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忧与守制

   古代作品中，时有关于某官丁忧、某官守制的记述，如《儒林外史》第四回：“先母见背，遵制丁忧”，《寓圃杂记》：“成化初，（陈）缉熙守制于家”，等等。

   什么是“丁忧”呢？《尔雅•释诂》：“丁，当也。”《日知录•期功丧去官》注：“古人凡丧皆谓之忧。”可知丁忧是值丧、居丧的意思。丁忧一词源于《书经•说命》：“王宅忧”。王宅忧就是商王居父丧，宅忧就是丁忧。古时候，不管是兄弟丧、姊妹丧，还是从父母丧、从兄弟丧，都可以称之为“忧”。只是到了后来，丁忧才特指遭父母丧或承重祖父母丧（所谓承重，是指长房长孙）。

   《日知录•奔丧守制》上说：“《记》曰：奔丧者自齐衰（丧服）以下。以是古人于期功之丧无有不奔者。”“期”，指一年的丧服，可见古人遇有祖父母丧、伯叔父母丧、兄弟姊妹都要奔丧。陶渊明《归去来辞》自序“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职”即是一例。后来又将奔丧限制在期服（即一年的丧服）的范围之内。至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废除了期年奔丧的制度，认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均为一年的丧服，如果都让奔丧守制，有的一个人连遭数丧，或者道路数千里，那就会导致居官日少，更易频繁，旷官废事，于是决定“今后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服不许奔丧。”自此以后，相沿成习，奔丧丁忧仅限于父母丧或陌生祖父母丧。

   那什么是守制呢？所谓守制乃是指遵守居丧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

   一，一般人要谢绝应酬事务，做官的则要解除职务，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算闰月）。官员隐匿亲丧，被认为是“大不孝”，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孟升因隐匿母丧被大理寺断为流刑，而明宗则认为“将复投荒，无如去世”，于是赐其自尽。

   二，禁止婚娶。丧中婚娶被认为是违背礼制的。《春秋》文公二年（前625年）冬记载：“公子遂入齐纳币。”纳币之事照例是不必记载的，史官为什么要大书特书呢？原来这年冬天，文公的父亲僖公死了才不足二十五个月，而文公在居丧期间，竞张罗着送彩礼，所以史官乘笔直书而加以讽刺。

   三，禁止饮宴。儒家认为，“夫君子之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所以饮宴也是在禁止之列的。在居丧期间因宴饮而被责罚的事例也不少。如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四月癸未，陆赓故世，其子慎余、其兄博文在居丧期间着华丽的衣裳穿街过市，并饮酒食肉，结果都被打了板子，慎余流放至循州，博文被递解原籍。

   四，禁止赴考。起初限制极严，即使是缌丧（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仅三个月的丧服）也不准赴考。宋天禧年间，举人郭稹冒缌丧赴考，被同辈告发，被交付御史台劾问（见《日知录•缌丧不处赴举》）。到了明朝限制放宽，除了服三年之丧的不得赴考外，余者皆不限。

   对于守制在家的官员，皇帝一般都要派遣官员慰问，并赐给钱米等物。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员丁忧，已在职五年，廉勤无赃私过犯者，照名秩给半禄终制；在职三年者，给三月全禄。”（《日知录•奔丧守制》）清初，只有满族大臣居丧，皇帝才派官赐给茶酒。至康熙年间，汉大臣陈廷敬有母丧，康熙皇帝便命令阁员查阅《明实录》中有关慰问的条例，并派遣内阁学士屯泰、翰林掌院事学士喇沙前往赐给茶酒。从此以后，慰问之典便成为定例。

   丁忧和守制，从字面上是有区别的：丁忧是就居丧而言，守制则是就遵守居丧的制度而言。但在具体使用时二者的意思并无严格的区别，既可以说某官丁忧，也可以说某官守制。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中国大百科全书》“岳飞”条说：《满江红》词“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的《金陀粹编》中，至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袁纯所编《精忠录》始加收录，故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今人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等，皆对此词作者、作年提出疑问。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此词慷慨激昂、大气磅礴，实非后人所易伪托”。

    笔者认为，根据八十年代两个重要发现，完全可以判定这首词是岳飞所作。一是1980年12跃，河南汤阴岳王庙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上的《满江虹》词碑，为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庠生王熙所书。虽然词的末句作“朝金阙”，与明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墤石碑所书《满江红》末句“朝天阙”不同，其实“金阙”犹“天阙”，都是对皇帝居住的京城宫殿的美称。岳飞冤死后，奸贼秦桧及其党羽长期窃据相位，而后来的蒙古贵族也压抑汉族的民族英雄，《满江红》赖民间代代相传，因而出现异文是难免的，也是可是理解的。

