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孔子求学

    孔子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分两个阶段：15岁以前上平民学校，15岁以后转入自学。

    古代平民学校，按孟子的说法，夏代名“校”，商代名“序”，周代名“庠”。庠、校都是教育的意思，序，即射，乃就其军事训练而言。这种学校设在平民居住区，每年夏历10月秋收后由当地父老教育未成年子弟，教学内容一般为文化知识和军事训练。孔子家境贫寒，但在母亲支持下，仍能在农闲时入校学习。他后来有能力自学，实得益于此；孔子熟悉射御，懂得军事，这同他小时所受的平民学校教育不无关系。

    古代平民学校又是当地群众议事和集会游乐的场所。《左传》襄公31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是他们在此议论朝政的例子。群众集会，主要是祭祀活动。《周礼》说“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就是指在春、秋二季举行群众性的社祭，并在州序进行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男女盛会，济济一堂，杀牲祭飨，载歌载舞，举杯祝酒，气氛热烈。家乡的大型民间礼仪活动对儿时的孔子富有吸引力，《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常设俎豆（一种礼器），设礼容”。童蒙天真的孔子自然没有想到，他这种模仿成人祭祀的儿童游戏，竟成为他以后学习礼仪的起点。

    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平民学校已不能满足孔子的求知欲望。在无法进入贵族子弟大学深造的情况下，孔子决心自学。他在《论语》中回忆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其自学的主要内容即《诗》《书》、礼、乐等。《诗》即《诗经》，《书》即《尚书》，都是孔子在鲁设教的两门课程，因此它们必是孔子设教以前在鲁研读过的。孔子引述过《志》，这也是他熟悉的一种古书；他还提到“方策”，即板书和简册。这些记载周文王、武王时期政治的板书和简册，自然不止一种，同样为孔子所熟悉。在典籍丰富的鲁国，孔子有可能见到这些读物，并为他所通晓。

    礼，即社会礼仪制度；乐，主要是附于《诗》而用于礼的乐曲。礼和乐均无专书，要了解这方面知识，必须广泛收集、调查和向别人请教。为此，孔子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态度始终如一。涉及的范围也不限于礼乐，还包括神话传说、历史遗闻、民风民俗、天文历法、地理博物等。为考察殷礼，孔子去过宋国。郯国一位国君来访鲁国，孔子听说他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便去向他请教。鲁太庙陈列许多文物古器，鲁国常在此举行各种政治礼仪活动，是了解周鲁史迹和有关典章制度的重要地方，孔子便下功夫到这里考察，每遇不明之处即请教于人。

    孔子还向鲁乐官师襄子学习弹琴。他学琴，特别注意领悟乐理乐义，《孔子世家》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弹奏一支名曲，一连弹了十日也不调换别的曲子。师襄子建议他进一步弹别的乐曲，孔子说：“我已经熟悉这支曲，但还没有领悟它的技术。”过了些时，师襄子说：“你已经掌握了这支曲子的技术，可以进一步弹别的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它的用意。”又过了些时，师襄子说：“你已经领悟了它的用意，可以进一步学别的曲子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悟它写的人物形象。”又过了一些时候，孔子默然有所思，向高远处眺望，说：“我可能领悟到这支乐曲所描写的人物形象了。这人长得很黑，高身材，眼睛向上看，好像要统一四方，这不是周文王还能是谁呢？”师襄子听了十分赞佩，离席再拜行礼，说：“这支曲子就叫做《文王操》啊！”

    在求学道路上，孔子不仅向名人名物学习，更经常、更大量的还是向普通人学习，向他所遇见的一切有识之士和有一技之长的人求教，从他们身上不断获取知识和精神力量。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反复强调：“见贤思齐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种胸怀若谷的好学精神，使孔子汇百川而成大海，其学识远远超过了旧学“六艺”的范围，成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为了体会和掌握学到的知识，他努力做到学思结合而废寝忘食：“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在孔子以前，无自学成名的先例。他是在没有任何借鉴的情况下独自走上自学道路并获得巨大成就的。仅此一点，即可想见其创造力和坚韧精神。

（摘编自张秉楠《孔子传》）

【相关链接】①张秉楠同志从1985年开始计划撰写《孔子传》，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写成这本《孔子传》，尽量选择可信的史料，详加考订，试图将孔子的思想融会于其行事与历史环境之中，考核详确，论述明晰，是一部有价值的传记新作。﹣﹣张岱年《序》②孔子之学，非追随时代之风气，志在求业（谋生）而学。若是追随时代，志在求业，此非可谓之志于学。孔子之志于学，乃是一种超越时代，会通古今之学。孔子在十五之幼年，而已于此有所窥见而有志寻求，可谓卓乎不伦矣。﹣﹣钱穆《孔子传》

