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魂  中华韵

乔忠延

    昆明甬道街边的聂耳故居很平常，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好在是座两层楼。严格地讲，这不是聂家的祖业，是房东杨家的房产。聂耳就出生于这里。他童年在这里度过，直到十八岁振翅远飞。

    进入院落，悠扬的音韵便萦绕在耳畔。不过，那并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是竹笛吹出的稚嫩音韵。对这笛音，小学课本中有篇文章曾有还原，“悠扬的笛声飘扬在林间小路上，许多行人被吸引了，都站在细雨中静静地听他吹笛子”。确实，聂耳能把笛子吹得优美迷人，但是，那其实是后来的事，是聂耳勤奋地拜师学习提高技艺的结晶。先前并不是这样，他吹出的声音不悠扬，也不婉转，甚至有些刺耳。教聂耳吹笛子的师傅姓邱，名字如同姓杨的房东一般，没人记得。可是，若是没有他的启蒙教导，就不会有后来响亮于神州大地的聂耳。而且，这位邱师傅还不是音乐教师，只是一位木工。吹笛子是他做木工活儿歇息时的业余爱好。

    勤奋好学，让聂耳叩开了通向音乐的门扉。不仅如此，勤奋好学也让他叩开了通向知识的门扉。聂耳上学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连他的学费也没有着落。母亲卖掉心爱的八音钟才凑够学费，可还缺书钱。在学校里，聂耳长知识，长思想，随着个头的增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看到祖国积弱积贫，时刻梦想着国家能富裕强大。他把满腔热情寄托于变革，为之呼吁奔走，并鼓动同学和自己一道呼吁奔走。然而，时局能忍受弱贫保守，却容忍不下激进变革，聂耳被列入另册，难以在昆明再待下去，只有告别昆明。

    离开昆明后，聂耳飘零到上海，靠在商号当伙计维持一日三餐。还是音乐，改变了聂耳的境遇。有一天，他看到《申报》刊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身上沉睡的音乐细胞马上被激活了，便去报考。担任主考的音乐家黎锦晖，一眼看出聂耳身上潜在的音乐天赋，因此录取了他。成为歌剧社的一员后，聂耳如鱼得水，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但是只要是歌剧社需要的事，他都主动干。时不时还上场演出，要么扮演卖臭豆腐的小贩，要么扮演一身乌黑的煤矿工人。他才华横溢，活泼可爱，大伙儿见他耳朵大，就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叫着叫着，干脆就叫成了“聂耳”——事实上，聂耳的原名是聂守信，此后称“聂耳”才名副其实。

    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侵犯，东北沦陷。聂耳不再只想着歌唱，他要呐喊！他结识了作家、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聂耳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明快激昂的歌曲，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焚烧侵略者的烽火！聂耳的激情在蕴积！聂耳的怒火在燃烧！

    1935年，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了。这是一部电影，更是呼唤共同抗日的呐喊。剧组在呐喊，聂耳也加入了呐喊——聂耳的呐喊声化作了这部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万众的心声，表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后来更成为国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曾经，这浑厚昂扬的旋律，激愤着国人，奋起抗战、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如今，这浑厚昂扬的旋律，又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建设，把华夏神州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站在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里，听那悠扬的稚嫩笛音。那笛音，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怒吼出的，是民族魂，中华韵！

（有删改）

相关链接：

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由他创作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当时，聂耳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聂耳看过歌词后，立即要求由他进行谱曲。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幸的是，1935年7月中下旬，《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已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

草堂岁月里的杜甫

冯至

    上元元（760）开春，杜甫在亲友的帮助下，开始筹划建造草堂。地址选在城郭西郊的浣花溪畔，这里环境清幽，尘事不杂，杜甫十分满意，作《卜居》诗以唱心中之乐，反映出作者久经动荡得以安宁之后的恬静安适的心境。杜甫有一位表弟此时在成都府任司马，听说杜甫要在西郊建造草堂，便走过来看他，还送了些钱。杜甫十分感激，作诗酬谢。关于草堂的建造过程，杜甫无诗记录，我们所见到的是他忙着写诗向各地友人索求各种树苗以美化草堂环境。

