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有梦想的人才能举起奥斯卡

    ①1978年，当我准备报考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戏剧电影系时，父亲十分反感，他给我举了一个数据：在美国百老汇，每年只有200个角色，但却有50000人要一起争夺这少得可怜的角色。当时我一意孤行，决意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父亲和我之间的关系从此恶化，近二十年间和我说的话不超过100句！

    ②但是，等我几年后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在美国电影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要想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从1983年起，我经过了六年多的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大多数时候都是帮助剧组看看器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之类的杂事。最痛苦的经历是，曾经拿着一个剧本，两个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一次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

    ③这样的奔波毕竟还有希望，最怕的是拿着一个剧本，别人说可以，然后这里改、那里改，改完了等投资人的意见，意见出来了再改，再等待，可最终还是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④那时候，我已经将近30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法自立，怎么办？继续等待，还是就此放弃心中的电影梦？幸好，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及时的鼓励。

    ⑤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她是学生物学的，毕业后她就在当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员，薪水少得可怜。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李涵，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我每天除了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写剧本外，还包揽了所有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倚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他听，一边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生活费）回家”。

    ⑥这样的生活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伤自尊心的。有段时间，岳父母让妻子给我一笔钱，让我拿去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钱还给了老人家。我知道了这件事后，辗转反侧想了好几个晚上，终于下定了决心：也许这辈子电影梦都离我太远了，还是面对现实吧！

    ⑦后来，我去了社区大学，看了半天，最后心酸地报了一门电脑课。在那个生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似乎只有电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我有一技之长了。那几天我一直萎靡不振，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细心的她发现了我包里的课程表。那晚，她一宿没和我说话。

    ⑧第二天，去上班之前，她快上车了，突然，她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告诉我：“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那一刻，我心里像突然起了一阵风，那些快要湮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像那个早上的阳光，一直直射进心底。妻子上车走了，我拿出包里的课程表，慢慢地撕成碎片，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

    ⑨后来，我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我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这个时候，妻子重提旧事，她才告诉我：“我一直就相信，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足够了，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学电脑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要想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就一定要保证心里有梦想。”

    ⑩不管这个曾经的梦有多遥远，如今它毕竟部分地实现了。1991年4月，我的第一部正式电影《推手》由电影公司投资，在纽约库德玛西恩公司制片开拍时，有人拿了一个木盒子给我，说：“导演，你坐这儿。”没有人注意到，当时我快飘起来了，第一次有人正式称我为“导演”。我觉得自己的忍耐、妻子的付出有了回报，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一定要在电影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因为，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关于电影的梦。

秋瑾：单纯中的高贵

吴先宁

    1907年7月15日清晨，秋瑾走出仅关了她三天的山阴县署牢房，走向刑场轩亭口。她的脚上了铁镣，两手反绑，身后是几个士兵端枪警戒，两旁还有山阴县都戎府、省派练军、山阴与会稽两县巡警弹压。与官府戒备森严、高度紧张的状态相比，秋瑾则显得平静而从容——她身穿玄色生纱长衫，足蹬皮鞋，就像平时在街头漫步。她没有喊激昂的口号、发临终的血誓，也没有绝望或伤感，有的只是平静和从容，以及在这种平静而从容之中透出的难以言表的尊严和高贵。

    秋瑾的革命之路，与许多男性革命者不同。最初的激发，来自于对自己婚姻的不满。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岭。那一年，她的丈夫王廷钧用钱捐了个小京官，带着秋瑾去北京赴任。他们的邻居是一位颇有文名且思想进步的女子吴芝瑛。秋瑾与吴芝瑛一见如故，义结金兰。通过吴芝瑛，秋瑾经常看到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报，接触到一些新思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神州大地危象丛生，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以后，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为自己“启蒙开智”的人。她赋诗言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以后，秋瑾就穿起男装，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

    秋瑾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与整天热衷于官场应酬的丈夫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这是秋瑾对自己婚姻的感叹。1904年，秋瑾不顾王廷钧的反对，冲破封建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秋瑾所在的学校恰好与同盟会举行筹备会议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秋瑾就是这时结识了孙中山，她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秋瑾的思想受同盟会政治纲领的影响颇多。这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秋瑾受到很大震动，决定立即回国，直接参加反清斗争。

