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有光，人才有光

谢湘

    2016年1月13日，百岁老人周有光迎来了他111岁的生日。几天之前，媒体在上海和北京以“走向世界，走向文明”主题座谈会的形式提前为周老庆生。语言学家、上海《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在发言中表示了遗憾：“语言在周老面前显得匮乏。古人称七十岁为古稀，八九十岁为耄耋，一百岁为期颐。现在周先生已经111岁了。可惜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称呼如此高寿的人”。仿佛是心有灵犀，身在北京的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原总编周为民积极建议，周老的生命时间已经超过了现有的标准，“完全可以创造一个新词，把110岁以上的老人叫作‘有光’”。

    然而，周有光自己根本没有在意年龄、称谓的事儿。在解放军总医院退休医生蒋彦永最新拍摄的视频中，情绪乐观、头脑清楚的周先生乐呵呵地说：“年龄老了，思想不老；年龄越大，思想越新；年龄一年一年大，思想一年一年进步才好！”

    人们钦佩周先生，不仅是他的生命长度，还在于他的生命质量。

    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葩”的周有光，身上充满了传奇色彩：周有光10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后来，与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成绩优异的周有光中学毕业，在亲友资助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1925年，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经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50岁之前，他是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执教的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从50到85岁，他是优秀的语言文字学家，主持拟定我国《汉字拼音方案》，有“汉语拼音之父”之称；85岁至今，他又是出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他思想独立，豁达睿智。他的很多观点，清晰明了，能够引导人们看清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

    今年座谈会的主持人、《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认为：“周有光先生在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是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基于这一点，每年为周老举行祝寿活动，也是在文化思想界凝聚共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周先生思想有光。关于这个世界，他有着很多独到而精妙的见解。

    ——他不同意文化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向低处蔓延，落后追赶先进。

    ——他反对国学之说。他说，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复兴中国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创新。不是以传统文化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

    ——他十分关注发展中的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及评价，但主张观察的角度、坐标“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

    有人统计过，周老现已出版了40多本著作，其中一半左右是在退休以后完成的。尤其令人惊叹的是，他在百岁之后，仍笔耕不辍，100岁时出版《百岁新稿》，104岁时出版《朝闻道集》，105岁时出版《拾贝集》，以后又陆续有《周有光文集》《从世界看中国：周有光百岁文萃》《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著作问世。这在中外出版史上，也堪称奇迹。

    说起周有光，中国社科院颇受关注的中青年历史学家马勇非常赞叹。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他发现，近代思想家的巨大变化大都是年轻时激进，中年时开始调和平庸，到老年时趋向保守。但这样一个规律，被周有光先生用行动彻底颠覆。“他的思想活力、精神活力，能给年轻人带来希望和力量。”

    2016年新年伊始，面对前来看望他的“忘年交”朋友、出版社编辑叶芳，周有光说了一句带有人生总结意味的话：“我是认真思考了这个世界的。”

    1906年出生，经历过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不同时期的世纪老人周有光，他的生命线仍在不断地延长，他的生命之光还在不停地闪耀。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 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他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他在语言文字学和文化学领域发表过《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汉字改革概论》、《世界字母简史》等30多部专著，论文300多篇，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②周有光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舅舅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只是这两年身体确实比以前差了一些，他还一直关心国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城里乡下

刘平

    焉瓜两口子有一个梦想：在城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很多农民工都有这个梦想。他们这个梦想是两年前萌发的，那时他们已经攒了5万元。焉瓜就对老婆翠玉说：“我们都努力挣钱，争取过几年在城里买一套房子。”翠玉说：“嗯。努力。”

    现在，他们有23万元了。

    焉瓜在建筑工地开塔吊，每个月可以挣6000元钱。翠玉在制衣厂上班，每个月有3000多元收入。他们租住在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狭小拥挤，但每个月租金要1000元。为了实现梦想，焉瓜和翠玉结婚4年还没有要孩子，他们打算在城里买了房子后再要孩子。他们都认为，只有在城里，孩子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每个月存5000元钱，雷打不动。焉瓜原来抽8元一盒的烟，3天两盒，后来翠玉说：“不想买房子，你想咋抽就咋抽。”焉瓜一咬牙，就把烟戒了。

