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活出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桑可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颗“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于时空里的旋律，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月”，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的文艺工作者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

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我的父亲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读书家庭。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国学功底很深。1917年夏天，父亲投考北京大学。那一年，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上任。

    1919年1月1日，父亲和北大高年级学生出版了《新潮》杂志，总编辑是傅斯年，父亲任编辑，两人写了很多关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文章，《新潮》杂志在当时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第二种有影响的刊物。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人都给予父亲他们极大支持。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父亲和一些同学商定5月7日联合市民游行抗议。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对山东问题做出退让，立即通知了父亲、段锡朋、傅斯年等人。当天深夜，大家决议改在5月4日去天安门集合游行。父亲与江绍原、张廷济一道，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5月4日那天上午，父亲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5月26日，父亲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的短文，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1920年秋，父亲和四个北大应届毕业生得到蔡校长的推荐和企业家穆藕初基金的资助，出国留学。在美、英、德、法等国深造了六年，父亲回国。192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

    10月12日新学年开学时，校园中除了新校长外，新生中首次出现了十五名女生；原有的五十五名教授中，三十七位（包括外籍人士在内）遭到解聘，却进来了二十多位新的教授；有些系和课程被取消，中国课门数增多；本国和外籍教职员之间待遇及居住条件的差别得到改正；权力大过于教授的职员地位和人数也重新调整。

    父亲说：“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责任。”父亲为清华求才的苦心，从毛子水根据何基鸿（清华法学教授）转述的一个小故事中可见一斑：“志希从北平到南开去请蒋廷黻先生。蒋先生本不愿离开南开的。蒋先生不答应，志希便坐着不走。熬了一夜，蒋先生终于答应了。”

    父亲选拔人才，也不拘泥于分数。除了对钱钟书的破格录取外，还有报考清华历史系的吴晗，他的数学考了0分，但中文和英文竟是两个满分。父亲大笔一挥，将吴晗也破格录取。

    1929年4月，父亲和教授会代表冯友兰联袂出席清华大学董事会议，坚持立场，对抗由外交部高级官员把持的董事会，在校中发动废除董事会的舆论。父亲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表示不挠的决心。当局终于在6月下令取消基金会，改由教育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辖。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0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他到任之初，广揽名师，优化学科，兴建校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的主持下，中央大学迎来了建校史上辉煌鼎盛的黄金时代。他又力排众议，将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中央大学在当时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1941年夏，筋疲力尽的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

    1969年12月25日，父亲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我抚着他柔软尚温的手，生离死别，像是梦幻，却又无情地逼真！父亲安葬在台北近郊山旁的阳明山第一公墓，四周丛林环绕，放眼远望观音山和淡水河，云边深处，便是隔海的大陆故乡。

（摘编自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有删改）

【相关链接】1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1950年赴中国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评议委员。 （百度百科）2罗家伦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蒋廷黻、张奚若、萧公权、冯友兰、朱自清、张子高、翁文灏、华罗庚等等，多达数十人。这些人的到校，大大强化了教授阵容。

（摘自赵映林《罗家伦于清华大学的开拓之功》）

中国之蒿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谁能想到，诗句中的“野之蒿”，竟真的与屠呦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崭露头角。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时，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胡椒上。这种在中国极为常见的植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数据，但此后的深入研究却事与愿违。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却非常不理想。放弃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效果并不突出、却在中医药典籍治疟药方中屡屡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疟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但是，当屠呦呦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结果却并不理想，最初，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为68%，但效果极不稳定，有一次实验，它的抑制率只有12%。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为什么同样的提取物却得出千差万别的结果？屠呦呦一时找不到答案，她重新翻出古代医学典籍，一本一本仔细翻查。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使用的办法，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福至心灵的一个闪念，推开了紧锁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此后的情节被众多的讲述者概括为，屠呦呦用沸点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其实，提取青蒿素实验的真实过程是繁复冗杂的。

    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屠呦呦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中记载的实验过程，穿插着大量的化学分子式、专业术语和数据，在记者这样的外行人看来如同“天书”。只有几句高度概括的纲领性描述能够大致明白，读起来亦颇为艰涩：“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在实验数据的一份效果对比图表中，利用水浸得到的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低只有6%；乙醇浸膏得到的挥发油毫无效果；乙醇冷浸得到的提取物则可达到95%的抑制率；乙醚提取物的抑制率则是100%！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节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0月25日）

相关链接：①疟疾，又称为“打摆子”。在人类与疟疾的持久战斗中，起初最有效的治疟药物源于另一种植物——金鸡纳树。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金鸡纳霜”。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氯喹药物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疟原虫渐渐表现出了强大的抗药性，上世纪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局面。②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记住北大有个叫王瑶的教授

钱理群

    王瑶教授去世，我们弟子献了一副挽联：“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我们把先生看作是“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的一个传人。鲁迅对魏晋风度有个概括，就是“清峻、通脱”。鲁迅也说：“我有时候很峻急，有时候很随便。”因此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鲁迅所代表的五四精神是相似的。先生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对知识分子境遇的严峻的判断，也有鲁迅式的清醒、冷峻，敢于直面现实。先生说他“出语多谐”，面对那个时代严酷的事实，他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这表现了一种心态，即看穿、看透了一切以后的坦然自如。先生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先生从来不给我们上课，第一次见面就打招呼说，你们平时没事不要来找我，一个星期只准去我家一次。我们一般都是下午四点以后去跟他闲聊，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政治、思想、文化、人生等等，很少谈学术。他平时对我们放任不管，一入学开一个书单，你怎么读、怎么弄他通通不问。其实这个放任不管，我倒觉得正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特点。学术研究是个人独立的自由的精神劳动，因此它从根底上就应该是散漫的。散漫，并不是无所事事，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学生，学术研究是他内在生命的需要，根本不需要督促，看起来他在闲荡，读闲书，其实总在思考。看起来漫不经心，其实是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是不能管的，更不能乱管。搞学术就是得无为而治，先生深谙无为而治的奥妙。

