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美的音乐诠释

    ①悲剧美是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它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悲剧性的艺术表现中对美的肯定，而且往往与崇高和壮美相联系，使人产生深沉而巨大的同情共感和心灵震撼，并以其深刻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激励和启示，引发人们深层次的审美感受。音乐中的悲剧美是整个艺术悲剧美的重要的、极有光彩的组成部分。它把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加以集中、浓缩，以音乐所特有的表情效果使人们在苍凉悲愤或慷慨激昂的感受中，获得音乐美的体验。

    ②悲剧美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用语“悲剧”，也不同于戏剧体裁中的悲剧，而是作为美的一种存在形态，即具有悲剧因素的客体对象，所以它既与现实生活中的悲剧、戏剧体裁中的悲剧有着内在联系，又具有本质区别。美学悲剧包括了人类历史上、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不幸和苦难的事件,包括了一切艺术对这种苦难现象的表现。悲剧性的审美意义“是具有正面素质或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剧烈冲突中，遭到不应有的、但又是有必然性的失败、死亡或痛苦，从而引起人的悲痛、同情、奋发的一种审美特性。”悲剧本质上与崇高相通或类似，必须能使人兴奋兴起，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悦。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人们通常都承认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的一种”。这表明悲剧是一种富于哲理性、崇高的艺术。不过，并非所有的崇高都是悲剧，也不是所有的悲剧都属于崇高，那些表现英雄牺牲的悲剧性，具有震撼力，本身就与崇高相通。但具有正面素质的“小人物”的悲剧则是在社会生活中遭到不应有的痛苦而引起人们同情、沉思。这类悲剧性与崇高相去甚远。然而悲剧的效果就在于通过描写人类类似的苦难，来引起人民的恐惧与怜悯，从而净化和陶冶情操。

    ③大多数美学家认为，悲剧除了痛感之外还能给人一种深层次的快感。音乐作品中存在大量以悲为美的现象，亚里士多德有过这样的解释：“怜悯和恐惧是人们最容易滋生的两种情感，必须用悲剧、音乐等艺术手段，将这些容易滋生的、过分强烈的、搅乱平静生活的情感宣泄净化，而重新回复心理平衡。”悲剧的目的不在于让人沉浸在真正的痛苦和哀伤之中，而是使人的灵魂重新进入一种平静安宁状态，并在这种状态中体验着自由的喜悦。

    ④悲剧的快感来源于生存深处的生命力的舒张，而所谓的“生存快乐”，只有在受难的痛苦中才能被激发出来。我们熟知的贝多芬，他的幸福恰恰源于他的痛苦压抑和孤独。在他三百多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悲剧性都化作了深沉壮美的音响世界。他用饱满的热情、坚强的意志，用充满斗争精神的音乐与命运抗争、与黑暗的现实抗争。一切具有悲剧美的哀伤里，都能发现可以化作积极力量的因素。如阿炳的《二泉映月》、《听松》等，充满了人生不幸的控诉，音乐中刻画的社会冲突性，认识悲剧的深刻性，表明了悲剧美正是源于痛苦，这种痛苦又代表着神圣精神力量的升华——从痛苦走向欢乐。

    ⑤悲剧不是重在对苦难的渲染，而是重在对反抗苦难和毁灭中所呈现出来的抗争之美的表现上，只有对苦难和毁灭的抗争，才能够揭示出人性中的美，才能焕发出生命的全部光辉，张扬人的生命本质。

    ⑥音乐的审美功能在于它能对人类情感交流、体验、宣泄、调节等需要的满足，使人们在音乐中找到自己与人类世代流淌的情感之流的连接点、交汇点、融合点。并在交流、共鸣的过程中让人类美好的情感流入自己的心灵。音乐用其特有的方式诠释悲剧美，引导人们进行真理的探索和伦理的追求，在强烈的感动和激荡中给人以向上的鼓舞力量。

（节选自《文艺生活》，有删改）

埃博拉病毒为何难“破”

    ①西非地区的埃博拉疫情引起全球关注。但其实，人类早在1976年就发现了埃博拉病毒。近40年过去了，科学家为何仍未研发出针对这一致命病毒的特效药物或疫苗？破解埃博拉到底难在哪里？

