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空间是固定、具体的，而时间则需要通过某种办法加以测定和标识。人们测定和标识时间的参照最初是感知和观察到的物候和气候的变化。什么时间月圆了、月缺了，什么时候气候转暖，种子发芽、庄稼生长了……这些变化就被我们的先人用来作为早期测定时间的依据。

    时间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人们为了更准确地衡量、计算、记录时间，就要进一步选择具有普适性，恒久性和周期循环性的参照物。于是，太阳、月亮、谷物的成熟期等，就成为了优选的参照系。人类很早就学会观察日月星辰，用以测量时间。大约在纪元前五千年，人们利用指时杆观察日影。纪元前11世纪，已经有了关于日晷和漏壶的记载。详细记录时间的钟表的发明，大约是13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了。

    协调和规范各民族或国家群体内部公共时间制度的，是各国的特定历法。世界现行历法最为普遍的有：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太阳历或称阳历，我国当今使用的公历就是这一历法，作为我们传统时间制度组成部分的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实质上也是以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周期作为参照物的；还有以月球围绕地球旋转周期为参照物的太阴历或称阴历；我国自夏代开始使用、后经汉武帝太初元年修订的兼顾太阳历和太阴历确定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即所谓“夏历”“农历”，或俗称的“阴历”“旧历”。这样说来，我们的夏历是既参照了对月亮的观察，又参照了对太阳的观察而制定的。

    我们的民间传统节日体系，例如春节、元宵节等都是依据过去千百年来通行的阴阳合历而确定的。这种历法在我们的实践活动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正像我们对光华照人的月亮以及太阳倍感亲切一样，对使用了几千年的阴阳合历我们同样有着深深的钟情和依恋。

    为了找到一个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要、又准确标识寒暑往来规律的计时办法，人们将一年365天平分为24等份，分别给予一个名称，如立春、雨水等，于是就形成了二十四节气的时间标识制度。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节气的名称与今或有不同，但在汉代刘安著《淮南子》中，就明确有二十四节气名称的记载了。各个节气都有明显的“物候”作为标志，即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我们的先人发明节气，把自然界的变化、动植物以及人体功能的状态和变化都反映出来了，而且相当准确：雨水，草木萌动；立秋，凉风至等。这些都是从人们对自然界的细腻感觉出发而形成的，体现出对客观规律的准确认知，相当科学。

    以上在我们中国人生活中合并使用的阴历阳历时间制度，各有其科学依据、计算方法和历史发展进程。表面上看来似乎互不关联、彼此相悖，但在我们的生活中交错使用、互为补充，形成了协调并用、多元而统一的时间计算体系。这个多元而统一的时间制度就是我们中国人生产生活节律和节日体系的背景。

（刘魁立《中国人的时间制度》，有删改）

伊秉绶的空间思考

    有清以来，书坛名家辈出，高手如林，伊秉绶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以古穆的格调构成了清代隶书成就的最高峰，留下了“书如佳酒不宜甜”的书史名言，其艺术底蕴是极其深邃的。

    伊秉绶出生于书香门第，喜绘画，工四体，其行楷有颜真卿之神韵，博采广收，兼师百家，自抒己意，为时人瞩目。其隶书成就最高，为清代碑学中的隶书中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少年即喜爱三代两汉文字，朝夕临摹碑碣，曾拜书法大师刘石庵为师，深得其惠。

    于隶书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探索，最后在五十岁左右找到了适合自我个性的书路——方正雄伟的风格。所以其书风中以《张迁》《衡方》《裴岑》诸碑的成分为多。他根据上下左右的结构和字与字之间的关系，随机应变地将字形处理成或扁平、或竖直、或正方，使其寻找到最佳的造型空间，造成意想不到的自然妙趣。

