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灵魂没有皱纹

    9月4日，杨敬年在天津病逝。噩耗传出后，尽管他年事已高，很多南开师生仍然感到意外。因为，杨敬年多年以来像是一个不老的传说，是人来人往的南开校园里不变的部分。他生于1908年，民国经济学大家何廉、方显廷等都是他的老师。他长期笔耕不辍，以至于很多晚辈忘记了他正走向人生终点。他86岁时才真正告别讲台，90岁时学会使用计算机，出版了哲学著作《人性谈》；93岁重新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成为畅销书；百岁之年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105岁时，他修订的《人性谈》再版。生前，杨敬年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解释南开校训“日新月异”4字时说：“一个人工作有退休，做人是没有退休的。活到老要学习到老，工作到老，创新到老，我个人反正就是这么照着做的。”

    杨敬年1948年从牛津毕业时所写的博士论文已被译成中文，有待出版，这是他108年的人生中最后一个出版计划。译者、天津财经大学教授张进昌认为，虽已过去近70年，但杨先生的博士论文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说，杨先生不仅创造了108岁自然生命的奇迹，更创造了学术生命的奇迹。

    20世纪80年代，杨敬年是国内最早引入和讲授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当年教育部在南开大学办了一个发展经济学培训班，那是国内发展经济学的开端，外方负责人是发展经济学的著名学者拉尼斯，中方负责人是杨敬年。后来，杨敬年还编写了国内最早的发展经济学教材。

    令一届又一届学生极为佩服的是，杨敬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治学热忱和精力。他多年如一日坚持锻炼身体，坚持读书，直到听力与视力严重下降才停止写作。他关心时事，去世之前仍要人每天为他读新闻。晚辈去看他，他会问“学校里有什么新鲜事”。一位记者上个月去拜访，问他如今思考最多的问题，他表示“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

    1957年，杨敬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管制3年。他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资料室里“接受改造”，在一个教授的黄金时期，被迫告别了讲台。因此，在一些早年的学生印象里，杨敬年是“经济系资料室里那位老右派”。获得平反时，他已71岁。

    对于人生中诸多坎坷，他的办法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结果，他在那间资料室里成为一名高产的翻译家。

    杨先生是饱学之士，学术渊博，功力扎实，这是他长期勤奋学习、执着努力的结果。他生前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这样说过他的治学态度：“我主张，做学问要有一种神圣感。学问不是个人的事情，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的。你有了神圣感你就一定会负责认真，一定不会去抄袭、去剽窃人家的。”

    杨敬年始终相信自己与晚辈之间不存在代沟。他说：“我的日历年龄是100岁，人家看我的生理年龄是70岁，我看我的精神年龄也就30岁吧。”他的忘年交、南开毕业生姚炜觉得，杨敬年的灵魂，一定“没有皱纹”。

    他说，“我有个自画像”，这个自画像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中华民族的特点之一是把道德价值看得高于一切，第二是满不在乎。前者是儒家的影响，后者是道家的影响。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

    几年前，杨敬年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谈到过死亡。他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自己看得很淡。他自己总结：“我觉得我这一生没什么大的成就。不过我尽了力，尽了心。我要做的事、想做的事、能做的事我都做了，所以我就死而无憾了。”

如今，那个“没有皱纹”的灵魂，“高高兴兴地”走了。

相关链接：①杨敬年1948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曾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财政系主任。著有发展经济学专著《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人性谈》《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等，翻译有《国富论》《英国议会》《白劳德修正主义批判》《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第一花旗银行》《银行家》等著作。②2016年6月15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管理委员会通过了推选杨敬年教授成为荣誉院士的动议，希望以此“赞誉杨敬年教授在中国大学任教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凭藉善良和谦逊，正视人生中巨大困苦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一梦成功”的凯库勒

张金平

    弗里德利希·凯库勒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化学家，他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有一些十分有趣的故事。

    1829年，凯库勒出生在德国达姆斯塔德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尽管有些顽皮，但是十分聪明。中学时，就熟练地掌握了四门外语。

    凯库勒在读中学时，对建筑学就很有研究，并展露出才华。他别出心裁设计的三幢楼房的图纸，被他故乡的建筑部门所采用。这三幢楼房建成之后，其构造之精妙，让当时一些有名的建筑师也为之叹服。16岁的凯库勒，从此之后声名大噪，被誉为“少年建筑师”。

    凯库勒在建筑学上的成功，使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坚信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名建筑学专家，并希望他在建筑领域有更大的作为。18岁的凯库勒也按照这个想法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吉森大学。这是德国当时最为著名的一所大学，校园美丽、学风淳朴，更值得骄傲的是，这所大学还拥有一批知名度极高的教授，而且，允许学生可以不受专业的限制选择他们喜爱的教授。

