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乾清：清水徐徐洒乾坤

    2010年1月9日上午11点15分，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水利事业。徐乾清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心系水利，为我国大江大河的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水利工作者。

    徐乾清1925年出生于陕西城固，汉中人。汉中位于汉中盆地。汉水自西而东横贯于汉中盆地，建于秦汉的众多水利工程和灌区，真实反映了汉中盆地稻作农业的繁荣景象。1949年9月初，23岁的徐乾清从国立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选派到泰州苏北行署水利处，开始了其一生的水利生涯。此后，从苏北到上海再辗转到北京中央水利部，他当过工程技术人员，担任过部专家工作室技术组组长并兼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助手，在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过……到后来担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水利部副总工程师。

    60余年的水利生涯，从长江到黄河，从松花江、辽河到淮河、海河、珠江流域，徐乾清跑遍了祖国的各大江河湖泊，推动参与了全国主要江河流域规划的编制、修订、审查工作，参与了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的论证和审查工作，先后担任“黄河治理”“长江防洪”“西北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国家科研项目的专家组长，为我国大江大河的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乾清几次从宏观角度指出我国水资源短缺给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严重影响，提出了明确的对策。当“八五”攻关即将结束之时，徐乾清又敏锐地将视野投向了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的西北地区，提出要尽快开展西北地区生态需水研究。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西北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生态保护研究”被列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项目的及时设立和成果产出，为20世纪末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了解徐乾清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出席的大小会议无数，但每次话都很少，却句句铿锵有力。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事先 他都会进行充分的论证。“徐院士的科学作风十分严谨，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每个词都非常准确。他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个数据都不能含含糊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春宏对此深有感触。

    徐乾清做人做事求真务实，在全国水利系统是出了名的。徐老总结他一生的治水经验，希望能将其精华传授给后人，而这精华，就是要实事求是，要尊重科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治水安邦的大业。

    对年轻学者的请教，徐乾清是从来不吝啬的，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平时，经常有年轻的水利科研人员在评职称、报奖等方面请徐乾清帮助推荐，而他立了三个“门规”：一是被推荐的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二是草拟的材料必须提前送去，他认真看完及时通知对方结果，并注明“可以签”“做修改后再签”“能否请其他专家推荐”等意见；三是凡他签过字的材料，必须给一份复印件留存。

    “徐老开会发言语气十分平和，且都围绕着‘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展开，从不以专家身份凌驾于别人之上。”同事有两个深切感受：一是“实”，徐乾清向来没有空话和套话；二是“有收获”，言之有物，从不漫无边际。

    大家都说，徐乾清一生把名利看得很淡很淡。徐乾清一辈子不要奖，谁给他个荣誉证书，他都要着急。直到2009年9月，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也是他平生唯一接受的个人荣誉。“我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水利科技工作者，根本够不上‘专家’的称号。这一生辛勤劳累有余而业绩成效甚微，不能不说是终生遗憾。”徐乾清在日记里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但我尽了我的一切能力，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无负农民给我的饭，工人供我的衣和生活用品；一生未做对不起社会和周围同志及亲朋好友的事。大概还算是一个可以问心无愧地度过这一生的普通劳动者。”

    斯人远去，魂系水利。徐乾清走了，而他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将永留史册。

（节选自2010年《光明日报》）

相关链接①2010年1月4日，据农业部研究，近10年来，吨粮耗水1191m3，平均粮食水分生产力约为0.84kg/m³ ， 北方地区平均约为1.07kg/m³……（徐乾清日记)②近两年来，去徐老家讨教甚多。在我主持《中国水图》编制工作期间，徐老多次叫我到他家中，一幅图、一幅图地讨论，对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逐一提出具体建议，每次都花费整整半天的时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建云）

“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国学大师，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可见陈先生的幽默。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陈寅恪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他学习了梵文、印地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在德国，陈寅恪的资料很少，因为他有自己的主见——他不要学分，完全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游学。陈寅恪说，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终生没有文凭的陈寅恪， 却形成了自己宽阔的学术视野。

    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要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要介入世界学术的大潮流，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人对话，你必须通过镜子才能了解自己。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他的学生，都一定是后来的大家。