    另外，他还不辞劳苦亲自去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家要果木苗，不管黄梅绿李，是果木树都要。这自然是为了装点草堂，同时也有以果备荒的打算，他是挨过饿的人，曾用野果充填过饥肠，深知它们的重要，“高秋总馈贫人食，来岁还舒满眼花。”（《题桃树》）桃可果腹，花可娱人，这就是他对果木树的整体审美。花果树木之外，他还向友人索要日用家什。可以想见，他当时安家伊始，支锅立灶，盆碗瓢勺，所需家什向人索取者一定不少，只是没有件件入诗罢了。

    这年春末，草堂盖成，树木栽好，老杜坐在院中，有滋有味地欣赏起来了。他赞美它所面临的青青郊野，赞美遮日吟风的桤林茂叶与和烟滴露的笼竹翠梢，欣喜鸟来暂息，燕来定巢。细想起来，这些风物不过是寻常农舍之景，却招来如此赞叹，这从反面使我们认识到他的生活境遇已落到十分可怜的地步。他在秦州山野寻找栖居之地的苦况，他长途跋涉于险山急流、危栈古道的种种艰难，成为他乐此茅宅的生活和感情基础。定居草堂的初期，杜甫的心情获得了片刻的宁静，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如《江村》诗写村居景物和情事最相融洽：“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此诗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作者初居草堂时的心境。然而这种心境是以“故人供禄米”为条件的，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故人的周济，一旦故人稍怠，立刻就会陷入困境。他们偶有接济失时，杜甫的生活就成问题。定居草堂之后，杜甫生活安顿下来，开始游览成都古迹，并与一些风雅人士交往。

    他曾瞻仰过武侯祠，作《蜀相》诗，对诸葛亮一生的磊落功绩做出高度的评价，为其未能收复中原完成统一大业而痛洒千秋之泪。此诗虽为吊古，却有伤今之意。当时战乱尚未平息，山河破碎，宇内烟腾，于此国事维艰之际，是多么需要有一位武侯这样的贤相来主持国政！此外，诗中写他羡慕诸葛亮的得遇明主，也含有不满于肃宗的意思，他素怀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却被冷落与排挤，这种不平之气隐隐透于诗中。

    游览古迹的同时，杜甫还交结了一些风雅人士。还有一个邻居是黄四娘，她家院子里种着成畦的花木，春天一到，万紫千红，杜甫曾去观赏，写出的诗作《江畔独步寻花》声娇色丽，充满无限生机。杜甫与江村农家关系也很密切，农人时常送给他一些蔬菜，他也常把种植的草药赠予他们。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对农民的纯朴心性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出乎意料地在农家茅舍里找到了寻觅许久的赤诚之心，在不通文墨的农民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信条。这使他感到在茫茫人世间自己的归宿还是与农民的茅舍相杂为好。代宗即位后，曾召杜甫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赴任，想来与此不无关系。

（选自冯至《杜甫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草堂在暮春时节落成了……这是760年，中原没有恢复，关内闹着严重的灾荒，杜甫却结束了他四年流徙的生活。在这里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兵戈扰攘、动荡不安的大世界，如今暂得休息，于是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引起他的羡慕。他在这时期写了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我们把这类的诗句和759年在洛阳道上与秦州道上的诗相比，意境上有多么大的一个悬殊！难道杜甫自己的生活刚刚有了着落，便陶醉在自然的春光里，忘却了人民的痛苦与国家的灾难了吗？（冯至《杜甫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②中、晚唐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邺、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文为诗，乃受杜诗影响。李商隐诗浓丽沉郁、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维基百科）

贝聿铭：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

    贝聿铭10岁时就对建筑产生浓厚兴趣。1935年他到美国留学，1939年以优异的成绩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1948年，纽约市极有眼光和魄力的房地产开发富商柴根道夫打破美国建筑界的惯例，首次聘用中国人贝聿铭担任建筑研究部主任。

