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噪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 ：“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 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清香楼主

聂鑫森

    在古城湘潭，甄仁称得上儒商。他在雨湖边的文昌街租赁下一家三层店铺，悬一横匾，上书“清香楼”三个隶书大字。一楼是门面，右边专卖名酒，漂亮的陈列柜里摆放着轻易不卖的名酒样品，左边专卖纸、墨、笔、砚……二楼三楼是吃饭喝酒的地方。一楼门面两边的楹柱上，是甄仁亲自拟写、名书家书写、名刻手雕刻的一副对联：美酒佳肴舌尖滋味，宣纸端砚腕底风云。

    凡是有些文化情结的人，经过清香楼，总会停下来，细看这副对联，书法雅逸、刻工精妙。于是忍不住进店去，或买东西，或饱口福。

    清香楼的总经理是甄仁，具体的事由他的夫人操持。甄仁主要奔走于书画界联络感情，尤其对那些名家大腕访之甚勤。凡有头有脸的人来此设宴，他必自始至终地款待，绝不出半点儿差错。

    那一次，年近古稀的雷默在这里宴请外地的几位友人，幸亏甄仁在场，要不就会闹得不愉快。

    雷默为湘潭书画院退休画家，是全国少有的书画界全才，诗、书、画、印都让人称赞。尤其是画松最让人称道，铁干铜枝，龙鳞粗拙，针叶鲜茂。虽每平方尺万元以上，他却不肯轻易出手。雷默设宴，只点菜，不要酒，他自带了两瓶贵州茅台酒三十年陈酿。

    按礼数，甄仁先在大门外迎客，再引之入雅间，然后亲自沏茶，并记下客人所点的菜名，退下，去厨房细细交代。酒过三巡后，甄仁自备一杯酒，到雅间来敬雷默及客人，宾主尽欢。

    不到一个小时，一楼的店堂里传来争吵声。跑堂的小伙子急匆匆告诉甄仁：雷默和客人把酒豪饮一尽，指名要买陈列柜里的两瓶茅台三十年陈酿，但甄夫人执意不肯。甄仁心里骂了一声“蠢婆娘”，忙去了店堂，把夫人拨到一边，拿出酒来，说：“雷老，贱内不懂事，请您海涵。这样的好酒，雷老不喝谁喝？我送给您，算是赔罪。”

    雷默仰天大笑：“酒不能让你送，酒饭钱用不了我的一尺画哩。你的话让我快意，雅间靠墙立着画案，你很有心啊。快把大册页、色、墨、笔等物摆上去，我和朋友边喝酒边轮流为你作画，算是答谢！”

    甄仁常备的大册页本，一折一面等于一张四尺斗方。书画家在酒酣耳热时，或遣兴或应甄仁之请泼墨挥毫。这些作品，为甄仁变了不少现钱回来。

    这一次，雷默及友人又画了十张。遗憾的是，雷默没有画松，画的是一篮荔枝，题识是“大利年年”。

    甄仁的母亲快满八十了，住在乡下的青松镇。甄仁的父亲过世早，母亲这一生吃过不少苦，现在生活好了，他要隆重地为母亲贺寿。他备了一个大册页本，题签为“百松多寿图”，自写了序，概说老母生平及儿孙的感恩之心，然后登门求请本地名画家各画一幅。

    夫人问：“怎么不请雷老画松？”

    “先让别人画，中间留出连着的两面再请雷老画，他不画就不好意思了。”

    在一个春雨潇潇的午后，甄仁先打电话预约，然后打的去了雷默的家。两人坐在宽大的画室里，喝茶、聊天，甄仁动情地说明来意，再打开册页本，请雷默观赏一幅幅松画。

    “还留了两面，想请先生赐画，不知行否？”

    “大家都画了，我不画有违常情。早些日子，有个房地产老板，说要为一个领导之母贺寿，愿出十万元购一张松画，我一口回绝了。这两人口碑都不好，我没有兴趣画。”

    “雷老，您的画无价，我不能说用钱买画，我是求画，请成全我这份孝心。”

    雷默拎起毛笔蘸上墨，画几株南方的马尾松，再画峭峻的石头。甄仁说：“先生画松得南宋李唐之气韵，与常见的北地之松不同，你画南方马尾松，是多年写生所获，透出一个秀字，很是了不得！”雷默说：“你没有说外行话，我很高兴。”