一代名士张伯驹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堪称“中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7岁时被过继给其伯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当时科举刚刚废除，新式学堂方兴未艾，但张镇芳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他从《三字经》《千家文》等学起，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领悟力：9岁时，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

    良好的家世和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使这位翩翩公子能够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摒弃世俗，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填词作诗，写字作画，学唱京剧……凡是喜爱的事情，他都一心钻研，并且做到极致。

    张伯驹天资超逸，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洪宪纪事诗注》《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

    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幼喜爱京剧，后跟李佩卿学戏，从钱包森、王福山习武工。学习期间，他严守传统，苦下功夫，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只一年就能登台演出，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会社”。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他对世俗生活相当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便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的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轮子而且能转就行了。因为这些，朋友给他起了外号叫“张大怪”，张伯驹每有呼必欣然应允。

    也许，正是这份狷狂和洒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精力，散尽毕生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尽管此后他债台高筑，但是直至后来，即使他被绑匪绑架，生命堪虞时，犹称“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家藏”。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建国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

    文革期间，张伯驹被诬陷，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失去了北京户口，也失去了工作，只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照样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不改其乐。著名画家黄永玉为此称赞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博雅通脱、坦荡超逸的一生，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他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摘编自任凤霞《一代名师张伯驹》）

世界第一女记者﹣﹣法拉奇传

    1929年，奥莉娅娜•法拉奇出生于佛罗伦萨，她成长于一个不苟言笑的、充满斗士精神的家庭。父亲是坚定的意大利斗士，在二战期间积极反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14岁那年，有一次当飞机投下炸弹的时候，地板和墙壁都开始晃动，法拉奇和父亲躲藏在防空洞，由于太恐惧，法拉奇止不住啜泣起来。突然，父亲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一字一字说出一句话：“女孩不要哭，也不许哭！”。法拉奇性格坚韧顽强，这和父亲的教育密切相关。

    法拉奇一直很感谢母亲托斯卡•法拉奇的激励。她多次回忆：“是妈妈，是妈妈告诉我，甚至是哭着告诉我：‘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变成你丈夫和孩子们的奴隶！要学习，去看看整个世界，要学习！’”

    法拉奇最喜欢的家人是大伯，这是她的第一位，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位老师。大伯是一名记者，这对法拉奇走上记者之路影响重大。在奥莉娅娜的一生中，她都会引述大伯的忠诫：“在记者这一职业中，一直回响着这样一条铁律：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你的读者感到厌烦！”

    受大伯此语的影响，后来法拉奇放弃研习已久的医学专业拿起了笔，从此写作成了她终身酷爱之事，尤其是在她曾采访过并深深挚爱的伴侣、希腊抵抗运动英雄、反对强权的斗士阿莱科斯•帕纳古利斯于34岁死于车祸后。

    她亲历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作为记者，法拉奇的提问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这种风格令全世界为之叫好，却令“大人物”害怕。她与全球六十多位国家政要的激烈交锋，曾令基辛格尴尬、令卡扎菲失言、令沙龙狂怒、令梅厄夫人敞开心扉……

    1961年记者扎特琳采访法拉奇，说很多人说她卑鄙、凶狠。她睁大画着浓妆的眼睛，抚了一下头发后，摆出一副清白的样子说：“凶狠是什么意思？说出实情？我觉得我很和蔼。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说也许她有时画了一幅不够公正的、负面的画像。她回答说：“那不是我的错，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有一种美德在她身上熠熠生辉，她对强权有着天然的憎恶和反叛，她似乎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服从。她说：“在夏娃摘苹果那一天诞生的，并非罪恶；那一天，诞生的是一种被称为不服从的光辉美德。”法拉奇代表了当今媒体所欠缺的东西﹣﹣把真相告诉权力的勇气。

    1967年她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非常出色。她报道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多次重大冲突，足迹遍布拉美、黎巴嫩、越南和科威特。她就像一个无畏的战士一样，在这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奋勇前进。

    法拉奇罹患癌症多年后，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摘编自《中国青年杂志》和“百度百科”，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体味。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判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②“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了文章，措辞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

文心清如许，译笔生豪情

    1912年，朱生豪出生于浙江嘉兴。他幼年失怙，家境中落。然而，他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

    20世纪30年代，朱生豪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思想上愤懑彷徨。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到朱生豪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

    这个建议让这位温和腼腆、“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翻涌起了豪迈的激情。朱生豪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某国人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朱生豪说的“某国”就是当时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

    莎士比亚戏剧大部分为诗体剧。一位学者曾评说：只有诗人方得译出诗人之剧。朱生豪在新旧体中文诗词方面极富才华，他的英文诗歌创作也十分有灵气，具有清新自然的田园牧歌风格。然而，莎剧如按中文诗体来译，难度极大，且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受限颇多，最终，朱生豪决定用散文体来翻译莎剧。