    贝聿铭在建筑设计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关心平民的利益。他设计了许多既有建筑美感又经济实用的大众化的公寓。他在费城设计的三层社会公寓就很受工薪阶层的欢迎。

    真正使贝聿铭声名远扬并跻身于世界级建筑大师行列的是他对肯尼迪图书馆的设计和建造。起初，肯尼迪家族在一大群应选的一流建筑师中没有太注意贝聿铭这位“初生之犊”，但当他生动地描述了根据建筑场地所作的设计、建筑材料的选用以及如何赋予这座建筑物以特殊的目的和意义之后，深深地获得了肯尼迪遗孀的赏识。她断言：“贝聿铭的唯美世界无人可与之相比，我再三考虑后选择了他。”这座图书馆在当时的美国建筑界引起轰动，被公认为美国建筑史上最佳杰作之一。

    卢浮宫是法国最大的王宫建筑之一，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时候，卢浮宫内标志不清，仿佛迷宫。每年370万名游客大多都会迷失在224间昏暗的屋子里，试图找寻赫赫有名的3件作品：米洛斯的“维纳斯”、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和透过防弹玻璃对着参观者微笑的“蒙娜丽莎”。密特朗总统许诺：“让卢浮宫恢复原来的用途。”随即，总统邀请了世界上15位博物馆馆长评选征集的改建方案，结果有13位馆长同时选中了同一个方案——在拿破仑广场上建一个“金字塔”入口，从地下通入卢浮宫内。方案的设计者便是贝聿铭。

人们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古迹变成艺术大市场，而贝聿铭却希望“让人类最杰出的作品给最多的人来欣赏”。1983年，贝聿铭参观了卢浮宫4次，在他眼中卢浮宫正处于一种“可怜”的境地。8个世纪的不同用途和多次外貌改动使它成为一个杂乱无章的建筑。贝聿铭的构想是建造一座约23米高的金字塔，理论上每小时可以吸纳1.5万名参观者。在得知贝聿铭的设计方案时，法国人不分昼夜地表达他们的不满。人们认为这一方案“既毁了卢浮宫又毁了金字塔”。因此他不惜在卢浮宫前建造了一个1：1的模型，邀请6万巴黎人前往参观并投票。结果，奇迹发生了，大部分人转变了原先的态度，同意了这个玻璃金字塔的设计方案。有人回忆，“金字塔”落成那天，记者采访贝聿铭时，“他的脸亮得像金字塔”。他说，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同一年，他还获得了被称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

    20世纪70年代，贝聿铭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回到大陆。他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设计了北京香山饭店。以贝聿铭的世界级名望来说，香山饭店只是一个小小的单子，但他却看重这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他的步履遍及江南一带的大小城市，他参观了无数的园林和庭院，要为自己设计的建筑风格注入新的生机。最终，贝聿铭确立了香山饭店这幢建筑必须体现中国建筑艺术的理念。香山饭店设计的层次感很强，逐渐展开，引人入胜。贝聿铭说：“在西方窗户就是窗户，它要放进阳光和新鲜空气。但对中国人来说，窗户是镜框，那里总有园林。”

    贝聿铭为香港中国银行设计当时香港最高的建筑物——中银大厦。他强调说，香港在1997年要交还中国，这幢建筑必须使福斯特的银行大楼和其他殖民统治的标志相形见绌，使香港著名的老公司放心，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香港会继续繁荣昌盛。它应该代表“中国人民的抱负”。

贝聿铭有三子一女。贝定中、贝建中、贝礼中三个儿子的名字里都含有一个“中”字，寓意是：安定中国、建设中国、礼仪中国。贝聿铭原本不希望子女继承自己的志向，他告诉儿子们：建筑师是一种老年人的职业，只有到了四五十岁，才能取得成绩。但三个儿子都继承了父亲的事业。1990年，他和儿子贝礼中还因合作设计洛杉矶比利华山庄办公大厦而获得“洛杉矶美化奖”。（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贝聿铭是在多重文化架构下孕育而成的建筑艺术家。他的衣着等择取了西方的范式——现代建筑、几何学等，他的血脉和基因却是东方华夏民族的自然融通、刚柔相济。（《“拥有两个世界的精华”贝聿铭》） ②卢浮宫改建时，贝聿铭深知法国人对美国文化的不信任，他没有立即表示对这一计划的热情，而是礼貌又决绝地回复：“我年纪大了，不想再为了一个项目去搞竞争，要么直接把项目交给我，要么我放弃。”密特朗当机立断把这个项目单独交给贝聿铭。（《贝聿铭：建筑界的外交家》