    画完了，雷默题识：松谷云根图。癸巳春应邀，雷默一挥。

    过了些日子，有人告诉雷默，在那位领导干部之母的寿宴大厅里，他看见了那幅《松谷云根图》，画的上边临时夹着一张大红纸条，上写寿者的姓名和贺寿者房地产老板的姓名。

    雷默马上明白了：“什么东西！”雷默狠狠地骂一句。

（有删改）

价值

刘永飞

    苏国良还没回到村里，却已成为村人的笑柄。

    起初，村人将信将疑，可是待苏培盛回来之后，一切得到证实，原来苏国良还真是个“二百五”。

    苏培盛是腊月二十七的下午回到村子的，当晚已有多家备宴来请。席宴间，主人极尽奉承之能事，说他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还说什么“国有邓小平，村有苏培盛”。

    苏培盛听了这句话，噗的一声吐出酒菜，差点笑岔了气儿。他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我是一小偷，能和邓小平比吗？

    主人说，“别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不是邓小平说的么，别把自己说得那么难听。你看看这几年村里起了多少高楼，哪一栋不比外村的气派，这都是您的功劳呀，要不然，光凭他们出去打打工能盖起这样的楼？下辈子吧。再说了，这都啥年代了，小偷咋啦，我看比那些贪官污吏高尚多了，还是那句话，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酒肉吃完，好话说尽，主人这才借着酒劲儿说出了自己的小九九。说什么自家的孩子不是读书的料，又说考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呢，还不如趁早跟你培盛叔出去历练历练。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苏培盛自然无法拒绝，他吐掉牙签说，行，年后跟我走，只要别学苏国良就成。

    不会的，不会的，酒桌旁一直沉默寡言的后生信誓旦旦地说。

    酒足饭饱，苏培盛打着嗝，在主人一家的簇拥下，歪歪斜斜地走了。

    一年前的这一天，苏培盛也是这样从苏国良的家里走出来的，那时候和现在唯一不同的是，苏培盛眼里噙着泪花，他在门口心情复杂地拍了拍苏国良的肩膀说：“放心跟我走，今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平日里并不憨傻的苏国良第一单“买卖”就搞砸了。在这之前，苏培盛在技术和心理上亲自培训他。在培训心理时，苏培盛说，干这行最重要的是不能紧张，要装得跟没事儿人似的。

    他还说，别怕被人抓住，你要谨记，现在已不像早些年，如今管闲事儿的人越来越少了。当然，即使碰到个“愣头青”也没关系，咱们人多，稍微一打掩护就能脱身。

    那是个星期天，一个妇女怀抱着一个哭个不停的婴儿去医院，幸运的是一车人没一个给她让座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做活”的难度。

    更可喜的是，那妇女从口袋里取纸巾时忘了拉拉链，厚厚的皮夹子裸露在外，这可真是无赐良机！可是，就是这闭上眼睛也能十拿九稳的活儿，愣让苏国良搞砸了。

    煮熟的鸭子飞了，飞就飞了吧，尽管小组成员对苏国良不满，苏培盛还是替他说好话，他说，谁没个第一次呢。

    其他成员问苏国良那么容易的事儿为什么不伸手，他说觉得良心上过意不去，还说一看就是乡下来的，没了钱孩子的病怎么办？那不是要人家的命吗？

    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不乐意了，他们说敢情就你有良心，有良心你还干这行？

    这次也就算了，关键是接下来的几单活儿全砸了。做贼不偷东西，在团伙里是大忌，你总不至于让别人养吧。

    促使苏培盛让他离开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儿，那次，也是在公交车上，偷窃对象是个老人。苏培盛知道苏国良的毛病，只让他打掩护，可是就当自己人逼近老人时，苏培盛却清晰地看到苏国良趁一个刹车，猛地将老人撞了一个趔趄。老人警惕了，生意又砸了。

    看着小组成员一张张愤怒的脸，苏培盛平静地说，国良，你走吧。可，他是个老人呀，我实在不忍心……好啦，苏培盛打断了他的话，他说，我需要的是个能偷东西的贼，而不是个有良心的人！

    这不，苏国良离开的消息传到村里，村人的嘴巴都快笑歪了，他们说：“良心，良心能值几个钱，他们家祖孙三代倒是都讲良心，结果呢，穷得连个婆娘都找不到……”

    新年到了，归来的人都在庆祝一年的收获，唯有苏国良家冷冷清清。去年的今天父亲还在，甚至老父亲求苏培盛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父亲说自己无能，连给孩子找个媳妇的本事都没有，他希望苏培盛能把苏国良带出去。他知道，父亲说这番话时，内心一定很痛苦。

