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

潘家铮的大名我早就熟悉了，但有幸结识先生却是2007年3月5日的事。

那一天，在接连婉拒了两次之后，先生说，他终于被我的“锲而不舍所打动”，于是接受了我的一次专访。

采访正式成行的前一周，潘先生的秘书李永立打电话告诉我：潘老说为了采访时节省时间，也为了他能更准确、更深入、更全面地回答我的问题，请我先将自己的采访提纲以电子邮件发给他。

3月5日的采访非常成功。在整个交谈中，先生思维缜密，表达严谨，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说话舒缓、从容，有一种绅士风度。即便在说到自己的忧虑和愤懑时，也仅仅是紧锁眉头，而从无疾言厉色。先生用60分钟回答完我的所有问题，又用20分钟时间跟我轻松地聊起了他的业余爱好。我一直生活在北方，感觉江浙一带的话很难懂，也似乎并不好听。但接触先生之后，我发觉他的一口吴侬软语宛如昆曲，实在动听。

时隔五年，那天采访的许多内容都已经淡忘了，但有一段谈话却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国风电正在大热之时，在回答我关于对当时发展风电的看法时，先生除了对风电的优点给予充分肯定之外，更多的是表达了对当时风电大跃进式推进的批评和担忧。先生说：“我们应该把风电的优点说清楚，但也要把它的问题摆出来，说透，而且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包括国家应采取的政策，这才是对风电真正的爱护。”

那天采访结束后，先生起身从办公桌后的书柜上取下一本《潘家铮院士文选》送我，并当即在扉页上题签：韩磊同志指正。字不大，都是一笔一划的，很秀气。

在中国科技界，潘先生以敢说真话而闻名。他的一个“段子”曾在科技界广泛流传：“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这位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说，“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先生的话博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称其“对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容忍，更有海纳百川的包容”。

在我的眼里，先生性情的底子是文人。他身上有浓重的文人气息。许多读者知道，潘家铮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一位热心于科幻创作的作家。先生的科幻小说构思巧妙、大胆，科学性严密、人情味浓，文笔生动凝练，语言幽默调侃，选材和描写不落俗套。2007年采访先生的那段时间，我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捧着先生的《偷脑的贼》，经常读得哈哈大笑。作诗填词也是先生的业余爱好之一，然而，科幻小说和诗词其实都还不是先生的最爱。先生告诉我：“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讲究饮食，衣服也是穿得邋邋遢遢，很少看电影，电视也看得不多，体育也不爱好，写诗什么的实际上也不是我的真正爱好。我真正的爱好只有一个，就是读书，我总觉得一卷在手，就可万虑皆消。”

“一卷在手，万虑皆消。”这不是真正的文人、书生么？！当然，这些还都是先生文人情怀的浅表性东西。如果你读了先生的杂文、政论之后，你一定会发现，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爱得有多么深沉。 2001年下半年，先生有感于时事，写了一篇《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的小文。此文连投多家报刊，无人敢登。一气之下，时任政协委员的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应邀发言时，全文宣读了自己的这篇小文章，引起轰动。

潘先生不愧为君子。潘先生非常崇拜李锐，李锐老部长是潘先生的老领导、老同事。自80年代中期以后，潘先生和李锐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后来裂痕越来越大，终致不相往来。即便是在两人不相往来的日子里，彼此对对方也都有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价。潘先生称赞李锐“确实是个豪杰”。李锐在谈到潘先生时，说：“潘家铮确实是个好样的专家。”2007年9月21日，潘先生亲自登门拜访李锐老部长，两位中国水电界的重量级元勋人物，又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君子和而不同”，大概说的就是潘先生这样的人物吧！

（摘编自韩磊《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我已年逾耄耋，病废住院，唯一挂心的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我衷心期望，也坚决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支持下，电力工业将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领域取得全面突破，在国际电力舞台上处处有“中国创造”、“中国引领”。                              （潘家铮语）

