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与青蒿素

    2015年10月5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10月6日上午，一直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把记者请进家门，一再强调“也没什么好讲的”，她还通过央视发表自己获奖感言，她说，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

    在她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大部分人或许都不知道屠呦呦是何许人，一夜之间她蜚声国内外，而以她为领导的研发小组研制的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也被大家所熟知。

    屠呦呦1930年12月30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经·小雅》的名句寄托了屠呦呦父母对她的美好期待。她自幼耳闻目睹中药治病的奇特疗效，立志探索它的奥秘。1951年，屠呦呦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选择了当时一般人缺乏兴趣的生药学专业。在专业课程中，她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最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屠呦呦就职于中国中医研究院。那时该院初创，条件艰苦。屠呦呦在设备简陋连基本通风设施都没有的工作环境中，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心无旁骛，埋头从事中药研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果。其中，研制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是她最杰出的成就。当年轻的屠呦呦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她当然不会意识到，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抗疟”的道路上，有一顶金光闪闪的王冠正在等待她来摘取。

    疟疾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世界性流行病。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世界约数10亿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区，每年约2亿人患疟疾，百余万人被夺去生命。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全球疟疾疫情难以控制。当时正值美越交战，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8万多人。美国不惜投入，筛选出20多万种化合物，却未找到理想的抗疟新药。因疟原虫对喹啉类药物已产生抗药性，所以，防治疟疾重新成为各国医药界攻克的目标。继美国之后，英、法、德等国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寻找有效的新结构类型化合物，但一直未能如愿。我国从1964年重新开始对抗疟新药的研究，从中草药中寻求突破是整个工作的主流，但是，通过对数千种中草药的筛选，却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在国内外都处于困境的情况下，1969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出任该项目的科研组长。她从整理历代医籍着手，四处走访老中医，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编辑了以640方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然而筛选的大量样品，对抗疟均无好的苗头。她并不气馁，经过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进行筛选，最后将焦点锁定在青蒿上。但大量实验发现，青蒿的抗疟效果并不理想。她又系统查阅文献，特别注意在历代用药经验中提取药物的方法。当她再一次转向古老中国智慧时，东晋名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治“久疟”。琢磨这段记载，她认为很有可能在高温的情况下，青蒿的有效成分被破坏了。于是她改用乙醇冷浸法，所得青蒿提取物对鼠疟的效价显著提高；接着，用低沸点溶剂提取，效价更高，而且趋于稳定。终于，在经历了190次失败后，青蒿素诞生了。这剂新药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100%。

    疟疾，一个肆意摧残人类生命健康的恶魔，被一位中国的女性科学家制服了。

    屠呦呦，以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在中华科技史上谱写了一部精彩的人生传奇。

    “这一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现，每年在全世界，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在基础生物医学领域，许多重大发现的价值和效益并不在短期内显而易见。但也有少数，它们的诞生对人类健康的改善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是立竿见影的。由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一起研发的抗疟药物青蒿素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2011年度拉斯克奖的颁奖词。

     2015年的诺贝尔奖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令人庆幸的。当颁奖词的庄严声韵回响在地球上空的时候，各种肤色的人都在向这位耄耋老人表达深深的敬意。

值得感念的岁月

    我入北大，时北大建校将近二十年，我年仅二十五岁。今值北大校庆九十周年，谨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时一些往事，以表达我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

    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等，是如此得以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的师生，且影响及于社会人士。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等从中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份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 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汉学家叶嘉莹

上官云

    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温家宝致信祝贺，称先生七十年来孕育桃李，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丈化作出重大贡献。在致答谢词时叶先生说：“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她是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著作等身，精研古诗词，培养无数学生，被称为“大师的老师”。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旧北京一个传统世家，1924年，那时的叶家奉行儒学，恪守礼仪。闲暇时，父亲与伯父会声情并茂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也会各执一册诗词双双研读。受此环境熏陶，叶嘉莹开蒙很早，六七岁便诵读《论语》，十几岁能写格律诗词。1941年，她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师从诗词名家顾随，打下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

