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梁启超

    确切的说，梁启超是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火人、第一发起人和核心领导人，是将中国推向巴黎和会并取得一系列外交权益的关键人物。1919年5月3日，梁启超还就巴黎和会的相关事宜给汪大燮、林长民发去了数封密电，而密电的内容之一，即是要求国内掀起抗议巴黎和会的国民运动的浪潮，这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总爆发。

    在诸多导致“五四”爆发的原因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即是“一战”。然而，在当时纷繁复杂的政局中，几乎很少有人能意识到“一战”之于中国及世界的重要性。

    梁启超是当时推动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主张者和推动者，而段祺瑞，则是中国参加“一战”的积极执行者。为了开启国民意识，梁启超甚至于1914年还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就专门撰写了一部世界经典历史著作《欧洲战役史论》，这部著作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即告完结，目的就是为了开启民智。梁启超在该书“序言”中指出：“今之战，殆全世界人类相互之战也，与一域中国与国相互之战既异，与一国中人与人相互之战更异”。梁启超撰写此书意在指出，欧洲战役也即世界战役，它将世界各国连成了一个整体，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唯有参加此战役，方能提高其国际地位。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在各大报刊及演讲、条陈中，屡次向袁世凯政府建言，力主中国对德宣战。之所以主张中国对德宣战，乃是因为梁启超当时已预料到，德国必败，协约国必胜，而“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借此收回此前在外交中失去的权益。然而，由于出于个人权力的考虑，袁世凯不顾众人反对，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即有割让本属德国占领的中国山东青岛与日本，为了不得罪日本和德国，袁世凯拒绝中国对德宣战，使得中国一再丧失参战的有利时机。直到袁世凯下台，段祺瑞执政时期，段祺瑞力邀梁启超入阁，此时，梁启超本已萌生退意，绝意仕途，然为了使中国参加“一战”，梁启超决定再入内阁，这是梁启超与段祺瑞政府合作的先决条件。梁启超入阁之后，即开始力促段祺瑞参加“一战”。

    “一战”结束后的事实也证明，“一战”之于中国，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在对德战争中，段祺瑞政府还组建了以徐树铮为将领的边防军，一举收复了被苏俄掠夺的外蒙古，这在中国领土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如果中国没有参加“一战”，便不可能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梁启超也不可能有和会顾问身份列席会议，甚至今天的中国，也难以成为可以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的政治大国，当然，也不可能促使五四运动的爆发。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战”、国民运动、五四运动，这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链条。而这些链条的最主要联结者就是梁启超。梁启超积极支持中国参加“一战”，体现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与国家主义思想的融合。也就是说，梁启超将他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统摄在了他的世界主义思想中。这是梁启超的伟大之处。现在的一些研究中，都将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对立起来，甚至认为梁启超的思想前后经历了由世界主义到国家主义、又由国家主义向世界主义的转变和反复，并据此而认为梁启超是一个“善变者”。事实上这是对梁启超的误解。梁启超一直以来的一个核心思想和立场就是爱国。

    某种程度上说，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是今日思想界存在的一大误区。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我们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产生了误判。五四运动是纯粹的外交运动，以及由外交运动衍生出来的社会运动，当然，这一运动后来也波及到了文化领域；而新文化运动则纯粹是知识分子导演和发起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运动，运动的主体是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梁启超。二者不是一回事，二者的领导人和运动主体虽有重合，但并不一致。今天中国的历史学界和思想界，之所以不能将梁启超作为五四运动的核心领导人，并且，将梁视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保守派人士，主要原因就在于，不能对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复杂的内政外交问题及文化思想界进行理性而深度地考察，这种误读，可能还会延续很长时间。

（摘编自朱中原《作为五四“点火人”的梁启超》）

相关链接①梁启超（1873年—1929．年），男，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生于广东新会（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清朝光绪年间举人。青年时期和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②巴黎和会，是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共27国参加，苏俄未被邀请。会议标榜通过媾和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实际上是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帝国主义战胜国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策划民族解放运动的会议。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作出最后裁决，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均让给日本，并列入对德合约。至此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外交完全失败。

