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江南

   在古往今来的各式地名中，最为奇妙的应该数“江南”了。

   这个地名早在先秦就已问世。但到隋代为止，它主要指长江中游的今湖南、江西一带。

   “江南”的现代意义起源于唐代的贞观十道。这个地方先是被叫作“江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传统中有以左代东的习惯，这一地名又被雅称为“江左”，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分为十个监察区，称“道”。北方、南方各五道，江南道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至今贵州、东至海的一大片地区。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又将江南道从西到东依次分为黔中道、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其中江南东道包括今闽、浙及苏南、皖南地区。

   唐朝人非常强调地域差异，可是被举出来进行对比的，往往是“塞北”和“江南”，“塞北”总是令人想起恶劣的自然环境，残酷的人文环境。而江南呢，从地理位置上它并不位于南方的最南端，它被拉出来是因为它处于环境质量的另一个极端，此地从南朝以来便是有名的“佳丽地”。

   这种对比方式让我们有一个有趣的发现，那就是在北方，各地区之间大致是平行的关系，没有哪一个区域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北方代表的身份出现。当时较为突出的地域成见是山东与关中的对立，两地经常相互取笑、斗气。史载唐太宗曾谈起山东人如何、关中人又如何，言辞间颇有“同异”，大臣张行成当即跪奏说：“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唐太宗才猛然醒悟。而在南方，各区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落差关系，岭南自不必说，因为地多瘴疠，西南的巴蜀之地，也因为僻处一隅，有“蜀道难”之称，杜甫有联著名的诗“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由此可见一斑。

   真正能够让人想起南方的好处来的是“江淮”。在唐人的概念中，它是“江南”和“淮南”两个地域之和的简称。“淮南”指长江和淮河之间的那个地域，当时留下来一个著名的口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可惜淮南的好地方仅止一处而已。“江南”在上文提到开元二十一年时已有“江南西”“江南东”之分，到了唐后期，“江南西”已经简称为“江西”，照此逻辑，“江南东”该简称为“江东”了吧——可是不，它仍叫“江南”。

   唐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地说，它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由于安史之乱以后道（藩镇）的数目增加到几十个，并且转化为事实上的高层政区，此时仍常用贞观十道作为一种提纲挈领的地域概念。

   但更常用的是“江南”的狭义，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此时它已分属宣歙、浙东、浙西三个观察使管辖。其中，宣歙（今皖南）相对于两浙已处于边缘。而浙东（今浙东，浙南）、浙西（太湖流域及今浙北）的两浙之地，唐人又很敏感于吴和越的区别，在当时人心目中，吴地（太湖流域）才是江南的典型。

   唐代以后，虽然有时人们把扬州也视作江南的一部分，但地道的江南一直稳定地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

    浅阅读指一种浅层次的、以简单轻松甚至娱乐性为目的的阅读形式，是流于文本浮表、感受愉悦的过程；而深度阅读以提升学识修养和理论思维、工作能力为目的，是对文本蕴含的思想、知识、智慧、情感及其艺术韵致乃至语言品位进行体悟和摄取的审美进程，是读者与作者心与心之间的深入沟通，是对社会与人生意义的探寻和追问，是激发想象和创造活力的情感活动。

    “深度阅读”，它和浅俗化阅读相对，不仅阅读对象不同，而且使用的终端也不尽相同。阅读本如听歌、看画一样，怎样做是个人的自由。但在拥抱数字媒体，浅俗化阅读、碎片化阅读和快餐式阅读渐趋弥漫的当下，“深度阅读”关系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深度阅读的提倡，阅读习惯的培育和阅读体验的重建，不仅关乎个人的命运，还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正如作家贾平凹所说：“现在，人们为了生计，整天忙忙碌碌，读书成了一种奢侈。如果人人都不爱读书，国家的发展就没后劲了。”

    深度阅读通常意味着对书籍、期刊等纸媒的阅读，所包含的内容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菁华——宇宙的奥秘、历史的反复、世界各地文化差异的比较、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乃至小说诗歌等表现人性的文字……有深度的、优质的文章，虽然读起来吃力，却使大脑处于一种安静的、思维高度集中的活跃状态，不仅可以丰富头脑、增强智慧，还能安宁地和自己相处，与灵魂对话，进行终身学习，为个人的精神成长和人生境界提升提供充分的养料。