    焉瓜和翠玉开始往房产中介跑，买不起新房子，他们打算按揭一套二手房。家里老人一直在催他们要孩子，他们觉得该买房子了。

    掐算着手里的钱，又想买面积稍微大一点的，焉瓜和翠玉心里很纠结。后来他们终于看中了桂苑小区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6楼，电梯房，房主是姓李的老太太。小区附近有学校、超市，生活、娃娃读书都方便，可首付要32万。焉瓜嘴甜，说：“李阿姨！再少点？”老太太摇摇头：“这个价，已经很低了。”

    琢磨了半天，焉瓜和翠玉有了办法，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老家的房子带个小院子，5间青砖瓦房，篱笆墙上爬满牵牛花，院门口，有一颗大香椿树。每年春天，牵牛花开出白色小花，香椿发出嫩芽。老娘喜欢用香椿芽炒鸡蛋、煮苕菜，好吃。焉瓜和翠玉进城后，老房子就老娘一个人住。焉瓜和翠玉商量，卖了老房子，就把老娘接到城里住，以后有孩子了，也有人带。

    焉瓜回去和老娘商量，老娘有些舍不得，但还是顺了焉瓜的想法。

    焉瓜用手机拍了一些小院子的照片发到网上，还专门拍了香椿树的照片。焉瓜把照片发到网上，标价15万元。焉瓜想，13万也卖。

    隔三差五就有人打电话联系，高的出价八九万，低的，出价6万，因为价钱不合适，都没成。焉瓜知道他们不是真心要买，那个小院子怎么也值13万。

    “这些人，巴不得白送给他们。”翠玉说。

    焉瓜又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出价11万，还提出明天去看看老房子，再最后定价钱。焉瓜感觉这个人好像是真心要买，约好时间，向工地请了假，第二天就早早回去等着了，3个人，一对中年夫妻，还有一个，竟然是桂苑小区那个房主李老太太。

    中年夫妻都喊李老太太“妈”。

    他们对小院子很满意，特别喜欢院门口那棵香椿树。一番讨价还价，他们出价13万。

    一个月后，焉瓜和翠玉就拿到了桂苑小区那套房子的产权证。他们离开那套狭小拥挤的出租房，带着老娘搬进了繁花似锦的桂苑小区。而乡下那个熟悉的小院子，也成了别人养老的地方。那天晚上焉瓜和翠玉都很高兴，他们心里都有一种新鲜的归属感。焉瓜抚摸着鲜红的产权证，说：“我们是城里人啦？”

    翠玉说：“当然是城里人啦！”老娘在厨房里做着好吃的。

    焉瓜和翠玉也打算要孩子了。

    偶尔，焉瓜会想起那个李老太太。他想，城里人咋会喜欢到乡下过日子呢？焉瓜喜欢城里的日子。

    只是，焉瓜常常想起老家院门口那棵香椿树。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7第16期）

爱的牺牲

【美】欧·亨利

    乔和德丽雅在一个画室里见了面，那儿有许多研究美术和音乐的人经常聚会。乔和德丽雅一见倾心，短期内就结了婚。夫妇租了一层公寓，那是一个寂静的地方，单调得像是钢琴键盘左端的A高半音。可是他们很幸福；因为他们有了各自的艺术，又有了对方。家庭只要幸福，房间小又何妨。乔在伟大的马杰斯脱那儿学画，德丽雅在罗森斯托克那儿学习钢琴。

