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从周：中国园林第一人

    陈从周以古园林专家名世。赵朴初先生为其书斋起名梓室，因为先生工木土，而先生便以梓翁自喻。

    全国解放之初，他应苏州美专之聘讲授《中国美术史》和《中国建筑史》；在上海同济，他创办了建筑历史学科和教研室。教学之余，探访、考察园林和文物，足迹遍踏大江南北；参与古建筑及园林工程，事必躬亲。有人戏称他是“两江总督”。1956年，他出版的《苏州园林》一书，成为中国当代第一部园林专著，阐述了苏州园林的本质特征——文人园林的诗情画意，还总结归纳了中国园林造园手法，如借景、邻虚、屏障、对景等。接着又出版了《苏州旧宅参考图录》、《漏窗》。后《说园》出版，已是热到洛阳纸贵了。叶圣陶评述《说园》“熔哲、文、美术于一炉，以论造园，臻此高境，钦悦无量”，有人称它为“诗词界的《人间词话》”。他不仅对于古建筑、古园林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独到的见解，还参与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设计建造，如设计修复豫园东部、龙华塔、宁波天一阁等，设计建造云南楠园等大量园林建筑。

    他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颇深，其散文有晚明风格、诗词清丽可诵、书画秀润清逸，还擅昆剧。正是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力，他把中国古园林艺术的诗情画意诠释得淋漓尽致。

    “梦也苏州，醒也苏州”，陈从周热爱故乡园林，把她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他在《苏州园林》中写道：“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足见其江南园林情结。因此对园林、古建筑的保护，他据理力争，寸步不让。1958年，他向苏州市政府呼吁抢救网师园；坚决反对拆苏州城墙用墙砖砌小高炉，疾呼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文物。于是，他被作为当时在北京正受批判的梁思成的中国营造社的外围分子加以批判。自此，他成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在困境中，他仍专注于古园林事业的研究，穷十年之功，完成皇皇八十万言的《梓室余墨》。这是他园林小品之集大成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从周联络叶圣陶等八位社会名流提议修复晚清学者俞樾的故居曲园。其后应苏州政府之请审核行将开放的“苏州古典园林艺术陈列室”，他顺便考察了艺圃、拙政园等景点，发表《苏州园林今何在？》一文，批评苏州园林商业化的世俗之风破坏了园林之美，促使有关方面及时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清理，使苏州园林大有改观，1999年苏州古园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978年，应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邀请，主持了中国第一个整体园林出口项目，以苏州网师园的园中园——殿春为蓝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庭院——“明轩”，移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他成为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世界之现代第一人。

    作为教师，他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德；想做事业，惟勤是途。他对报考的研究生，都要加试“百科知识”一门课。学生们对听他的课，又爱又怕。怕他会提出许多“刁钻”的要求。如记笔记要用毛笔，写字要用繁体，而且还要竖写等。尽管如此严苛，学生们仍爱听他的课。上大课，阶梯教室总是“爆棚”。他授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在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中深入浅出地“传道”，让学生们在轻松的谈笑中获得知识，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升华艺术境界。他倡导文理互通，提倡多读书，读与专业相关、甚而是专业以外的书。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相通的。为让学生融通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出奇招，把昆曲引进课堂，还自掏腰包请学生去听昆曲，体味古园林建筑与昆曲在艺术趣味上的亲缘关系。学生们在缅怀先生时都说：“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上课的生动情景。”

    陈从周提倡做学问要讲究世系和传承。有人认为这样会导致门户之见。他却认为，讲世系则有凝聚力和鞭策力，可以逼学生用功，掌握自己派系的精髓，不使失传。由文史到国画，再到古建筑园林，他都问学前辈，就教名师，如陈植、梁思成等先生，一路自修不辍。他不是学建筑的科班出身，本学文学，后因兴趣而改行，故业内有人非议他的学问不正宗。但实践证明，陈从周独辟蹊径，把诗词、美术、音乐、戏剧和建筑园林糅在一起，以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品质，开辟了建筑和园林研究的新境界；他也由梓室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被称为“中国园林第一人”、“中国园林之父”。