    发掘空间架构的奥妙是伊秉绶成功的基点。他善于发现字之本形可变的因素，然后加以大胆的变形。其隶书风格的基本特点是横平竖直、方正宽博、雄伟庄严，但又奇巧灵秀，具有强烈的表现意识和大胆奇特的艺术想象力。他的书法不只在向同时和后世的书家们彰示着书法艺术的构成潜能，而且会唤起今世书家对书法作为现代艺术的表现意识的觉醒。他对唐以来空间构架与节奏同步的成功进行思考后，大胆舍弃了线条的节律(相对于前人)，以单一的空间架构作为主攻的目标，对书法艺术构成进行了独特的理解。在他的书法里线条显得麻木不仁，非常迟钝，没有点画撇捺的变化，是一种绝对的平正的隶书格调，但这一点又有别于金农对线条的全破坏。他有意削弱线条的节奏——顿挫提按的弹性，而准确地捕捉住中锋美的线条本质，加大了线条的立体感和力量感，真正使人感到“古穆雄强”的书法风范。他似乎不在乎别人的献媚与讨好，而是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他像一个忠厚老成但不懦弱的托孤老臣，正襟危坐，不动声色，但一切事态变化都已尽收眼底。正如熊秉明所说：“他写大字雄伟厚重，笔画往往跃出格子，侵入边缘留白，发出一种威临观者，震慑观者的气魄。文字内容和书法形式打锤为一体，是道德令句，是棒喝，仿佛是摩西捧出来的戒律碣，这和过去唐代的醉狂派、宋代的抒情派、明代的宁丑派都是不同的。”

    据包世臣《艺舟双楫》记载，伊秉绶的执笔方法是从刘墉处学得，“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中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与食指作圆圈，即古睛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对食指者，则形成凤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传也。”我们仔细体会伊秉绶独特的书法风格当与其执笔用笔的方法有相当的关系。他以龙晴之法作书，笔杆常常斜向左前方，用笔取逆涩之势，而且写字速度甚缓，因而书作极富金石意趣，耐人寻味。

    伊秉绶的书法精彩过人，让人叹为观止，但是他留下的书论却极少，我们只能从片言寸语中去寻找他的创作轨迹，他将自己一生的艺术经验集结为三十二个字：“方正、奇肆、姿纵、更易、减省、虚实、肥瘦，毫端变幻出于腕下，应和凝神造意，莫可意拙。”这是极富见地的。

从源头领略中国文学之美

    几乎人人都知道中国有一部《诗经》，然而真正一首一首通读《诗经》，并从中领略其文学之美的，却少之又少。我们常常以为学过了“关关雎鸠”或“蒹葭苍苍”就是学过了《诗经》，我们以为吟唱被改编过的“我愿逆流而上，寻找她的方向”就是在亲近《诗经》，我们甚至以为读一些作家对《诗经》的纯美解读就感受到了《诗经》之美。可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去深入《诗经》，领略其原汁原味的美呢？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是中国文学之“祖”。读《诗经》，你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惊喜，你会发现，你学过的那么多唐诗宋词，你用过的那么多词语典故，原来是出自这里。

    《诗经》里最美的送别。“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燕燕于飞，下上其音”（《燕燕》），诗中那上上下下飞来飞去的燕子，使一幅“劳燕纷飞”的悲伤图景呈现在我们眼前。而“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又让我们看到一个伫立在那里的人，看着被送之人，一直看到看不见为止。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岑参“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应该就是这“瞻望弗及”场景的延续吧。明代学者称这首诗为“万古送别之祖”，确实一点儿都不过分。

    《诗经》里有最美的女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样的名句，同样出自《诗经》。整首诗的名字是《硕人》。“硕人”就是“高大的人”，古代以高大健硕为美。这是《诗经》305首中写得最美的一首诗，后世那些描写美人之美的词汇，与这首诗相比，都显得大为逊色。诗中写到，这美人，她的手像嫩嫩的白茅草，她的皮肤像润肤膏凝聚起来那样。最关键的，是她笑起来是那么优雅，她的眼睛是那么顾盼生姿。如此华丽丽的比喻，出现在上古时代，你是不是会觉得惊讶？、