真率自然的画笔人生

徐锐

    1898年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崇德县。丰子恺9岁在云芝私塾求学的时候，按《芥子园画谱》勾描人物，被塾师发现，塾师遂令他画一幅孔子像以供同学朝夕礼拜，从此，丰子恺便有了“小画家”的名声。1914年秋，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期间，在李叔同的指点与鼓励下，丰子恺一方面努力写生，一方面观摩西洋名画，学习绘画理论，画艺进步很快；而时任国文老师的夏丏尊则教导严厉，要求习作“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对丰子恺影响很大。

    1919年丰子恺赴日学习绘画。留学期间，他与著名画家竹久梦二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竹久梦二那里，他得到了更多漫画的灵感，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和自己对个体生命与艺术的感受融会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漫画风格。

    回国后，迫于生计的丰子恺在春晖中学授课讲学，并开始了漫画创作。好友朱自清把其中一幅拿去，刊登在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上。此后，丰子恺在《文学周刊》上多次发表作品，并冠以“漫画”的标题，于是中国才开始有了“漫画”这个名称。

    丰子恺尤其喜欢画儿童漫画。丰子恺认为，儿童是最能保全人的本性的，他们彻底的真实，纯洁而不虚饰。他的儿童画往往从日常生活中捕捉童趣，显示出一个漫画家对童心的珍视和呵护。

    丰子恺也是一位大胆创新的艺术家。他的作品题的是古诗词句，画的却往往是现代的人物，他称之为“古诗新画”。“古诗新画”是对传统山水画的创新，意在捕捉现代生活中的古诗意趣，其“取材少而精，立意深而长”的创作原则使之具有鲜明的写意性。

    为祝贺弘一法师50岁生日，丰子恺与法师合作，创作了《护生画集》。丰子恺作画，精通佛法的弘一法师撰文，珠联璧合。这套画集不仅融入了师恩和情谊，也融入了丰子恺一生所倡导的“和平、仁爱、悲悯”。丰子恺从小就受到祖父母不杀生的影响，认为杀生是一件残忍的事，出于这种心情，他以画为径，劝人戒杀、放生。丰子恺强调，“护生”就是为了“护心”——这也是画护生画的真正目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丰子恺已近40岁。国难当头之际，丰子恺、叶浅予等漫画家以自己的方式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抗战队伍——“救亡漫画宣传队”，去当时的抗日中心城市武汉，用画笔作枪，展开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文化运动。1938年5月，漫画家们将大量的抗战题材作品运上了两架开往日本的飞机。两架飞机飞抵日本本土后进行投掷，各种反战宣传物品就像一枚枚真正的炸弹，深深震撼了那些有良知的日本人民的心，强烈地动摇了日军的后方阵地。丰子恺由此深感漫画抗战的力量，写下了《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一文，发出“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望了，全国漫画家齐冲锋”的号召。

    除了声名远播的漫画作品，丰子恺的散文也备受读者的关注和肯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他的以“闲适”为特征的随笔散文蔚为风行。丰子恺的首部散文《缘缘堂随笔集》里的文章写的多是些平凡生活中的琐事，表达出作者的人生哲学，读起来轻松自在，毫无牵强做作之感，却足以引人深思。他的散文带有淡淡的“禅味”，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丰子恺散文的禅味不仅是参禅顿悟，还有对人生、现实深切至诚的关怀。他始终关怀着人间苦难，戒惧罪恶，对生命充满爱惜，从不放弃用爱与美来拯救世道人心的努力。丰子恺以佛家的慈悲和他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关爱这个世界，他的文章始终充溢着一种人性的光辉。

    丰子恺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佛教徒，他始终以清醒的头脑关注社会人生，不屑于与那些自以为信佛就可免灾的人为伍，入佛道却不为佛道淹没。与其说丰子恺信佛，倒不如说是佛家给了他一种思维方法，为他营建了一个乱世中的心灵栖息地。