②在能俯看到隔流堤的厂房坝段栏杆处，他足足趴了近1刻钟。记者连忙上前询问：“潘院士您一直没有讲话，是在考虑什么问题吗？”“哪里考虑什么问题，我这是‘老年痴呆’。”看到记者满脸的疑问，工作人员笑着说：“潘老是跟你调侃呢！”                   （摘自高明昧、徐爱民《潘家铮院士在三峡》）

王运熙：平淡中自有丘壑

    2月8日凌晨，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运熙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所挚爱的研究，离开了他所牵挂的学生。

    王运熙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从小就爱好古典文学。后来，王运熙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成为陈子展的助手。陈子展治学兼通新旧文学，目光宽广，思路开阔。他在和王运熙谈话时，滔滔不绝，上起先秦汉魏，下逮现代的一些学者和作家。正是在这样一种名师云集、学术氛围浓厚的情形下，王运熙走上了他的治学之路。

    从1978年到1996年退休，王运熙主持的语言文学所集中了多位学科带头人，下设6个研究室，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语文所成立以后，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完成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编写。

    1983年到1996年，王运熙又在原有基础上与顾易生共同主编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历时十余年，对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的研究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把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王运熙一生专注于学问，甘于淡泊，白首未改此心。他曾经说：“上海的大闸蟹很好吃，但不吃也无所谓；但不让我看书写书，那就一天也受不了。”虽是玩笑，却道出了他虽在陋巷却不改其乐的心境。

    王运熙赠给学生吴承学一本《文心雕龙探索》，他在书的扉页题写“治学自警语”：“全面观照，准确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他的治学亦如此，不求新、不求奇、不媚俗、不趋时，从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最平实的学问。在研究《文心雕龙》时，王运熙的结论与北方一些学者，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山东大学的陆侃如、牟世金，西北师范大学的郭晋稀等几位先生的观点并不相同，在当时引起了争论。王运熙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指导写作的书，并不是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和关学著作。他以原著文本为研究的出发点，努力把握刘勰整个文学思想体系，避免先入为主，用现代文学理论去套。因此得出的结论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逐渐被大家接受并信服。

    “王运熙先生做学问有独到的见解却不故作高深，从不说过头话，都是结合实际来讲，这种做法让人十分敬佩。“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文心雕龙学会会长詹福瑞告诉记者。

    王运熙常为学生讲起近代以来的学术流派，信古、疑古、释古三派中，他将自己定位为释古——既不盲目信古，也不一味疑古，而是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准确地分析、鉴定，恰切地评述、印证，最后得出平实、适中的结论。

    “创新”在王运熙那里具有不同的含义——求实即是创新。他认为古典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浩繁的历史材料，人们在面对这些材料时难免众说纷纭，其中便会夹杂很多误解，而研究如果能够收集、整理、分析材料，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消除误解，这就是学术创新。

    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的弟子杨明告诉记者，王运熙一生孜孜不倦，只为求真求实。刘勰的《文心雕龙》中“风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流行的学说认为“风骨”代表“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等。王运熙对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搜集，然后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

    与此相承，王运熙也澄清了当时对建安风骨的误解。很多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歌的思想内容。王运熙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爽朗刚健的风貌。

    王运熙服膺《札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和《史记，五帝本纪赞》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将其作为治学的座右铭。王运熙的治学正是对这两句话的最好注解。

    “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杨明对王运熙的治学品行推崇有加。

    直到去世，王运熙一直居住在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套48平方米的旧房子中，从1978年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每天都能听到火车进出的轰鸣声。正是在这间斗室，走出了我国文学学科第一位长江学者吴承学，也培养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批中坚力量，其中很多已然成名成家。

    王运熙是在凌晨离世的，一如往常一般平静。“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恰可比拟。

（节选自2014年2月22日《中国教育报》）

一代奇人辜鸿铭

陈彰

    辜鸿铭，福建厦门人，名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他以南生于南洋，西学于欧洲，东娶于日本，北官于燕京，故又常以“东西南北之人”自命。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时，年方21岁。在英伦完成学业后，又遍游德、法、意、奥各国，先后荣获文、哲、理、工、神学等博士学位，凡十三个之多。32岁归国后，精研中国学术，穷四书五经之奥并曾涉猎群籍。因此认为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世界文化之冠，首家将许多典籍译成西文，传播国外。