（摘编自张昌华《陈从周：中国园林第一人》）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评价陈从周：“兄治园林，皆能融会贯通，化而为一，所谓文武昆乱不挡，是为大家，是为人师。”陈从周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造园重视借景，造园与为学又何独不然。”（摘自《光明日报》2014-09-01《满眼溪山独去时》）②陈从周擅丹青，在松、梅、菊、竹中，尤喜绘竹。他的画竹小品或孤枝独干，或竹叶一蓬，题字则为“清风之竹”、“清风过后一帘青”等等。下钤的闲章是“有竹为家”。典出郑板桥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摘自张昌华《曾经风雅》）③陈从周先生的同代或之后，有着许许多多古建筑史家、园林学家。他们钩沉史料、测绘勘察，会墨线绘图，抑或计算机上网，可能还会胡诌几句海德格尔、胡塞尔。但却少有人像他这样挚爱自己的故园。（摘自《拾贝岛民的日记》）④陈从周不是像同代或之后一般的匠人那样简单地进行技术继承，也不会生吞活剥机械照搬西方迎合时尚，而是把对苏州园林和中国古园林的研究事业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和人生价值的归属。（摘自张昌华《曾经风雅》）

一代宗师黄昆

    我1981年到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一直到2000年离开，中间差不多有15年是与黄昆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几乎天天见面。可以说，我有幸是这个世界上受黄先生的教导最多的一个学生。

    黄昆评价自己的研究有两个高峰，其中作出最主要学术贡献的第一个高峰，是在英国留学的6年中完成的。

    1945年10月，黄昆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师从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莫特（N。F。Mott）教授，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定为固体物理学。几个月后，初出茅庐的黄昆完成了题为《稀固溶体的X光漫散射》论文，大胆提出了关于杂质和缺陷X光的散射理论模型。20年后，德国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证实了黄昆的理论预言，国际学术界随即称之为X光“黄散射”。

    在完成博士论文后，黄昆受到爱丁堡大学玻恩教授（M。Born）的赏识，被邀合著《晶格动力学》一书。这本专著至今仍是固体物理学领域的权威著作，从1975年至2001年3月，该书的英文版被引用5254次，俄文版被引用376次，平均每年200多次。

    除了撰写《晶格动力学》，这段时间黄昆还连续完成了两项开拓性的学术贡献。一项是提出著名的“黄方程”和“声子极化激元”概念，另一项是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里斯（A.Rhys，中文名李爱扶）共同提出的“黄﹣里斯理论”。他与妻子在1950年合写的这篇论文，至今仍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科学家们必引的经典文献。我前不久检索发现，从1975年以来，这篇文章被他人在SCI刊物引用734次，其中1994年以后被引用240次，平均每年20多次。

    1951年底，黄昆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没有继续他的基础研究，而是一心扑在教学上。从那时起，在近30年的时间，黄昆只发表了一篇原创性的论文，他把它献给了导师玻恩。

    1977年秋天，是黄昆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他在中科院半导体所重新开始了科研工作。三年后，他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高峰﹣﹣﹣进一步完善了“黄﹣里斯理论”。

    黄先生和我在1984年以后都开始研究半导体量子阱超晶格物理。为了建立超晶格光学振动的理论，我们整整讨论了两年，不断地争论。1988年，我们发表了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黄﹣朱模型”的理论，多本国外的研究生教材详细介绍了这个理论。

    应该说，黄昆选择在他科学研究的黄金时间（当时30岁出头）回国，对他后来在学术上更上一个台阶影响很大。他在英国做博士后的一些同事，有几位当时的研究并不如他，但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我曾经问过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觉得自己选择回来这条路没有走错，他说回国后全力以赴从事教学工作，在北京大学建立了我国自己的普通物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三门课程的教学体系，培养了大批的人，这个远远比个人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更有意义。