    可是没多久，艺术动摇了，该付给马杰斯脱和罗森斯托克两位先生的学费也没着落了。

    于是，德丽雅说，她得教授音乐，以免断炊。她在外面奔走了两三天，兜揽学生。一天晚上，她兴高采烈地回家来。

    “乔，亲爱的，”她快活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啦。爱·皮·品克奈将军的小姐克蕾门蒂娜，住在第七十一街。她只有十八岁。我一星期教三次课；你想想看，乔！每课五块钱。等我再找到两三个学生，我又可以到罗森斯托克先生那儿去学习了。”

    “德丽雅，”乔说，“我能让你忙着挣钱，我自己却在艺术的领域里追逐吗？决不能够！我想我可以卖报纸，搬石子铺马路，多少也挣一两块钱回来。”

    德丽雅走过来，勾住他的脖子。

    “乔，亲爱的，你真傻。你一定得坚持学习。我并不是放弃了音乐去干别的事情。我一面教授，一面也能学一些。我永远跟我的音乐在一起。何况我们一星期有十五块钱，可以过得像百万富翁那般快乐。你绝不要打算脱离马杰斯脱先生。”

    “好吧，”乔说，“可是我不愿意让你去教课，那不是艺术。你这样牺牲真了不起，真叫人佩服。”

    “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德丽雅说。

    “我在公园里画的那张素描，马杰斯脱说上面的天空很好。”乔说，“可以卖掉一张。”

    “我相信一定卖得掉的，”德丽雅亲切地说。“现在让我们先来感谢品克奈将军和这烤羊肉吧。”

    周末，愉快自豪可是疲惫不堪的德丽雅，得意扬扬地掏出三张五块钱的钞票，扔在那，“有时候，”她有些厌倦地说，“克蕾门蒂娜真叫我费劲。”接着，乔带着基督山伯爵的神气，掏出一张十元、一张五元、一张两元和一张一元的钞票——全是合法的纸币。把它们放在德丽雅挣来的钱旁边。“那幅方尖碑的水彩画卖给了一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他郑重其事地宣布说，“他另外预定了一幅勒加黄那货运车站的油画，准备带回家去。我的画，加上你的音乐课！呵，我想艺术还是有前途的。”

    “你坚持下去，真使我高兴，”德丽雅热切地说，“你一定会成功的，亲爱的。”

    下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乔先回家。他把他的十八块钱摊在客厅的桌子上，然后把手上许多似乎是黑色颜料的东西洗掉。

    半个钟头以后，德丽雅回来了，她的右手用绷带包成一团，简直不像样了。

    “这是什么？”乔轻轻地握住那只手，扯扯绷带下面的几根白线，问道。

    “那是涂了油的软纱。”德丽雅说，“喔，乔，你又卖掉了一幅素描吗？”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钱。

    “可不是吗？”乔说，“只消问问那个从庇奥利亚来的人。你今天下午什么时候烫痛手的，德丽雅？”

    “大概是五点钟，”德丽雅可怜巴巴的说。“熨斗，我是说奶酪，大概在那个时候烧好。你真该看到品克奈将军，乔，他……”

    “先坐一会儿吧，德丽雅，”乔说，他把她拉到卧榻上，在她身边坐下，用胳臂围住了她的肩膀。

    “这两个星期来，你到底在干什么。德丽雅？”他问道。

    她带着充满了爱意和固执的眼色熬了一两分钟，终于垂下头，一边哭，一边说出实话来了。

    “我找不到学生，”她供认说，“我又不忍眼看你放弃你的课程，所以在第二十四街那家大洗衣作坊里找了一个烫衬衣的活儿。乔，你怎么会疑心我不在教克蕾门蒂娜的音乐课呢？”

    “到今晚为止，我始终没有起疑。”乔说，“本来今晚也不会起疑的，可是今天下午，我把机器间的油和废纱头送给楼上一个给熨斗烫了手的姑娘。两星期来，我就在那家洗衣作坊的炉子房烧火。”

    他们两个都笑了，乔开口说：“当你爱好你的艺术时，就觉得没有什么牺牲是难以忍受的。”可是德丽雅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别说下去啦，”她说，“只需要说‘当你爱的时候’。”