    我国古代有“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读书不向自家身心做功夫，虽读尽天下书无益也”之说，就是在说，浅俗化的阅读不能滋养身心，经世致用，往往会造成有知识没文化，有文化没教养的状况，同时窒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焕发。“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等刻苦读书的优良传统，也警策人们努力抵御各种诱惑，用顽强的意志养成静心阅读的习惯。“读书当读全书，节抄者不可读”，“读书无源委，有如断港流，濡润涔蹄间，不能溉田畴”，是在告诫人们，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的读书，肢解扭曲的名著讲授，就像把河水截断，用牛蹄窟里装的水灌溉庄稼，怎么能滋润心田呢？

    在严肃作家和学者眼中，数字化阅读危害极大。很多读者渐渐认识到八卦、段子、社会新闻无法填补精神空洞，不能够提升自我，反而无谓地浪费时间和精力，慢慢地趋向于读一些有系统知识、有深度的文章和书籍，比较经典的著作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中。在今年举办的上海书展上，我们也看到了深度阅读的复苏迹象。由元史专家蔡美彪撰写的《中华史纲》，是一本比较偏学术的著作，不想发行量却达到5万册。

    近年来，国内外众多报纸纷纷转型创办网络版和手机版，而书籍的数字化趋势，也有助于在电子终端上拓展深度、冷静和理性的阅读。一个国家，需要的是有远大理想、有创造激情、有头脑且精神高扬的国民，而不是拾人牙慧、思想浅薄和低级趣味的民众。推进全民阅读，倡导深度阅读的好风气，是当前我们社会建设、国家发展所迫切需要的。

    “中和之美”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组成部分，其强调情感的表露要自然而然、居中克制、恰到好处，艺术表达与审美诉求尽量处于平衡、和谐、圆融的格局和状态中。“中和之美”与当下中国文化境遇及大众心灵感受的脉息相通，对当下文学创作中的某些消极惰性倾向有平衡抑制功能。

    “中和之美”切近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主体部分。文学的审美取向始终随社会主流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震荡与观念不适后进入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期，改革温和渐进，罕有社会结构的大幅调整与价值观念的剧烈变迁。尽管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悲欢离合，但在平衡和平稳的社会大格局下，生活不再是荆天棘地和虎狼扑面，经历的大多也不是惊心动魄和生死抉择。“和风细雨”和“微风小雨”成了生活的主旋律。固然，人生难免有波折，情感也必会有波澜起伏，人格也要顶天立地，批判的锋芒也自不可缺，但就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气质而言，横眉冷对、歇斯底里、咬牙切齿明显是不自然和非常态的。重提“中和美学”，是因为它本身就切近生活的已然状态。以“中和美学”直面人生，钩沉世态，能较为准确地融构当下的存在经验。

    “中和之美”符合当下大众的审美习惯。“中和美学”是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心理与审美意识的有机组成，它已沉淀到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最深处。因此，文艺创作不仅要贴近社会，而且要切近心灵；不仅要有思想的张力，而且还要有精神的深度。一些文艺创作固然可以通过欲望煽情与极致人格书写产生的强烈风格而获得某种吸引力，但其影响只能是暂时性的和有限性的，因为它的本质是刺激性的和消费性的。真正不沉于时间渊薮的富于成就的文学都是关注人的生存，歌颂人的美好天性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和美学”更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和欣赏心理，它与当下中国人的心灵生活及大众生活精神主脉互息互通。自觉贯彻“中和美学”的文艺创作传递的观念和经验，可以令艺术创造者和接受者分享共同的情感与理念，获得真正的共鸣和相似的联想。

    “中和之美”有利于抑制当下中国文学的某些偏颇。当下文坛，无论是文学观念上的陈陈相因，还是创作意图上与商业文化的亦步亦趋，都要借助血泪涕零的悲戚煽情、正邪价值的激烈对抗、高潮迭起的戏剧夸张、自我撕裂的感官本能以及疯狂诡奇的文本格调来实现，这明显与习见的日常生活相抵触，意识偏见与美学偏执不证自明。以“中和美学”为原则和参照进行艺术选择和艺术升华可以创生出敦厚平和与豁达俊逸的审美韵致，能在叙事的奔放与理性的约束间获取某种平衡，能规范和治理文学创作中失之节制的欲望写作与个人化倾向，能赋予当下文学创作以自觉的分寸感和节制感。

（选自《文艺报》，有删改）

    纵观两千多年中国思想家对何为人性的思考，在论证人性的思维方法上大体可以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思维方式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我们运用现代的一些思维方式反思一下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中的思维方式。