    她容貌端丽，天资聪颖，是典型的民国“闰秀”。直到今天，叶嘉莹仍然打扮得十分齐整：留着纤长指甲、佩戴粉边眼镜，仪态优推。或许是出于天然的气质，辅仁读书期间几乎没有人敢随便跟她讲话，“直到毕业时同学道别，我才听说有男同学编排我‘孤芳自赏’‘我行我素’。很多人说我爱情诗讲的那么好，长的又不难看，但事实上，我真地没有感情方面的经验。”

    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同步，她也经历了那个时代的幸与不幸：1937年扰战爆发，父亲随公司迁往后方，杳无音讯；17岁刚刚考取辅仁大学，母亲因病去世；24岁婚后随丈夫迁至台湾，遭遇白色恐怖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却始终贴身携带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的价值。天地之间，除了这些笔记，再也没有记录老师讲课的东西，是他把诗丰富关好的生命传达出来，所以，拼尽一切，我也要把这些东西带出来。”在恩师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叶嘉莹的生活，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自问自答，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叶嘉莹远赴哈佛教授中国古典诗词，并与人合作做古诗词研究。那段时光，让她受益匪浅的是哈佛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二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你们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当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城取得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她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2008年，还荣获了首届“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单看文学领城的成就，很难把这位学者跟柴米油盐联系起来，而她将二者平衡得很好。虽然投入诗歌会忘记一切，但她一直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不会因为能够读一点书就骄傲，在家里，媳妇儿就是媳妇儿。”在北美教书时，为了节约开支，她“算计”租房地点：要离教书的学校近、离女儿学校近、离莱场近。“我白天带了三明治上班，背着大书包下班先到莱场，抱着一堆纸袋子里的菜回家，洗菜切菜，洗米做饭，包括吸尘扫地都是我来做。”这样的生活，她过了几十年。在台湾，女儿刚出生，她甚至会亲手洗涮尿布。在外甥眼里，舅妈就是洗碗做饭、伸手掏水沟的居家媳妇。直到他去加拿大，才知道这位常常蹲着洗尿片的女人竟然是大学教授。

    “事实上，就算我一直教书，我也不是好为人师。”她说，“我的‘好’是‘好为人弟子’。我喜欢学习。除了教书以外，虽然很忙，我仍然去听外文系的诗歌或诗歌理论的课程，我是下了工夫去学习的。”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是在中国!”

（节选自2014年11月6日中新社刊文，有州改）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世人一提起先生，第一反应多是“译界泰斗”“复旦教授”，但陆谷孙引以为豪的却是“父亲 的儿子”。正是父亲陆达成带领幼小的陆谷孙迈进法国文学的殿堂，陆谷孙幼时习字，父亲认为字若歪斜，必定是心有邪念，实是在其练书法的同时灌输正直豁达的人生态度。父亲在生活上的作风也深刻地影响着陆谷孙，先生始终谨记父亲“小富可，大富不敢”的教诲，一生清贫，不图虚名，自得其乐地过着知识分子的“草根生活”。

    1965年，陆谷孙从复旦大学外文系硕士毕业并留校，在紧接着的“文革”浪潮中，他被打成“逍遥派”。生性乐观的陆谷孙后来回忆说，自己不会闹革命，被划到该派别后就是看书。“托‘四人帮’的福”，陆谷孙读了不少的外文书籍和文章。1970年他被分配进入由工宣队领导的《新英汉词典》编写组。那个年代，编写词典也必须纳入既定的“革命”流程。这样的硬性要求使得陆谷孙内心挣扎，为了保留心中的学术底线，陆谷孙设法把实用生动的英文条目塞入“红色语录”的庞大队伍中。后来，《新英汉词典》累计共售出1000万册以上，堪称中国辞书史上的销售奇迹。

    1976年，周恩来总理决定亲自筹划《英汉大词典》的编纂，陆谷孙再次被调配进入新的编写小组。后来小组内很多人奔向了条件更为优越的地方，编写组不断萎缩，资金匮乏，工作难以为继。陆谷孙憋着一口气，主动揽下主编的活儿，并立下铿锵誓言：词典编完之前不出国、不写书、不兼课。直至1991年，长途跋涉了15年的《英汉大词典》终于出版，该词典收录词条达20万，俨然一部英汉百科全书。后来此书成为联合国的必用工具书之一，享誉国内外。