    热衷于现世又不被生活磨难所击垮，丰子恺颇有苏轼的随意与旷达，也有海明威那般的“硬汉”风度。丰子恺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但他创作与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不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选编自《传记文学》2012年第6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艺术文化，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②听说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集》又将出版，而且听说那里面还收有好多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据丰一吟同志说，丰先生白天坐“牛棚”挨批斗，这些文章是丰先生在清晨灯光下悄悄地写出来的。丰先生本来是一位慈祥恺悌的君子，可是他这种韧性的战斗，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及，更不必拿那些随风而倒的小丈夫来对比了。

 （林放《丰子恺先生一事》）

“红学泰斗”

周汝昌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悄然离世。他的女儿对外表示，按照父亲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让他安安静静地走。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的信函，说他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在《民国日报》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从那时起，周汝昌开始了长达60来年的“红楼”之旅，因痴迷《红楼梦》，他的书斋就叫脂雪轩。痴迷到什么程度？痴到不记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日，却对曹雪芹的生日、忌日记得一清二楚。痴方能执著，方能锲而不舍。曹雪芹当年创作用了10年，“十年辛苦不寻常”；周汝昌先生则用了近60年。有两句诗为证：“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几十年下来，研究硕果累累，著述等身：1953年出版代表作《红楼梦新证》，以丰富翔实的内容，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此书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另一部代表作《石头记会真》是他历经50余载潜心努力、对11种《红楼梦》古钞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另出版有《曹雪芹》、《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尤其是晚年，研究成果呈现井喷的态势，令不少后学钦佩不止。要知道，周汝昌先生继1954年双耳失聪之后，1974年又因用眼过度，两眼近乎失明。可以想见，能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先生要付出怎样的艰辛！

    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他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年周汝昌35岁。

    红学家梁归智认为周先生是一个“解味道人”，是解曹雪芹味道的人。梁归智用“痴人”和“赤子”这两个词语形容周汝昌，他说周先生的一生全部投入到红学研究中，为红学发痴，为人单纯。

    周汝昌不仅是红学家，还是中华文化学家。他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来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先生一生淡泊名利，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脂雪轩内陈设简单，唯一现代化的设备就是一台电脑，是他的女儿兼助手周伦苓帮他打印文稿用的。先生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相关链接】①周汝昌读中学时研习宋词。在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他为刘旦宅先生《石头记人物画》中的40位人物每人配写了一首诗，令画册生色不少。他在诗词上的造诣，使他选注的《范成大诗选》、《杨万里选集》一直为学林推重。幼年时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书法，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②周汝昌大学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后来，他成为被燕大中文系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

    经济学家杨敬年在2016年9月4日结束了动荡而不悔的一生。

    杨敬年1908年出生在湖南汨罗。那年，还叫“光绪三十四年”。但在他出生前一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新旧交替，整个国家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动。

    他的家庭又偏偏支离破碎。父亲离家出走后杳无音讯，母亲在他10岁时改嫁。家境既贫寒又破碎，他不得不选择那些提供免费读书的学校。

到1932年，他几经周折考入了当时不缴纳学费的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江苏省民政厅的工作机会，选择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皇天不负有心人，杨敬年在1945年如愿被选拔为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1948年，40岁的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博士学位，他放弃了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唯一的儿子又急病离世。“文革”结束后，到1979年获得平反，能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71岁，但仍决定要再工作20年。他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渴望把在动荡中浪费掉的时光追赶回来。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坚持“以义制命”原则，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杨敬年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也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的人。该学科目的是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以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近代来，中国面临的中西碰撞和差距，在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方面，对发展经济学的需求是可以想象的。

90岁时，杨敬年翻译了74万字的、被公认为现代汉语中最好译本的《国富论》。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杨敬年还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在发言稿中讲述翻译历程，“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三千字，下午校对”。到2016年已是第16次印刷，共发行了7.2万册。

    杨敬年在晚年写的《人性谈》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人性有善恶，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则让好人变坏。他肯定了制度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但不否认人的主体性。