    在人生的道路上，往往会因为某些偶然的际遇，使前行的航船改变方向。自从凯库勒怀着仰慕的情感听了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的讲座后，他便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年以后，凯库勒终于进入了著名的李比希实验室，当了李比希的实习生，这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

    凯库勒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学者，他通过和国际上著名化学家们广泛交往和自己的深入研究，在化学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就。他首先确定了碳原子的四价，提出了碳原子之间可以连接成链这一重要假说。对苯的结构，他在分析了大量的实验事实之后认为：这是一个很稳定的“核”，6个碳原子之间的结合非常牢固，而且排列十分紧凑，它可以与其他碳原子相连形成芳香族化合物。

    他早已测定清楚：苯分子是由六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结合而成，但是它们又是如何结合的呢？凯库勒百思不得其解。他一边苦心思考着，一边在纸上不断地画着，试着写出几十种苯的分子式，却又都一一被否决了。

    “到底苯的分子结构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凯库勒脑海里始终在这样追问自己。

    1865年圣诞节后的一天，他试着把苯分子式写成弯弯曲曲的蛇形，但还是不行！他反复思考，累极了。他半躺在安乐椅上，壁炉暖烘烘的，让他感到惬意舒适，慢慢地就蒙蒙眬眬地入睡了……“啊，那是什么？”凯库勒好像看到了六个碳原子连在一起，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蛇，而且那条蛇已经蠕动起来了。突然，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条怪蛇被激怒，竟狠狠地一口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形成了一个环，然后就不动了。凯库勒又仔细一看，“啊，不对呀，这不是一条蛇形成的环，这是一枚六边形的宝石戒指！”凯库勒拾起这枚戒指，想拿起来仔细看看，不小心，“当啷”一声，戒指掉在了地上。凯库勒哆嗦一下，睁开蒙眬双眼，原来是南柯一梦。梦中醒来，一切如常，但他在梦中看到的变成环形蛇的苯分子排列顺序还依稀记得。凯库勒匆匆地在纸上写下了梦中看到的环形结构，著名的苯分子式就这样被发现了。

    对于凯库勒长期研究没有解决的问题，最后“一梦成功”，科学史上还有许多其他说法。有的说，他是在马车上做的梦，梦见的不是蛇，是六个人跳环形舞；有的说，他是梦见六只猴子，彼此拉住尾巴，形成一个环；还有的说，他梦见了美丽的伯爵夫人，他看到她戴着一枚用白银打造成的双龙六边形戒指，等等。总之，无论怎么说，凯库勒确实是在梦中发现了苯分子的结构。

响器

刘庆邦

大笛刚吹响第一声，高妮就听见了。

她以为有人大哭，惊异于是谁哭得这般响亮！当她听清响遏行云的歌哭是著名的大笛发出来的，就忘了手中正干着的活儿，把活儿一丢，快步向院子外面走去。

他们这里生孩子不吹，娶新娘不吹，只有死了人才吹打张扬一番。

大笛不可抗拒的召唤力是显而易见的，不光高妮，庄上的人循着大笛的声响纷纷向死了人的那家院子走去。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响器班子在院子一角，集体坐在一条长板凳上吹奏。这是镇上崔豁子的响器班子，那个老头儿就是四乡闻名的崔豁子。他们吹奏出的曲调有着古朴单纯的风格，它绝不模仿任何哭声，而更接近旷野里万众的欢呼，天地间隆隆滚动的春雷。人们静默地听着，只一会儿就不知身在何处了。

死者出殡时，响器班子是在行进中吹奏。响器在旷野里吹奏，跟在庭院里吹奏给人的感觉又不同些。收去庄稼的千里大平原显得格外宽广，麦苗长起来了，给人间最隆重的仪式铺展开无边无际的绿色地毯。在长风的吹拂下，麦苗又是起伏的，一浪连着一浪。高妮不认为麦苗涌起的波浪是风的作用，而是响器的作用，是麦苗在随着响器的韵律大面积起舞。不仅是生性敏感的麦苗，连河水，河堤外烧砖用的土窑，坟园里一向老成持重的柏树等等，仿佛都在以大笛为首的响器的感召下舞蹈起来。响器的鸣奏对举哀队伍的帮助更不用说，有了响器的点化，哭就变成了对生死离别的歌咏，就有了诵经的性质，并成为人类世代相袭的不朽的声音。

高妮走在响器班子左侧前面一点，为了听得真切，看得真切，她不惜倒退着走路。高妮心中热浪翻滚着，她不可避免地流泪了。

死者入土后，响器班子拐上大路，直接向镇上走去。高妮有些不由自主地尾随过去。崔豁子问，你跟着我们干什么？高妮的回答连她自己事先也没想到，她说，我想跟你学吹大笛。崔豁子把高妮上下打量了一下，说，回去请你爹来找我吧！高妮大喜过望，两眼顿时开满泪花，一路小跑回去了。