    野外，爆竹声四起，许多人家都在拜祖。直到夜幕降临，苏国良才买了纸，默默地去了祖坟，他要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

    远远的，他见自家的坟地里有火光跳动。这么晚了，谁会来我家坟地呢？走近了，他看到一个身影堆坐在父亲坟前。火光暗淡下来，眼前一片模糊。

    “二爷，您千万别怨我，不是我不收国良，而是我不忍心看他变成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二爷，我虽不讲良心，可是我知道良心金贵呀。当初要不是您在大灾之年宁可全家饿肚子也要来救济我这个孤儿，怕是我的尸骨早就没了呢。二爷呀，今天这世道坏啦，不是良心不值钱了，是良心太贵重了，一般的人已经拥有不起了……”

    这是苏培盛的声音，苏国良听着听着，再也忍不住地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

（选自《小说月刊》2014年第8期）

最后的电波

    行动开始了。

    我父亲原定走北路，担任掩护，由于李安本出马，结果被调至南路，随大部队行动。“要不是老李”，我父亲后来常说，“我说不定早就见马克思了。”“老李，外号‘飞锤’，不仅收发报样样娴熟，而且机务上也有一套。自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和我在新四军皖中独立师第三团共事，我这一辈子啊……”父亲之所以屡次这样感叹，皆因他的一套娴熟技术皆传自李安本。

    按计划大部队一路向南猛突，但电台始终保持静默。相反，北路小队频繁发报，他们把平时抄收的新闻稿都拿出来，反复发送。果然，敌人上当了，开始调集兵力向北围追堵截。旅长下令全速前进，争取时间。他说我们越快到达，北路的压力便会越早解除。据事后得知的消息，驻青城日军指挥官藤田五郎大佐曾多次接到南路发现我军大部队的报告，

    但他并不相信，以为这是新四军的调虎离山之计。因为日军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跟踪监听，并随时向他报告，证明新四军的电台就在北路。这一错误的判断使他错失良机，打好的算盘完全落空。

    白露过后第七天，我军终于突破重围，来到了江边，与江北前来接应部队胜利会师。部队到达时，已是深夜。旅长顾不上休息，下令立即架设电台，与北路联系。“那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夜晚”，我父亲清楚地记得，他们来不及找地方，就在江边一个渔棚边架起了电线。旅长和参谋长都站在我父亲边上，等候消息。我父亲连续呼叫，一连半个小时都没有回音。大家浑身是汗，心都焦烂了。“他们也许在行动中，没有架设天线。”我父亲这样说，手里攥紧了老李临行前送给他的烟斗。这时渡船已经陆续到了。旅长指示我父亲继续不停地呼叫，一刻也不要停。“一有消息，马上向我报告。”吩咐完了，他便和参谋长一起到江边指挥部队渡江。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天渐渐亮了，东方泛起一抹淡淡的晨光。这时耳机里突然传来声音。我父亲兴奋地大叫：“来了！来了！”

    有人立即前去报告旅长。不一会儿，旅长和参谋长都小跑着过来了。“怎么样，怎么样了？”旅长连声问道。

    可耳机里忽然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我父亲一边调整波长，一边连续呼叫。“怎么回事？是他们吗？”旅长问道。我父亲说是的，肯定是的。“他们情况如何？”团长又问，我父亲摇头道，“不知怎么突然断了……”

    “呼叫，给我呼叫！”

    我父亲连续不断地敲击着电键，时间漫长得令人窒息。终于，嘀嘀嗒嗒，嘀嘀嗒嗒，耳机里传来熟悉的电波声。“老李！是老李！”我父亲叫了起来。众人一片欢呼。“嘘——”我父亲做了噤声的手势。大家随即安静下来。我父亲急忙开始抄报。抄一句，参谋长就迫不及待地拿过去照着密码本翻译，可一句也翻不出来。“这不对啊。”他对我父亲说。我父亲抄完报后，接过来一看，头脑顿时嗡了一下。

    “这是脑记密码！”

    “什么意思？”参谋长问。

    我父亲解释说，这说明他们已经销毁了密码，因为脑记密码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用。“看来他们已非常危险，否则不会销毁密码。”我父亲说。

