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65载红楼情

京梅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并根据其中六首吟咏曹雪芹的诗，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已是名家的胡适见到后，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从此，两人有了交往。1948年，周汝昌向胡适借阅他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先生慨然允诺。当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书带回老家，花费两月时光，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并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以及有正书局的《戚序本》，整理核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见到周汝昌的信，胡先生当即回复说：“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

正是从那一天起，周汝昌开始了他长达60多年的“红楼”之旅，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历经种种曲折，直到2004年5月1日，一部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对11种《红楼梦》古抄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才正式出版。

    一愿已酬，然此时距他当初慷慨激昂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已历56年矣！周汝昌百感交集赋诗道：“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周汝昌出版的第一部红学专著，是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其时（1953年）他正在四川大学任教，后来听说此书在当时的北京文代会上差不多人手一册。《红楼梦新证》后来也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书。毛在他自己的文章《评读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及该书。

    周汝昌是一位博学、勤奋的真学者，其治学初以语言、诗词理论、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国学基础博厚，一生著作可谓等身，自1959年出版《范成大诗选》后，又连续出版《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数种，而他自己也极善诗词，所作诗词曾得到著名学者钱钟书的赞叹。此外，周汝昌的书法也极有造诣，自谦“不是书法家”的他，自幼研习欧楷笔法，20岁后深研“兰亭”，所写瘦金体，刚风俊骨，墨采焕然。只是受视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周先生还擅长京剧，据说当年燕大舞台上，“周氏小生”曾经倾倒过无数“粉丝”。

    有人说，曹雪芹痴，写《红楼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究《红楼梦》用了65年！从青年时起，周汝昌双耳便逐渐失聪，戴助听器还得别人在他耳边高喊。1975年他的左眼又因视网膜脱落失明，右眼则需将两个高倍放大镜叠在一起才勉强可以看书写字。此后的岁月，他几乎每天就是趴在一张简易的旧折叠桌上，凭着仅存的一丝视力，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小纸片上，由他女儿将它们誊写在稿纸上、敲击到电脑中。近年，他的双目已完全失明，仅剩余些许听力，写作也只好改成了口述的方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老人才思泉涌，后又出版了《谁知脂砚是湘云》《红楼真本》等数部专著。

    《红楼梦》对广大读者有着巨大的魅力。时至今日，这魅力之后则是无数巨大的商机。近年来，围绕《红楼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商业产业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据估算，一本《红楼梦》产值已达数十亿！《红楼梦》正迅速成为很多人眼中的“金楼梦”。而被公认为中国红学三泰斗（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一的周先生，却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在常人看起来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周先生只是很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他说：“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羡林

    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六十五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学生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他的分析细致入微，如剥蕉心，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最终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我在清华四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

    有时候，在校内林荫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之流中，会见到寅恪师去上课。他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绝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那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

    1945年，在我来到哥根廷十年之后，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十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根廷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意料地迅速，先生回复了一封长信，并说想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会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不引以为荣呢？

    这一年的深秋，我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北京。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为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到了冬天，寅恪先生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先生只收了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几乎没对任何人说过贬损的话。对青年学者，他更是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寅恪先生也从没有说过半句贬损的话。

    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从那以后，直到老师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离开了人世，将近20年中，我没能再见到他。现在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5年，算是寿登耄耋了。现在我时常翻读先生的诗文，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哲人其萎，空余著述。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

    我现在是“后已见来者”，然而却是“前不见古人”，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寞，这个空寞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

（有删改 ）

叶圣陶在四川

    1940年初夏，叶圣陶来到成都，在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工作。他白天去办公，晚上教儿女们写写文章。常常在晚饭之后，把油灯移到桌子中央，至善、至美、至诚就凑着光亮，认真地听父亲讲解。有时候，儿女们也和父亲热烈讨论。他们每人每星期交一篇文章。叶圣陶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对儿女们的作文，他也从来不出题目，随他们写去。这也是他们一天中最感兴味的时刻。叶圣陶一边看他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看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孩子们：“原来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他问得十分仔细，简直就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孩子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但是，对于叶圣陶，到了成都以后，使他格外高兴的事，却要算和朱自清的朝夕相见了。几十年来，这两位作家亲似手足。朱自清曾写过《我所见的叶圣陶》《叶圣陶的短篇小说》等文章。1931年8月，朱自清由北平动身访问欧洲，就是在叶圣陶鼓动下，才写出了《欧游杂记》的。朱自清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曾提到叶圣陶帮助“设计”“题字”“校对”等。叶圣陶曾写过《与佩弦》的散文，讲述他们之间的友情：