    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把中国的学术提升到一个很新很高的领域。

    陈寅恪至死都坚持用文言写作。但陈寅恪关注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他认为中国学术要坚持民族传统，对传统语文充满自信。1932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只有一个三字对子，上联_——“孙行者”。

    北平沦陷，陈寅恪流亡云南。藏书悉数焚毁在战火中，陈寅恪在几乎汉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仅凭记忆，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回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南迁广州，到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任教。

    陈寅恪有无边的勇气，到广州五年后，陈寅恪放弃熟悉且擅长的国学领域，开始了学术转向——探索明清的历史和文化，写就两部经典：他用口述方式撰写《论再生缘》，对明末清初杭州女诗人陈端生著的，讲述了元成宗时尚书之女孟丽君的悲剧故事进行评点考证；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为一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倚门卖笑的奇女子柳如是立传，赞美她在明末清初，家国更迭时比五尺男儿更重家国大义。

    陈寅恪浸润在自己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拒绝为官，说那样会影响自己思想的自由。他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倔强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以此表彰其学术思想——“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长年卧床，妻子唐筼又竭尽全力护理丈夫。

    陈寅恪葬于江西庐山。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垂范着后世的中国，学术思想，影响至今；毫无疑问，陈寅恪先生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令人高山仰止，不胜敬慕！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界的骄傲。

带血的莎魂

邹汉明

     一九四四年的春天来得特别艰难。

     白墙黑瓦、碧波荡漾的水城嘉兴。

      贫病交煎，专心一志，致力译事的朱生豪突然卧病。意识到这一次的病情非同往常，朱生豪趁着尚有一点余力，勉强坐到冰冷的书桌旁，从容地为莎士比亚戏剧集撰写了《译者自序》。

     一九一二年，朱生豪出生在园子边上一间破旧的老屋。他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欢乐和生机。朱生豪出生这天，南门的小盲子说正是文昌日，男孩的八字里有文昌星坐命，读书可以成大器的。

     转眼，朱生豪四岁，到了入书塾开蒙的年龄。果然，这孩子聪慧异常，是个读书种子。

     几年之后，朱生豪梅弯小学毕业，成了人人羡慕的小“状元”。

     然而，好景不长。父亲生意失败，全家顿时陷入贫穷的境地。朱生豪不得不寄养在姑妈家。幸亏母亲暗中留有一笔专款，朱生豪得以顺利地升入秀州中学。

     秀州中学原是教会学校。校长窦维斯，美国人，亲自教朱生豪英语。讲得一口标准英语的窦校长，强烈地吸引了朱生豪亲近美丽的英文。窦校长器重朱生豪，常常让读得很漂亮的朱生豪朗读课文。升入高中后，朱生豪的课本里多了一本《莎氏乐府本事》。他还选学了《哈姆雷特》和《裘里斯•恺撒》的片段。小小少年，开始接触英国大文豪的作品了。

      十七岁，出门远行的年龄。朱生豪背起铺盖，拎着一只形影不离的小藤箱，来到省城杭州，靠了学费全免和奖学金，就读于之江大学国文系。

     很快，朱生豪受聘上海世界书局英文编辑。月薪七十大洋。除了寄回嘉兴老家三十大洋，留下必要的开支外，他大量地买来了莎士比亚、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等英国诗人的作品集，如饥似渴地吸纳着异域的营养。

书局的编辑工作，对于中英文甚为了得的朱生豪，压力不大。他一边读书，一边续写着与宋清如的爱情故事。

那一年，他二十四岁。朱生豪一展大才的机会终于来了。

     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的中心。世界书局决定翻译全套莎士比亚。对朱生豪知之甚深的詹文浒，力主他挑起这副艰巨的重担。莎翁逝世三百余年后，在东方的中国，莎士比亚与朱生豪相遇了。

     几经斟酌，朱生豪决定以明白晓畅的散文体译出。朱生豪信心十足，两百万字的翻译任务，预计两年内完成﹣﹣何等的气魄。

     哪想到，这一译，几乎十个年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朱生豪只身出逃，根本来不及取出译稿。三年心血，眼睁睁丢失在日军的炮火之中。