    尽管如此，朱生豪在处理剧本中的歌词及念白时，仍尽量采取诗体形式，在韵律、节奏和意境的把握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图存留莎翁原本的风貌。特别是针对不同的戏剧场景，分别采用了自由体诗或诗经体、骚体、古体诗等中国传统诗歌体裁，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文中角色所处的环境与情绪，竭力避免翻译文学中通常会出现的“洋味”和陌生感。

    翻译莎剧需要的不仅是激情，也不仅是才华。梁实秋先生译莎剧，最后宣告要与莎士比亚“断绝来往”。虽为危言，并非耸听，梁公花费30余载始得译完莎翁全集。林语堂先生也曾面对翻译莎剧的邀约，但婉拒之，言到老年再作打算。

    然而，译莎并非年长者的专利。莎士比亚发表了第一部剧作是在26岁，青年的热血激情只有同为青年的译者才会更加感同身受，化至笔下。朱生豪翻译莎剧，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

    朱生豪深爱莎剧，在着手翻译之前早已熟读并反复揣摩了原作。在《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译者自序”中，他写道：“余笃嗜莎剧，尝首尾研诵全集至十余遍，于是原作精神，自觉颇有会心。”在译著进程之中，他更是每每大声反复吟诵，以此定夺文意优美且适合剧院演出的表达方式。

     他在1935年23岁之时开始筹备译莎大事，而手头的工具只有旧版《牛津词典》和《英文四部词典》。从1936年开始的九年间，大部分译作陆续完成。由于日军侵华，译莎手稿两次毁于战乱。直至1944年病逝，他坚持重译被毁的部分，并继续握管不辍，一共完成31部半莎剧的翻译工作。

    自1954年以来，朱生豪散文体译本在大陆以单行本、戏剧集、校订补译本全集、英汉对照（注释）版等多种方式出版，出版延续时间之长、出版频率之高、印刷数量之大可谓空前，超过任何其他莎剧中译本。

    朱译本的社会影响也是最广泛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莎翁名句，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哈姆雷特》）“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是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威尼斯商人》）等均出自朱生豪的翻译。

（选编自《光明日报》2017年01月16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朱生豪翻译语言生动、华丽，初读便有起身想动起来的冲动。诚然，翻译是文字的功夫，更是文字之外的打磨。译文对戏剧舞台的亲和力实在是身体力行得来的，并无半分的臆断想象啊。（戏剧导演陈薪伊语）

世间真君子

拾遗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开盖头，发现新娘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他奔出洞房，五天后离家出走。原配张琼华独守空房68年。1906年，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新婚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离家出走。原配朱安独守空房43年。

    胡适13岁时，母亲便做主给他定了婚，而胡适与江冬秀未曾谋面。胡适内心也曾抗拒过、疑虑过、矛盾过，但终没有推翻婚事。他说：“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1917年，留美归来的北大教授胡适迎娶了江冬秀。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位福人。”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没想到经费用尽，生活断炊，他求助于北大胡适，“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不久，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的汇款。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他电报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后学成回国，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他找到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蒋校长感到意外，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而这件事，胡适从没有向外人说过。胡适资助的对象，还有吴晗、周汝昌、李敖、沈从文等一众才子，他还资助过贩夫走卒。

    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一次，黄侃在讲课中举例说：“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胡适的回击也令人叫绝。课堂上，胡适对学生们说：“前几天，行政院给我发信，邀我去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但胡适说：“我的白话文电文就5个字：干不了，谢谢。”学生们纷纷叹服。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是胡适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作为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之旗手，胡适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胡适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新文化运动后，因政见不同，鲁迅与胡适交恶。此后，鲁迅在报刊上多次挖苦、讽刺胡适。面对鲁迅痛骂，胡适从不应战。对于鲁迅的文章，只要认为是好的，他就会大力推荐。鲁迅去世后，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信，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胡适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鲁迅死后，胡适从没发过一句恶声。当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胡适“慨予俯允”，立马出面推荐，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胡适曾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我这里千言万语，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治学之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所以胡适觉得应该“大胆假设”，不大胆地假设、怀疑，就不会有进步和创新。但大胆假设、怀疑之后，应该“小心求证”。“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这种治学方法，也被胡适运用于做人做事中。所以他从来不站队、不妄议、不盲从，不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史学家顾颉刚说：“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

    1962年2月24日，一场庆祝酒会上。胡适发表即席演讲，不料讲到一半，突然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

    整个天下，哭声一片。

【相关链接】胡适曾自比唐僧，他作《<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写了个故事：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即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把身上的肉割下来都布施给他们吃了，一切冤魂都得超度，他也成了正果。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说：“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祝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