    辜鸿铭自幼即饱受西洋文化的熏陶，植基深厚，但毫无崇外的观念。我们看他归国后，竟能就其学于西方者撷英汰芜，取精用宏，以发扬中国之学术，而又终归于儒家一路，躬行实践，迥非当时一般以口耳为学者所可比拟的。他平日与人谈到“民族精神的异同”之点，曾肯定地认为：“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由此可见他对我国故有文化，是何等的推崇！青年时期的辜鸿铭是在西方世界度过的，曾饱受白人世界的冷遇。这种精神压迫的反作用力，使他尤为赞美中华传统文化，仇视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

    鸿铭一代奇才，学贯中西，为世所重。王亮畴生前尝称赞他说：“鸿铭先生，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早岁游欧美，精研各种文化科目，均能撷英掇华，发其秘奥，著为宏论。迨归国后，专心讲学，春风化雨，桃李盈门，数十年如一日，更以余闲，从事著述，独具慧眼，尤以用西文翻译我国多种古籍，皆能尽信雅达能事；于中西文化交流之贡献，厥功其传！”足证近代学人对他钦佩之一斑。

    辜鸿铭虽是学博中西，足迹遍天下，但他为人怪诞，他不但力主保存我国的旧文化，甚至连辫子、小脚、姨太太等也在他的保存范围之列。而他之好辩善骂，尤为当时人把他列为金圣叹一流的人物。中日甲午之战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解职到中国漫游，游次武昌，时鸿铭在湖北总督张之洞的幕府任幕僚，当将所翻译出版的英译文《论语》，送一本给伊藤，伊藤因笑问他道：“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如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20世纪的今天吗？”鸿铭不假思索地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是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纪，其法仍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也无词以对，只是含笑点首。

    他对于当时权倾中外的袁世凯与富甲海内的盛宣怀极感不满，他们自然也逃不过他的讥笑怒骂。原来骂人不但要有艺术，也需要有胆量，辜鸿铭之骂人则兼而有之，他对袁、盛二人，不但背后骂，当面也骂，而且骂到入木三分，挖苦得痛快淋漓，甚至还编入他的《幕府纪闻》中，以广流传。鸿铭这一类的骂世讽语，大多是有因而发 ，却不是无的放矢。这使我们觉得这位狂狷之士，实寓劝世于骂世之外，含妩媚于辛辣之中，殊非当时一般泄泄沓沓的士大夫可比拟的。

    鸿铭老当益壮，每一谈吐，诙谐百出，妙趣横生。他家里有一个老佣人叫刘二的，跟随他数十年，可谓形影不离；而他与刘二平日的穿戴打扮，极为相似，又同样在脑后拖着一条长辫子，以至每有生客登门，几无法分辨。他亦明知会使人误会的，因此常笑对友人解释道：“刘二是我的影子，我和他二人的穿戴打扮也差不多。”

    鸿铭晚年，尝应日本聘，主讲“东西文化”，留东瀛十余年，迄民国十六年（西历1927年）归国。翌年，以疾复发不治去世，享年七十有二。

（摘自《古今名人传记》，台北古今谈杂志社出版，有删改）

乡野诗韵——水缸：静悟的诗人

    ①水缸呆在锅沿旁，水缸里不断清水。那些清粼粼的水，是活泛日子的水，是从遥远的雪山蜿蜒千里万里，从大地的深层输送到村庄地下的水。

    ②水源是一口老井，老井的青石板上爬满青苔。唯独站人的地方，踏出两个浅浅的石窝子。村里人汲水，必要俯下身来，低下头来，如同感恩这天地之水，以澄明，以无私，以源源不绝的爱，哺育着温暖的村庄。

