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鸟

冯骥才

    天津卫的人好戏谑，故而人多有外号。凡有外号，必有一个好笑的故事，比方贺道台这个格色的雅号——死鸟。

    贺道台相貌普通，但真人不露相，他的能耐有两样，一是伺候头儿，一是伺候鸟。

    伺候上司的事是挺特别的一功。整天跟在上司的屁股后边，跟慢跟紧全都不成。而且光是赛条小狗那样跟在后边也不成。还得善于察言观色，摸透上司脾气，知道嘛时候该说嘛，嘛时候不该说嘛；挨训时俯首贴耳，挨骂时点头称是。你要是耐不住性子，皱眉撇嘴，露出烦恼，那就官儿不是愈做愈大，而是愈做愈小——就这种不是人干的事，贺道台却得心应手，做得从容自然。人说，贺道台这些能耐都出自他的天性，说他天生是上司的撒气篓子，一条顺毛驴，三脚踹不出个屁来，对么？

    伺候鸟的事也是另外一功。别以为把鸟关在笼子里，放点米，给点虫，再加点水，就能又蹦又跳。一种鸟有一种鸟的习惯，差一点就闭眼戗毛，耷拉翅膀；一只鸟有一只鸟的性子，不依着它就不唱不叫，动也不动，活的赛死的差不多。人说贺道台上辈子准是鸟儿。他对鸟儿们的事全懂，无论嘛鸟，经他那双手一摆弄，毛儿鲜亮，活蹦乱跳，嗓子个个赛得过在天福茶园里那个唱落子的一毛旦。

    过年立夏转天，在常关做事的一位林先生，带给他一只八哥。这八哥个大肚圆，腿粗爪硬，通身乌黑，嘴儿金黄；叫起来，站在大街上也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心里欢喜说：“公鸡的嗓门也没它大。”林先生笑道：“就是学人说话还差点。它总不好好学。怎么教也不会，可有时不留神的话，却给他学去了。不过，到您手里一调理，保准有出息。”贺道台也笑了。说道：“过三个月，我叫它能说快板书。”

    然而，这八哥好比烈马，贺道台用尽法子，它也学不会。贺道台骂它一句：“笨鸟。”第二天它却叫了一天“笨鸟”。叫它停嘴，它偏不停。前院后院都听得清清楚楚。贺道台用罩子把笼子严严实实罩了多半天，它才不叫。到了傍晚，太太怕把它闷死，叫丫鬟把罩子摘去，它一露面，竟对太太说：“太太起痱子了吧？”把太太吓了一跳。再一想，这不是前几天老爷对她说的话吗，不留神竟给它学去了。逗得太太格格地笑半天。待贺道台回来，对老爷说了。没等她去叫八哥再说一遍，八哥自己又说：“太太起痱子了吧！”

    太太说：“没想到这坏东西竟这么聪明。”

    自此，贺道台分外仔细照料它。日子一长，它倒是学会了几句什么“给大人请安”、“请您坐上座”、“您走好了”之类的话，只是不好好说。可是，它抽冷子蹦出几句老爷太太平时说的“起痱子”那类的话，反倒把客人逗得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

    知府大人说：“贺大人，从它身上就知道您有多聪明了。”

    贺道台得意这鸟，更得意自己。这话就暂且按下不提。

    九月初九那天，津门百姓照例都去登阁，俗称九九登高。这天直隶总督裕禄也来到了玉皇阁，兴致非常好一口气直爬到顶上的清虚阁。随同来的文武官员全都跑前跑后，贺道台自然也在其中。他指着三岔河口上的往来帆影，说些提兴致的话，直叫裕禄大人心头赛开了花。从阁上下来，贺道台便说，自己的家就在不远，希望大人赏脸，到他家去坐坐。裕大人平日决不肯屈尊到属下家中作客。但今日兴致高，竟答应了。官员跟随左右，骑龙驾虎一般去了。

