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书生曹聚仁

    曹聚仁常说自己要远离政治，可他忧国忧民的意识，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其间，曹聚仁就任学生自治会主席。1919年5月4日，“五 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爱国火焰很快烧遍全国。20岁不到的曹聚仁当时就在杭州领导“一师”同学积极参与到爱国运动中。“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1935年上海各界组织抗日救国会时，曹聚仁被推选为11名常务委员之一，在会上他慷慨陈词：“这回抗日，乃是我们这一辈人的事，要死，我们就去死好了！”

    全国抗战爆发后，曹聚仁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88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 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等报刊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聘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 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9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写入了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为国人留下了极其重要的史料。

    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社长马树礼为曹聚仁全家已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最后他还是 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并没有去台湾。1950年7月，他只身前往香港写作。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羁留港澳就是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曹聚仁为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那些日子，他不辞辛劳，奔走于海峡两岸，为“国共第三次合作”牵线不遗余力。正如曹聚仁在家书中坦言，他是站在前哨的海外“哨兵”。

    曹聚仁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后，周总理亲自安排料理他的后事，亲拟墓碑碑文， 并以“爱国人士”概括其一生，这是知者之言。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称赞曹聚仁“为 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曹聚仁喜欢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曹聚仁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最不喜欢仰人鼻息，人云亦云。他是独立思想者，在其学术著作中，最能体现这一 点。1926年出版《国故学大纲》，他整理国故，不是一味地盲目照搬，而是在批判中吸收古代的思想精髓。直到他在生命最后写成的《国学十二讲》，仍处处闪耀着他治史之真知灼见。

    曹聚仁是位传记作家，力求“说实话”，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位传主，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他写的传记有《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字数在500万左右。这些传记都反映了曹聚仁“说实话”的风格。

一个学者，要有自己的思想不容易。近一个世纪以来，特立独行的自由学者又有几人？在这方面，曹聚仁也是今天知识分子的楷模！

（摘编自柳哲《曹聚仁的“三不朽”》等）

相关链接

①曾聚仁（1900 -1972），中国现代作家、学者、记者。1915年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到上海教书，后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并从事写作。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等刊物。1937年抗战开始，任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在大学任教，同时从事新闻工作。1950年到香港，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章。一生著述逾四千万言，生前出版成书约七十多种。

②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 家、学者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陈国军《曹聚仁的三重境界》）

③纵观曹聚仁一生，他为现代中国做出的最大文化贡献，首推对国学的普及以及对历史人 物的评介上面，其代表作为《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与《鲁迅评传》。（韩三洲《晚年曹聚仁》）

谢家麟：创新是没有终点的旅程

吴月辉

    2016年2月20日上午8时12分，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谢家麟的生命停止在这一刻，享年96岁。

    2012年，92岁高龄的谢家麟获得了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当被问及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哪件事最值得自豪时，谢家麟笑笑说：“我就是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正是这种什么都不怕的闯劲，曾让年仅35岁的谢家麟名扬美国。那是1955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医学中心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以高能电子束治疗深度肿瘤的加速器，开拓了高能电子束治癌的全新领域。研制这台医用加速器时，还有斯坦福大学4名教授级的专家也接了同样的工作，作为对手，谢家麟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可供调遣的人员和资源上，与他们都不在一个量级。因为是医用，这台加速器的要求格外高。“这件事以前没人做过，无例可循。但我觉得这是独当一面、锻炼自己的绝好机会，因此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

    回国后，他又带领一批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耗时8年建成了中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人了解加速器。面对一个又一个困难，他说：“什么叫做科研工作？做科研工作就是解决困难。没有困难，那就用不着科研了。”

    1979年，已过花甲的谢家麟再一次大胆地投入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研制工作中。正负电子对撞机是世界高等加速器的一次革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难度非常大。有人说，这就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想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如果没有抓住，就会粉身碎骨。然而，由谢家麟带领的团队最终还是跳上了这辆“飞驰的列车”。