    我后来发现他在1947年留英期间写给杨振宁的一封书信里就流露出这个思想。在信中，他提到了导师莫特对他产生的影响，他说：“像他这样的少数几个人就支住了整个英国的科学研究，假如你要坚定地走科学研究这条路，还有什么比建立一个中国物理研究中心更让人兴奋呢？……它的重要性应该比得一个诺贝尔奖还高。

    在生活上，黄昆是一个极其低调的人。虽然他早就在国际物理学界“大名鼎鼎”，却一直“怕见记者”；他的夫人李爱扶则学会了“黄昆是黄昆，我是我，他的问题请不要来问我”这一招来对付媒体。

    2001年，国家授予黄昆最高科学技术奖。我记得在中国科学院提名黄昆的时候，他就写信反对。后来经组织上做工作，他采取不反对也不支持的态度，甚至连组织材料和答辩都一概不参加。他觉得这个奖励太大了，承受不起。……

（原载《南方周末》第1118期，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院士口述，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他自称境界不高，才能有限，可他却达到了中国科学界的顶级水平。他的理论哺育了世界上几代人的成长，他的著作被学者们像圣经一样摆在书桌上。他相信一种平和自足的人生。黄昆，世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提出的《黄方程》、《黄散射》、《晶格动力学理论》是该科学领域的权威理论。（2002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②渡重洋，迎朝晖，心系祖国，傲视功名富贵如草芥；攀高峰，历磨难，志兴华夏，欣闻徒子徒孙尽栋梁。（北大物理系师生送给黄昆院士的对联）③1947年4月1日，黄昆在给杨振宁的信中写道：“当我有时告诉人我一两年后回国，他们常有疑讶的表现……我们衷心还是觉得，中国有我们和没我们，makes a difference（有些区别）。”

钢琴家的脚

陈钢

    ①在我珍藏的波兰版的《肖邦全集》的扉页里，印着一双秀长纤细、令人动容的手——那是肖邦的手。就是这双手，流注出多少醉人的旋律，又演绎出多少变化万千的“音乐魔方”；手啊手——钢琴家的代号和骄傲!

    ②不知从哪天起，我突然注意起钢琴家的脚来。因为在他们出台时，必先举足由幕后走到琴前；而这几步路，可真谓“寸步难行”啊!他们有的如万里长征，步履艰难；有的则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还有的活像是小脚女人赶集——急急匆匆，扭扭歪歪。但是，有一位钢琴家的路却走得潇洒自若，怡然大方，他——就是傅聪。而带他学会走路的，就是他的父亲傅雷。这条路的路标上有四句话：“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第三，做音乐家；最后才是钢琴家!”——这是傅雷给孩子的临别赠言。

    ③为了让傅聪学会“做人”，这位精通洋学的大翻译家，既没有把儿子送到他早年留学的法国，也没有让他进音乐学堂；而是另辟蹊径，用近乎“私塾”的方式，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中自选教材，进行“道德规范”——“做人ABC”的教育。傅雷认为，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道德规范”是生活中惟一的“圭臬”。而当他将这个“圭臬”与古希腊罗马的崇尚自然，文艺复兴的崇尚人文，法国大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崇尚民主的精神相融合时，就构筑起一个“理想世界”的最高境界!傅聪以后在国外生活了那么多年，面对着光怪陆离的西方社会和纸醉金迷的金钱世界，始终“视富贵如浮云”，而不像“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些人物，正好把富贵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目标”，就是因为精神境界中有这个“圭臬”所维系。傅雷在家书中盛赞傅聪的前丈人梅纽因，说他在海牙为一个快要死的女孩子演奏巴哈的《恰空舞曲》和他1947年在柏林对犹太难民的讲话，是一种“符合我们威武不能屈的古训”的精神和气节；而傅聪也以孔夫子所称道的颜回为榜样，保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种“以清贫为自傲”的中国文人传统和超尘脱俗的崇高境界。真是：有“德”才有“品”，有“品”才有“境”，有“境”才能铸造高人!而傅雷，就是这样带着儿子走人生之路的。