高妮家的人不同意高妮去学吹大笛，因为吹大笛不是女孩子家干的事。母亲对高妮采取了控制措施，不让高妮走出院门，用活儿占领高妮的手脚。高妮在家穿着辣椒串子，穿到半截儿，她的手哆嗦了一下，把头直起来了。她听见起风了，风呼呼的，一路吹荡过来。在劲风的吹荡下，麦苗拔着节子往上长，很快就变成了葱绿的海洋。风再吹，麦子抽出穗来，开始扬花。乳白色的花粉挂在麦芒上，老是颤颤悠悠的，让人怜惜。当风变成热风时，麦子就成熟了。登上河堤放眼望去，麦浪连天波涌，真是满地麦子满地金啊！母亲问她不好好干活儿愣着干什么？她回过神来才听清不是起风，空气中隐隐传来的是大笛的声响。高妮怎么也坐不住了，她借口去趟茅房，攀上茅房里的一棵桐树，登上茅房的墙头，轻轻一跳，就摆脱了母亲的监控。

高妮的父亲从镇上的崔家叫回了他。父亲打了她，下手很重，把她打哭了。她听见了自己的哭声，哇哇的，通畅而嘹亮，像是从肺腑里发出来的，底气相当足，跟大笛的声音也差不多吧。父亲不许她哭，命她憋住，憋住！可是她却往大里调整了口型，哭得更充分了。父亲拿过一块毛巾，塞进她嘴里去了。鼓着腮帮子貌似吹大笛的高妮，只能在脑子的记忆里重温大笛的音响。大笛响起来了，满地的高粱霎时红遍，它与天边的红霞相衔接，谁也分不清哪是高粱，哪是红霞，哪是天上，哪是人间。然而好景不长，地上刮起了狂风，天上下起了暴雨。大风把成熟的高粱一遍又一遍压下去，倔强的高粱梗着脖子，一次又一次弹起来。暴雨下了几天几夜，大地成了一片汪洋。这时候，高粱仍有上佳表现，举出水面的高粱如熊熊燃烧的火炬，暴雨不但浇不灭它，经过暴雨的洗礼，大片的高粱简直成了火的海洋。高妮脑子里的大笛响到这里，眼泪又禁不住滚落下来。

母亲把她嘴里的毛巾掏出来时，是让她吃饭。她咬紧牙关，当然不会吃。母亲解开捆她的绳子，她还是不吃。她不光不吃饭，连话也不说了。

父亲请来一位亲戚，帮着做高妮的工作。这位亲戚用历史的观点，说吹大笛属于下九流行业，一个人如果选择了吹大笛，一辈子就被人看不起了。说得苦口婆心，可高妮仍坚持绝食，拒绝说话。后来这位亲戚对高妮父亲说，人各有志，算了，给孩子一条活路吧！

没人会关心高妮为练习吹大笛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一个人来到世上，要干成一件事，吃苦受罪是不言而喻的。两三年后，高妮吹出来了，成气候了，大笛仿佛成了她身体上的一部分，与她有了共同的呼吸和命运。有人说她的大笛能呼风唤雨，要雷有雷，要闪有闪；能让阳光铺满地，能让星星布满天。只要一听说高妮在哪里吹大笛，人们像赶庙会一样，蜂拥着就去了。

消息传到外省，有人给正吹大笛的高妮拍了一张照片，登在京城一家大开本的画报上了。照片是彩色的，连同听众占了画报整整一面。有点可惜的是，高妮在画报上没能露脸儿，她的上身下身胳膊腿儿连脚都露出来了，脸却被正面而来的大笛的喇叭口完全遮住了。照片的题目也没提高妮的名字，只有两个字——响器。

（有删改）

路 标

茹志鹃

没有，没有，没有石子，没有草棍，没有树枝，更没有白粉，没有任何一点路标的痕迹。

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地，在这灰蒙蒙的天地当中，只有自己，站在一条灰蒙蒙的路上。

伍原想喊一声，就这么“喂”地喊一声。这里没有人，只是喊给自己听，壮壮胆，解解怯，泄泄闷。他要证明这世界活着，自己活着。

但是，不能喊，不敢喊。他要窒息了。

行军路线是向北，他是向北走的。走了有三小时，也许四小时。走了四十里，也许是五十里。应该到铁路了，也许他正站在铁路的边边上了？

停住脚，沉住气。再看一看，再听一听，只要找到一点点与人有关的东西，一缕烟，一个脚印，一丝灯光……那么，一切就有希望。自己，自己背上的档案，那里有埋在淮河畔的小榕的入党报告。还有老邹，咯着血的老邹，只有自己知道他躺在什么地方。