    贺道台的八哥笼子就挂在客厅窗前，裕大人一进门，它就叫：“给大人请安。”声音嘹亮，一直送进裕禄的耳朵里。

    裕大人愈发兴高采烈，说道：“这东西竟然比人还灵。”

    贺道台应声便说：“还不是因为大人来了。平时怎么叫它说，它也不肯说。”

    待端茶上来，八哥忽又叫道：“这茶是明前茶。”

    裕大人一怔，扭头对那笼子里的八哥说：“这是你的错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哪还有明前茶？”

    上司打趣，下司拾笑。笑声贯满客厅，并一齐讪笑八哥是个傻瓜。

    贺道台说：“大人真是一句切中了要害。其实这话并不是我教的，这东西总是时不时蹦出来一句，不知哪来的话。”

    知府笑道：“还不是平日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想必贺大人总喝好茶，它把茶名全记住了！”

    裕禄笑道：“有什么好茶，也请裕禄我尝尝。”

    大家又笑起来。但八哥听到了“裕禄”两字，忽然翅膀一抖，跟着全身黑毛全竖了起来，好赛发怒，声音又高又亮地叫道：“裕禄那王八蛋！”

    满厅的人全怔往。其实这一句众人全听到了，就在惊呆的一刻，这八哥又说一遍：“裕禄那王八蛋！”说得又清楚又干脆。裕禄忽地手一甩，把桌上的茶碗全抽在地上，怒喝一声：“太放肆了！”

    贺道台慌忙趴在地上，声音抖得快听不见：“这不是我教给它的——”话到这里，不觉卡住了。他想到，八哥的这句话，正是他每每在裕禄那里受了窝囊气后回来说的。怎么偏偏给它记住了？这不是要他的命吗？他浑身全是凉气。

    等他明白过来，裕禄和众官员已经离去。只他一个人还趴在客厅地上，他突然跳起来，朝那八哥冲去，一边吼着：“你毁了我！我撕了你，你这死鸟！”

    他两手抓着笼子一扯，用力太大，笼子扯散，鸟飞出来，一把没有抓住。这八哥穿窗飞出，落在树上。居然把贺道台刚刚说的这话学会了，朝他叫道：“死鸟！”

    贺道台叫仆人们用杆子打，用砖头砍，爬上树抓，八哥在树顶上来回蹦了一会儿，还不住地叫：“死鸟！死鸟！死鸟！”最后才挥翅飞去，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自此，就得了“死鸟”的外号。而且人们传这外号的时候，还总附带着这个故事。

荆轲之死

    荆轲从秦舞阳手中的托盘里取过地图，身子前倾，双手举过头顶。秦王，这是我们燕国地图，从此以后，燕国将俯首称臣，如大秦之属县，岁岁纳贡，不敢有半点异图。

    秦王喜不自禁，俯身来看。

    地图一点儿一点儿展开，一点点展开，末了，寒光一闪，一柄锋利的匕首出现在眼前。

    荆轲突地执匕朝秦王猛刺，秦王情急中躲开利刃，荆轲奋力追赶……

    “停停停停，”台下赵团长击着手掌，示意台上停了下来，“金科，你演荆轲演了多少年？三十年。三十年一直都这么演？”

    “这是历史正剧，当然这么演！”

    “啧啧啧！”赵团长不停地摆头，“难怪我们剧团濒临倒闭，三十年啊，一成不变！时代不同了，金科，老戏要演出新意，要融入时代元素嘛！这戏要改，一定要改！”

    怎么改？

    赵团长经过一个星期的编写，终于拿出了一个自己十分满意的剧本，剧情是这样的：荆轲并不是什么义士，是一个无赖，整天好酒贪杯爱色敛财，一心想着飞黄腾达。于是买通关系，混骗到了燕王身边。后来见秦国势力强大，燕国岌岌可危，便假托刺秦，携燕国地图、奇珍异宝投靠了秦王……