    好在李安本教过他脑记密码的方法，凭着这种方法，他把电文翻译了出来。大意是，他们已身陷重围，弹尽粮绝，密码已毁，电台也即将销毁。

    旅长说：“告诉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回来，我们等着他们！”我父亲把电报发出后，对方一下子没了声音。按照李安本的操作惯例，他每收完电报，都要给收据。可这次却是例外。

    “收到没有？”旅长问。

    我父亲摇摇头。

    “呼叫，给我呼叫！”旅长大声命令，声音都有些变调了。

    我父亲不停地呼叫，身上大汗淋漓。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收报机又有了声音。我父亲扶了一下耳机，连忙抄收，没想到抄下来的却是一组明码：再见，战友……

    “坏了！”我父亲心里一沉，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没容他多想，耳机里又跳出一串明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随后，耳机里的声音戛然而止。

    旅长接过抄报，半天没有说话。他默默地摘下帽子。我父亲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在场的人也都慢慢地摘下了帽子。我父亲将烟斗放到胸口袋，默默将电报机重新背在肩上。周围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江风划过长空，发出尖厉的呼啸……

（摘编自《人民文学》，2018年第7期）

美丽乡村

芦芙荭

那天早上，他刚进办公室，电视台的总导演就找到他。说，电视台准备拍一部关于乡村记忆的纪录片。地点选在你老家的那个村子，你得给我们帮帮忙。

他的老家距县城有七十多里，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小山村。村子里的房子、门楼、院墙以及鸡舍、猪圈、牛栏清一色都是用青石板砌成。虽然没有街道，但户连户、舍连舍勾连成一片，错落有致，看起来特别美。他虽然离开村子多年，每年总会回去转上几次。这些年，他在城里盖起了一栋栋大楼，心里却总是割舍不了那些石板房。那里每个角落都有他美好的记忆。

一听说在他老家拍电视片，他一下子就来了兴趣。

总导演说，是这样的，我们已到你老家那个村子踩过几次景了，一切都满意，唯一缺的就是人了。

    缺人?他有些不明白。

是的。你的老家你知道。这几年村子里的人外出的外出，搬走的搬走。那天我们去村子里踩景时才发现，偌大的一个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而且都是老人。问题是，我们拍纪录片，不能拍个空村子吧，那么好的景致，没有人，拍出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明白了总导演的意思，可这比出钱的难度还大。

别给我说难。我知道你的能耐，凭你在村里的威信，这事对你来说就不算个事。

送走总导演，他就开始给村子里在外的人打电话。

一开始，大家听说要在老家的村子里拍电视，都兴奋得不得了。其实，每个人的心里还都装着那个村子。可一说到具体的事情上，问题就来了，有的说生意忙走不开，有的说小孩要上学得照看，推三挡四找各种理由。

尽管难度大，最终他还是做通了全村人的工作。事情总算定了下来。竟然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村子里一户准备给孩子结婚的人家，也被他说动，决定将婚礼搬回村子里办。

在摄制组开拍的前两天，他和村里的人相约着，拖家带口地回到了村子里。

那时孩子们刚好放寒假。为了还原生活，他还特意买来了红辣椒、玉米棒子，将它们穿起来，挂在各家各户的山墙上。石板墙红辣椒，一下子将所有人的记忆拉回到过去的岁月。

生活其实是不用导演的。大人们平时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火塘里生起火，围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小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像自由的小鸟一样，在村子里追来跑去。偶尔响起一声两声狗叫，村子就一下子活起来了。

电视开拍的第二天，那户给孩子结婚的人家，门上贴上红红的对联，场院里摆起了酒席，全村的人都来喝喜酒。主家还请来响器班子，吹吹打打地热闹了起来。大家几乎都忘了拍电视的事。

电视片拍得是异常顺利。杀青那天，总导演握着他的手说，多么好的乡村生活呀。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下雪，要是下一场雪，孩子们再在村子里打雪仗，堆上雪人就更有意思了。

送走摄制组的那天晚上，他让老婆将炕烧热，美美地睡了一觉，这些年他在外打拼还真的没有好好睡过一次安稳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真是好呀。

早上起床，他一打开门，外面竟然下起了雪。转过墙角，他却发现，村子里好多人正将他们带回来的行李往公路上搬。那里停着他们开回来的车。有些手脚麻利的，已经将车发动了起来。

怎么就不能在村子里过一个年呢?他回过头往村子看去，此时，整个村庄一下子又安静了下来。雪越下越大，那纷纷扬扬的大雪似乎要将整个村子掩埋掉。

(选自2016年第23期《小小说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