    ④傅聪的艺术之路，是一条以民族文化根蒂来“开发”、“引爆”世界艺术顶尖的“通路”。

    ⑤陆游示儿：“功夫在诗外”。可傅聪的功夫倒是在“诗内”。他从小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偷听爸爸同朋友谈话，谈论李白杜甫，他最喜欢的就是李后主的词。他对中国古诗词的通晓决不逊于托斯卡尼尼（意大利著名指挥家）对莎士比亚的熟悉。

    ⑥傅聪在“肖邦”比赛前，他的演奏已被波兰教授认为“赋有肖邦的灵魂”，甚至说他是一个“中国籍的波兰人”。他荣获的“最是波兰魂”的玛祖卡奖，更被认为是桩“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是由“一个中国人创造了真正的玛祖卡的表达风格”。意大利钢琴家阿高斯蒂教授对傅聪说：“只有古典的文明才能给你那么多难得的天赋，肖邦的意境很像中国的意境。”说得多好、多对啊!傅聪就是这样弹肖邦的。他弹肖邦，“就好像是我的命运”，“我自己很自然地说自己的话”。而且，肖邦又有李白“非人世”的气息和李后主那种“垂死之痛，家国之恨”的愁绪。傅聪用李白来演绎，升华肖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得的是李白奖!

    ⑦傅聪的艺术之路还通向大自然。

    ⑧傅雷，则多次要求傅聪到大自然中去。因为，大师的作品“就是从大自然，从人生各方面的材料中‘泡’出来的，所以，“表达他们的作品，也得走同样的路”。更重要的是，大自然可使人“荡涤胸中尘俗”，“打破纸醉金迷的俗梦，养成淡泊洒脱的胸怀”。从而获得一种“萧然意远，旷达怡静，不滞于物，不凝于心的境界”，使演奏具有“生命的活力与搏击飞纵的气势”!

——选自散文集《三只耳朵听音乐》

【注】圭臬：比喻准则或法度。

菊者砚秋

章诒和

    边学边唱边挨打

    因家境贫寒，六岁的程砚秋，投入荣蝶仙门下学艺。

    程砚秋学戏很苦，荣家所有的生活琐事也都要他做，无异于童仆。师父脾气坏，稍有不欢举鞭就打。

    因有家世之悲，心思重的程砚秋常常低眉含颦，面无欢容。年龄稍大些后，多半由于营养不佳，心情一直比较抑郁。师父认为他不宜于学花旦，让他专攻青衣。师父还发现他嗓音很不一般，且扮相沉静明丽，如珠蕴椟中，时有宝光外熠。

    唱对台戏，却不伤和气

    程砚秋不具备梅兰芳响遏行云的金嗓子，但凭着自身条件、勤奋，刻苦以及高人指点，硬是创出了一种大异于梅兰芳、却又能与之相抗衡的，以新奇声腔为特点的表演风格。唱到情感至深处，其声竟细若游丝。观众聆听时，大气都不敢喘。这是他声腔艺术最讲究的地方，无人能及。程砚秋最早的艺名叫菊侬，后改为艳秋。有人说这个更名含有深意，因为艳于秋者厥为菊。菊是耐寒的，它要比质弱芳幽的兰花坚韧耐久。其实，菊、兰同为花中上品，只是香气、风姿各有不同。

    1922年，他首次赴沪演出，气势极盛，每晚舞台上的花篮都不下五十个，全场无一空位，另有许多人环立而视。戏院门口，汽车有200余辆，马车不计其数。程砚秋每日的茶会、堂会、剧场演出几乎占满了所有的时间，真可谓无一息之闲，也无一丝之暇，极其劳累。但他依旧是容颜焕发光泽，嗓音穿云裂石，对此，罗瘿公喜于心也惊于心，欣慰且忧虑地对他说：“你此行红得可惊，也遭人嫉恨。有些人正欲挑拨梅先生与你之间的师生情谊呢。”这是一个重要的提示，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程砚秋返京时，梅兰芳赴站迎接。几天后，梅兰芳带着戏班到上海演出，此后，一兰一菊，果然就在上海争起了短长，他们的竞争最初不明朗，顶多在戏码上争个高低——你唱的戏，我也能演，即“你有我也有”。1927年《顺天时报》举办中国旦角名伶竞选活动，经投票选出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名旦”。从此，他们的竞争趋于明显化。后来，两人真的唱起了对台，形成高潮。捧梅派与捧程派遂在各大报刊，唇枪舌剑，大开其火。双方势均力敌，难分伯仲。但真正占便宜的是听众与看客。两个剧场夜夜告满，观众是大饱耳福。戏唱到最后，程砚秋使出撒手铜，连演5场《锁麟囊》，天平向他这边倾斜了。