    ③水缸放在厨房里，厨房就是一架低矮的土屋。夜很静，月很明，白白的月光打在水面上，水缸里就有了一轮皎洁的月亮。父亲说，水缸里不能缺水，缺了水的日子就像长在墙头上的草，撑不了几天就会蔫头巴脑。分工，不管大小，一二三四往下排，大哥二哥不在家，为了挣得自己岁月里的那条活路远走他乡，三哥保家卫国去当兵，家里就剩下父亲和我两个男人。当然，父亲已经行动不便很多年，挑水的重担就落在二姐三姐和我的肩膀上。剪子包袱锤，很多次我都赢了她们。背地里，我狡黠地告诉父亲，我爱出锤子，小小的一只手，像握紧的螳螂爪子，这样，二姐和三姐的剪子就不得不敛去锋芒。恍惚的记忆里，好像两个人忽然背过脸去，吃吃地笑起了什么。

    ④水缸里的水常年不断，二姐三姐的肩膀能撑起一片天。棉花捉虫打叉，玉米除草打农药，割草喂牛，拣柴做饭，里里外外收拾的井井有条。我呢，顽皮的像一阵风在村子里跑来跑去，下河捉鱼，上树抓鸟，后来趴在黄昏的油灯下看书写字。我咬着铅笔头，说二姐三姐怎么这么傻，我不总是喜欢出锤子么，为什么你们一次包袱也不出？母亲停下手中嘤嘤的纺车，说我才是一个十足的傻小子。你傻别人可没那么傻，明明是二姐三姐商量好了只出剪子，就为了让你少出点力气。

    ⑤我是傻，呆呆地站在水缸前面不说话，眼泪吧嗒吧嗒掉进水缸里。水缸里的月亮好像也在笑，笑一个自以为聪明的人。水缸不说话，水缸里的水就是水缸的心思，清净明亮，能照见一个人的灵魂。

    ⑥我还记得第一次挑水的样子，父亲站在远处看着，我把两只脚踏进两个浅浅的石窝子。井绳三米多长，就像一条联系起来天与地，现实与梦幻的线索。我要学会和大地对话，我要学会向一口老井致意，我要学会向滋养生命与灵魂的水，倾诉心中太多的感恩。

    ⑦当然，我深深记得自己笨拙的样子，把井里的那轮月明，摇曳成一片闪闪的碎银光泽。盛在水桶里，就多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月亮。可是我的肩膀实在瘦弱，可是我的力气实在还不够充裕。扁担硬生生地硌在肩膀上，不是前面高后面低，就是像喝醉酒一样左右摇摆。一次，两次，直到脚步渐渐沉实，直到肩膀足够坚强，盛在水桶里的水，再也不会像闪闪的碎银一样，泼洒一路。至此，水缸里终于有了我满怀希望放进水中的一轮月明。

    ⑧水缸是陶制的器皿。在乡下，哪一家的锅沿旁不周周正正放着一口水缸。水缸不会悭吝，盛进多少舀出来多少，绝不贪恋一点一滴。勺子碰锅沿，柴火暖着灶膛，一口水缸里盛放的是一家人清清浅浅的光阴。你从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到成为一个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水缸也就老了，老了的水缸依旧在乡间的厨房里恪尽职守。水缸不会歌唱，煮好热气腾腾的玉米粥，果腹生在乡村屋檐下的我们。吃剩的饭食，母亲用来喂鸡，母鸡就能咯咯下蛋，公鸡就能站在高高的树杈上，喔喔叫醒黎明。路过庄稼院的鸟儿，母亲也会从水缸里盛一碗清水，撒一把粮食放在院落里。这样，就能听见唤醒春天的鸟鸣。

    ⑨水缸是父亲背了一袋地瓜干，去很远的集市上换来的。那时的父亲正值身强力壮，一口气把水缸背回家，放在厨房。一桶一桶清粼粼的水，就这样哗哗地倒进水缸，一口一口的人，就这样出现的低墙矮屋的庄稼院里。

    ⑩到老，父亲也没能赶上自来水。有时我会在宁静的夜里听见哗哗的水响，仿佛来自远山，仿佛来自一条清澈的小溪，仿佛是大地深处一条血脉奔涌的时光暗河，一直流进苍老的水缸里。