    《诗经》里还有最美的男子。“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壁”（《淇奥》），这位绝世男子性情稳重儒雅，举止庸容高华。古人打磨骨叫“切”，打磨象牙叫“磋”，打磨玉叫“琢”，打磨石叫“磨”，一个男人的性情竟然如骨般硬朗，如象牙般高贵，如玉般光洁，如石般坚定不移，举手投足之间，丰神俊朗，如金锡圭玉白璧般流光溢彩，那该是如何的灼灼其华，照人眼目？更何况，这男子“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喜欢开玩笑，但不令人难堪。他有诙谐幽默的交际技巧，于谈笑之间，大事成就。这样的男子，是不是好男儿的典范？

    《诗经》中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民间的男子女子，还是征夫思妇，或者王公贵族，他们都有形有神，那么真实而生动地生活过。一个小官吏在出差的路上感叹：“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天上小星三五颗，自己却得连夜走在路上；淇水河边，姑娘叫小伙子去看水，小伙子说已经看过了，姑娘说再去看看吧（《溱洧》）……沿着《诗经》的河流逆流而上，你会感受到他们那些平凡的生活，那些与我们一样的情感路径。他们对爱的呼唤、对美的渴求，他们的悲愤，他们的讥讽，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抑郁……都能穿越几千年的历史，给我们以或喜或悲的感染。

    不同年龄的人读《诗经》，感受会有不同。但我想说的是，在你人生的任何年龄阶段，读《诗经》都是一件美好的事；而如果一生都没有好好读过《诗经》，也一定是一件遗憾的事。

    了解中国文学的根，请从《诗经》开始。

独到寒山顶

杜芳清

    今年春节期间，我独自登上近些年新开发的乌鲁木齐雅玛里克山的顶巅。山上被冰雪覆盖，空中仍飘着小雪。风不大，却像刀子一样刮人肌肤。山上仍有隐隐约约的路迹，是管理山林的清洁工扫出来的，还是寒风有意无意之中吹出来的，我不得而知。我也不愿多想它。人生有限，岁月宝贵，不必物物寻根，事事探底，只需走好自己愿走的路，做好自己想做的事。在雪天高低错落的茫茫山野中游走，我自然得拣道而行，因为我早已从人生的坎坷道和荆棘林中走出，摆脱了莽撞，抛却了固执，摈弃了狂想，甩掉了浅薄。况且这山的地形坡谷我早已熟知。尽管如此，我还是捡了一根长长的干树枝作探路之物。

    我不怕冷，尽管是零下二十一度，我并没有感到那种奇寒。但我还是在两个毛衣之外又加了件藏蓝色大衣，大衣领内又围了条黑白间点的围巾。我慢慢地随意而轻松地向前放步，上坡，越谷，转弯，踏阶，雪花为我轻扬飘舞，树木为我冰清玉洁。这些坡坡岭岭道旁渠畔的白杨、垂柳、青草、野花，夏季是何等地放情开颜潇洒妩媚！可时光一转，秋风一吹，它们就叶子变黄，枝干变秃，“一朝春尽红颜老”了。自古女子怕红颜褪去，男子怕体弱无能，但这是自然沧桑，谁都逃脱不了啊。只是我想，处在同一个时间段和年龄段的人，其精神和状态竟有天地之差，有的女子潇洒依然，风韵独存；而有的女子却褶皱网面。有的男子成熟威武，年富力强；而有的男子却面如土灰，老态龙钟。何止同龄，不同龄者亦是如此，有的年过八旬，仍是鹤发童颜，声如洪钟；而有的不足三十，却是疲态不振，目光呆痴。我曾于十五年前说过：真正的青春在精神，而不在年龄。眼前的山野已不是秋天，而是银装替换了绿装的严冬季节。可我却聊发少年狂气，稳踏阶台，迅速登上了山顶的凉亭中。