（有删改）

卜白

袁良才

    民国时期的上海，凭一张纸名满天下且赚得盆满钵满的，只有《申报》。

    《申报》副刊《自由谈》更是牛气冲天，在上面发稿的多是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这样的超级大腕。文豪扬眉吐气，编辑、记者先生也神气活现，洋气十足。但凡事都有例外。卜白就是个例外，不，简直是个另类。

    他是《申报》的资深编辑，陈寅恪的高足，国学功底不可作等闲观，然却土得掉渣，土得冒烟儿。瘦高个儿，白净无须，常年着一袭青布长衫，足穿黑色方口布鞋，架着一副琇琅圆形近视眼镜，讲一口江南土语。

    在报社，他专司划版、校对，有时副刊缺边少角的，主笔大人就会说一声，卜先生，您给补一点白吧。

    卜白二话不说，展纸挥毫，须臾立就：或杂谈，或轶闻，或小幽默，或诗画配，虽短小得可怜，却鞭辟入里，妙趣横生，无不是锦绣文章。

    不少读者就是冲着卜白的补白文章，才订买《申报》的。其补白文字，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历史，无所不包，涉笔成趣。依其姓名谐音，人送雅号“补白大王”。真是通才、捷才、怪才。

    怪才必有怪癖。他嗜茶。西湖龙井、碧螺春、太平猴魁，他宁愿饿肚子也要设法买来饮。有好事者悄悄作了统计，卜白每天饮茶能饮掉五瓶热水，可见嗜茶之深。但他很少如厕，你说怪也不怪？

    一天，主笔大人对卜白说，卜先生，您也该给自己的人生补补白啦。卜白会意，三十好几的人，竟酡红了脸，期期艾艾道，不急，不急。事业未就，何以家为？主笔不由分说，扯着卜白的青布长衫袖口说，走，我陪您去见一位女士，我太太已候在那里了。

    卜白见到那位神情忧伤的女士，得知她男人是谢晋元的部下，在淞沪战役中为国捐躯了，撇下孤儿寡母，卜白竟爽快地应承了这桩婚事，主笔夫妇大感意外，又惊又喜。

    卜白一段话让女士为之涕泪交流：我虽一介书生，亦当为抗战效绵薄之力。让我为你这个抗日英烈之家补白吧！再说，你的娘家福建安溪有好茶“铁观音”呢！

    卜白没啥业余爱好，除了饮茶，就是看看京戏，尤其迷梅兰芳的戏，一来二去，结识了梅兰一次，梅兰芳在天蟾舞台演《贵妃醉酒》，观者如堵，一票难求。卜白却接到了梅兰芳专门差人送来的戏票。卜白急急地赶到剧场，戏正待开演，梅兰芳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在后台急得团团转！

    卜白听闻，急急如风地挤进后台，对梅兰芳说，救场如救火！你在台前演，我在台边唱，合作一曲双簧。

    梅兰芳将信将疑，台下的观众已作哄叫闹起来，梅兰芳只得上台去。

    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见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剧场顿时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

    整场戏下来，梅兰芳的表演与卜白的唱腔念白浑然一体，俱臻妙境，竟无一名观众识破此中玄机。

    事后，梅兰芳特意答谢，卜白又是一句，急人所难，君子不可不为，补白亦大快事也！

    民国三十八年初夏，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响彻大上海城郊，吴淞口外。汤恩伯率重兵扼守上海。

    《申报》选派战地记者，“大笔杆子”们虽西装革履，却顿失绅士风度，不是低头狠劲抽烟，就是把咖啡喝得嘴里一半、地上一半。卜白饮了一口铁观音，一抹嘴，石破天惊地说，我去！

    有一天，上海市民突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快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中将率部投诚，为解放军打开进入上海中心城区的大门。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卜白平生最“得意之作”。多年后，卜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策反敌人弃暗投明，是我对军事斗争的一种补白！