    秋瑾与徐锡麟一起谋划“皖浙起义”。徐锡麟在安庆率先起事而败露后，秋瑾本来是有充裕的时间和许多机会可以脱身的。7月12日早晨，潜伏在杭州武备学堂的光复会员的密信就到了，告知浙江常备军两队官兵已经出发来绍。此时，大通学堂的学生中有人提出即时起义；秋瑾的副手王金发则极力劝说秋瑾急速逃走，到嵊县山区躲避，以图改期举事。但这些建议均为秋瑾所否决。她以“谋为日后之应援”为由，命令大通学堂的党人学生全部撤离，又严词催促不愿离去的王金发赶快逃走。

    7月12日晚上，秋瑾像往常一样回家。这天是秋家祭祖的日子，全家人举行了祭祖仪式，又一起吃了晚饭，饭后，秋瑾还和家人聊了一会天。然后，秋瑾将哥哥秋誉章叫到旁边的房间，告知他一切，并要他带家人逃走，接着烧毁了有关信札、文件、书籍。13日下午四时左右，来抓她的士兵在大通学堂的前门胡乱鸣枪，而后门并无人包抄和把守。在这个时候，还有不忍离去、坚决要陪伴秋瑾的学生劝她从后门乘船逃走。但是，秋瑾平静而从容地坐在办公室里，纹丝不动。秋瑾确实是要以她自己的方式独自承当这一切，不管是出于献身的庄严，还是要用鲜血唤醒昏睡的同胞。

    秋瑾的决定绝非一时的冲动。早在1906年10月，秋瑾、徐锡麟等光复会党人在杭州密商起义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必死的打算，相约埋骨西子湖畔。1907年5月，秋瑾再赴石门向她的盟姐徐自华募集起义经费。此前，两人同游西湖时已订下著名的“西泠埋骨之盟”。这次临分手时，秋瑾告诉徐自华，自己“已作牺牲之准备，埋骨西泠之约千万不可失信”，徐自华慨然应允。可见秋瑾为死后的埋骨之地也已作了托付。

    早在7月10日，秋瑾得知徐锡麟起义失败身死的消息后，不禁失声痛哭。她长时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见人、不吃饭、不说话，没有人知道她在做什么、想什么。其实，在她当天写的《绝命词》中可以看出端倪：“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途穷，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注]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这首词集中表达了秋瑾关于革命的理想图景。

    （摘编自2015年11月24日《作家文摘》，有改动）

【注】摆仑：即英国杰出诗人拜伦。拜伦曾投身于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写下许多充满革命理想的诗篇。

相关链接：①秋瑾（______）~ 1907)，浙江绍兴人，别号竞雄，自号鉴湖女侠。自幼随兄在家塾读书，学习经史、诗词。15岁时跟表兄学会骑马击剑，有豪侠之气，蔑视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常以花木兰等巾帼英雄自励。（《秋瑾史料》）②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俯首就刑。观者如堵。（《秋瑾史料》）③秋瑾被害之后，各地民间媒体开始连续不断地追踪报道，将秋瑾死事的每一细节公诸报端，全国各地掀起声讨凶手的浪潮。更为重要的是，秋瑾的遇害激起了革命者更加高昂的反清斗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秋瑾以她孤独的革命先驱者的失败，成功地进行了革命的启蒙。（张晨怡《秋瑾：夜夜龙泉壁上鸣》）

一卷《红楼》触百思

王景山

    伴随周汝昌成长的年月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外寇入侵。生于乱世又为一介村童，周汝昌竟有着与生俱的强烈求知欲和过目不忘的聪慧。他从小就醉心文学艺术，凡能偶然入目的片言只字，他都如获至宝绝不放过。对得到的任何一本书更是精读细敲如嘬骨髓，写读后感、找错字……蝇头小字将书眉空白处填个严严实实。

    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进大学深造时，抗战爆发了，学业再次搁浅。1947年，他才又经过复试继续回燕大西语系完成学业。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似《文赋》这等涵盖广博且文字艰深的骈体文，即便翻译成白话文也不易，何况是译成英文。这年正值燕大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此后，他又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也把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

自谦不是书法家的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遂平生作书多行草，其“横逸飞动、笔笔不苟、使转敷畅、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以势明法合意美之笔、英风俊骨之墨神采焕然。他曾多次慨叹，自己用于研究《兰亭序》和书法的工夫一点儿不比《红楼梦》少，研究成果受到启功、徐邦达、王学仲三大鉴定书家的肯定。