    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可谓随意之极致了。这当儿，名誉之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诳等心也都没有，只为着看出内心而说话，说其不得不说。其味甘而永，无所不领会，真可说彼此“如见其肺肝然”的。

    现在，很难得他们同处一地，又在一起工作，还先后合编了《精读指导举偶》和《略读指导举偶》，作为中学生学习国文的课外读物，列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丛书”出版。

    为了浇灌《中学生》这块抗战时期青年的精神家园，叶圣陶1945年9月离开成都到重庆，住在螃蟹井开明书店那个局促的小楼上。看稿编辑，和作者、读者书信联系，甚至校对都由他自己动手。他热情、认真、宽容，一心一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来稿只要有可用之处，他就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赵景深在《文心剪影》里说：“他的复信措词谦抑，字迹圆润丰满，正显出他那谦和而又诚实的心。”正如当年他主编《小说月报》曾精心培育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新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时那样，他那公而忘私的精神和工作态度，给予年轻一代的教育、鼓舞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当时《中学生》杂志一位年轻编辑后来回忆说：“他是实际的教育家，但不是取教训态度的老师，而是取辅导态度的顾问……他是热忱的事业家，在编辑部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脚踏实地、以身作则，放手让青年编辑在实践中锻炼，有合理的建议欣然采纳，对可用的稿件热诚支持，有忽略的地方及时提醒，有弄错的地方予以纠正。”这就是真正的教育者的榜样。在他身上似乎更多的是儒家思想，从他为自己的儿女取名至善、至美、至诚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但是，他又能把握时代的潮流而有所取舍，不断前进。

（选自《叶圣陶和他的世界》第九章，有删节）

王振义：让癌细胞改邪归正

    1985年，年仅5岁的小静患上了晚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住进医院时出血严重，家人已经绝望了。关键时刻，医生给孩子用上了王振义教授研制成功的一种全新疗法：全反式维甲酸治疗。7天后，奇迹出现了：小静症状明显好转，一个月后达到完全缓解。 20多年过去了，小静依然健康地生活着。

    “小静是我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的第一个病人。在首批治疗的24例病人中，完全缓解率达到九成多。这是我最感欣慰的。”王振义教授回忆道。

    治疗白血病一般有两条研究途径：一是化疗，杀死白血病细胞。另一途径是诱导分化，将恶性的白血病细胞转变为良性细胞。在儒家“改邪归正”思想的影响下，王振义率领的研究组选择了诱导分化治疗白血病的途径。他的研究组证明全反式维甲酸在体内可使新鲜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向成熟细胞分化。

    王振义从1982年就开始指导研究生开展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研究，以后又开展肝素对血小板和巨核细胞刺激作用的研究。1997年应邀与沈志祥合写了《巨核细胞与血小板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中的变化》一文，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被邀在国际刊物上撰写有关血液学的论文。他与李家增、阮长耿等合作编写的《血栓与止血》，经过多次修订，已成为我国在这领域中的代表性专著。

    2002年，王教授指导的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一个抗白血病药物的水溶性差，实验效果很不理想，课题组陷入了停滞。听说郑州大学的教授在这方面有深入研究，当时已78岁高龄的王教授执意要亲自上门请教。郑州大学接待的同志听了随行人员的介绍，怎么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朴素和蔼的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王院士。这么一位著名的医学家怎么可能这么虚心地上门求教呢？人们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名科学家虚怀若谷、诚实谦逊的大家风范和品格。

    王振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也是一名成功的教育家。60多年来，他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血液学专家。

    陈竺、陈赛娟夫妇不会忘记，是王教授手把手地指导他们进行血液病理生理的实验，耐心为他俩补习专业外语，后来又一起撰写论文。王教授每一次都坚持把他们列为论文的第一、第二作者，而把自己排在了最后！这为当时年仅31岁的陈竺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984年，王教授力荐陈竺夫妇赴法留学。1989年，陈竺、陈赛娟夫妇俩学成回国，继续在导师指导下工作，并最终开辟出一块令人瞩目的基因研究新天地。

在学生们的眼中，王振义是一位谦逊、豁达的长者，是一位严谨求实的学者，是一位爱才惜才的大师。

    王教授的客厅里挂着一幅《清贫的牡丹》，他说：“                     ”。

（选自人民网，有删改）

【相关链接】记者：前不久您被评为“感动上海”的十大人物之一，您有何感想？

王振义：我获评的原因之一应该是在我处理“豆瓣奖”的问题上，得奖后我把450万元捐给了医院，用做学科发展，还有50万元按照贡献的大小分配给了我和我团队中的研究人员，这种做法得到大家的肯定。我没有把钱放在第一位，如果我把钱放第一位的话，很多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偏离。我认为钱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感情和人的爱心是无限的。当你生命终了的时候，上帝不会问你有多少钱。