    对何为人性的形而上论证的反思。在论证人性的来源上，孟子、二程、朱熹等采用了形而上的思考方式。按照现代的思维方式来看，形而上的论证是不牢靠的。康德详细地考查论证了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知识的构成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感性提供对象的表象，其二是知性运用概念对这些表象作出判断，从而形成知识。也就是说知识的构成既要包含先天的认识形式又要包含后天的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康德又认为，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实质上是理性的一种误用。理性有一种天然的冲动，这种冲动会对因果序列作出无限的追溯，直至脱离经验而直接作出判断。由于知识必须包含经验成分，所以这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虽然是源于我们的认识本能，但由于没有经验成分，所形成的只是貌似知识的幻象。

    对何为人性的形而下论证的反思。传统人性论，其论证大量引用了经验层面的东西。孟子论证人之性善，举例说小孩子掉入井中，人们施以援手是由于人有恻隐之心。孟子这样通过经验获得知识的方式，同样无法通过康德理性的检验。近代经验论认为知识是通过对经验的归纳，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感念和范畴得来的。显而易见，我们是无法获取全部经验的，因此这样的知识也仅仅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可能性，最终导致了休谟的怀疑论。在康德看来，知识不仅要有经验成分，同时也必须有自己本身提供的概念和范畴。康德指出，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开始，它们并不因此就产生自经验，因为很可能即便我们的经验知识，也是由我们通过印象所接受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从自己本身提供的东西的一个复合物。没有概念，经验是盲目的，还不能构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发现的最重要的思考方法是现象学方法。胡塞尔提出了“面向事情本身”。所谓面向事情本身，实质上就是要剔除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思考方式，可以规避预先成见，按照直观的方式实现对象的“自身被给予性”。按照现象学的面向事情本身，我们仔细审视人类自身，我们的大脑的意识，有一部分意识是超越了人欲之外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孟子所谓的人之性善。同样我们的大脑的意识，有一部分意识是关注趋利避害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荀子所谓的人之恶。由此可以看出，运用现代的思维方法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论之争，会使这一争论更加明确。

（摘编自孙旭武《对传统人性论指争的反思》）

中国茶史

郑培凯

    上古时代，茶在中国的植物图谱中已经出现，但是最早时，茶属于药品，或者属于菜蔬，一直到了唐代，随着茶叶的广泛种植和行销到了游牧民族地区，茶才正式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用之物。这时候，陆羽创立了完整的茶叶科学体系，规范了饮用方法，包括提出了“茶有真香”的核心观念。根据一些古籍记载，战国时候，四川一带已经有饮用茶的习惯，秦灭蜀后，将之带出来，这里也是古茶树的发源地之一，符合“南方有嘉木”的说法。

    到了三国魏晋时代，浙江和江南普遍种茶，饮茶人也增加，不再属于贵族专利，扩展到士大夫阶层，用以待客。当时也做成饼，叶片大汁不能黏合的就用米汤去黏合，喝的时候先去研磨，然后用沸水冲泡，还没有形成唐时那种复杂精美的饮用法。不过当时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已经很普及饮用茶了，包括对器物和水都有讲究，但是饮用方式还比较古朴，茶处理如同蔬菜，放在水里煮喝，加各种香料与佐料，基本上就像蔬菜汤。属于实用阶段。唐之后，茶饮不再是实用主义，而是上升到了精神领域，这就成就了“饮茶之道”。茶之流行，除了交通和社会原因，也包括禅教大兴，在参禅过程中，为了提神不寐，也为了打坐，很多寺庙推广喝茶。当时禅宗影响很大，又影响到了民间，渗透特别广泛。

    宋代茶书和茶人的世界首先在宫廷，当时宫廷的饮茶习惯非常发达，制作茶的技术比之唐代还要复杂。先是龙凤团，后来发展到石乳、白乳，再后来又有小龙团，以及各种密云龙、瑞云祥龙，越来越精细，层出不穷。当时的点茶手法是水和茶要用得恰当，比例均匀，否则就表面的沫饽不匀。还有斗茶法，没有水痕的最佳。为了达到效果，建立了一套新的系统，包括茶叶制作、茶叶击拂、茶叶品饮、器物优略，都形成了仪式和系统。

    明代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品茶，与品茗环境和制茶都有很大联系，构成了一种发达的品茗体系，所以明朝成为中国茶的复兴时代。品茶的情趣方面，一是恢复了唐宋赏茗器的乐趣，对茶饮的程序和器物的雅洁再三致意，不因为明使用紫砂壶为主的相对简单的品茗体系，就不欣赏器物了、不对茶器物有追求了。另一方面，着重性灵世界，追求品茶所带来的心灵的修养的提升，期待有和谐之境界。