    本已在书法、翻译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周汝昌，怎么又步入了“研红”道路?原来周汝昌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数胡适先生的影响。

    1947年，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自天津寄的一函，说他新近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之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兴奋之下，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并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之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1953年9月，已在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的周汝昌出版了第一本个人专著《红楼梦新证》。这部洋洋洒洒40万言的红学著作，将《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在现代红学史上的地位。自此，周汝昌一路研红至今已整63载，出版涉及红学研究各个层面的专著47部。

然而，周汝昌是在怎样一种身体状况下完成那一部接一部的鸿篇巨著呢?恐怕就鲜有人知了。从青年时双耳就逐渐失聪的他，戴着助听器还得别人在耳边高声吐字，左眼因视网膜脱落1975年就已失明，右眼则需靠两个高倍放大镜重叠一起方能看书写字，所以他已无法将字写在稿纸的方格内，而是在比一般标准稿纸大一倍的“稿纸”背面任意书写，那似红枣般大的字如牛耕田般不停歇地在圆桌上诞生。没过几年，手稿上的字已经大过核桃，而且常常串行重叠，只有多年做助手的女儿伦玲认得，将其在电脑上敲出存储。至近3年，周汝昌右目仅存的那一丝视力也不复存在，盲写都成困难的他，继而改成了口述，女儿伦玲一个人忙不过，独子建临提前退休加入进协助姐姐专事录音记录……

一身布衣的周汝昌，一生淡泊名利，唯对中华文化、对学术真理，坚守不渝，穷追不弃。“我喜欢‘国货’，喜欢民族节序风俗。我喜欢民族建筑、民族音乐……对这些方面，也许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后，甚至冥顽不化。不了解这一切，很难理解我为何后走上了红学道路，为何又如此地执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而无悔意，也不怨尤。”周汝昌在其自传体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这样写道。

    “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周汝昌作的这首诗，道出了他一生与《红楼梦》之缘。

（节选自《光明日报》，略有删改）

【注】周汝昌，1918年4月14日生于天津，别号触味道人，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堪为当代“红学泰斗”，平生有七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学习古文。《谏太宗十思疏》《留侯论》《赤壁赋》《阿房宫赋》这些经典文章，他都特别喜欢。他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我将来一定要当作家”。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都在寻找着“精神上的家人”，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济慈、雪莱、王尔德等都是他的“家人”。1954年，他的“精神家人”又增添了一大批。余光中与钟鼎文和邓禹平等人共创了“蓝星”诗社。他们经常聚会，讨论诗歌，勤奋创作，不是一首一首地写，而是一辑一辑地写。

    毕业没几年，余光中被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那时，台湾和美国的现代化程度差别很大。余光中虽然热爱西方诗歌，但一想到美国人瞧不上台湾，心里就觉得委屈。加上那年家里也发生一些大事：母亲去世，自己同妻子新婚才两年，大女儿刚出生，还没看清孩子的脸，他就匆匆地出发了。每一个孤寂的长夜里，他都想回到台湾，回到“蓝星”诗社，和朋友们一起为中国的现代诗奋斗。

    1964年，三十六岁的余光中回到台湾，他质问自己，怎么都已经三十六岁了？拜伦、徐志摩，都在这一年结束生命；王勃、济慈，不到这年纪，便合上了诗集，竖起了石碑。那一年余光中唯一的儿子出生仅三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加上诗人对于“我是谁”的质问，使他心力交瘁。好在美国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使他获得救赎。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给我一把吉他和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当时杨弦被余光中这些极富旋律感和节奏感的文字所打动，将《江湖上》等诗改编成歌曲，如今最为海内外读者所熟知的《乡愁》也是其中之一。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都会背。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出版了第二卷诗集。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的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以前我主要写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片中除了日常工作生活状态外，导演还安排余光中带着夫人到垦丁——余光中在台湾唯一写过游记的地方——故地重游。余光中一路为夫人解释景物，还在海边童心大发，打起了水漂，并传授诀窍——石头要扁，形状要圆，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出水为鸟，入水为鱼。