    ②首先要从埃博拉病毒说起。这种病毒很难对付，对实验室中的培育环境要求极高。相关实验必须在高安全防护措施的实验室中才能进行，而具备这样条件的实验室在全球范围内数量有限。

    ③其次，埃博拉虽然是一种致命病毒，但客观地看这种病毒其实很少见，它的传播范围基本上就集中在西非地区，很多人以前甚至没听过这个病名。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格雷戈里·哈特尔所言，“由于史上埃博拉病例出现不多，此前医学界并未像研发艾滋病疫苗一样存在迫切压力。”

    ④而且埃博拉疫情的暴发时间不规律，不像某些病毒性传染病有特定的季节性，因此也就无法预知和防范。这就导致研究人员测试新疗法的机会也相应减少。

    ⑤此次西非三国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暴发了迄今最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截至目前报告的确诊和疑似病例总计1000多例，这与常见的疟疾、登革热等传染病相比，规模要小得多。而此前许多年，埃博拉在西非地区基本上只是零星感染。

    ⑥此外，缺乏经济效益也是针对埃博拉的特效药物或疫苗迟迟无法研制出来的原因之一。埃博拉药物或疫苗研发需要巨额资金，其销量却很有限，肯定没有私人企业愿意投资。英国雷丁大学病毒学家本·诺伊曼就说，“做埃博拉这种研发，对于任何一家医药公司来说，从经济角度看都是不可行的，因为企业要考虑到经济利益”。

    ⑦目前，主要是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资助埃博拉病毒的研究，而发达国家政府资助相关研究并非因为这是一种常见传染病，往往是出于防范生化袭击的考虑，其成果也很难扩散到企业。

    ⑧由于以上种种因素，针对埃博拉病毒的特效药或疫苗研发一直进展很慢。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就曾表示，至少一年内不会出现针对埃博拉病毒的有效疗法和疫苗。直到这次西非暴发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相关的研发才开始加速前进。盘点全球，目前正在研发的少数几种埃博拉药物或疫苗，主要集中在美国，但尚无一种完成严格的临床试验。据媒体报道，美国陆军资助研发的一种埃博拉药物已经在猴子身上显示出理想效果。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传染病专家弗雷德·海登谨慎评价说：“这种药物应该能行，因为动物模型显示有效，但是，除非在人体中进行临床试验，否则谁也不知道。”

⑨至于疫苗，美国政府资助研发的一种疫苗虽然已经在灵长类动物中取得了理想效果，但人体注射后效果如何、安全剂量是多少尚不可知。加拿大一家公司与美国政府签署了1.4亿美元的合同研发埃博拉疫苗。但早前，他们在健康人身上进行接种试验时，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叫停，理由是还需提供更多疫苗安全信息。

    ⑩眼下，医务人员面对埃博拉出血热患者能做的就是：减轻高热、呕吐、腹泻等各种症状，保证患者不脱水。埃博拉病毒虽然致死率高，但如果感觉不适时及时寻求医疗救治，有些患者仍有机会康复。

    ⑪那么这些尚未经过大规模人体临床试验的药物或疫苗，在当前西非疫情大暴发之际能先行使用吗？对此科学家分歧严重。

    ⑫病毒发现者之一、现供职于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的彼得·皮奥特认为，鉴于这次西非疫情史无前例，应该认真考虑是否采用试验性药物或疫苗。但也有很多专家表示，使用任何尚未经过大规模人体临床测试证实安全性的疗法或疫苗，都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而且很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

    ⑬世卫组织发言人哈特尔也说，目前阶段，世卫暂无计划要推动在西非疫区投放任何试验性药物或协助开展任何临床试验。

    岩画是一种石刻文化，在人类社会早期发展进程中，人类祖先以石器作为工具，用粗犷、古朴、自然的方法石刻，来描绘、记录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内容，是人类社会的早期文化现象和人类先民们留给后人的珍贵文化遗产。

    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岩画，主要分布于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的曲麻莱县、治多县、称多县和玉树市，总共143个岩画群、609幅岩画，分为狩猎、畜牧、战争、凹穴、棋盘、农耕、信仰符号以及车辆8种专题。玉树岩画作为在一个民族区域的岩画发现，目前已引起多个相关研究单位的关注。

