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平淡中自有丘壑

    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关学著作。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分析、鉴定，恰切地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很多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歌的思想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爽朗刚健的风貌。

    王运熙服膺《札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治学的座右铭。王运熙的治学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解。

    “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杨明对王运熙的治学品行推崇有加。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节选自2014年2月22日《中国教育报》）

“敢为人先”章开沅

彭剑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各行各业竞放“卫星”。章开沅说：“要放，我就放一个大的。”他要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在“自然灾害”异常严重的1961年，能在武汉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实乃空前之举。这是第一场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章开沅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被《新华文摘》全文刊登；会上学者们对张謇的热烈讨论，使他决心投身于对这一历史人物的研究；而老革命家吴玉章希望将来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问世的想法，也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之后，章开沅一头扎进了张謇的研究之中。1962年，他被借调到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边搜集、整理北洋时期的文史资料，一边研究张謇。在此期间，他完成了《张謇传稿》的写作。稿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没多久，稿子被寄了回来，里面贴满了签条，都是提醒作者，对张謇的评价太高了，需要加强批判。章开沅一看，如果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改，等于整本书都要被推翻。他感觉没法改，于是把稿子收了起来。这一收，就是20多年，直到1986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

    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开沅在大陆率先涉足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他曾经笑言：“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国；二是让国际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

    章开沅治学圆融通达，既强调“独寻真知”，也提倡“参与史学”。据他讲，史学家的参与，主要是研究中的移情，“设身处地”地进入到研究对象的时代中去，以便更好地理解历史。当然，史学家的参与，也包含为当今社会服务的一面。他一直都非常愿意贡献自己的智慧，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借鉴。

    在主持编撰《辛亥革命史》期间，通过申报审批，章开沅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历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沿用至今。经过几十年精心打造，这个研究所已成为享誉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

    章开沅总结，培育、经营好一个研究所，必须有“一个头，一副肩，一双腿”。有一个头，意味着有思想、有理念、有战略眼光。要不然，在学术的大棋局中，研究所处于什么位置，自己都闹不明白，就无法准确定位，更不要谈做大做强。有一副肩，意味着有担当。一个研究机构，若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些领导潮流的举措，是很难做好的。领导潮流，在很多时候意味着风险。没有一副铁肩，不能勇于担当，害怕冒风险，就不可能领导潮流。作为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有一副铁肩，还意味着要为同仁创造一个宽松的、能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环境。有一双腿，意味着勤于走动。在章开沅看来，学术带头人的腿，应该走一线，走基层。走一线就是冲锋陷阵，自己带头干，发现材料，开拓领域，带着大家干。而他所说的腿勤，还有另一方面，即要勤于发现人才，求贤若渴。

【相关链接】①章开沅，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史学的领军人物。曾先后四次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并终于在2014年4月完成夙愿，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头衔第一人。②有人问我：“您所创办的这个研究所发展到今天，有没有什么危机？”我认为，今日最大的危机，是围着项目转。当然，这不仅仅是本研究所的危机，也是整个学术界的危机。“项目”的背后是“基金”，跟着项目跑的本质，其实就是围着金钱转。今日很多人所做的学问，追求的是金钱，而不是真理，完全远离学问之道。——章开沅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07月28日 10版

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从玉华

    进入人生的第99个年头，李佩大脑的“内存越来越小”，记忆力大不如以前了。她一个月给保姆发了三回工资。

    在她狭小的客厅里，那个腿都有些歪的灰色布沙发，60年间，承受过不同年代各色大人物的身体。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白春礼都曾坐过那个沙发。有时人来得多了，甭管多大的官儿，都得坐小马扎。

    她一生都是时间的敌人。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进入晚年后，她创办了比央视“百家讲坛”还早、规格还高的“中关村大讲坛”。没人数得清，中科院的老科学家中有多少是她的学生。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

    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再次来到青海试验基地，为中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12月4日，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后，他在当晚急忙赶到兰州，乘飞机回北京。5日凌晨6时左右，飞机在西郊机场降落时失事。在烧焦的尸体中有具紧紧地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把他们分开时，才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一个保密公文包完好无损。最后确认，这两个人是59岁的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而当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

    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得知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

    郭永怀走后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李佩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年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1999年9月18日，李佩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先生是其中唯一的烈士。该奖章直径8厘米，用99.8%纯金铸造，重515克——大家感慨，“确实沉得吓人”。

    4年后，李佩把这枚奖章捐给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钱、年龄对李佩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她在北大念书，北平沦陷后，她从天津搭运煤的船到香港，再辗转经过越南，进入云南西南联大。她在日本人的轰炸中求学。她曾代表中国，参加在巴黎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工联大会和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她和郭永怀放弃了美国的三层小洋楼，回国上船时把汽车送给最后一个给他们送行的人。