    这一次次因为“大胆”而创造的奇迹，皆源于谢家麟深厚的科学功底和坚持创新的精神。

    对于创新，谢家麟终生都在以身作则，即便是在耄耋之年也依然如此。80岁之后，他可以支配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便将精力投入到了研究如何将低能电子直线加速器小型化的课题上，提出了创新四部曲，并最终研制成功。而谢家麟进行此项研究的初衷十分简单，他只是不愿陷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状态之中，希望继续发挥自己的能力做点有益的事情。

    谢家麟曾多次公开表达自己对于创新的理解。他认为，在研究的初始阶段，“跟踪”是必须的，假如不能处于和前人相近的水平，“超过”就无从谈起。然而，谢家麟更强调，要认清“跟踪模仿”与原创性发明是有很大差别的，他常说的一句话便是“原创是人天生的本性”。正是因为有了谢家麟这样的科学家，科研创新之路才永远不会中断，如他的自传书名一般，这是一段“没有终点的旅程”。

    谢家麟还十分重视科学实践当中的动手能力。谢家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在所有科技创新活动中，特别是实验领域的创新，要自己能够动手，才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知道关键问题的症结所在，而可做适当调整，最后达到预期目标。如果自己不懂动手，则犹如开车时需要一人观看路面情况，再转告掌管方向盘的人来调整方向。

    对于未来，谢家麟有着美好期许。他在自传中如此寄语青年人：“要立志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有良好素质的人，然后才是在科技领域作出伟大的贡献，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这样，自己才会幸福，别人才会因你的存在而幸福，社会才会因你的知识而更美好。”

    选自《人民日报》（2016年02月22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

    有人问谢家麟，是否后悔当年回国的决定。他的回答永远是：“不后悔，我做了正确的选择，回国使我有机会施展自己所学的知识，为祖国建设服务。”他曾对自己的孩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不能成为伟大人物，可以原谅，那是机遇和能力的问题。但不能成为一砖一瓦，那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只要把精力放到一件事上，就不会无作为。”无论是科学大师还是普通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梦想。

（余建斌《梦想需要加速器》）

傅璇琮：他这辈子只干了三件事

    傅璇琮195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原以为就此走上学术坦途，未料两年后被打为右派，从北京大学“贬谪”到商务印书馆。

    从北大来到商务印书馆四合院，二十五六岁的傅璇琮感觉自己“心情其实过中年”。他被安排校读、重编云龙旧编的《越缦堂读书记》，索性沉潜文章，以读书为业。傅璇琮在《<学林漫录>忆旧及其他》一文里回忆初拾编辑行当：“一下班，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

    在商务印书馆悠闲的生涯很快结束，几个月后，傅璇琮被调到中华书局，开始了纷乱繁重的编书生涯。傅璇琮白天审读、加工稿件，夜里读书。每逢星期天，他就到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带去的馒头就着开水当一顿午饭。

    1980年代学界尚且冷清，傅璇琮先生接二连三发表几部重要著作，其中，对学界最有启示作用的无疑是《唐代诗人丛考》。当时学人通常只关注大作家，傅璇琮则把目光投向中小作家群体，通过对二三流诗人境况的考订勾勒出当时诗坛的样貌。这部书的出版一下子便把唐文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除了个人著书立言，傅璇琮也常常“为人作嫁”，在傅璇琮经手编辑的书籍当中，最广为人知的是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国内对出版外籍华人的作品还极其慎重。傅璇琮接到稿件通读后，立即写出审稿意见。《万历十五年》原稿由英文写成，作者自己译成中文，因此译稿里有不少诘屈聱牙之处。傅璇琮请他在北大的同窗好友沈玉成对原书做润色加工。但黄仁宇坚持要亲自审阅各章的修改润色稿。当时传递文稿只能用跨洋信函，书稿来回修改、寄递，直到1981年6月才大致定稿。《万历十五年》首版中华书局初印27500册，几乎顷刻售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料峭春寒风乍起还寒”学术背景下，傅璇琮以史学家的识见和出版人的胆识推进了《万历十五年》的问世。中华书局的出版物是国内外古典学界的“高天风筝”，傅璇琮手上曾牵过多少“风筝线”！