    台南小学教科书收录了《雨，落在高雄港上》一诗，导演安排余光中去高雄三民小学听小学生读书。不料那天余光中的女儿遭了车祸。行程既定，余光中无法随夫人赶往医院，心情郁闷。怎料一听小学生读诗，余光中竟然又开心起来，还教他们该怎么念这首诗，拍摄完后还乐呵呵地给他们签名。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会与痛苦。比如看牙医这样痛苦的事情，也能被他写成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除了写诗，翻译也是余光中近年热衷的一项工作。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他目前正在翻译济慈的诗，此时的感觉定与年轻时的不同吧。

（摘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3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以前写诗，他喜欢把中国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们拆开又并拢，拆来又叠去。如今他却争取写、改、誊一次完成。散文的话，每页纸最多改一两处地方。尽管外文系毕业的他用英语写论文都不成问题，但他说自己在写诗和骂人这两件需要抒发情绪的事情上，是非得用母语不可的。②深入生活越多，就越需要清净和一张干净的桌子。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余光中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

侯仁之：城市的知音

①1932年，“一•二八凇沪抗战”以失败告终，20岁的侯仁之在苦闷中彷徨。弟弟侯硕之的一句话，让他下定决心放弃曾想从事的医学，投考历史专业。弟弟的那句话是：“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给社会治病！”这一年，侯仁之考取燕京大学历史专业。

    ②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沟通沦陷区、解放区和大后方的秘密通道。当时正在读研完生的侯仁之承担了将爱国学生送往解放区或大后方的工作。抗战胜利一年后，侯仁之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

    ③在英国期间，侯仁之逐渐接受了历史地理学的理念。他意识到，沿革地理存在明显的局限性。1949年，侯仁之学成归国，并将历史地理学引入中国。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学科逐步建立起来，侯仁之成为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人”。

    ④要搞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大量的实地调查必不可少。在张家口考察期间，侯仁之发现一段长城与众不同。深感疑惑的侯仁之回来后立即查资料，最终确认这是明后期沿着长城开设的“马市”。如今这种贸易已消失在历史中，但却由遗留的建筑记录下来。从此，他的研究兴趣由“历史”转向“地理”，而野外考察和考古研究，也成为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重要内容。

    ⑤1958年以后，侯仁之开始了沙漠研究。当时有人认为，沙漠地区不仅文献资料少，而且调查访问都很困难，难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侯仁之反驳道：“必须勇敢打破旧传统，坚决走出小书房，跳出旧书堆。”此后数年，侯仁之连续奔赴西北沙漠进行考察。

    ⑥1964年夏天，侯仁之在陕北榆林附近的沙漠考察统万城。统万城是5世纪一个少数民族小王朝的都城，已在沙漠中沉寂了千年。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侯仁之得出结论，统万城的沙化，是人类不合理活动的结果。那时，人们普遍认为西北沙漠中很多古城被废弃是“大漠流沙”造成的。而侯仁之却证明，这是“肤浅的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人类活动才是造成沙化的主要原因。这直接为后来人们治理沙漠打下了认识基础，侯仁之也因此成为“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先驱”。

    ⑦在这次考察中， 侯仁之还纠正了一个普遍的说法：榆林三迁，即榆林因流沙侵袭而被迫三次南迁。侯仁之证实，榆林不仅没有三迁，反而在原址五次扩展。古城榆林终于明晰了自己的“身世”。

    ⑧在学术生涯中，侯仁之梳理过脉络的城市有很多。承德、临淄、邯郸、芜湖、敦煌……在侯仁之的慧眼下，一个个城市的前世今生或者得以浮现，或者更加丰满。他对许多城市做了深入的研究，充满着热爱。对他而言，北京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侯仁之曾说：“我对北京，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⑨侯仁之在北京定居60年，为北京倾注了大量心血。比如有800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进京要道。卡车、拖拉机往来穿梭，卢沟桥受损严重。侯仁之对此心急如焚。他写了《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6天后，北京市政府决定，卢沟桥禁止机动车与兽力车通行。如今，经过多次整修的卢沟桥已经得到妥善保护。侯仁之最为人所知的壮举是保护莲花池。正是因为他的积极奔走，原本要建在莲花池上的北京西客站主楼东移了100米。“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北京城的血脉得以保留。

    ⑩当然，与他的研究相比，这些事还只能算作“信手为之”。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他以历史地理学的眼光， 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侯仁之，人们可能无法充分解读北京的厚重和韵味。

（摘编自高毅哲《侯仁之：城市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