    “文革”刚刚结束，人才匮乏。李佩找到那些曾被打成右派甚至进过监狱的英语人才，让他们从事教学工作。事实证明，她的眼光很准。她请出山的许孟雄，后来成为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时英文文件的把关人。

    她还和李政道一起推动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项目，帮助国内第一批自费留学生走出国门。到1988年该项目结束时，美国76所优秀大学接收了中国915名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研究生。

    她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后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系，培养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她进行英语教学改革，大胆地让学生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原版英文书。所有毕业生论文答辩，她都要求学生用全英文陈述。

    1987年，李佩退休了，可是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

    在李佩眼里，没什么是不能舍弃的。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小她30多岁的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出——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30万。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

    前年，郭永怀104岁诞辰日，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在李佩90多岁的时候，她还组织了20多位专家，把钱学森在美国20年做研究用英文发表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出版了《钱学生文集》中文版。

    曾有人把这对夫妇的故事排成舞台剧《爱在天际》，有一次，李佩先生去看剧，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人们从她的脸上，读不出任何表情，那似乎在演着别人的故事。

    “不老”的李佩先生确实老了，曾经在学生眼里“一周穿衣服不重样”、耄耋之年出门也要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还别上卡子的爱美的李佩先生，已经顾不上很多了。

    那个她曾趴在窗边送别客人的阳台落满了灰尘，钢琴很多年没有响一声了，她已经忘了墙上的画画的是她和郭永怀相恋的康奈尔大学。记忆正在一点点断裂。

    早些年，有人问她什么是美。她说：“美是很抽象的概念，数学也很美。”如今，她直截了当地说：“能办出事，就是美!”

    很少有人当面对她提及“孤独”两个字，老人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似乎越来越黏人，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好友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下助听器，李佩先生的世界越来越安静。知道李佩这个名字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但每一个踏进李佩先生家的人都会很珍惜拜访的时间，会努力记住这个家的每一处细节，大家都明白，多年后，这个家就是一个博物馆。

（《中国青年报》2016年1月13日，有删节）

听说书

孙犁

    我的故乡的原始住户，据说是山西的移民。我幼小的时候，曾在去过山西的人家见过那个移民旧址的照片，上面有一株老槐树，这就是我们祖先最早的住处。

    我的家乡离山西省是很远的，但在我们那一条街上，就有好几户人家以常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一直传下好几辈。他们多是挑货郎担，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正是生意兴隆的时候。他们回到家来，我记得常常是在夏秋忙季。他们到家以后，就到地里干活。他们总是叫他们的女人，挨户送一些小玩艺儿或是蚕豆给孩子们，所以我的印象很深。

    其中有一个人，我叫他德胜大伯，那时他有40岁上下。

    每年回来，如果是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我们一条街上的人，吃过晚饭，坐在碾盘旁边去乘凉。一家大梢门两旁，有两个柳木门墩，德胜大伯常常被人们推请坐在一个门墩上面，给人们讲说评书；另一个门墩上，照例是坐一位年纪大辈数高的人，和他对称。我记得他在这里讲过《七侠五义》等故事，他讲得真好，就像一个专业艺人一样。

    他并不识字，这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他常年在外，他家的大娘，因为身材高，我们都叫她“大个儿大妈”。她每天挎着一个大柳条篮子，敲着小铜锣卖烧饼馃子。德胜大伯回来，有时帮她记记账，他把高粱的茎秆儿，截成笔帽那么长，用绳穿结起来，横挂在炕头的墙壁上，这就叫“账码”，谁赊多少谁还多少，⑴他就站在炕上，用手推拨那些茎秆儿，很有些结绳而治的味道。

    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都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常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

    德胜大伯在做小买卖途中，遇到瘟疫，死在外地的荒村小店里。他留下一个独生子叫铁锤。前几年，我回家乡，见到铁锤，一家人住在高爽的新房里，屋里陈设在全村也是最讲究的。他心灵手巧，能做木工，并且能在玻璃片上画花鸟和山水，大受远近要结婚的青年农民的欢迎。他在公社担任会计，算法精通。

    德胜大伯说的是评书，也叫平话，就是只凭演说，不加伴奏。在乡村，麦秋过后，还常有职业性的说书人来到街头。其实，他们也多半是业余的，或是半职业性的。他们说唱完了以后，有的由经管人给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有的是自己兼做小买卖，比如卖针，在他说唱中间，由一个管事人，在妇女群中，给他卖完那一部分针就是了。这一种人，多是说快书，即不用弦子，只用鼓板，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座做鼓架。他们不说整本，只说小段。卖完针，就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一年秋后，村里来了弟兄三个人，推着一车羊毛，说是会说书，兼有擀毡条的手艺。第一天晚上，就在街头说了起来，老大弹弦，老二说《呼家将》，真正的西河大鼓，韵调很好。村里一些老年的书迷，大为赞赏。第二天就去给他们张罗生意，挨家挨户去动员：擀毡条。