    傅璇琮先后主编了《全宋诗》、《唐才子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煌煌巨制。但对他而言，最为惬意的却是一套小书《学林漫录》。这套丛书收集了文史学界的一些轻松漫谈的文章，所讲不过是“书人书事”。“漫录”的“漫”字，来自杜甫诗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傅璇琮以为，只有像老杜那样经历半生戎马战乱，又磨砺了诗艺，集聚了知识，才当得起这信手拈来，漫不经心。这里发表过启功、俞平伯、钱仲联、吴小如等学人的文章，篇篇“如朋友之间，促膝交谈”，亲切可喜。

    傅璇琮先生一生都乐于扶植、支持后辈学者。1981年6月，即将研究生毕业的陈尚君专程到中华书局拜访傅璇琮。傅璇琮读到了他的文章《<全唐诗>误收诗考》，主动邀请他参加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三届年会。2005年起，傅璇琮先后被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中文系聘为博导，再度回归大学讲坛。傅璇琮在清华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课程，除了文史哲三系的研究生，中文系教授也悉数到场，还有北大、社科院、外地赶来听课的同学，盛况空前。

    30年来，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受到了傅先生成果的影响。他这一辈子，就是在看书、写书、审阅书稿中度过的。他是几十年来对中国的文史学术推进最有力的一个人。

（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016年2月4日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1月23日，傅璇琮先生走了。然而可以置信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集出版家、学者于一身的傅先生曾经成为一座丰碑，永远被仰视，永远受崇敬。（罗时进《傅璇琮：一座永远被仰视的学术丰碑》）②他喜欢到学生宿舍和我们小坐谈学，亲自帮我们借论文资抖，他同学生谈论问题时态度和蔼，总是乐呵呵，从不发怒。（清华学生追忆傅璇琮）

刘节：史家风骨士子魂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在当时堪称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专攻中国哲学史。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王力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

    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刘节与陈寅恪的师生情谊广为人知。据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回忆，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在当时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1952年到1969年，在送恩师陈寅恪最后一程的陈门弟子中，长期陪伴老师左右的，唯独刘节一人。他是在任何压力下都绝不批陈的学生，义无反顾地与恩师同甘共苦，其自身所受苦难之深重已达无以复加之地，却还经常主动把老师要受的苦难都揽到自己头上。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教授去大礼堂批斗，陈夫人出面阻止，被造反派狠狠推倒在地。刘节挺身而出，代替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他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回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

    抗日烽火绵延，家国罹难，导致学人不能安于讲席，经受乱离流浪之苦，刘节可谓体验得真切。从《刘节日记》中可以看出，尽管背井离乡，生活条件恶劣，要靠中英庚款的研究经费资助才得以勉强度日，他却安贫乐道，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以治学和研究为乐。

    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

    在“文革”期间，刘节先后遭受60多场批判，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话：“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面对这类政治运动，现存的《刘节日记》没有留下这一时期的直接记录，但读书的人自能感受到他是以平常心、宽恕心处之的。这有一个旁证，据其学生姜伯勤后来回忆，作为“白专”学生的典型，他也参与批判了刘节唯心主义史学，但1959年本科毕业时，刘节却向学校的党委领导表示：“你们要把姜某留下来，这个人能成器。”这既可见刘节的眼光，也可见其胸襟。