    四大名旦里，尚小云与荀慧生都没有追赶梅兰芳的念头，唯有程砚秋雄心万丈，梅、程在北京“偌大京师各剧场沉寂，只余梅、程师徒二人对抗而各不相上下。梅资格分量充足、程则锋锐不可当，故成两大势力”。面对这样的情势，罗瘿公给程砚秋提出的策略是：“玉霜（程砚秋字玉霜）对梅应当在不即不离之间。”何谓“不即不离之间”?那就是既近又远，既热又冷，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清醒冷静，有极好的控制力，合乎分寸，合乎人情，表现得又极自然。礼仪性是它的外显层次，内在依据则是人际关系和实际需要。

    梅兰芳有富贵气，程砚秋是书卷气，一个得于天赋，一个纯恃人功，各臻极致。梅、程之间尽管竞争激烈，彼此一争高下，却都是不露声色，不动肝火，温良谦恭。移居上海的梅兰芳40寿辰时，程砚秋特往拜寿，行叩头大礼，见者均叹其未尝忘本。明明是打对台的人，却绝不伤和气。

    就有那么大的魅力

    台湾的戏曲研究家齐崧先生说：“如果听梅兰芳的戏等于吃鸦片，那么听程砚秋的戏就等于打吗啡。因为吃鸦片尚有戒除的可能；而一旦打上吗啡，则很难戒掉了。”

    独

    有人说，程砚秋太“独”。这主要是指他的私房戏不肯轻易传人，程砚秋觉得这样做没什么不对。其实，他的“独”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未经许可，暗中把剧本及表演偷传出去的人。

    当时有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演员，自从和哥哥一起看了程砚秋演的戏以后，就迷上了程派。每有演出，她必去“偷戏”，在梨园行，“偷戏”是大忌，怕被人认出来赶出去，她打扮成男孩去剧场。几年“偷”下来，就把程砚秋早期代表剧目都“偷”到了手，齐如山看了她的表演，惊异地说：“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即程砚秋）呢。”就建议她拜程为师。结果可想而知被程婉谢。但她实在太喜欢程派。既然得不到亲传直授，她就绕着弯子学。一是拜了程现秋的老师王瑶卿为师；二是向给程配戏的搭档、伙伴学习。见她苦心学程，人家也就乐于指点。

    当程砚秋发现曾与自己合作得很好的小生将他的戏偷传给别人时，便断然与之决裂。后来每当他演出，只要听说有人来偷记他的剧本喝词、念白、唱腔、身段时，他立即把琴师找来，在后台临时变动主要唱腔，叫那些偷艺者摸不准，学不去。

    程砚秋的“独”，看起来挺自私的，我倒佩服程砚秋的“独”，因为他那么早就懂得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了。

（摘编自《读者》）

任继愈：大师小事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编纂了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工作等。他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结果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达不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太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的主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但给任先生送去时，他坚决拒收。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是任先生自己掏的。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分文不取；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的图书馆。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张贺，有改动）

房玄龄，生而为宰相

水鹿

    初唐的天空，星光灿烂。

    在后人看来，这些光芒属于魏征、王珪、尉迟敬德、李世勣……一个个激情张扬的人。他们思考、磋商、争辩，挺直了脊梁建功立业，做人成事。

    然而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是：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最容易骄傲不服气，碰撞成灾难性的内斗和党争。