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青蒿素之母”

    ①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屠呦呦的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当获奖消息传来时，屠呦呦已是一个耄耋高龄的老人。她不是院士，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没有博士头衔，甚至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

    ②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1951年考入当时的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在大学里，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

    ③1970年，屠呦呦参与一个大规模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立项主要是由于战争需要。越战期间，美军和越南部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热带战场上均受到疟疾的困扰。疟疾造成的非战斗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四五倍，这使得军队战斗力严重受挫。越南方面求助于我国。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之下，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商请国家科委、卫生部等部门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此后，“523”就用以指代此次疟疾防治研究项目。按照部署，“523”项目分临床研究、中医药、化学合成药三组。屠呦呦加入了中医药组。她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同查阅历代医药记载，挑选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抗疟疾药方，并实验这些药方的效果。

    ④2009年，屠呦呦出版了《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据此书记载，1971年10月她和同行们从中药青蒿中获得具有100%疟原虫抑制率的提取物，取得中药青蒿抗疟的突破；经去粗取精，于1972年11月8日得到抗疟单体——青蒿素。1973年，青蒿素的抗疟功效在云南地区得到证实。后来，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也从黄蒿中获得青蒿素结晶。同年，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和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着手青蒿素化学结构的确定工作。1975年底，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确定了青蒿素的确切结构，后又在1978年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1977年，《科学通报》介绍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1979年，《化学学报》发表《青蒿素的结构和反应》一文，更详细地介绍了青蒿素的相关化学反应。青蒿素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这种新结构的抗疟药解决了喹啉类药物催生的耐药性疟疾的治疗问题，并在过去30年里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

    ⑤当年，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屠呦呦被委任为组长，重点负责中草药抗疟的研究。虽然身患结核等慢性疾病，但她仍坚持工作。无论是野外采集标本还是室内实验研究，她都积极主动地完成。为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成员充当了第一批以身试药的志愿者。虽然都知道这样做极有可能对自己的肝肾功能造成伤害，但是大家依然义无反顾。“我们需要尽可能快地证明这种好不容易发现的治疟药物的临床效果。”屠呦呦回忆起当年行为时说。经过长期研究，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终于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但她的成就一直没有被公众认知。

    ⑥2011年8月22日，由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饶毅等人在科学网上发表博文《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屠呦呦和另一位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张亭栋才开始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2011年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颁奖大会上，当满头卷发、戴着眼镜的屠呦呦将一座金色奖杯高高举起时，好奇的中国民众才第一次看到她陌生的面孔。拉斯克医学奖一直被业内誉为“美国诺贝尔奖”。从奖项设立至今，获得拉斯克奖的300多人中有80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评审委员会表彰屠呦呦突出贡献时说：“屠呦呦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方法，转化为今天最强有力的抗疟疾药。数亿人因此受益。这一数字未来还会不断增长。”在颁奖典礼上，台下观众对这位81岁的老人报以热烈的掌声。

    ⑦“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这是刚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时，屠呦呦通过前来看望她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向外界表达的获奖感言。

    ⑧“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衷心地祝贺屠呦呦首席研究员获得201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与医学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屠呦呦多年艰苦奋斗、执著地进行科学研究，围绕国家需求，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是党和政府关心中医药、重视中医药、支持中医药发展取得的结果，是举国体制、针对中医药工作全国一盘棋取得的胜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科学家群体共同努力的成果，是中医药为人类做出的新的贡献。”