    岳飞死后三百多年，形势才出现转机。明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发生“土木之变”，英宗被蒙古族瓦剌部掳走，以后历经代宗、宪宗、孝宗约七十年，为明朝的中衰时期。皇帝宠信宦官，政权常不稳定，蒙古族连年不断地侵袭掳掠，时局舆，“靖康之难”以后非常相似，动员全国上下奋起抗敌卫国就成了党务之急，岳飞才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岳飞被害后，朱仙镇人民曾听地串连建庙，秘密祭祀。明景泰元年（1450）由政府出面在汤阴修建岳庙，并赐榜曰“精忠之庙”。同时，又将杭州祭祀岳飞的“褒忠衍福寺”改名为“岳王庙”，并赐额“忠烈”。这一切可以初步判定《满江红》只能是岳飞所作。

    1986年，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收集到一部《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从中发现岳飞于绍兴三年（1133）题为“舆祝允哲述怀”的《满江红》及祝氏的和作。这首词与今傅《满江红》字句多有雷同，当是岳飞在后来特定环境中改定此词的基础。

    关于此词的写作年代，历来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当是作于绍兴十年（1140）秋。这年七月，在郾城，颍昌两仗中岳家军击溃了金兵的主力，岳飞话其部下曰：“直抵黄龙府，舆诸君痛饮耳！”正当他满怀信心，准备进军汴京时，高宗和秦桧一天之内连下十二道金牌，命令立即退兵。岳飞在无可奈何，极度悲愤中，改写原作，成就了这首壮怀激烈的千古绝唱。

    那些认为是明人拟作的人，除了把作者、作年视为最大疑点以外，退认为“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也是可疑的。其实中国共有三座贺兰山。一般词家都认为岳飞词是指宁夏的贺兰山，“借指金人占领下的西北一带”。但是当时它属于西夏，宋金并未在那里打过仗，岳飞何必去踏破它呢，而江西赣州的贺兰山，与岳飞“直捣黄龙府”的素志背离，肯定舆此词的写作无关。河北磁州的贺兰山在军事上具有重要地位，岳飞曾在此驻守经年，北宋末年金兵南侵，这里就成了抗金的主战场。所谓“踏破贺兰山缺”最有可能指此处。

    至于《金陀粹编》未能收录此词，则是因为岳珂编集时尚未发现。《满江红》一词湮没民间三百年，至时势需要时才重新现身。

（摘编自陈非《＜满江红＞（怒发冲冠）只能是岳飞的作品》）

    中国古代笑话于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等，这些寓言故事就是早期的笑话雏形，两者没有明显的界限，在幽默、讽刺方面是一致的，魏晋时期笑话确立不断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笑林》作为第一部笑话专集出现，增强了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独立性。笑话在明清时期空前繁荣，专辑不断涌现，代表作有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和清代的《笑林广记》。

    在《笑林》出现之前，中国先秦时期的幽默文学作品，其创作意图大抵是为了达到说理辩难的目的，并非单纯为引人发笑的纯幽默，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与当时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笑林》的出现，改变了这种传统，在笑话的表现手法上，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幽默而幽默”的观念。

    笑话中的幽默，就是用简单的情节，巧妙引出出人意料的结果。《笑林》以搞笑故事为主，往往在简单的篇幅中不忘情节的巧妙设置和形象的精心雕琢，表现出高超的引人发笑的叙事技艺。不少故事在铺垫中巧打埋伏，让人进入一个典型的环境中，之后突然揭开一个人们所难以预料到的结果，使读者或者听众经历由最初的期待紧张到结尾的醒悟释然这样一个快速的心理变化过程，从而引爆笑声，而这个转折就是传统笑话中的“笑点”。笑点能不能让读者感到好笑是笑话能否成功的关键。

    笑话能够达到“欢声满座”、“揭瓦哄堂”的艺术效果，其奥妙之一就在于精妙的修辞。古代笑话在修辞方面的成就很高，它注意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很注重运用多种修辞。从语言语境的角度来研究笑话中的幽默语言，能够帮助理解古代笑话的幽默，而艺术夸张是古代笑话中比较重要的修辞，在幽默理论中也有重要的地位。