    面对那些动荡，他没有过惊天动地的抵抗，却始终在“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在一个变动的年代，我们个人究竟该怎样和自己、周围人乃至整个世界对话？活着时很清醒的杨敬年逝去了，而这样的人格却依然在为后世“醒”着。

“杨先生70多岁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摘编自罗东《“以义制命”，动荡年代的生命姿态》、王京雪《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等）

【相关链接】杨敬年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

（韦承金《尽心尽性智圆行方——追记杨敬年先生》）

魅力外交家  人生好榜样

    2008年4月底，外交学院院长，学校的师生自发送给他一本荣誉证书。上面写的是：魅力外交家，人生好榜样，我们的好院长。

    对于“魅力”一词，吴建民的通俗理解是：老百姓对你有好感。“我搞了一辈子外交，跟很多人打过交道，有的人长相并不怎么样，但讲出的话有意思，有思想，值得你思考，你就会对这样的人有好感。”

    吴建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总要跟人打交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跟人打交道是一门学问。在任外交学院院长期间，他开的一门课就是交流学。于右任说过两句话：“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吴建民非常欣赏，并以之为“交流”准则。

    “我们要讲真话，讲假话的人是不会有魅力的啊！”吴建民坐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对本刊记者说。他不喜欢外交官的“面纱”，他更愿意大家看到“真面目”。早在2003年7月，他在结束中国驻法国大使任职的报告上就提出一条建议：要揭开蒙在中国外交上的神秘面纱。在已经卸任的驻外大使中，很难找出像他这么活跃的人，在许多媒体和公共场合出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吴建民的外交经历让许多有外交官梦想的人羡慕。

    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后，从1965年到1971年，吴建民给周恩来总理做法语翻译，这给他的外交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总理给我的影响很大。在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很多做法，比如大小国一律平等，无论多小的国家，都很尊重，一丝不苟。这种尊重让别人感觉是真心的，不是做出来的。”1970年，周恩来总理会见刚果的外宾，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早上5点，吴建民连续翻译了6个小时，连厕所都没上。这让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年轻时就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的吴建民，深得周总理的言传身教。过去周总理常说“外交无小事”，每每在大节和细节上都尽善尽美，以君子之风、大国之风、政治家之风卓然立世，在国际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声望。吴建民以周总理为楷模，几十年如一日地锻造着自己，如今钢铁早已炼成，他早已跻身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家行列。通过儒雅的个人魅力，他在各国政要间交了许多朋友，利用这些优势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他最耀眼的外交经历是9年的驻外大使生涯。他做过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驻法国大使。“9年驻外大使的经历让我逐渐学会如何做一个高级外交官。”

    卸任驻法大使之后，他在外交学院做了5年院长。他对学生培养很重视，注重强化外交学院的教学质量，提高国际声誉。在担任院长期间，他亲自参与教学案例、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用书的制定，培养出了一代中国外交人，许多都已经进入外交部并担任了关键职位。

    吴建民还身兼两个政要级别的职务：连任两届的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2003年，刚卸任的国展局前主席诺盖斯说：吴建民是一位“有智慧、有远见、知识渊博的优秀外交官”，他接掌主席职位后，将会给国展事业带来新的推动力。吴建民当选国展局主席，创了国展局的三个第一，这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2007年年末，吴建民两届国际展览局主席任期已满，在国展局第148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国展局名誉主席。

    坐在记者面前的他一身运动打扮，比电视上的西装革履更让人觉得有亲和力。事实上，他温润如玉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直到68岁的时候，爱好运动的吴建民才停止了每天倒立3分钟的习惯。“年轻时觉得运动就是要打破一种常态，每天倒一倒，蛮有好处的，年龄大了，大夫反对，老婆也反对，只好听从他们的意见。”他笑着说。

    吴建民给人的印象是：脾气好得出奇。他说人是逐渐形成的。几十年过去了，每个时间段中的吴建民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自己也变了。”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外交学院的校训是由周恩来总理向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构成的。很多同学说，看到吴院长就想起了校训。