（选自《人物周刊》，作者林晓娜，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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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读大学时选择了绝大多数人毫无兴趣的生药学专业。这让她的父亲颇感意外。但她此时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她对父亲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只有生药学专业才最可能系统地探索中医药领域。中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这样的情怀支撑着她在提取青蒿素的路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老伴李廷钊至今都记得，在进行青蒿素动物实验时的那段时间里，屠呦呦每天回家一身的酒精味，那是她亲自服药试验留下的味道，而这样的以身试药，最后导致她肝中毒。

（选自高毅哲《屠呦呦：呦呦鹿鸣，一鸣惊人》，有删改）

罗曼·罗兰

徐志摩

    ①罗曼·罗兰，这个美丽的音乐的名字，究竟代表些什么？

    ②他是一个音乐的天才，在幼年音乐便是他的生命。他妈妈教他琴，在谐音的波动中他的童心便发现了不可言喻的快乐。莫扎特与贝多芬是他最早发现的英雄。所以在法国经受普鲁士入侵而产生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圣人正在“敌人”的作品中尝味最高的艺术。他的自传里写着：“我们家里有好多旧的德国音乐书。德国？我懂得那个词的意义？在我们这一带我相信从没有人见过德国人。我翻着那一堆旧书，爬在琴上拼出一个个的音符，这些流动的乐音灌溉着我的童心。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快乐与苦痛，想望的幻梦，渐渐的变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是它们，它们是我。要没有它们我怎过得了我的日子？我小时生病危殆的时候，莫扎特的一个调子就像爱人似的贴近我的枕衾看着我。长大的时候，每回逢着怀疑与懊丧，贝多芬的音乐又在我的心里拨旺了永久生命的火星。每回我精神疲倦了，或是心上有不如意事，我就找我的琴去，在音乐中洗净我的烦愁。”

    ③要认识罗兰不仅应读他神光焕发的传记，还得读他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这书里他描写他的音乐的经验。

    ④他在学堂里结识了莎士比亚，发现了诗与戏剧的神奇。他早年的朋友是克洛岱尔等近代法国三大诗人。瓦格纳是压倒一时的天才，也是罗兰与他少年朋友们的英雄。但在他个人，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托尔斯泰。他早就读他的著作，十分的爱慕他，后来念了他的《艺术论》，那只俄国的老象，走进了艺术的花园里去，左一脚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莎士比亚，右一脚又踩倒了一盆花，那是贝多芬。这时候少年罗曼·罗兰走到了他的思想的歧路了。莎氏、贝氏、托氏，同是他的英雄，但托氏愤愤地申斥莎氏、贝氏，说他们的艺术都是要不得的，不是真的人道的艺术——他早年的自己也是要不得的。对罗兰这个热烈的寻求真理者而言，这就好似晴天里的一个霹雳；他再也忍不住他的疑虑。他写了一封信给托尔斯泰，陈述他的冲突的心理。他那年22岁。几个星期后的一天，罗兰接到一封写满38页纸的长信。那六旬老人说：“我接到你的第一封信，我深深的受感在心。我念你的信，泪水在我的眼里。”下面说他艺术的见解：我们投入人生的动机不应是为艺术的爱，而应是为人类的爱。只有经受这样灵感的人才可以希望在他的一生实现一些值得一做的事业。这还是他的老话，但少年的罗兰受深彻感动的地方是在这一时代的圣人竟然这样恳切地同情他，安慰他，指示他，一个无名的异邦人。他那时的感奋我们可以约略想象。因此罗兰这几十年来每逢少年人写信给他，他没有不亲笔作复的，用一样慈爱诚挚的心对待他的后辈。这样一来受他的灵感的少年人更不知多少了。这是一件含奖励性的事实。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凡是一件不勉强的善事就如春天的熏风，它一路散布着生命的种子，唤醒活泼的世界。

    ⑤但罗兰那时离着成名的日子还远，虽则他从幼年起就不懈地努力。他还得经尝种种精神的苦痛，才能实受他的劳力的报酬——对他天才的认识与接受。他写了12部长篇剧本，3部最著名的传记，10卷本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时代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他的名字还是在灰堆里掩着——直到他将近50岁那年，这世界方才开始惊讶他的异彩。贝多芬有几句话，我想可以一样适用到一生劳悴不怠的罗兰身上：“我没有朋友，我必得单独过活；但是我知道在我心灵的底里上帝是近着我，比别人更近。我走近他我心里不害怕，我一向认识他的。我从不着急我自己的音乐，那不是坏运所能颠扑的，谁要能懂得它，它就有力量使他解除磨折旁人的苦恼。”