    卜白，姓卜名白，一生补白。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7年8期，有删减）

赤着的脚

叶圣陶

    中山先生站在台子上，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直望着前面；虽然是六十将近的年纪，他的躯干还是柱石那样直挺。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站在他旁边，一身飘逸的纱衣恰称她秀美的姿态，视线也直注前面，严肃而带激动，就像面对着神圣。

    前面广场上差不多挤满了人。望过去，像巢里的蜜蜂一般一刻不停地蠕动着的全是人头，大部分人戴着草帽，其余的光着，让太阳直晒着，沾湿了的头发乌油油得发亮。广场的四围是浓绿的高树，枝叶一动不动，仿佛在特意严饰这会场似的。

    这是举行第一次广东全省农民大会的一天。会众从广东的各县跑来，经过许多许多的路。他们手里提着篮子或是坛子，盛放那些随身需用的简陋的东西。他们的衫裤旧而且脏；原来是白色的，几乎无从辨认；原来是黑色的，反射着油腻的光。聚集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他们感觉异常新鲜又异常奇怪。

    但是他们的脸上全都表现出异常热烈的虔诚的神情。广东型的深凹的眼睛凝望着台上的中山先生，相他的开阔的前额，相他的浓厚的眉毛，相他的渐近苍白的髭须；他们又同时仿佛觉得中山先生也在渐渐凑近他们，几乎鼻子贴着鼻子。他们的颧颊部分现出比笑更有深意的表情，他们厚厚的嘴唇忘形地微微张开着。

    他们中间彼此招呼着，说着话。广场上因为人多，声音自然不小。但是那说话的情态显然不含浮扬的意味，可见他们心头很沉着。

    人还在陆续地来着，广场上人头铺成的平面几乎全没罅隙，不过这时人头仿佛却不如先前那样蠕动得厉害了。

    仿佛证实了理想一样，一种异常欣慰的感觉浮上中山先生的心头，他不自觉地阖了阖双眼。

    这会儿他的视线向下斜注，看到的是站在前排的农民们的脚：那是些赤着的脚，留着昨天午后雨中沾上的泥，脚面上静脉管蚯蚓一般蟠曲着，脚底黏着似的贴在地面上。

    好像遇见奇迹，好像第一次看见那些赤着的脚，他一霎时陷入到沉思中了，虽说只是一霎时的沉思，却回溯到了几十年以前：

    他想到自己的多山的乡间，山路很不容易走，但是自己在十五岁以前，就像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一样，也总是赤着脚。他想到那时候自己家族的命运同现在站在前面的那些人相仿，全靠一双手糊口，因为米价贵，吃不起饭，常常只好吃山芋。他想到就从这一点，自己开始怀着革命的思想：中国的农民不应该再这样困顿下去，中国的孩子必须有鞋穿，有米饭吃。他想到关于社会，关于经济，自己曾不倦地考察，不倦地研究，从而知道革命的事业必须有农民参加；而革命的结果，农民生活更应该得到改善。他想到自己曾经为了这些想法撰文，演说，找书，访人，不知不觉延续了三四十年了。

    而今天的眼前，他想，满场站着的正是比三四十年前更困顿的农民，在他们身上，有形无形的压迫胜过他们的前一代。但是，他们今天赶来开会了，在革命的旗帜下聚集起来了，这是中国一股全新的力量，革命前途的——

    这些想头差不多是同时涌起的。他重又特别关注地去看那些赤着的脚，一缕感动的夹杂着酸楚的意味从胸膈向上直冒，心头燃烧着亲一亲那些赤着的脚的热望 ， 闪着沉毅的光的眼睛也跟着潮润了起来。

    他回头又看了看他的夫人，宋庆龄夫人正举起她的手巾，含着微笑代表自己向热情与会的农民会众致意致谢。

赵一曼女士

阿成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市立医院，如今仍是医院。后来得知赵一曼女士曾在这里住过院，我便翻阅了她的一些资料。