    在山巅，我忽然感到一股冰凉的清气穿过我的全身，脑腔中的杂质和腐物也被全盘清除，浑身觉得好轻松好清醒。六十多年的人生风雨击破了我的童真，酸甜苦辣的悲欢阅历练就了我的才智，善恶正邪的人世百态顿悟了我的思维。此时此地，我敢于面对苍天厚土，面对人世尘寰，庄严而郑重地说：天地之间，人界之中，我好清醒好轻松啊！

    我挺胸东望，大西北名城乌鲁木齐的千楼万厦笼罩在雪花飞舞之中。冬季是冷，可没有寒冷，哪来的雪花飞舞？哪来的玉树琼枝？哪来的栩栩如生的冰雕雪人？哪来的茫茫千里壮观气派的冰雪世界？我喜冷，还不在于它的外观外貌，而在于它的哲学内涵。许多人都喜欢热，因为热能生春，没有春天，哪会有山明水秀万紫千红的胜景？因为热能生情，没有热情，就会出现心难通、事难成的冷落而尴尬的局面。但热盛出浮躁，热极出膨胀。人间诸事之败大都败在一个“热”字上。少年意气导致的打杀成祸，受委屈不忍，一怒而结冤仇，都市邀友聚会上的酒桌醉态……这些有失社会文明又污染人文环境的劣态，极为影响人们的心灵健康。这就需要一个“冷”字。有冷才有静，先冷而后静。静生平和，静出智慧。任何棘手之事、麻烦之事，必须先作冷处理，然后再图良策。这样才能据情顺理，得以比较合情合理的解决。所谓“三思而后行”，不冷静何来三思？不三思何来良策？无良策事怎能做顺做成？无论是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国事、民事，都不能偏离这个思路和程序，其先决条件就是：先冷静下来！

    雪花陪伴我下了山。路迹不清，我竟然没有滑倒。

（有删改）

古典诗歌的现代传承

杨景龙

    综观20世纪中国新诗，从创作实践到理论批评，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到观念题旨、艺术精神，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诸多优良传统。不过，这种继承不是亦步亦趋的墨守成规的仿效，而是在横向移植的外来参照之下的现代创造性转化。。

    胡适的《尝试集》作为白话新诗的发轫，其秉承古典诗歌的遗传基因即至为明显，胡适自己就承认，他的新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胡适之后，白话诗人的创作或强或弱，或显或隐，或多或少，都无法完全逃离古典诗歌传统的一脉血缘。

    古今诗歌意象、诗句之间，像戴望舒名篇《雨巷》的中心意象“丁香”，即来自李璟《摊破浣溪沙》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卞之琳就说《雨巷》读起来好像旧诗名句“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现代白话版”。余光中《碧潭》有句“如果舴艋舟再舴艋些／我的忧伤就灭顶”，活用李清照《武陵春》词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古今诗歌作品之间，郑愁予名篇《错误》的艺术构思，显然借鉴了苏轼《蝶恋花》下片中的无焦点冲突和戏剧化情境；舒婷名篇《船》表现的咫尺天涯的永恒阻隔，与《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同出机杼。

    古今诗人之间，像郭沫若诗歌的豪情气势与李白诗歌，艾青诗歌的深沉悲郁与杜甫诗歌，戴望舒、何其芳诗歌的辞色情调与晚唐温、李诗词，卞之琳诗歌的炼字琢句与南宋姜、吴雅词等；古今诗体之间，像胡适之体的浅白与元白体的浅俗，俞平伯、严阵、流沙河诗歌的语言节奏与古代词曲句式，郭小川的新辞赋体诗歌与古代辞赋歌行，白话小诗的体式与古代绝句小令等；古今诗歌流派之间，像新边塞诗的激昂豪迈、地域特色显明，与盛唐边塞诗的激情悲壮、异域风光独特等；古今诗歌主题之间，像社会政治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时；生命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愁主题等；古今诗歌形式手法之间，像构句分节押韵，意象化，比兴象征，构思立意，意境营造与氛围渲染，叙事性和戏剧化，互文与用典等：其阃均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开展扎实有效的古今诗歌传承研究工作，有利于古代诗歌研究者扩宽视野，完善知识结构，形成关于中国诗歌史发展演变的整体现，理清20世纪新诗的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从而对古典诗歌的现代价值和现代新诗的艺术成就，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估；并以辉煌灿烂的古典诗艺为参照，剖析新诗艺术的利弊得失，提升新诗的艺术水准；促使古典诗艺的现代性转化；它还有望在中国诗学领域拓展出一片边缘交叉的新垦地，形成一个新的分支学科；而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更有益于于培养现代学人丰富的审美趣味、弘通的历史视野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能力。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房屋是房屋，园林是园林。没有园林的只能算是房屋，没有房屋的只能够是荒野。房屋加上园林才是完整的建筑。故此，较小型的房屋附设庭院，大型的园林附设房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官场俗务之余，都会向挂在墙上的水墨山川投以向往的一瞥。这种寄托看似无足轻重，却被视为知识分子达到“完整人格”的基本条件。