    刘节对子女的教育一贯民主、宽容，据刘节的儿子刘显曾回忆，“我感觉他对我们兄弟俩是慈爱而不溺爱，严格而不严厉”。在他看来，虽然父亲可以说“孔子的门徒”，但回想起来，父亲对儿子、妻子都是很平等、民主的。“他从来不说重话，可以说对儿子亦子亦友、对我母亲亦妻亦友”。在刘显曾20岁生日时，父亲对其说“感情要专一”。当时刘显曾正在上高中，当天他亲自来学校要儿子回家过生日，“在他看来这是我的成年礼了，所以要告诉我这个重要原则。

【相关链接】刘节，近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著述颇丰。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方面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迷惑，他通过对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这本书对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好兄弟

    汤姆有一架私人小飞机。一天，他和如同兄弟般的好友库尔驾着飞机做一趟旅行，飞过一个人迹罕至的海峡。

    飞机已飞行了两个半小时，再有半小时，就可达到目的地。

    忽然，汤姆发现飞机上的油料不多了，估计是油箱漏油了。因为起飞前，他给油箱加满了油。

    汤姆一边关小了油门，一边安慰库尔：“没关系的，我们有降落伞！”说着，他将操纵杆交给也会开飞机的库尔，走向了机尾；不一会儿拿来了降落伞，在库尔身边也放了一个降落伞包。

    他说：“库尔，我的好兄弟，我水性比你好，我先跳了！你开好飞机，尽可能给我把它弄回去，我夫人和孩子们把它当宝贝呢！我爱他们！当然，撑不到海岸你就跳吧！”说完，他就冲出了舱门。

    飞机上就剩下库尔。不一会儿，仪表显示油料已尽，飞机在无力地向前滑翔。库尔决定也跳下去，于是，他一手扳紧操纵杆，一手抓过降落伞包。他一掏，大惊，包里没有降落伞，是汤姆的衣服！库尔咬牙大骂汤姆！没伞，就不能跳；没油料，靠滑翔飞机却是飞不长久的！库尔急得脑顶冒汗，只好使尽浑身解数，能往前开多远就开多远。

    飞机无力地朝前滑着，往下降着，与海面距离越来越近……就在库尔彻底绝望时，奇迹出现了：一片海岸出现在眼前。他大喜，用力猛拉操纵杆，飞机贴着海面冲过去，“嗵”的一声撞落在松软的海滩上，库尔晕了过去……

    半个月后，库尔回到他和汤姆居住的小镇。他拎着那个装着衣服的伞包来到汤姆的家门外，发出狮子般的怒吼：“汤姆，你这个耍弄朋友的家伙，给我滚出来！”

    汤姆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跑了出来，一齐问他发生了什么。库尔很生气地讲了事情的原委，最后抖动着那个包，大声地说：“看哪，他就是用这东西骗我的！没想到我没死！真是上帝保佑！还有，他居然还要我尽可能保住那家破飞机，你的宝贝！哼！”

    汤姆的妻子被弄懵了，怔了半天，才吐出几个字：“可是，他，一直……”接着，她认真翻看着那个包，衣服被倒出来了，便从包底掏出一张纸片。她只看了一眼，就大哭起来：“好兄弟……”

    库尔一愣，拿过纸片来看。纸上写着两行极潦草的字：

    库尔，我的好兄弟，机下是鲨鱼区，跳下去难以逃生；不跳，飞机不堪重负，我们俩都得死……你一个人驾着飞机肯定能滑翔到海岸，相信，会成功的！

（根据苏景义《生死跳伞》改写，原载2005年6月19日《今晚报》）

二十年后

欧·亨利

    纽约的一条大道上，一位值勤的警察正沿街走着。他边走边一家家打量，还不时转过头，用警惕的目光向平静的大道两头远望。一阵冷飕飕的风向他迎面吹来。已近夜间10点，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了。

    在一家小店铺的门口，昏暗的灯光下站着一个男子。他的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烟。警察放慢了脚步，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向那个男子走了过去。