      朱生豪颠沛流离，东躲西藏。为生计，不得不重返孤岛上海，做了《中美日报》的编辑。

      他一有空，就静下心来推敲莎剧。

      他重开译笔，译稿越积越厚。他译得很辛苦。更苦的，这个在两种语言中自由出入的天才，已经没有一张书桌可以让他坐下来安静地工作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凌晨冲入报馆。诗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他杂在排字工人中间，在荷枪实弹的日军刺刀底下徒手逃出。而两年补译的莎剧，还有自编的三本诗集，再一次毁于一旦。

     朱生豪陷入了绝望的边缘。

     没有牙膏，就用盐刷牙；买不起鱼肉，青菜豆腐权当美味佳肴。没有钟表，窗口的月亮就是报时最准确的钟表。就着一盏微弱的小油灯，朱生豪的译笔在莎士比亚的灵魂里奋力掘进着。

      在朱生豪美丽的汉语中，哈姆雷特开口说话了，李尔王呼天抢地的悲号响起来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凄美的情话，就在耳朵边喁喁低语……译者的灵魂，跟着剧作者的灵魂，两个灵魂渐渐合成了一个灵魂。

     这个天才的灵魂开始喊疼了。躺了半年多，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哪里还有雄健的心力继续这译莎的伟业。

     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病榻上的诗人是安静的。忽然，他两眼发直，口中念起古英文，声音由低渐高，一颗带血的灵魂似乎要从一只咳嗽不断的嗓子里迸将出来了。宋清如辨出，那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台词。

     两分钟后，三十二岁的朱生豪停止了呼吸。

     灵魂的灯盏灭了。

     那一年，整个中国在下雪。

相关链接：

①夏承焘，一代词宗，曾执教之江大学，教朱生豪唐宋词。面对朱生豪的考卷，惊叹不已，在日记中写道：朱生豪不易才也。阅朱生豪唐诗人短论七则，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朱生豪的才智，在古人中，亦只有苏东坡一人而已。

②戏剧大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首任会长曹禺亲笔题词，赞扬朱生豪“正义凛然，贡献巨大”，称颂他一生为译莎剧“功绩奇绝”。

③洪忠煌：“他的才学固然令人钦佩，但价值更高的，是他的精神。尤其是他那种一定为民族争一口气的志向和勇气，那种传播人类最宝贵精神财富的神圣使命感，对于今天被物质和私欲严重侵蚀的中国知识界，如同洪钟大吕，振聋发聩。”

爱书之人范用

    2010年9月14日，范用去世，北京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放上了范用的照片，旁边有一句巴金当年题赠给他的话：愿化作泥土，留在先行者的温暖的脚印里。

    从打包、收发开始做起，范用由出版社的一名小员工，最后做到了人民出版社的副社长、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总经理。他在三联70年，有人说，三联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范用的风格。

    1969年，当范用和原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陈翰伯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时，仍不忘交谈读书感受，他们的美丽构想是——将来条件成熟的话，办一本读书杂志。

    1979年，范用和朋友们办起了《读书》杂志。杂志一创办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时任中宣部干部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此文激起巨大波澜。有的人很会联想，说《读书》刊登此文是为提倡大家读《金瓶梅》这样的书，主张给“坏书”开绿灯。人民出版社党组在讨论《读书》杂志后决定，这本杂志如果出问题，由范用负责。随后多年，《读书》杂志的每期清样，范用都亲自过目，然后签字付印，直到退休。

    范用在出版界给人的印象是大胆而有眼光，屡吃螃蟹。“文革”后，巴金的《随想录》开始连载于香港《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有人为此向香港《大公报》施加压力，企图阻挠《随想录》的刊登。

    范用得知后，气愤之极。他打电话给巴金，请求将《随想录》交由三联书店出版，他保证一字不改。巴金同意了。

    全本《随想录》在“三联”的出版是轰动性的，直指对“文革”的反思。巴金也由此在时隔几十年后，重新被人关注和打量。这其实并非易事。要知道，直至199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巴金的《讲真话的书》时收有《随想录》，但其中《“文革”博物馆》只有存目，而没有正文。