    从美学观念看，笑话是属于喜剧的范畴，幽默讽刺是其瞩目的美学特征，因而其中的夸张手法必定与幽默结为一体。笑话就常常通过夸张的手法突出事物的矛盾，不仅把隐晦的东西显现出来，而且像放大镜一样把微小的东西放大开来。在描写人或事物的时候也有利用非合情合理的极度夸张，违反生活逻辑，违背生活真实来达到“可笑”的目的，例如建议鲁人截竿入城的老父、一叶障目取物的楚人，等等。这种言过其实的夸张修辞使言语更具幽默性，也给人深刻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宋扬《论魏晋笑话的文体成熟》）

    唐诗现在又开始让人感觉真切和亲切了，这是经历了和传统文化分别的痛苦之后才有的内心感觉。经历了千年，唐诗还留下那么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创作盛况。那么多唐诗显然不可能都是为了功名而写作的。它是一种流行的东西，是社会场合的一种交流方式，更多时候就像现在的歌词。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几个去歌台舞榭，听歌女唱他们的诗。几轮下来，独独听不到王之涣的诗。王之涣指着歌女中最美的一个，对在座的人说，如果她唱的不是他的诗，从此自己就不写诗了。那个最美的歌女出场唱的果然是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那一首。这说明我们所景仰的唐诗，在当时很可能多是传唱的歌词。当时写诗的人太多了，即使是李白，也可能就是在盛唐被歌唱了一些年。在晚唐大概唱不过小李杜和温庭筠吧？杜甫的诗，可能文本些，难以流行；杜甫的崇高地位，在他死去数十年后才建立，应该和唐诗本真的歌词性质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十年来中国流行歌词的长盛不衰是值得欣喜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悲欢冷暖，酸甜苦辣，都会感动在心，用心去歌唱。歌唱的内容就是人的现实和梦想，譬如生命、爱情、母亲、故乡、离别、重逢、游历和从军等等。这些在唐诗里也都写遍了。李谷一首唱的《乡恋》，对于故乡的依恋和怀念，和李白的《静夜思》是一样的精致平实。谷建芬作曲的《烛光里的妈妈》和孟郊的《游子吟》可以匹敌，《思念》和李商隐的无题诗，美感是相通的。还有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比，也是不见逊色的。

    把现在的歌词和唐诗比较，只是想说明两者是同样的东西。尽管不在同一时空，两者的文化身份是一样的。虽然两个时代的作品无法混淆，同样的留别的诗，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罗大佑的《追梦人》就不一样。但徐志摩的文本的诗无愧于时代，罗大佑的歌词同样无愧于时代。至于说历代的歌唱同样珍贵，为什么唐诗让我们心存景仰，甚至是徐志摩的诗总觉得要比现在的歌词好多了？且以唐三彩为例。唐人见到的唐三彩一定和我们见到的不一样。我们见到的唐三彩要美得多，是时间和距离产生了美。当时的唐三彩和唐诗一样流行，时尚，时时面对的东西美不到哪里去。迎面的歌唱可能不被看重，千百年前的歌唱，会滋润和鼓舞同样歌唱着的心。

（摘编自陈鹏举《诗与歌词》）

    中国文论一面讲诗言志，言为心声，好像语言一定表达真情实感，另一面又强调正名，要名实相符，说明早意识到言辞不一定可靠，有欺诈的可能。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就讲出了互相矛盾的两面。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更明确把可靠的话和好听的话区别开。文学当然是美言，而且是想象的虚构，所以确实可以说“美言不信”。文学的虚构不等于欺骗，但道学家鄙薄诗文，认为文章写得漂亮就很可疑。就连思想很符合儒家正统的杜甫，也因为诗中有“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便受到程颐指责，说“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文人们往往自己就瞧不起自己：扬雄是汉赋一大作家，却说那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后来曹植给杨修写信，就引用杨家这位祖先的话，说“辞赋小道”不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世”。弄得杨修不得不反驳，说他“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来之思也”，就是说曹植把话说过了头，有欠考虑。

    在西方传统中，柏拉图认为诗模仿本来就虚幻的现象世界，现象世界则模仿惟一真实的理念世界，所以诗是模仿之模仿，与真实相隔两层。而且诗只激励人的感情，无助于理性，所以柏拉图要把诗人驱逐出他所设想的理想国。柏拉图对诗的攻击在西方传统中影响深远，而认为诗不真实，于实际生活无补，就很接近于“美言不信”的看法。所以，无论东方或西方，文学都常处在边缘地位。过去压抑文学的或者是宗教，或者是政治和道德，而在现代，则恐怕是经济和商业，或者说是只讲实用和功利的心态。然而没有诗和美，没有想象和精神价值，那样的人生又有多少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