梁思成：一念执着

顾学文

    1925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

    在宾大完成学业后，梁思成踏上了欧洲的土地，观摩各地建筑。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都写出了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这个东方古国没有，梁思成被深深刺痛了。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匆匆回国，梁思成和林徽因一道投入建筑事业中。1932年，梁思成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古建筑调查。跳蚤、臭虫、蝙蝠是调查路上的“亲密伙伴”。但对于执着于所爱事业的人而言，苦难有时也会伴随快乐。梁思成甘之如饴：“被（臭虫）咬得很厉害，但我追猎遗构多年，以此时此刻最感快慰。”

    “当年先生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共测绘了2738座古建筑！那是什么年代？战乱！他们真的是拿命在做啊。”他的学生杨鸿勋唏嘘不已。

    1942年，梁思成开始编写《中国建筑史》。在这时，妻子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不便，全家贫病交加，他依然伏案写作。

    1944年，《中国建筑史》一书完稿。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史》引起了国际建筑界的震惊，但没有人能想象得出，这样一本著作，诞生于李庄（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迁徙到这里）那样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杨鸿勋说。

    不仅是《中国建筑史》，梁思成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几乎都是在战乱中完成的。

    1944年，时任中国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奉命向美军提供中国日占区需要保护的文物清单和地图时，另外加上了两个不属于中国的城市——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他和林徽因一起，把这两个城市的古迹详尽地标注出来，并以自己的专业精神说服美军司令，对日本的那些古迹也要保留。而此前，梁思成一家已有两名亲属牺牲在抗日前线。

    “要是从我个人感情出发，我是恨不得炸沉日本的，但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目睹古建筑被毁，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是人间悲剧，梁思成无法不心如刀绞。

    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与热爱，才有这样震撼心灵的以德报怨。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生执念，当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陷入大拆大建的热潮中时，梁思成一次次仗义执言，秉笔直书。

    1950年，梁思成与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共同撰写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一文，这就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在这份长达数十页的方案中，梁思成与陈占祥详尽地阐明了他们对于北京未来规划的方案：北京应该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不应该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北京古城的基础上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而应该在北京西郊开辟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然而，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放弃老城重建新城几乎没有可能。

    梁思成激烈地与人争论、大声地呼吁。如杨鸿勋所言，他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当时一边倒的社会热潮中，他没有人云亦云。“我敢于争论，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然而，轰隆隆的铲车声、一下下沉闷的大锤声还是淹没了梁思成的呼喊，古迹一点点消失，迎接他的是默默的悲苦：“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活动任务，梁先生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那时伴在梁思成左右的杨鸿勋心里非常清楚：“他其实很想开展民居研究。”但只有一次，梁思成带着杨鸿勋和其他几个学生去了趟东交民巷，后来再也没有了第二次。因为，对梁思成的批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时，为爱妻林徽因设计墓碑是梁思成唯一能作的设计。

    的确，虽然在梁思成生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脊椎病恶化，直不起腰来；但无论什么时候，他的人格都没有弯，他在精神上站得笔直。

    1972年，梁思成走了。但他所开拓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还在延续着。

    21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在呈现现代性的同时也要珍视传统，在面向未来的同时也要回首往昔，这时，人们也想必会频繁地回想起，许多年前，一位建筑师和他的一生执念。

（摘编自顾学文《梁思成：一念执着》）

相关链接：①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之子，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一生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是古代建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在清华大学创建建筑系，以严谨、勤奋的学风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②“近年来，中国生活在剧烈的变化中趋向西化，社会对于中国固有的建筑及其附艺多加以普遍摧残……这与在战争炮火下被毁者同样令人伤心，国人多熟视无睹。盖这种破坏，三十余年来已成为习惯也。”

（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