    “这儿没有出什么事，警官先生。”看见警察向自己走来，那个男子很快地说，“我只是在这几等一位朋友罢了。这是20年前定下的一个约会。你听了觉得稀奇，是吗？好吧，如果有兴致听的话，我来给你讲讲。大约20年前，这儿，这个店铺现在所占的地方，原来是一家餐馆……”

    “那餐馆5年前就被拆除了。”警察接上去说。

    男子划了根火柴，点燃了叼在嘴上的雪茄。借着火柴的亮光，警察发现这个男子脸色苍白，右眼角附近有一块小小的白色的伤疤。

    “20年前的今天晚上，”男子继续说，“我和吉米·维尔斯在这儿的餐馆共进晚餐。哦，吉米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都是在纽约这个城市里长大的。从孩提时候起，我们就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当时，我正准备第二天早上就动身到西部去谋生。那天夜晚临分手的时候，我们俩约定：20年后的同一日期、同一时间，我们俩将来到这里再次相会。”

    “这听起来倒挺有意思的。”警察说，“你们分手以后，你就没有收到过你那位朋友的信吗？”

    “哦，收到过他的信。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相互通信。”那男子说，“可是一两年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你知道，西部是个很大的地方。而我呢，又总是不断地东奔西跑。可我相信，吉米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来这儿和我相会的。他是我最信得过的朋友啦。”

    说完，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巧玲珑的金表。表上的宝石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九点五十七分了。”他说，“我们上一次是十点整在这儿的餐馆分手的。”

    “你在西部混得不错吧？”警察问道。

    “当然啰！吉米的光景要是能赶上我的一半就好了。啊，实在不容易啊！这些年来，我一直不得不东奔西跑……”

    又是一阵冷飕飕的风穿街而过。接着，一片沉寂。他们俩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警察准备离开这里。

    “我得走了，”他对那个男子说，“我希望你的朋友很快就会到来。假如他不准时赶来，你会离开这儿吗？”

    “不会的。我起码要再等他半个小时。如果吉米他还活在人间，他到时候一定会来到这儿的。就说这些吧，再见，警官先生。”

    “再见，先生。”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沿街走去，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空荡荡的。

    男子又在这店铺的门前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的光景，这时候，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急匆匆地径直走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衣领向上翻着，盖住了耳朵。

    “你是鲍勃吗？”来人问道。

    “你是吉米·维尔斯？”站在门口的男子大声地说，显然，他很激动。

    来人握住了男子的双手。“不错，你是鲍勃。我早就确信我会在这儿见到你的。啧，啧，啧！20年是个不短的时间啊！你看，鲍勃！原来的那个饭馆已经不在啦！要是它没有被拆除，我们再一块儿在这里面共进晚餐该多好啊！鲍勃，你在西部的情况怎么样？”

    “我已经设法获得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的变化不小啊，吉米。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你会长这么高的个子。”

    “哦，你走了以后，我是长高了一点儿。”

    “吉米，你在纽约混得不错吧？”

    “一般，一般。我在市政府的一个部门里上班，坐办公室。来，鲍勃，咱们去转转，找个地方好好叙叙往事。”

    这条街的街角处有一家大商店。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了，商店里的灯还在亮着。来到亮处以后，这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看了看对方的脸。

    突然间，那个从西部来的男子停住了脚步。

    “你不是吉来·维尔斯。”他说，“20年的时间虽然不短，但它不足以使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从他说话的声调中可以听出，他在怀疑对方。

    “然而，20年的时间却有可能使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高个子说，“你被捕了，鲍勃。芝加哥的警方猜到你会到这个城市来的，于是他们通知我们说，他们想跟你‘聊聊’。好吧，在我们还没有去警察局之前，先给你看一张条子，是你的朋友写给你的。”

    鲍勃接过便条。读着读着，他微微地颤抖起来。便条上写着：

    鲍勃：刚才我准时赶到了我们的约会地点。当你划着火柴点烟时，我发现你正是那个芝加哥警方所通缉的人。不知怎么的，我不忍亲自逮捕你，只得找了个便衣警察来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