（选自人民日报主办的《健康时报》）

熊希龄：“此君一出天下暖”

    熊希龄出生于湘西凤凰城沱江河畔一个三代从军的军人家庭。熊希龄幼时即表现出惊人的天赋，一本《三字经》，三四天就能背熟，“神童”之誉，不胫而走。稍大，又凭满腹才情，名满三湘。

    二十四岁，熊希龄顺利中了进士，与张骞同榜。在殿试时，光绪帝很欣赏他的文笔，在他的考卷上用朱笔御批：“笔摇五岳，气行全球，横扫五大洲，杰作也。”年纪轻轻就被“点翰林”，仕途可谓前途无量，春风得意。可是，就在他入翰林院不到两个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民族危亡激起了熊希龄的满腔豪情和报国之志，腐朽如槁木的清王朝，已承载不了他的理想之舟，“分道扬镳”成为必然。他给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湖南维新运动兴起，他以在籍翰林身份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并参加谭嗣同创立的南学会。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熊希龄因在赴京途中骤病，未能按时到京而逃过一劫，但也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发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回到老家的熊希龄，闭门读书，养精蓄锐。

    寒来暑往，岁月更替，静待中的熊希龄等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国内立宪呼声如浪潮高涨，一向闭关自守的清廷和心扉紧闭的西太后，迫不得已派遣五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新任湖南巡抚端方就是其中之一。端方非常爱惜熊希龄这位才子，一旦机会来临，他就大力保荐。就这样，熊希龄充任五大臣的随员，一起出访。

    这番国外游历，丰盈了熊希龄的阅历。回国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又奏调他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兼奉天造币厂总办。东三省的经济，在他的长袖善舞下，如雨后春笋，一派生机，熊希龄的头上，也冠上一顶“理财能手”的高帽。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粉饰太平，竭力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希龄自然是负责组阁的不二人选。熊希龄以“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的原则组阁，熊氏内阁有“第一流人才内阁”和“名流内阁”之称。这届内阁不是浪得虚名，真可谓人才济济。当上民国首任民选总理的熊希龄，雄心勃勃，自然渴望有番作为，他力图建立起“真正共和国”。

    可是，袁世凯让熊希龄组阁，本来就只是一种姿态，一个过渡，是利用“名流”来装点门面对付国民党。当他的目的达到后，“名流内阁”便沦为累赘。熊希龄作为一个读书人，虽然才华横溢，有谋有略，处处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中。

    熊希龄和那个时代的一群人的命运，都输给了那个乱世。熊希龄开始筹办香山慈幼院，穷后半生之力从事慈善教育事业。这个转身虽不华丽，甚至有些无奈和凄怆，但民国从此多了一位不可多得的慈善大家，使得乱哄哄的世道，有了一处安宁的荫蔽，风雨凄迷的漫漫长路，有了一个歇息的长亭。

    熊希龄把香山慈幼院打造成一所特殊的学校，一座新式教育的试验园地。慈幼院与其他国民学校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推行的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合一”的教育体制，并且对孤贫儿童的衣、食、住及学习、生活用品全部免费。慈幼院的教育理念和创办实绩，为当时社会所公认，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开创了中国慈善教育的先河。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已淡忘政治的熊希龄又萌发了爱国热忱。他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将达到一定年龄的学生，输送给抗日意识较强的冯玉祥的抗日部队做后备军。他多次亲临军训现场，鼓励学生说：“在此抗战时间，乃千载一时之机会，吾人不于此时努力尽责，更待何时？余意少壮青年，亦须于此时磨炼困难，为国服务，读书何为？逃难何为？”

    熊希龄是决心奔赴国难的，他做好了死在战场上的准备，他办的两件事格外引人瞩目：一是为自己在香山建了生圹；二是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充慈善教育事业。沪宁相继沦陷后，熊希龄和夫人毛彦文忧心如焚，乘船赴香港为难民和伤兵募捐，后准备绕道广州返回湖南，以期再为苦难中的家国尽绵薄之力。但因积劳成疾，熊希龄突发脑出血，抛下他未竟的事业、深爱的妻子和数千名孤贫儿童，走了。

——节选自《名人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