    玉树州博物馆馆长尼玛江才介绍，通天河沿岸分布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摩崖石刻，通天河流域岩画的遗存形式基本为崖壁岩画和大石（或落块）岩画两种。崖壁岩画为通天河流域岩画的主要遗存形式，一般凿刻在露天山体的崖壁之上。其分布几乎贯穿了通天河流域的全境，且具有青藏高原岩画早、中、晚各时期的特点。甚至后来分布在此流域的唐、元、明、清时期的各类佛教摩崖石刻也均以岩壁为载体形式，体现了沿岸先民古远的刻石习俗。通天河流域的大石（或落块）岩画则自西向东主要散布于塔琼岩画点、客尤山岩画点、庚卓岩画点、东果岩画点等，地处河谷的缓坡、山脚或旷野地带，大小不一。与崖壁岩画不同，大石岩画的幅面均朝上。除此之外，通天河流域的崖荫岩画目前仅发现一处（位于曲麻莱县巴干乡一处名为“谐青”的山谷内），尚未发现洞穴岩画。

    “岩画的图像资料既是一个图像表述系统，更是一个符号语言系统，它们不仅仅是早期人类思想构造能力与艺术创造才能凸显的文化遗产，还主要是‘无文字时代’人类精神传达、情感表现、语言交流、视觉教育的图式代码，当然也是今人解读早期岩画制作族群思想、情感、心理等精神世界的通道或桥梁。”尼玛江才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玉树通天河流域发现的这些岩画意义非凡。

    “玉树岩画从古到今都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信仰体系直接关联，很多民众将岩画视为神迹的自然显像，也把岩画与山神信仰联系起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主任张亚莎介绍，通天河流域岩画延续时间较长，第一期岩画的年代在距今2600年左右，带有浓厚的黑海沿岸斯基泰文化特征。他认为，一个岩画区域若能提供相对丰富的图像类型、相对充足的图像数量，是支持该地区岩画研究得以深入的真正基础，从这个角度看，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群的发现至少已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图像语言资料，同时也证实青海西部玉树通天河流域应该是青藏高原上第三个岩画分布相对密集的区域。

    张亚莎说，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的风格反映出多样性特点，它不仅具有青藏岩画系统的特点，还具备北方岩画系统和西南岩画系统的特点，多样性风格是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反映，是古代民族迁徙的重要见证，它至少可以说明，青藏高原地区与外界的交流融合很早就已经开始了。

（摘编自2018年6月13日《光明日报》）

    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具有强烈的“时差性”，有些作家的作品一写出来就立即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特别是知名度高的作家，其作品基本上能及时传播，如宋代苏轼、黄庭筠等人的诗文一落笔，即为人传诵。而有些作家的作品就很难及时传播，常常是生前藏之名山，身后才得以传之后世。宋人的文集，有一些是在作者本人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由其子孙亲友刊印流传的。文学传播的“时差性”必然会造成作家影响的延后性，即作品传播滞后的作家，不可能对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产生影响，而只有当他的作品传播之后才会产生影响。一般说来，作家知名度的高低与传播的速度与广度成正比。

    作品传播的速度与广度，除与作家的知名度有关之外，又与作品本身的审美趣味有关，如北宋柳永的词作，符合当时市民大众的审美趣味，故传播及时而广泛，以至于“凡有井水饮处，背可歌柳词”。而北宋中后期的黄裳，是神宗朝的状元，在社会上的名气不算小，因为他写词，不注重娱乐性，不考虑听众的审美趣味，只是按自己的志趣写风雅之词，“以清淡为正，悦人之听者鲜”，所以无人传唱，也无人欣赏，只好孤芳自赏。

    作品传播的历程，常常不是直线型的而是曲线型的，有沉寂期也有盛行期，有低谷也有高峰。有些作家作品的传播，具有连续性。在当时及后世都盛传不衰，如宋代欧阳修、苏轼和辛弃疾的作品，问世后历来都为人传诵，基本不断。有些作家作品的传播，则呈现出间歇性的特点。盛行一时后，就湮没无闻，沉寂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崛起。比如李清照的作品，在南宋盛极一时，当时刊行的李清照作品集有《李易安集》十二卷本，《易安居士文集七卷本》等多种版本。到了明代，李清照的作品集又全部失传，以致于像杨慎那样博学的学者，也未见过李清照的调集，而近代以来，随着李清照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不断攀升，她的作品又得到了重新整理，并广泛传播。