中国的爱因斯坦——束星北

张再生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天，海滨某军港，一派严肃、紧张的气氛。原来这里正在进行航天事业的一项重要试验：卫星回收工程。按照测算，卫星将于2分钟后落入眼前的水域。人们一个个屏住呼吸，两眼直瞪着蔚蓝的天空。2分钟后，“飞物”突然从天而降，落入大海，水柱冲天。快艇迅速劈波斩浪，去迎接这“天外来客”。顿时，岸上、船上的官兵和群众情不自禁地又跳又叫，欢声雷动。

    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人们不会忘记为了测算卫星落点而熬过许多不眠之夜的首功之臣束星北教授。

    束星北出生于江苏邗江。其父束曰璐曾是南通张謇实业集团的知名人士。束星北自幼聪明好学，才智过人，童年入私塾，深得秀才老夫子魏楚翘钟爱。1924年束星北以优良成绩考取三江大学。两年后又远渡重洋，入美国拜克大学读书。身在异邦，束星北克勤克俭，矢志苦读。当时，他父亲是实业巨子，生母家是江都望族，可他却谢绝长辈们的经济资助，搬住在美国三藩市同乡会馆内，与工人们一道参加体力劳动，挣得收入以支付学费。

    束星北畅游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1929年，他对爱因斯坦相对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几近一年，他屏绝人事，埋首书斋。智慧之树骤然开放出奇葩——研究“相对论”的两篇论文脱稿了。探索神秘未知世界的热望，化开了层层坚冰，“四维时空”的科学课题又如一盏神灯在远方闪烁，导引他走向新的境界，去寻找当代物理大师爱因斯坦。

    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是如日中天，蜚声全球。他身材矮小，仪容和蔼。对于这个来自东亚的门徒，他一见如故。他们通宵达旦畅谈，大师赞誉了束星北的两篇论文。不久，大师从柏林大学替束星北争得经费，物理界的巨星和新星合作了。作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助手，束星北工作一年，进步更快，造诣更深，硕果累累，从多方面发展了“相对论”。更大收益是，束星北继承了大师“自由平等讨论的波尔学风”。由于希特勒排犹之风日盛，爱因斯坦被迫离德，束星北经大师安排，于1929年10月转到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继续研究，在天体物理方面颇有创见，获博士学位。1930年登上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大学的讲台，开始了他漫长的物理学教学生涯。

    身为海外学人的束星北，一直萦怀祖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他毅然辞聘而归，准备投笔从戎，抗日救国。回国后，束星北被浙江大学慕名求聘，请他与王淦昌教授共同研究“ 衰变”这一尖端课题。

    在浙大，束星北誉满校园。他开的课，学生爱听，教师也争相入座，他不照课本宣讲，而是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乍听似乎无章，细加揣摩却句句有着。他认为，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研究的对象，寻求其中规律，这是十分有趣的。天性率真的束星北有时跳上讲台，有时坐在椅背上，大发宏论，侃侃而谈，一条腿还下意识地晃动着。课堂上，一旦哪位学生指出他的疏漏之处，他便肃然静坐，恭听学生发言。每当学生讲出新的见解，束星北就会情不自禁地捶他一拳，连呼：“妙！”就是这种“波尔”学风，造就了一批物理人才。其中最负盛誉的便是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当年，束星北特别器重这位学生。李政道一度想辍学参军，是束星北切意挽留；李政道因车祸伤腿，束星北又特意把他接到重庆，精心安排治疗调养。难怪，数十年后，李政道仍念念不忘乃师之恩，曾致书问候：“我物理的基础……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的时候，束星北教授心潮澎湃。他夜以继日，勤奋科研。1952年到山东大学任物理系教授，除了正常教学研究外，还兼研气象学，曾在《中国气象学报》上发表多篇具有灼见的文章，成了竺可桢、赵如章的好朋友，被聘到中国气象学会青岛研究所负责科研。1980年，他又为航天工业的卫星回收试验立下了赫赫功劳。直到他生命最后一息，还在指导他的学生做“海洋内波研究”。

    一代大物理学家束星北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英名却永戴史册。诚如其学生李政道的唁函所说：束老师是中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国际闻名，桃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