    他们在村里住了三四个月，每天夜晚说《呼家将》。冬天天冷，就把书场移到一家茶馆的大房子里。有时老二回老家运羊毛，就由老三代说，但人们对他的评价不高，另外，他也不会说《呼家将》。

    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⑵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聘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

    “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

洗澡

王安忆

    行李房前的马路上没有一棵树，太阳就这样直晒下来。他已经将八大包书捆上了自行车，自行车再也动不了了。那小伙子早已注意他了，很有信心地骑在他的黄鱼车上，他徒劳地推了推车，车却要倒，扶也扶不住。小伙子朝前骑了半步，又朝后退了半步，然后说：“ 师傅要去哪里？”他看了那人一眼停了一下，才说：“静安寺。”小伙子就说：“十五块钱。”他说：“十块钱。”小伙子又说：“十二块钱。”他要再争，这时候，知了忽然鸣了起来，马路对面原来有一株树，树影团团的。他泄了气似地，浑身没劲。小伙子越下黄鱼车，三五下解开了绳子，将书两包两包地搬上了黄鱼车。然后，他们就上路了。

    路上，小伙子问他：“你家住在静安寺？”他说：“是。”小伙子又问：“你家有浴缸吗？”他警觉起来，心想这人是不是要在他家洗澡？便含含糊糊地说：“嗯。”小伙子接着问：“你是在哪里上班？”“机关”。“那你们单位里有浴缸吗？”小伙子再问，他说：“有是有，不过……”他也想含糊过去，可是小伙子看着他，等待下文，他只得说下去：“不过，那浴缸基本没人洗，太大了，需要很多热水。”

    路两边的树很稀疏，太阳烤着他俩的背，他俩的汗衫都湿了，从货站到静安寺，几乎斜穿了整个上海。他很渴，可是心想：如果要喝汽水，要不要给他买呢？想到这里，就打消了念头。

    小伙子又问道：“你每天在家还是在单位洗澡呢？”他先说“在家”，可一想这人也许是想在他家洗澡，就改口说“单位”，这时又想起自己刚说过单位浴缸没人用，就又补了句：“看情况而定。”那人接着问：“你家的浴缸是大还是小？”他不得已的说：“很小。”“怎样小？”“像我这样的人坐在里面要蜷着腿。”“那你就要把水放满，泡在里面；或者就站在里面，用脸盆盛水往身上泼，反倒比较省水。”“ 是的。”他答应道，心里却动了一下，望了一眼那人汗淋淋的身子，想：其实让他洗个澡也没什么。可是想到女人说过“厨房可以合用，洗澡间却不能合用”的一些道理，就再没想下去。这时已到了市区，两边的梧桐树高大而茂密，知了懒洋洋地叫着。风吹在热汗淋淋的身上，很凉爽。他渴的非常厉害，他已经决定去买两瓶汽水，他一瓶，那人一瓶。可是路边却没有冷饮店。

    “我兄弟厂里，天天有洗澡。”小伙子告诉他。他想问问小伙子有没有工作，有的话是在哪里。可他懒得说话，正午的太阳将他烤干了。望了望眼前明晃晃的一条马路，他不知到了哪里。他想，买两瓶汽水是刻不容缓了。那人也想是渴了，不再多话，只是埋头蹬车，车链条吱吱的响，他们默默骑了一段。他终于看见了一家冷饮店，冰箱轰隆隆的开着。他看到冷饮店，便认出了路，知道不远了，就想：忍一忍吧，很快到家了。为了鼓舞那人，他说：“快到了，再过一条马路，就有条弄堂，穿过去就是。”小伙子振作了一下，然后说：“这样的天气，你一般洗冷水澡还是热水澡？”他支支吾吾的，小伙子又说：“冷水澡洗的时候舒服，热水澡洗过以后舒服。不过，我一般洗冷水澡就行了。”他心里一跳，心想这人真要在他家洗澡了，洗就洗吧，然而女人关于浴缸文明的教导又响起在耳边，就没搭话。

    到家了，小伙子帮他把书搬上二楼。他付了钱，又从冰箱里倒了自制的橘子水给小伙子喝。小伙子很好奇的打量他的房间，这是两间一套的新公房，然后说：“你洗澡好了，我喝了汽水就走。”这一会，他差一点要说“你洗个澡吧”，可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那人坐了一会，喝完了橘子水，又问了些关于他家和单位的问题，就起身告辞了，出门后说：“你可以洗澡了。”