    ⑪水是活着的诗，水缸是一个日夜静悟的诗人。

    ⑫有些简单而质朴的诗句，往往并非孔雀绚丽的羽翎。当远年的暮鼓晨钟敲响，你听，沿着生命回溯的那条河流的源头，一口水缸泛起泠泠的水光，缀满闪光的词语。

于是之

陈丹青

    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算没拆，模样，也还大致没变。前年去看了场话剧《阮玲玉》，出台的都是目下演剧界的新腕儿，倒也演得卖力。但是不好。也说不上哪儿不好——所以更不见佳。一句话：话剧腔。这才想到二十年前看《茶馆》。我连着三夜看了三场，那后两回的戏票全是我站在台阶沿愣靠等退票等来的。

    ②头场其实是看昏了，此后两天丧魂落魄，天黑了就往人艺小广场人堆里扎，词儿是早学顺溜了：富裕票！有富裕票没有？得，头排中座。仰头看，蓝天野郑榕于是之这几位爷在聚光灯下连耳梢脖梗的细皱纹都叫我瞧得清清楚楚。临了“王掌柜”撒纸圈儿，还有那么几片掠到我脸上身上，触电似的。谢幕时众演员离我那叫近的，真想蹿上去抓一把，可于是之一脸的不动声色，俩手软软地虚拍拍，鞠躬到地，台底下那可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多少年后《茶馆》告别演出，据说谢幕时二楼有位小姑娘冲着台上大叫：永别啦，王掌柜！

    ③是了。别说“永别”演出，二十年前那三天热昏，我就老在想，得赶紧看，以后这帮老将退了，就看不到这阵势了。怎么办呢，我年轻，年轻人心里被一件事给烧的，就非得有所举动，我就给于是之同志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则我记得很短：于老师，您好，我连看三场《茶馆》，太棒了！你们这代活宝（我真用了“活宝”这俩字）要是不演了，就再没得好戏看！那时的市内邮票四分钱一枚。信寄出，我睡踏实了。只是往后好些天走进走出的，我总有意无意松开臂肘，手掌略略向外虚张着，虚晃着，学那“王掌柜”茶座间走动照应的小动作：人忙惯了，就是那架势，江南上了岁数的勤快跑堂也一样，嘿，到了舞台上给于是之这么不起眼地撩几下子，绝了！

    ④几天后，于老先生的回信居然搁在门房口。我没要他回信的意思呀，大概是看在美院的信封吧。字迹清秀老实，纸是那种练习本子扯下来的，写满一张。我飞快读过，却有点失望：他说，他的表演离焦菊隐导演的要求，离老舍同志的剧本，都还差得远，还要努力云。大师回信，大师谦逊，诚然感动，但这和开会发言“创作谈”的老套有啥两样？我以为在他信中会看到他那右手晃晃撩撩的意思的。

    ⑤开春，于是之竟给杨先让先生请来美院开讲座，我又看见他了！那天于先生说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实话说，也有点儿失望。好像是怎样的体验生活，体验生活怎样要紧。他真的以为自己的表演对不住老前辈么？他真的以为体验了“生活”他才能演成那样儿么？看来是真的谦逊，真的相信。可是别人为什么不如他？“文革”中，我看过批判赵丹的资料，赵丹大大咧咧说：体验生活？我演工像工，演农像农！我可没当过工人和农民！——于先生开过茶馆当过掌柜么？他见是一定见过，可是当年泡茶馆的爷们儿多的是，他演来出神入化，因为他是“于是之”！我连看三场凭什么？还不是冲着他！

    ⑥翌年我出国去。读到一篇于是之写的短稿，心中大喜，真是说得好。他说，他每次出台前就对自己念叨着：往坏里演吧，往坏里演。豁出去，反而演好了。又说王掌柜决定寻死刻意安顿家人的第三幕，导演要求送别鞠躬后要有眼泪流下来，所以每次王掌柜流下泪来那一瞬，于是之就在心里暗自嘀咕：得，这回没演砸，这回没演砸。

    ⑦他终于说了出来：那才是他实实在在的“生活”，他在舞台上“体验”的是他自己，对得住他的戏。在台下，他像大部分那几代艺术家，诚心诚意，自然而然活在同一的思路话语中，“体验”着，“生活”着。可是上得戏台，他就分明晓得“往坏里演”，一边流泪，一边庆幸“没演砸”——那一刻，就在那一刻，他其实既不是老舍笔下的王掌柜，也不是焦导演旗下的好演员，他是谁呢？在台上，他谁也不是，就是他于是之。

