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主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⑧当西方学者吸收中国文化时，首先不是大量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灵感的共鸣，需要从各自的需要和文化处境出发。我们必须重视长期以来跨文化交流的历史，尊重对方的处境、意愿和兴趣，而不是主观地强加于人。同时也必须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识，虽然本来就是真知与误解并存，自有其片面性，但这些认识也给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异文化视角，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

    ⑨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看到我们所说的复兴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我们所说的发展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这种复兴和发展的深度、广度和力度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这就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化的根本出发点。

（摘编自《人民网》2013年8月6日，有删减）

2005年之后“新水墨”概念开始在国内美术界广为流行，它以强调当代性和突出创新意味的强烈诉求，凸现出传统向现代形态过渡和转型的迹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思潮对中国画领域可谓影响至深，“水墨热”正在成为一种惹人瞩目的文化现象。长期以来，画界围绕“水墨”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褒贬不一：或认为水墨画表现了对回归文人水墨传统的期盼；或认为水墨画以西学为依托，表现了对中国画现代性的执著追求；或认为“现代水墨”远离了传统水墨的表现形态，专注于传统语言的现代转换问题，而缺少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而实际上，“水墨画”的生成和发展，一直令人隐忧，并且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心理依赖无法割舍，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当代多元文化“新颖语言”的现代性渴求。

在我看来，当下的水墨画之所以用“新水墨”命名，是因为它创造性地打破了水墨画的学科界限，为传统水墨进入当代艺术领域提供了极大可能性，其中隐含了中国艺术家在跨文化视野中确认自己艺术方位的某种企图。同时，也昭示了“新水墨” 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传承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发展路径。不言而喻，当下“新水墨”现象的发生和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变革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它既是传统资源向现代资源过渡的文化征象，也是一百年来“中国画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更是全球化、多元化语境中中国画家的自觉选择和文化创新。纵观“水墨画”的变革之路，基本上是以“笔墨”为核心，其状态应概括为“在争议中前行，在探索中创新”。

    回溯历史，“水墨画”的概念古已有之，从古人对“墨分五彩”的认知到对“水晕墨章”笔墨效果的推崇，再到唐代王维对“水墨淡彩”画风的追求，水墨在古代文人眼中，墨即是色，色即是墨，是一种代表人生哲理、个人心性和情趣的视觉符号，它与“丹青”一词一起，常常被用来指代中国画这一领域的内容。然而，“水墨画”真正替代“中国画”词汇而进入大众审美视野，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却是在20世纪“85 新潮美术运动”之后，由于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冲击，“水墨画”这一概念在突出材料功能方面深受人们青睐，诸如对新技术的应用，媒介、材料的混合，以及对新形式的探索，对新艺术领域的实验等等。因为这些原因，“水墨画”在从传统资源向现代观念的转变中，被重新定义，被看成中国前卫艺术的代名词而广泛流传。从此以后，水墨画作为中国画创作的媒介和替代“中国画”的新名词而进入大众视野，它的出现，预示着水墨画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对于近年来“新水墨”概念的出现，学术界曾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思考。之所以选用“新水墨”这一名称，其实在本质上仍然坚持着中国的文化立场，与传统的文化精神依然一脉传承。其“新”字的内涵，不仅是指时间，上的当代性，而且更加强调当代的文化思潮对中国艺术的积极影响。可以断定，“新水墨”概念的内核，直接指向“发展中最具创新意味的多元格局和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毫无疑问，融合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特征，“新水墨”的出现，把中国画带到了当代文化的语境中，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一种语言材料技法层面的变革，毋宁说是观念层面的革命性变化，因为“新水墨”已经深入人心，逐渐成为引导文化潮流，融入全球化格局中的国家文化形象。

    诚然，“新水墨”是一个新的艺术领域，尽管它与传统笔墨和古典规范有着较大距离，尽管许多学者仍对水墨画的局限性表示异议，而且水墨画自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但瑕不掩瑜，进入21世纪以来，“新水墨”呈现出发展的态势，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艺术家所关注。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水墨画家在反思80年代“全盘西化”思想的基础上转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尤其令人欣喜的是，“新水墨”开启了墨彩混合的新传统，受林风眠艺术的影响，一些画家在解构传统笔墨表现规范的前提上，引入大量色彩进入水墨画。还有一些画家更是放弃了以笔墨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充分利用冲、积、破、硬边拼贴、制造肌理等技巧，在“新水墨”画的表现方式上获得“突进性”的进展。

    受到当代艺术影响，“新水墨”越来越注重对观念的表达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表现，它已经跨越了架上艺术的边界，而向装置、影像甚至广告、卡通领域发展。其核心要义在于抵抗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扁平化趋势，并与针对差异和本土的压制作斗争。在这个层面上，“新水墨”的出现的确具有不同凡响的开创性意义，它意味着中国水墨画的全面复兴和“中国画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

(选自《美术观察》2019年第5期，有删改)

    宋代年间，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也逐渐增多，但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身份地位很低，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

    但由于翻译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锺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诬“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

（摘编自《宋代广州就有翻译了，然而这个行业说起来很心酸》2019年2月22日《广州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