（有删改）

头柜

相裕亭

    天成大药房紧挨着一栋红楼房。

    但是，他们并非一家。天成大药房隶属大盐商吴三才，而红房子则是杨家在外做官的的大公子折腾起来的。那些红如鸡血的砖、瓦，据说是从荷兰国购来的，杨家人用它建起一座红彤彤的楼房，鹤立鸡群似的矗立在盐区那些青砖黛瓦的古式建筑群内，如同冬日里灰土土的树枝上摇曳着一枚大红的柿子，打老远就能望到，可显眼！前来盐区寻医问诊的患者，奔着红楼而去，自然就找到了“天成”。这在那个尚不知“广告”为何物的年代，是何等受益。

    而拥有“红楼”的杨家，整天看到南来北往的患者打门前走过，陡生开店问诊之意，就地办起一家名曰“康乐”的大药房，与隔壁吴家的“天成”，悄然拉开了竞争的态势。

    可“天成”凭着它百年老字号的声誉，丝毫没把个“初出茅庐”的“康乐”放在眼里。

    天成大药房的大东家吴三才吴老爷，看到他的“天成”长盛不衰，干脆把店内的事务甩手给头柜德昌。吴老爷作为大东家，闲来店里坐坐，所能见到的，多为德昌的笑脸。

    那时，药店的头柜，也称大先生。但凡是药店的大先生，大都是坐诊把脉的高手。

    可德昌这位大先生，医术并不高明。他的能耐是善于用人，且很会揣摩人的心思，三岁小孩哭着抱进店来，他都有招数把孩子给逗乐了。颇为经典的一例是，他用一对小酒杯，与孩子玩“碰杯”的把戏，愣是哄着孩子把苦叽叽的汤药当酒一样给喝了。这在“天成”，曾一度传为美谈。

    德昌在店内看似不做什么事情，可他给人的印象反而是什么事情都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进店，开门头件事儿，先把店里的炉子捅开，给顾客和店里伙计把开水烧上。

    这期间，店里伙计陆续进门，他便摸过门后的扫把，或是抽出瓷瓶中的鸡毛掸子，帮伙计们收拾店面。但那样的时候，不等他真去弯腰做活儿，眼疾手快的伙计们，早把他手中的物件儿接去。那场景，有点儿像合唱团的领唱，他起头唱上一句，大伙儿很快就跟上唱了。

    在外人看来，德昌是个闲不住的人。

    东家很看重德昌身先士卒的这一点，有事派人传个话来，德昌饭不吃、水不喝，都会亲自把大东家的事情办好。所以，东家很少到店内来。但是，东家的名字，每年会在店内出现几次。比如年底分红及店内人员晋升，店门外的告示栏里就会贴出一张大红纸，上书：经店内举荐，某某某即日起，晋升“天成”的三柜、或二柜，特此告之，落款：吴三才。

    那张看似与头柜德昌无关的“告示”，实则与德昌有着很大的关系。细心的人，从“店内举荐”四个字上，总能咂摸出其中的味道。

    德昌那人善于忍耐。凡事只要东家高兴，他就高兴。东家不高兴，他也笑脸相迎。平日里，德昌在吴家大院里行走，无论是见到老爷、太太、丫鬟、还是吴家的某位老妈子，他都会弯下腰来笑脸相向。更为离奇的是，黑夜里，德昌一个人走在吴家的院墙外，他脸上都时刻挂着微笑，生怕猛然间遇上老爷家的什么人。德昌脸上的笑容，已经职业化了。店里新来的伙计犯了事，要挨板子时，他会笑着对他说：“去吧，去长点记性。”

    好像挨板子是什么喜庆事似的。

    但凡在“天成”这边受过处分，或降级使用的二柜、三柜，投靠到隔壁“康乐”去，都是独当一面的名医能手。刚开始，大东家没太在意这事，可等他发现自家的“天成”一天不如一天；而隔壁的“康乐”又一天比一天火红时，东家忽然觉得“天成”这边该找找原因了。

    于是，民国二十几年，恰逢西医在盐区盛行时，东家借这个当口，重金聘来一位留学东洋的西医坐诊。其目的，就是要逼头柜德昌让位。而善于察言观色的德昌，自然意识到这一点，他主动向东家递交辞呈。

    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脸很白、手也很白的西洋医生，不知怎么迷上大东家的四姨太，这让东家十分恼火，当即辞退了那家伙。

    此后，德昌临危受命，又在头柜的位置上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听内部人说，当初那位西洋医生主持“天成”时，并没有像外面传言的那样花哨，好多情话，都是头柜德昌自编自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