没有，一切与人有关的迹象都没有。

无声无息的泪水，乘着无月无星的夜，毫无顾忌地涌了出来。

“可能走岔了路？”伍原在心里跟自己商量着。

“不，方向是对的。在接近敌区时，是不做路标的。”

“那么，现在已经接近敌区了？”

“肯定，快到铁路了。”

“那就快走！不能停留。”顿时，伍原感觉在这灰蒙蒙的后面，有什么东西活动了起来，无数隐蔽的眼睛，冰冷的枪口，潜伏的危机。但是，往哪里走呢？

棉衣已经湿得贴在了胸口，背上是越来越沉的档案。伍原狠狠地踩了一脚，听天由命地坐到地上，泪水便像决了的堤。

可是，慢！这是什么？好像冥冥中有神，不，鬼！鬼火？

远远的，贴在地上，就那么一小点，一小点黄黄的光，不飘忽，不闪烁。伍原不敢眨眼，屏息静气，站起身，啊！一站起，它便像钻入了地下。伍原赶紧趴下。在呢！荧荧的，黄黄的，小小的一点。在呢！在呢！伍原小心翼翼地，敏捷地，他不知哪里来的这份力气，竟像只猫似的向那一小点轻盈迅速地爬去。

这如豆的一小点光。

世界再不是死的，自己再不是孤独的，部队就在前面，档案当然安然无恙交给指导员，老邹当然也会马上接回来。这一点如豆的光，接着明天，包含着一切的明天，这小如绿豆似的光。

有人了！找到人了！我到底找到老乡啦！“老乡！”伍原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这一声叫，却不防把自己的眼泪叫得掉了下来。“老乡！老乡！”他连连地又叫了两声。一半是为了需要，一半是为了自己想叫。可是窝棚里静静地，没有任何反应。伍原赶紧爬到跟前，从高粱缝隙里看到，里面确确实实有一个人，一个老乡。他背对着棚口，席地坐着，正就着一盏油灯，低了头，紧张而有力地做着什么。

“老乡！”伍原稍稍放大了声音，那人依然低了头，急急地朝一个口袋里搓着玉米穗。看来，是一个聋子。伍原只得爬进棚去，正伸手想拉他一把，突然之间这聋子像背后长着触角，敏捷地跳起，把灯吹灭，然后转身想跑。伍原哪里肯让他跑掉，两臂一伸，把聋子的腿抱住了。那个人也不作声，就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矮棚里，和伍原扭打起来。伍原不肯还手，一边抵挡着，一边死死抱住不放。明知他是个聋子，可还是大叫着：“老乡！老乡！”

“老乡”却毫不理会，只是“唔唔”地叫着，挣出手来进行袭击。

伍原绝望了，这个人不但是聋子，还是个哑巴。伍原只得利用背上的重量，把他牢牢地掀在地上，但不知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自己是共产党。伍原捉住哑巴的一只手，把它贴到自己的帽子上，想让他明白，这不是国民党的大盖帽、船形帽，这是八路军的帽子。可是哑巴并不理解，他死死捏紧拳头，硬勾着肘子，不肯就范，后来又忽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灵活地向伍原脸上猛击几下。

急，痛，头昏，眼前金星直冒，浑身大汗淋漓，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这一窘境。伍原突然觉得疲惫至极，手脚发软，不住地冒汗。却不知怎么，流下了眼泪，好像刚才在路上没来得及流下的泪水，却一齐奔涌而出。伍原伏在哑巴身上，大哭了起来，为自己，为前面走不完的路，为小榕，为老邹，也为这个倒霉而顽强的哑巴。

忽然，伍原觉得有只手，轻轻地摸索着自己的头，自己的帽子，自己的脸颊。哑巴顿时“哇哇”地大叫起来，那一只手还拍着伍原的肩，一边挣扎着要起来。伍原松了手，但说不清为什么，人却仍伏在地上抽抽噎噎。

哑巴挣脱了出来，忙忙地摸了火镰打着，点上了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伍原。猛然，他似乎省悟了什么，双手直向棚外挥动，又急急地拿起灯，拉着伍原爬出窝棚。他一手擎着灯，一手直指东北方向，然后做了个正步走的姿势，一双眼睛急切地盯着伍原。伍原点头，然后敬礼，然后回身走去。

伍原走上大路，回头望望，那一星豆子似的灯光，不飘忽，不闪烁，像是镶嵌在夜空当中。

夜空下的世界，依然斗转星移。

1984年10月2日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