    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激情的人，来做稳压器。

    这个人，就是房玄龄。他总是笑眯眯地洞明世事，又总是不吭声地隐忍委屈。皇亲李神通攻击过他，

    重臣萧瑀攻击过他，“第一宠将”尉迟敬德也攻击过他，眼看都要变成朝里的“出气筒”了，可他还是和没事人一样。他简直天生是给李世民做宰相的。

    有一次房玄龄得了重病，一个口齿轻佻的小官吏开玩笑道：“宰相小病去探访有好处，如果病得快要死了，去探访也就没什么用了。”有人将这话挑唆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对此的反应是——见到那个随众来探访自己的小官吏时，笑着调侃一句：“你都肯来看我，那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啊……”

    房玄龄还是出名的“怕皇帝”者。急躁任性的李世民，也和大臣们一样，经常拿房玄龄当“出气筒”，越用越顺手。房玄龄照例不争辩、不顶撞，逆来顺受，道歉了事。有人因此讥讽老房“没骨气”，尤其是他身边还有傲骨铮铮的魏征作对比。其实房玄龄心里很明白，李世民是个多么骄傲的人，成天被魏征骂来骂去又不能还嘴，难免心理不平衡。那我老房做做自我牺牲吧，皇帝把气撒在我身上，总比他攒多了委屈以致决策失常要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心照不宣的表演：皇帝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痛骂宰相，剥官落爵叫他回家待罪。房玄龄也就乖乖回家，平静地告诉家人“把房子打扫打扫，待会儿皇帝要过来接我回去”。而李世民果真就来接了，两人携手上车回宫，谁都不多说什么，好像发脾气那一幕从来就没发生过。

    那些君臣的脾气，终于在性情温和、通达睿智的房玄龄手里，揉捏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合力”了。

    但“老好人”房玄龄的本事绝不止于此，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李世民和魏征等人通过争辩讨论定下了大政方针，房玄龄就和他选拔的一批实用性人才一起埋头苦干，去实现贞观的宏图大卷。

    贞观时代，朝廷全部官员只有643人，房玄龄做了22年的宰相——除了贞观的最后一年他已过世之外——他总是日复一日处理着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让一个高度精简的行政机构，发挥出强大的作用，支撑起贞观之治的日常大局。以致于李世民有时会抱怨他太过细致，警告说，身为宰相应该只管大事，把那些小事丢给下属就好。可房玄龄还是继续“我行我素”地“琐碎”着。

    当时尚书省下辖的各部里，工作最繁琐、最被士人看不起的，是管理财政预算和账目的“度支司”，一度无人肯任其职。房玄龄竟以宰相之尊自任“度支郎中”，亲自把守着大唐国库。

    这22年的殚精竭虑，比起早年辅佐李世民征战天下、决战玄武门，更值得记录在房玄龄一生功业的榜首。诚如后世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作为宰相，他开国有功，却从不突出自己；王珪、魏征以谏诤闻名，他就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机会；李靖、李世勣善于带兵，他就在后方做好后勤支持；每一个官员，他都能让他们在贞观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华；他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政绩工程”，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少不了他。李世民也一样知道。

    人生终是难免一死。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走到古来稀的71岁。在那个时代里，他已经是活得很长的老人了。高龄带来的疾病难以克服，房玄龄的身体越来越差。而此时，比房玄龄年轻许多的皇帝也已重病缠身，那太过绚烂的一生迅速地消耗掉了李世民的寿命。重病中的李世民，让人把房玄龄抬到殿中，在御座之侧放下，君臣对坐流泪，竟是相视无言。回首他们在渭北秋风之中的初遇，时光已经流逝了32年。

    一段浩浩汤汤的贞观时代，回荡着各种各样的旋律。人们立德，立言，立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把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铭刻在这个时代上。“贞观”因此而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但贞观的第一宰相房玄龄，却在洪亮之声中沉默着，埋头忙于记录、整理、实施——他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贞观”。

（节选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