    赵一曼女士，是一个略显清瘦且成熟的女性。在她身上弥漫着脱俗的文人气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在任何地方，你都能看出她有别于他人的风度。

    赵一曼女士率领的抗联活动在小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那儿能够听到来自坡镇的钟声。冬夜里，钟声会传得很远很远，钟声里，抗联的兵士在森林里烤火，烤野味儿，或者唱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战士们哟”……这些都给躺在病床上的赵一曼女士留下清晰回忆。

    赵一曼女士单独一间病房，由警察昼夜看守。

    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赵一曼女士喜欢丁香花。这束丁香花，是女护士韩勇义折来摆放在那里的。听说，丁香花现在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花”了。

    她是在山区中了日军的子弹后被捕的，滨江省警务厅的大野泰治对赵一曼女士进行了严刑拷问，始终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回答，他觉得很没面子。

    大野泰治在向上司呈送的审讯报告上写道：

    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委员，在该党工作上有与赵尚志同等的权力。她是北满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通过对此人的严厉审讯，有可能澄清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1936年初，赵一曼女士以假名“王氏”被送到医院监禁治疗。

    《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扼要地介绍了赵一曼女士从市立医院逃走和被害的情况。

    赵一曼女士是在6月28日逃走的。夜里，看守董宪勋在他叔叔的协助下，将赵一曼抬出医院的后门，一辆雇好的出租车已等在那里。几个人上了车，车立刻就开走了。出租车开到文庙屠宰场的后面，韩勇义早就等候在那里，扶着赵一曼女士上了雇好的轿子，大家立刻向宾县方向逃去。

    赵一曼女士住院期间，发现警士董宪勋似乎可以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分析，她觉得有把握去试一试。

    她躺在病床上，和蔼地问董警士：“董先生，您一个月的薪俸是多少？”

    董警士显得有些忸怩，“十多块钱吧……”

    赵一曼女士遗憾地笑了，说：“真没有想到，薪俸会这样少。”

    董警士更加忸怩了。

    赵一曼女士神情端庄地说：“七尺男儿，为着区区十几块钱，甘为日本人役使，不是太愚蠢了吗？”

    董警士无法再正视这位成熟女性的眼睛了，只是哆哆嗦嗦给自己点了一颗烟。

    此后，赵一曼女士经常与董警士聊抗联的战斗和生活，聊小兴安岭的风光，飞鸟走兽。她用通俗的、有吸引力的小说体记述日军侵略东北的罪行，写在包药的纸上。董警士对这些纸片很有兴趣，以为这是赵一曼女士记述的一些资料，并不知道是专门写给他看的。看了这些记述，董警士非常向往“山区生活”，愿意救赵一曼女士出去，和她一道上山。

    赵一曼女士对董警士的争取，共用了20天时间。

    对女护士韩勇义，赵一曼女士采取的则是“女人对女人”的攻心术。

    半年多的相处，使韩勇义对赵一曼女士十分信赖。她讲述了自己幼年丧母、恋爱不幸、工作受欺负，等等。赵一曼女士向她讲述自己和其他女战士在抗日队伍中的生活，有趣的、欢乐的生活，语调是深情的、甜蜜的。

    韩护士真诚地问：“如果中国实现了共产主义，我应当是什么样的地位呢？”

    赵一曼女士说：“你到了山区，一切都能明白了。”

    南岗警察署在赵一曼女士逃走后，马上开车去追。

    追到阿什河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赵一曼、韩勇义、董宪勋及他的叔父，将他们逮捕。

    赵一曼女士淡淡地笑了。

    赵一曼女士是在珠河县被日本宪兵枪杀的。

    那个地方我去过，有一座纪念碑，环境十分幽静，周围种植着一些松树。

    我去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一位年迈的老人。他指着石碑说，赵一曼？我说，对，赵一曼。

    赵一曼被枪杀前，写了一份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