    作品的传播，又有突起的现象。当时流传不广，在后代某个时期，因为某种特别的机缘而大受关注，广为流传，之后又复式微。如宋末周密、张炎、王沂孙等人的唱和词集《乐府补题》，在当时传本极少，元明两代一度失传，清代康熙年间朱彝尊偶然发现，让人在北京镂板刊行后，即大受追捧，广为传播，词坛上一时形成学习模仿《乐府补题》的热朝，京城的词风为之一变。此后，《乐府补题》虽然并未绝版，但传播有限。

    一个时期，不仅是传播当代的作品，还要传播前代的作品，一种作品，不仅是在当代传播，还要在后代传播，所以考察一个时期文学的传播，不仅要考察其同时代作家作品的传播，还要考察前代作家作品在该时代的传播。如研究宋代文学传播，就不仅要关注宋一代先后传播了多少宋人的作品和文集，还要注意当时传播了多少唐人及唐以前的文学作品集，前代哪些人的作品在宋代最具影响力。

——（摘编自王兆朋《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

    新闻作为一种媒体信息。本应有助于人们了解事情的真相，如信息论的提出者香农就曾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消除”，然而信息也会增加人们对真相认识的不确定性。尤其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摆脱这种困境?除了优化信息环境外，更现实的途径是提高受众的新闻素养。

    在信息时代，批判性地解读和使用媒体信息应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技能。为什么在今天要特别强调受众的“新闻素养”?这是由新闻的性质和当今新闻的发展趋势决定的。新闻是帮助公民自治的必要信息，和其他出于私人利益或兴趣而获得的信息不同，它关乎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最终会影响私人生活。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文化的介入、新闻发布门槛的降低，新闻与评论、娱乐、宣传的界线不再像从前那样清晰，“准新闻”甚至“伪新闻”层出不穷。

新闻受众应该提高自己的新闻辨别能力，对不同来源的信息设置不同的警惕值，这样才能使自己变得明智。如何批判性地解读新闻?受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报道有无确切的来源?来源可靠吗?（二）报道的内容完整吗?是否包含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经过等要素?假如不完整，原因是什么?三、报道者提供了什么证据?这些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四、这则新闻除了报道事件外，是否还有其他意图?

    有人认为受众都是愿意看到真相的，他们欠缺的仅仅是辨别能力，然而现实中相当多的受众首先欠缺的是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如果说从前的新闻受众在接收信息上缺乏自由的话，那么现在的新闻受众更多是被诱惑，把有限的时间用于关注娱乐新闻，而最危险的是在被抑制和被诱导中养成的对事实真相无所谓的态度，要么是“你知道了真相又能怎样”，要么是“根本就没有真相，一切都是阴谋”。前者导致老于世故地配合做戏，后者导致愤世嫉俗、拒绝相信一切。

    还有一些人尽管有寻求事实真相的意愿，却习惯于把常识当成真相，或者以常识为标准来判断事件是否真实。常识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能帮助我们迅速作出认知，提高判断效率，在生活中必不可少。其实常识并不意味着就是对事实真相的认识，常识往往受到特定观点和具体经验的限制，因人而异、缺乏普遍性和稳定性，有时会遮蔽事实真相。把常识推上神坛，会走向主观先行和反智主义的极端。因此，有必要对常识保持警惕。

    我们生活的时代，受众越来越多地拥有制作和发布新闻的机会，所以，仅仅强调受众解读新闻的能力和追求真相的意愿其实是不够的，还应该提高受众参与新闻生产的能力，提高他们所生产的新闻的质量。从新闻业的发展来看，无论对新闻受众还是对新闻工作者，这可能都有更大的价值。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土社会逐渐出现离乡、离土、离家等生活形态，“陌生化社会”逐渐取代了传统圈层化的“熟人社会”。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以微信为代表的即时通讯软件的普及，塑造了一个个微信社交圈层。变革了传统社交方式，将人们传统的社交路径由“线下”演变至“线上”，将人们重新拉回到“熟人社会”。

微信圈层作为网络聚合社交空间。它的参与主体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都是基于熟人关系而连接起来的。“加微信好友”的前提是和对方熟悉，微信朋友圈的点赞、转发、评论往往也是在熟人之间进行。微信圈层相互交叉，不断重叠，但都是以“己”为中心，不断拓展出去。微信圈层建立的目的是信息交互，情感沟通。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社会圈子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这种伸缩能力简单概括就是“推”，同样的，在微信圈层亦如波纹一般向外“推出”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微信圈层”。微信圈层迎合了人们多样化的社交需求，其呈现了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网络差序格局”移动场景，也由此开启了新型社交互动方式。