    金科开始认真地看了两页，看着看着，脸色大变，一抬手将剧本扔出了窗外。

    “狗屁！”金科愤怒地说。

    赵团长心痛地捡回剧本，赶紧收回公文包里。“我说金科，现在不是流行戏说吗？不是流行穿越吗？”不是流行搞笑吗？你那什么什么义薄云天，忠肝义胆，狗屁！谁信？谁看！没人看，哪来钱？没钱哪来房？哪来车！金科呀金科，你不能再固执下去了，好好想想吧！”赵团长痛心疾首地说。

    “要演你演！”金科剑眉倒竖，黑着脸甩手走了。

    赵团长还真想演，但他演得好吗？金科是县剧团的台柱子，金科饰演的荆轲神形毕肖，唱念做打，无不精彩绝伦。只是这金科演荆轲久了，出不来，总以为自己就是荆轲，他敢怒敢言，这不，连赵团长他都不给一点面子。

    赵团长只得强忍着，低下身价去求金科，“金科啊，我初来乍到，您是老革命，一定要支持我的工作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戏演好了，到省里拿个一等奖什么的，奖金可是两万呢！”

    赵团长软磨硬泡了几天，金科才心一软，勉强默认了下来。

    经过两个月精心排练，新版《荆轲刺秦》终于隆重上演。

    首演在县大剧院举行。锣鼓铿锵，大幕开启，艳丽的灯光下，十位盛装女子且歌且舞，巧笑倩兮，美目流转，妖冶异常，歌舞升平中，荆轲摇摇晃晃，晕晕乎乎，醉眼蒙眬，美女们挤眉弄眼，极尽挑逗，荆轲左牡丹，右芙蓉，沉醉在温柔乡里……

    易水送别……

    图穷匕见……

    荆轲从秦舞阳手中取地图在手，突然间神情大变，脸色异常凝重起来。地图一点点展开，一点一点展开，图穷，寒光一闪，一柄锋利的匕首出现在眼前。赵团长大惊，按照新剧本，地图里是没有匕首的。

    荆轲左手扯住秦王衣袖，右手执匕首朝秦王猛刺。饰演秦王的演员覃望也吃了一惊，戏不是改了吗？怎么还刺？金科朝覃望使了一个眼神，低声道，按老剧本演。覃望愣了一下，只好拔剑，一边拔一边奔跑，一边奔跑一边想，赵团长不是吩咐过吗？不，不能按老剧本演，荆轲不能死，死了后面的戏怎么演。于是继续奔跑，装作剑始终拔不出来的样子。金科瞧出来覃望的意思。

    荆轲止步，仰天长笑，“哈哈哈哈！秦王施暴政天怒人怨，荆轲我受重托为民除奸，焉能好美色贪钱财忠义扫地，留千古骂名遗臭万年！罢罢罢！难手刃秦贼，我怎能苟且偷安，纵万死无生也不污我忠肝义胆。”金科突然擅自加进了一段唱词，还好琴师老练，跟了上去。唱罢，荆轲将匕首在脖子上一横，身子一斜，栽倒在地，倒地的那一刻，看得见金科眼中噙满泪水。

    戏完全演乱套了，赵团长急忙令人将幕布拉上。

    奖牌呀！奖金呀！赵团长捶胸顿足。为了奖牌，为了两万元奖金，不管怎样，戏还得演。赵团长只得压住满腔怒火上金科家去求他。金科避而不见，让老婆传出话来，荆轲已死！

    从此以后，金科告别舞台，不再演戏。

（选自2014年07期《小小说月刊》，有删改）

战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很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铃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扰你了，我们继续谈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她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彼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筒拨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当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沈东子译，有删改）

麦收

孙犁

    1939年，冀中解放区小麦黄梢的时候。

    二梅在街上来回地吹着笛子。青年妇女们一个一个从自家大门里走出来。她们站在那新刷写上晋察冀边区“双十纲领”的高房下面的大槐树树阴里。她们简直是挤在一块儿，手里的铲镐碰得叮当乱响，还夹着清脆的说笑声。队伍站得整整齐齐，风吹动树枝筛下的阳光，在她们的头上、衣服上游动，染成各色各样的花。二梅站在队前问：“你们拿着家伙干什么呀？”“挖沟！”大家一齐大声地回答。