    谈到《随想录》的完整出版，范用曾经说过：“自己认为是对的，就应该去做。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好像听一个很有权威的人说过，巴金是个搞自由化的人。这简直是无稽之谈，什么叫‘自由化’？谁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小时候听说过：不自由毋宁死。”

    除了《随想录》，范用经手出版的经典还有《傅雷家书》、《牛棚日记》等书。除了创办《读书》杂志，他还创办了《新华文摘》。此外，范用还热衷于书籍的装帧艺术。他出过一本《叶雨书衣》，将书籍装帧娓娓道来。“叶雨”是他的笔名，谐音“业余”，自谦之说。对于其书籍之装帧水准，张中行曾言：“南有钟叔河，北有范用。”

    多年来，范用挨过不少批评，他常被批评的一点做出版不是“政治挂帅”，而是凭其个人兴趣和爱好。范用的回应是：要做好工作，没有一点兴趣，行吗？恐怕做人也不行。

    范用退休后，曾在《一封感人的来信》中写道：“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有他个人的爱好和志趣。出版社出什么书，应当有所选择，而且是慎重的选择，这就有高低优劣之分。正直的出版工作者应当自信走一条正当的路，对得起读者、作者的路。”面对市场化的浪潮，这是范先生对出版同行的殷切期望，更是一个出版家内心的坚守。

    戈宝权描述范用说：个子不高，精明能干，爱书如命。他的藏书不亚于一个小型图书馆，而且颇多善本。每次去看望他，只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见其人。

    范用的读书法曾让王蒙感叹：今日书今日毕，好书读完不过夜，不好的书确认与搁置也不必过夜。千万不要把书放在一边待读，待下去就会愈来愈多，永无读日。

    刘再复去美国多年，年年收到范用的贺卡。他评价范用说：“范用仅读过小学四年级，最后却成了博览群书、高立书林、独生夜响的书界风骨，这完全是得自乾坤造化之心。”

相关链接：①至今，三联书店已成为众多读者和文化人眼里的一块“绿地”，范用领衔时形成的独立、自由、平实、典雅的“三联风格”并未因他的退休而中断，而是成为一种传统。——吴丛丛《书痴范用》②范用1985年被“一刀切”退休，不过风采依然，见过范先生的人都知道，范用很有范儿，喜欢戴顶深色贝雷帽，穿红毛衣，戴红围巾，鼻梁上架一副黑框眼镜，风度翩翩，书卷气十足，甚至被朋友们戏为“最爱美的出版家”。——黄离《我和范用的“缘”》③范用对“文革”极为反感，“造反派”揪斗他时，他正气凛然，倔强到底，自始至终既不认错，也不揭发别人。“造反派”把他看做眼中钉，在社领导中，他挨打最多，受害最烈，但他毫不屈服，被说成死硬顽固，十足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有个美编还在大字报上画了一幅漫画：四个人抬着一顶轿子，里面坐着长了个大鼻子的刘少奇，轿子上一个很大的“资”字，范用扛着一根哭丧棒，用毛巾擦着满脸汗水，气喘吁吁的在轿子后面紧紧跟着，形象生动，活灵活现。范用对这张漫画非但没有反感，反而十分欣赏，后来还特地要这位美编照样画了一张，收在自己的一本书里，让大家观赏。——张惠卿《〈叶雨书衣〉和范用其人》

罗曼·罗兰

徐志摩

    ①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

    ②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妈教他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扎特与贝多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入侵而产生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尝味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个词的意义？在我们这一带我相信从没有人见过德国人。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灌溉着我的童心。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的变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它们，它们是我。要没有它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扎特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的贴近我的枕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多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拨旺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

    ③要认识罗兰不仅应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

    ④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早年的朋友是克洛岱尔等近代法国三大诗人。瓦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的爱慕他，后来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象，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多芬。这时候少年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氏、贝氏、托氏，同是他的英雄，但托氏愤愤地申斥莎氏、贝氏，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的。对罗兰这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而言，这就好似晴天里的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22岁。几个星期后的一天，罗兰接到一封写满38页纸的长信。那六旬老人说：“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的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艺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异邦人。他那时的感奋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写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复的，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样一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