    在条件未成熟时，“寄托”会投射在住屋的方丈庭院里，明、清两代就有不少名士对处理小庭院（小至天井）的心得大作文章；一旦有足够的经济条件者，例必大造园林。无论建造房屋的目的如何，园林的要求都大致相同，就是在现实的目的之外，创造一个令身心舒放的境界。

    君子慎其独也。“独”是在非公开的场合，往往就是自己在家的时候。于是大家的“家”就带着培养“君子”的严谨和克制的气氛。长期居住在行必有据的礼仪之所得君子，身心未必可以平衡，幸而有园林。儒家思想落实在严谨规整的合院式建筑布局里，老庄强调的生命则弥漫在园林中。

    中国历史绵延漫长，园林之嬗变，皆有迹可寻。传说中黄帝有个百兽都来饮甘冽泉水的玄囿（前27世纪）（《穆天子传》），很明显，有皇室就有皇家园囿。囿，园有垣也。一日禽兽有囿。圃，种菜曰圃。园，所以种果也。苑，所以养禽兽也。信史（有文字记载）开始，整个商代值得一记得可不是园林，而是纣王的“肉林”和“酒也”。所以一般园林故事大都从英明有为的周文王开始（前12世纪），他营造的灵囿是人类第一个可以开放给百姓捉雉猎兔的野生公园。与民同乐的时间很短暂，四分五裂的春秋时代，各国都忙于兴建高台，高观重楼，望敌方，望属于自己的一片江山。园囿用来狩猎野兽，操练骑射大于游玩欣赏。

    魏晋南北朝，战争和佛道思想一起兴盛，南朝烟雨楼台中，寺寺园林。“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谡谡如劲松下风”。写崇山峻岭，却是形容人的风采，园林景致开始与内在品格相应。这个不稳定的时代，清高的知识分子大多远离是非地，隐逸山居，参禅读书，开田园诗、山水画和山居园林的先河。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种与世无争的况味便成为了私家园林的新意象。

    魏晋的隐逸田园之所以能避过盛唐富贵的色彩，主要归功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这位开山水画南宗的天才诗人，将诗情画意一并写入自己的园林辋川别业里。古代圈地成园那种“且占它一片好江山”的大手笔，到这个时候终于完全洗脱“游牧的记忆”，上升至境由心造的诗意之路。中国古代建筑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后世所谓的园林艺术（并非自然艺术），亦在这个时候真正开始。

    元、明两代，文人画走到巅峰，上接王维，中国园林已被诗书画熏陶了超过一千年。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作品每被视为造园的蓝图。崇山峻岭与人的内在品格相应，宋、明著名画家笔下的苍雄山势和一草一木，都成为园林里假山花石造型的蓝本。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园林故事，中国园林最大的特色并不在于源远流长，而是在于文人与园林结下的不解之缘。凿石引泉，编竹为篱，画家、诗人、思想家、政府高官以至帝王都介入工匠建设，正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本色。

    “凡士人皆懂造园”，造园者非要有一番见识不可。

（摘自赵广超《中国园林的文人气》，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