    清代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饮茶方式，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茶碗越来越少，到了最后就成了基本使用青花杯，或者白瓷杯，紫砂壶成了最主要的泡茶工具；二是福建工夫茶的出现，导致了小紫砂壶的流行，这都是明清的茶事重点。但是随着清中期后民生的凋敝，整个的品茗雅趣开始走向没落，走了下坡路。尤其是1890年之后，基本上没有人有心心思提及品茗雅事了。这之后，战乱频繁，革命事起，品茗之趣长期无人提及，结果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茶道是日本的国粹，与中国文化无关，这也是历史失落太久的缘故。大多数中国百姓用大杯冲泡茶，倒是也符合质朴之道。

（选自《醒狮国学》）

    唐朝的政府官员，通常都有退休（致仕）的保障。官员致仕，根据等级不同，规定有所不同。

    皇帝身边的五品官，地方上的四品官，到了退休的年龄，所谓“悬车^①”之年，要自己打报告给皇帝，获得皇帝批准才能，办理致仕手续。如唐高宗时的张行成，是尚书右仆射，加授太子少傅。因为天旱，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于是上表请求致仕，唐高宗亲手书写诏书，不允许，反而赏赐宫女、黄金、器物等等。但是，六品以下官员的致仕，到年龄便退，没有回旋的余地。吏部每年都会向皇帝报告，今年有多少官员致仕，报告后面附有一个长长的名单，通常照章办事即可。以制度应对多数，这是基本方略。

    有的大臣致仕，会获得皇帝的支持。唐太宗时期，尚书右仆射“战神”李靖以足疾为由上表请求退休，唐太宗表示支持，把李靖树成知进退的楷模，赏赐绢帛千段、御马两匹，所有待遇不变，还特意派人到李靖府上表达皇帝的关怀。可见，致仕制度在唐朝，对于申下级官员，多按照制度执行，而对于高官并不采取一刀切，对退休官员的优待突破了制度的限制，由皇帝给予特别恩赏。另一种优待的办法是退休前提职，以更高级别的官职致仕，这样相应的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致仕有时也是朝廷处理大臣的一个手段，开元十五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与尚书左丞相张说矛盾不休，各自组织朋党展开斗争。结果崔隐甫免官，宇文融贬官，而张说致仕。甚至有的官员虽然已经致仕，但是还可能受到追究。

    由于朝廷需要，致仕官员更有起复的现象、苗晋卿在天宝末年以刑部尚书身份致仕。至德二年，肃宗拜他为宰相，统领国务。安史之乱平定后，苗晋卿以太子太傅身份再次致仕。第二年，皇帝又重新任命他为侍中。代宗时，他最终以太保身份致仕。苗晋卿一生竟然三次致仕，是个特例。

    唐朝官员的物质待遇主要是俸禄。俸是俸钱，禄是禄米。根据中央、地方和官品发放这些钱米。禄米，按年计算，每年春、秋各发一次。

    致仕官员享受半禄，即一半禄米，同时给一定数量的赐物。致仕官员如果住在地方，禄米等由中央出牒^② ， 所在地支付。唐德宗时期，致仕官员待遇提高，增加了料钱（唐宋旧制，官吏除俸禄外，有时另给食料，或折钱发给，称料钱）的半额。如果遇到举国同庆的时候，皇帝往往给官员普遍增加待遇，致仕官也在其列。唐玄宗、肃宗包括以后的皇帝，给予现任官提高待遇的一种途径是给现任官父祖授官，让他们享受致仕官员待遇。到唐后期，代宗、德宗、宪宗等时代的大赦文，常常有这样的内容。

    致仕官也会出席朝廷的一些仪式性活动，唐朝明文规定，致仕官要回到原曹司，位在现任官之前。也许，这是致仕官们更重视的规制。

    致仕官就是现任官的未来，这是官场生态重要的一环。老有所养是人们的合理期待，维护社会的稳定，相应的养老体系更是必备的。唐朝官员致仕之后的待遇，属于社会保障的一部分，致仕官享受俸禄全额不是制度，仅仅是皇帝特许的个别政策。

（摘编自孟宪实《唐朝的退休制度》）

【注】①悬车：古人一般至七十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悬车之年”指七十岁。②牒：中国古代官府往来文书的文种名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