    ⑤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则他从幼年起就不懈地努力。他还得经尝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对他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12部长篇剧本，3部最著名的传记，10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他的名字还是在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50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异彩。贝多芬有几句话，我想可以一样适用到一生劳悴不怠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它，它就有力量使他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恼。”

院子里的杨绛先生

严欣久

一

    初识钱钟书、杨绛先生是在1988年夏。那年，我刚调回北京，院子里的月季花开得正艳，婆婆吴瀚将每种颜色的月季剪下一根，扎了一把，要我送给钱钟书、杨绛夫妇。两位老人非常高兴，笑吟吟地把我迎进了屋。钱先生说：“你送我们礼物，我们也要送礼物给你。”说着取出一本《围城》，用毛笔写上“欣久同志览存钱钟书奉”，杨绛先生送了我一本她的译作《小癞子》，是用圆珠笔签的字。我真是喜出望外，连声道了好几声谢谢。见两位老人如此平易近人，我提出有机会想写写他们。这时，钱先生显得有些严肃起来，郑重地说：“不要，我们是朋友，不要搞这套东西。”我这才知道，他们谢绝一切采访，以集中精力做该做的事。

二

    《我们仨》出版后，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出于对杨先生的尊重，有几天杨先生家的电话快打爆了，这位92岁的老人感到很疲惫。7月5日，她本要吃完晚饭散步时顺便到我家，看望一下我婆婆，并取一张她要的报纸，可那晚，她没来。阿姨来取报纸时说，杨先生太累了，一天接了太多的电话，又忙着查出班社要的资料，就不出来了。我们都很理解，也并未在意，谁知第二天晚上，杨先生在阿姨的陪同下真的来看望她的老学友了。我们说她客气，她则说，说了的事一定要做到。两位老人手拉着手坐到了一起，我和婆婆称赞《我们仨》写得好，真挚、感人，特别是第二部分最艺术化，非常打动人心。杨先生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欣赏这本书。”

三

    《我们仨》面世前，我在报上看来部分摘登，其中写道1949年，钱扬夫妇应聘于清华，杨先生考虑到爱女钱媛身体羸弱，需要恢复，决定让她休学，自己来教她初中的课程。我感到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杨先生是个文人，数理化也能教得了么？恰好那天看了文章，散步时遇见了杨先生，便问她，“您让钱媛休学，自己给她当老师，您年轻的时候理科一定很好吧？”杨先生笑了，说：“我上学的时候，家里人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学理科的料呢，后来我选择了文科，老师们都感到很遗憾。”“那您为什么要从文呢？”“因为我喜欢文学，喜欢读书，而我父亲主张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杨先生的父亲杨荫杭就是江南有名的才子，精通音韵学，并是一位著名的律师，思想民主、激进，家传的博学，培养出杨先生这样的才女。“只要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我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

    杨先生记忆力惊人，对北京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张勋复辟”、“五·四”运动都还有印象，尽管当时她还是个小孩子，由于她的父亲经常在家议论时政，在她幼小的心里也早早地萌发了民主与科学的种子。

四

    杨先生很注意锻炼，只要天气好，她一定会出来走走。院子里的人说她能活130岁，她听了笑笑说：“活那么久太苦。”可见她对生死的豁达。

    杨先生散步时，遇上人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她对小孩子尤为喜爱，见了孩子会停下脚步，与他们玩玩，遇上院子里的绿化员工，她也会提个建议，指出哪些树的布局不够合理，相互遮挡阳光，枝叶枯萎了，应该梳理，体力好的时候，杨先生有时也会走出院子，看休闲的老人放风筝，也要亲手放一放。

    我还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杨先生全力完成了钱先生的遗著遗稿出版善后之事，就捐出毕生积蓄给清华，设立了“好读书”基金，以激励好读书的年轻人，使好读书的精神永远承传下去。这里，我想引用一段杨先生《回忆我的父亲》的文字，以彰显杨先生的读书精神。“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至今，她依然如此。

（摘自《中国艺术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