    但关键时候，先生也会点醒你，一点就让你终生难忘。在学术上，他只抓毕业论文，而且先要求学生提出两个论文选题，向他汇报设想，然后他给定一个题目，并点醒你做这个题目应该注意什么。比如我当初毕业论文就准备了两个题目：一个写鲁迅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艺术世界；另一个是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先生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说，你的第一个题目很有新意，但你自己还没有想清楚，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想清楚，在不成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急于写成论文，会有很多漏洞，答辩时很可能通不过，反而糟蹋了这个题目，不如放起来，多酝酿几年以后再做，一做就把它做好。于是就定了做“鲁迅和周作人发展道路的比较”这个题目。

    更重要的，是先生给我们思想上的点醒，治学态度、人生道路上的启迪。先生曾经找我谈话，告诫我“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先生的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二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学术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而急功近利，浮躁虚华，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节选自2011年11月5日《文汇报》）

大家孙瀛洲

    当代中国文博界，被人称之为专家甚至“著名”专家好像不太难，但称得上“大”的不多，孙瀛洲先生即是这少数中的一个。

    孙瀛洲1893年出生于河北冀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00年到北京“同春永”古玩铺做学徒，后又到“聚宝斋”、“铭记古玩铺”任职。他聪明好学，积累了丰富的文物基础知识。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孙瀛洲先生就对历代瓷器了如指掌，先于他人准确鉴别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以及元代至明代的永乐、宣德、咸化、弘治瓷器。1956年，孙瀛洲受聘到故宫博物院专门从事古陶瓷研究、鉴定工作。面对故宫数以万计的陶瓷藏品，孙先生如鱼得水，他曾说：“活到60多岁，没想到还能为人民做一点事，内心很乐意接受这一工作，并愿意把我几十年在文物认识上的一点经验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孙先生对自己在古陶瓷鉴定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试谈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等有关瓷器研究鉴定的论文9篇，文章中归纳的鉴定经验，对古陶瓷鉴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期间，有一次孙先生让人们把宋代官窑、哥窑、汝窑瓷器及一些明清的仿品放在一起，他背过身，人们打乱摆放次序，他闭上眼，转过身来，用手摸，一一准确地说出了各自的名称。

    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明清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孙瀛洲先生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进行研究归纳，并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孙瀛洲先生是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他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先生还是一位真诚待人、诲人不倦的教育家。身为古陶瓷界德高望重的大专家却从不摆架子，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经验传授给同行。有时生病在家休息，还让学生到家中听讲，对年轻一代寄予莫大的期望。孙老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大批文物鉴定人才，其中既有耿宝昌先生这样堪称古陶瓷鉴定“泰斗”级的专家，也不乏为数众多、各领风骚的中青年栋梁之材。

    孙瀛洲的生活是朴素的，平日一身素衣，一日三餐也是极其简单，每星期只吃一次肉——二两猪头肉。过春节，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可是，为了收购绝世珍品成化斗彩三秋杯，孙瀛洲当年一掷就是40根金条。旧北平古玩商会会长要高价收买，孙瀛洲不为所动，坚决拒绝。

    孙瀛洲的子女曾说过，觉得父亲好像就因为文物才来到这个世界，全身心投入到文物当中，生活在文物当中，就像他只有文物。据女儿回想，视古玩如命的父亲是向来不会让家里人看他的珍宝的，常常自己关门把玩甚至忘了吃饭。私藏丰盛到不可想象，但家里的日子却非常简朴，她冬天戴的手套都是母亲用袜筒改的。正是这种对陶瓷的热爱，使得孙瀛洲收藏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无所不包，自成系列。

    1950年，为抗美援朝，孙瀛洲拿出一批珍贵文物义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56年以后，出于爱国热忱，孙瀛洲毅然将毕生收藏的文物精品2900余件全部捐献故宫博物院，陶瓷占2000多件，其中25件珍贵瓷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先生说，孙瀛洲先生“从学徒到经营者，从经营者到收藏家，从收藏家到文物鉴定专家，从文物鉴定专家再成为文物捐赠大家，这是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也是由小我到大公的升华过程”。

    相关链接：

    ①明清瓷器鉴定有四个要点，即：造型是鉴定瓷器的重要依据；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纹饰与色彩；掌握住明、清两代款识的规律；细致观察胎釉的特征。如果满足于局部的特征相符而失于整体的条件不合，或只看外表而忽略器里，或但观釉色而不问胎质，都是片面的。所以说造型、纹饰、款识、釉质与胎质等鉴定方法必须同时并用，方能收到全面一致的效果。

（摘自《孙瀛洲先生谈元明清瓷器鉴定》）

    ②孙瀛洲先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明成化斗彩三秋杯、宋代哥窑弦纹瓶、元代红釉印花云龙纹高足碗等25件瓷器被定为一级文物，即国之重宝。如今，故宫馆藏数十万件古陶瓷中只有几百件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意味着孙瀛洲捐献的藏品奠定了故宫陶瓷收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