    “对了。驻在咱村的队伍，今天下午去打击敌人，这是为了保护咱们的麦子。我们也不能落后，我们把接村路挖通！”二梅用高粱秆分好段，用铁铲划上印，说：“来吧，两个人挖一段，一把铁铲一把镐。”

    队上的指导员从一块麦地里走出来，后面跟着个背大枪的矮个子通讯员。在村里住长了，他认识二梅。他说：“部长领导得好，真积极！”二梅也直起身子笑着说：“指导员，我们弄好了路，你们抓不住鬼子，叫他们冲过来，我们可批评你！”指导员说：“好，好，好。你听枪响吧！”指导员穿进另一块麦地，他的衣服和麦子一个颜色，麦穗打到他腰里。那个通讯员却淹没在麦地里了，只有那黑黝黝的枪口露在外头。不久，这枪口也消失不见了，一只布谷鸟像是受了惊，慌慌张张地从东边飞过来，一声连着一声叫着：“莫黄莫割——莫黄莫割！”

    “嘎勾——”东边响了一声枪。妇女们拖着铁镐和铲从道沟里跳上来，向东边张望。枪声响得越来越密，越来越急，也越来越近了。二梅的脸有些青白。东边卷起了一团烟，罩住了金黄的麦子。机枪声、炮声，好像压低了那里的麦子。炮弹炸碎我们的土地，土地飞到半天空，那里面有多少炸碎了的金黄的麦穗！二梅知道这是敌人的炮，在那里作战的同志们是不是受了伤呢？她喊道：“我们不要在这里傻站着了，快回家抬担架，预备鸡蛋和水！”

    当她们抬了几副担架回来，枪声停了，那一团烟也远了。但是枪声很响很急，二梅知道这是我们的军队追赶敌人了。她们很快向那里跑去。我们的军队把敌人赶回窝里，才停下来。二梅她们抬回受伤的指导员和他那矮矮的通讯员。这两个同志去夺敌人的重机枪，受了伤。她们把夺来的重机枪也放在一副担架上，还空着一副担架。她们回来，路过二梅家的地边，爷爷正靠在一个捆了牛腰粗的大麦个上等候，他担心他的孩子，眼望着东边的路。二梅说笑着回来了，看见爷爷，她说：“把麦个放在担架上，我们给你抬回去！”老头子听了孙女儿的话，真的把麦个放在担架上，飞快地往村里去了。

    第一副担架上是指导员，第二副担架上是通讯员，第三副担架上是重机枪，第四副担架上是麦子。老头子跟在后面，打着火抽着烟。太阳已经有一半落到远远的西山里去了，在它上面是一团团千变万化的云彩——那在老人眼里，是一只虎，一只豹，一匹飞马，一只老鹰。

    晚上，奶奶又把饭放在那里，小桌上却有了白面饼。爷爷回来，二梅回来。奶奶说：“你今儿个更有功了，奶奶给你烙了白面饼，快点吃！”二梅说：“有功的是人家队伍上的人，有功的是指导员和通讯员，人家夺了敌人一挺重机枪，受了伤，先慰劳他们吧！”二梅带了自家的饼还有别人家的鸡蛋到指导员那里去，指导员和通讯员的伤口全包扎好了，躺在院当中月亮地里的软床上。

    田野里是收割麦子和打场的声音，风吹来薄薄的小麦的香味。二梅和她的两个小组长站在受伤人的床前，念着妇救会的慰问信。二梅又念了她自己的慰问信。她念着，她述说自己原是这样一个孩子，从小没了娘，在野地里，春天挑野菜，秋天拾庄稼，冬天割柴草，风吹着，雨打着，长到十五岁。八路军来了，是正好的年岁，赶上了正好的年岁。这样她就不再走奶奶的路，娘的路。一条完全崭新的路，在她眼前打开了。她的声音是那么庄严、热情和诚恳，感动得受了伤的人硬支起身来，严肃地听着。

（选自《孙犁作品精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