（选自《多余的素材，有改动》）

像“时代楷模”南仁东那样“做点事情”

    “时代楷模”南仁东人生全部的理想，就是能够踏踏实实为祖国“做点事情”。南仁东所说的“做点事情”，是一件什么事情？不仅是“世界之最”，更是“中国制造”，中国实力。

    1993年，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南仁东也在现场。当时有科学家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外太空的讯息。南仁东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一个大胆设想油然而生。他推开中国参会代表吴盛殷的门，激动地说：“咱们也建一个吧！”这是一次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设想和探索，更是南仁东“做点事情”的开始。

    南仁东“天眼”（FAST）梦想实现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安装这个庞然大物的地方。从1994年起，南仁东就开始为FAST项目选址，一选就是12年，脱掉笔挺的西装，换上简易的工作服，每天带点饼干和咸菜，翻山越岭，踏遍了贵州上百个窝凼。喀斯特地形常常乱石密布，再加上贵州天气阴冷多雨，他常常在被雨水浇湿的乱石和泥土中摸爬滚打。南仁东作为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完全可以不必这样辛苦，但他为了“做点事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当地一位老农。

    南仁东做的“这件事情”，可谓前无古人。2011年3月，筹备多年的FAST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涉及天文学、力学、机械工程、电子学、结构工程、岩土工程等几十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尽管早有各种思想准备，然而，工程建设的艰难程度，还是远远超出想象。要把“天眼”做成，犹如在“虎山上行走”。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现场施工环境也异常恶劣复杂……而南仁东一干就是20多年。

    早在90年代初，南仁东就曾受到美国、日本等多国天文界的青睐，他却毅然舍弃高薪，回国就任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物理学家陈学雷回忆，一次天文台全体会议上，已过六旬的南仁东正好坐在他旁边，当时台领导在上面宣布今年谁谁得了什么奖，南老师突然对我说，小陈啊，我从来没得过任何奖。这使我吃了一惊。2016年9月25日，FAST落成启用，荣誉也纷至沓来，而属于南仁东个人的荣誉却只有寥寥几项。几年前，国家天文台曾推荐他评选院士，他也不积极，有学生帮他整理相关材料，他总说：“差不多就行啦。”

    南仁东“做点事情”有着自己的风格。南仁东对同事和学生们的态度很随和，大家总是称呼他为“老南”。老南闲暇之余，会跟助手姜鹏讲他的人生故事。而对待工作不认真的人，他却丝毫不留情面。一次FAST测试小组副组长李辉拿着做好的馈源力学仿真实验方案向南仁东汇报。“一上来就先问我三个问题，多大尺度？在哪进行？阻尼多少？结果我一个都没答上来。南老师当即严厉批评了我。”李辉说。南老师眼里容不得一点瑕疵。

    2017年9月15日，南仁东肺癌突然恶化，这位用一生的努力让中国天文学FAST技术领先全球20年以上，为全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刚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却在梦圆之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留下了“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仪式”的遗言。

    （摘编自2017年11月27日长江网唐建锋同题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2016年9月26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落成启用，这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②“老南”是个废寝忘食的“工作狂”。他的学生甘恒谦回忆说：“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和南仁东老师一起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做一项大的科学工程，大部分是没有先例的，南老师是技术的核心推动者，是团队中掌握新技术最快的人，从宏观把握到技术细节，都免不了他来操心。去院里汇报项目进展，从未出过任何差错，而且每次都提前一小时到达会场，努力负责的程度超乎想象。”他的学生岳友岭这样回忆老师，他是科学家中的科学家。

    ③“天眼”馈源支撑塔施工期间，南仁东得知施工工人都来自云南贫困山区，他私下请人了解工人们的身高、腰围等情况，和老伴亲自到市场为他们每人挑选了一身运动服。白天他与工人打成一片，晚上就到工棚里拉家常。他几乎叫得出每个工人的名字，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工种，清楚他们的收入，也了解他们的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