微信圈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原生圈层，是基于血缘、地缘等传统关系而组建的社会交往圈子，工作在不同地区的亲属常常通过这些微信群组建成跨越时空的交流平台，拉近了亲情关系。二是拓展圈层，是通过广泛的社交而新组建的圈层。拓展圈层主要包括学缘、业缘、趣缘等圈子。学缘关系圈层，指的是以外出求学或外出学习而有着共同生活经历的朋友之间建立的关系网：业缘关系圈层，指的是工作中的同事圈子，或者是由于某项工作而有了工作交集的群体；趣缘关系圈层，指的是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而建立起的圈层。所谓“拓展”，是指作为圈子中心的“己”通过个人努力和其他影响力而扩大圈子，以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微信圈层中的变迁。

（摘编自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差序格局在公私、权力和权利这三个维度奠定了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互动秩序，而互联网对差序格局的重塑也势必作用于以上三个方面。

一、具体来讲，网络空间中公私结构的剧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众进入公共领域的门槛降低，途径增多。乡土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被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但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计算、通信和储存成本的下降，互联网击碎了与传统身份相勾连的“准入资格”，公共领域渐而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二是网民“由私向公”的意愿逐步增强。在差序格局中，“爱无差等”的理念无法在乡土社会中落地生根，“自我主义”不仅使得人们“公私不分”，更令“由私向公”的转换难以实现。而随着社会化媒体普及，个人之间能够凭借互联网进行远距离的沟通和经验传递，并且私人生活也越发地能在网络上获得完整的展示，个体的情感、困惑以及利益诉求也因此可以迅速地引发关注、热议甚至是声援。

二、在网络社会中，差序格局所产生的权力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随着微博和微信的出现，读者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的“书写”来发表评论，他们更能以“转发”或“点赞”的形式来再造文本并重塑意义。实际上，“转发”或“点赞”既是信息的接力和重新编码，又发挥着颠覆权威叙事的功能。有时候，一些“不合常理”的点赞其实是网民以“戏谑”的方式来解构差序式的权力，通过破坏“权威与庶民”之间的传统情境和互动秩序，以获得网络社会中的“另类”话语权。

这种“另类”的话语权即“信息权力”。网络社会无疑更加看重信息的流动。于是，信息超越了知识和经验的地位，构成了权力的主要来源。具体而言，信息权力是“不在场的网民通过观点发布、消息传递、时事评论等行为在交流沟通中展现的权力”，它赋予了每一位网民发言的机会和针对时事的能力，由此增强了他们的话语权。信息权力制造出了“众声喧哗”的去中心化力量，摧枯拉朽式地瓦解了权力的差序格局。近年来，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纷纷开通“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也直观地反映了信息权力对传统权威的直接挑战及其效果。

三、网络公民权利的成型与危机、差序格局下的中国社会，缺少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而平等的公民权利体系。人们的权利被“纲常”做了差别化的抑制或放大，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往往是根据其所掌控的权力而灵活地进行伸缩。所以，权利与个人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存量相关，却得不到法律的平等保障。

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差序式的公民身份。一方面。网络提升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进了公民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和深化。截至2008年10月，我国有14个部门已推出60余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李永刚说：“我国成为了全球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这种覆盖面极广的恢恢法网，无疑反映了我国网民权利保障机制的日益健全。”网络社会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公民性，这主要归功于权利取向的网络舆论对非正义权力的制约，而这反过来又加深了网民对公民权利的体悟和学习。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现实的公民社会发育仍不够充分，其严重滞后于网络公民社会的发展。正如刘学民所言：“在西方，网络公民社会仅仅是现实公民社会的一个补充，而在中国，网络公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围绕网络事件而产生的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影响有些远远大于现实中的公民社会。”从某种程度上看，互联网在我国也就不仅是一种生产与生活的工具，它更充当了公民权利的“培养皿”，倒逼着国家逐步调整其与社会间的关系，以打开更多的“机会窗口”，继而创造出不单局限于互联网的多元公民权利。

（摘编自王斌《网络社会差序格局的崛起与分化》，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