    陆谷孙一生痴迷莎士比亚，常喜欢引用他的一句名言：凡是过去，皆为序章。直至其已过花甲之年，仍不愿停歇。2001年，本该颐养天年的陆谷孙再一次决定出面主持《英汉大词典》的修订工作。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陆谷孙便萌生编汉英词典的想法，直至2015年8月，这本耗去陆谷孙15年光阴和心力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终于出版，陆谷孙也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项事业。陆谷孙在词典编纂的路上一走就是30多年，两本词典几近倾注了他所有的青春年华，但他从未后悔，从未抱怨。支撑他一路走下来的并不是聚光灯下的闪亮光环，而是作为一名文化人，自觉背负中英文化沟通使命的责任感和对祖国深沉的爱。

    世人给陆谷孙送去鲜花和掌声，但他不需要，只想和宁静为伴。他对《英汉大词典》的频频获奖感到惭愧：“凭一本书到处揽奖，只能说明学术浅薄。”除了编纂词典外，陆谷孙还是另一领域的匠人：教书。除了因身体原因无法上课，陆谷孙从不愿欠学术一堂课，严寒酷暑，始终如一，他讲课幽默风趣，常使学生哄堂大笑，陆谷孙生活简朴，但对于学生，却是无条件的慷慨。有学生生病住院，他二话不说就拿出1000元送到系里……除了上课，陆谷孙几乎不愿走出自己的“洞穴”——这是他对自己简陋而陈旧的住所的戏称，只想安静低待在家里做学问，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某位编辑就给陆谷孙取了个“老神仙”的外号。

(摘编自林金堂《陆谷称：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相关连接：①“我是真心不希望抛头露面，我希望躲在我的‘洞’里，你们也不烦我，我也不烦你们。Leave me alone(让我一个人待着)是我的哲学。”陆老在2012年的一次讲座上这样述说自己的人生哲学，他在精神上王国里享受着孤独，并将之化作灵感的催化剂。(曹刚、刘建芳《陆谷孙：低调的“老神仙”》)

大煞风 一往情 倚老卖

翁敏华

    文题由一种文字游戏构成，叫“成语缩脚”，本文的主人公曾经用来写过信，全信就像一篇密电码，署名即是“大煞风 一往情”，把“缩”进的“脚”拖出来就是“景深”二字。我在这里要记的，是“景深老”，一位多才多趣的老先生———赵景深。

    初仰先生，即在袅袅的昆曲声中。那天上海昆曲研习社恢复曲会，假座我校东部礼堂。人说前排就座的满头白发的老先生，就是“赵老”———噢，一位面目和善的好先生。赵老是昆曲研习社社长，讲了一番话，接着就带头唱起了曲子，记得唱的是“窦娥冤”里“斩娥”的【端正好】带过【滚绣球】曲。这是正旦扮演的窦娥唱的著名曲子，甭说大学教材，就是中学语文书里也选有，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旦角的唱段，赵景深先生反串，这在“四人帮”①被打倒没几年、拨乱反正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个中深意。

    就这样，得以步入赵老的家———位于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后头的弄堂里，典型的上海石库门房子。导师第一次带我去，还是参加昆曲社的活动。如同一般上海弄堂房子一样，赵府也从后门进出。后门上装有门铃（当时很少见），摁铃，三楼窗户便出现赵家保姆的脸，见是认识的人，她就会放下一只竹篮子来，篮底中央躺着一把钥匙，由你自己开门。后来这空中竹篮晃悠晃悠的场景，整整演绎了两年多———导师去世后，赵先生收我为“私淑弟子”，让我每个周六上他家听课半天，这场景，距今已有三十年，每每想起还令人感念不已：所谓师生，不正是老师交把“钥匙”给你，由你自己去打开知识的大门、步入艺术的殿堂么？

    正是在赵府，得以拜见蒋星煜、胡忌先生，得以领略华文漪的妩媚、岳美缇的清雅，还有刘异龙的滑稽突梯。在赵老八十岁的生日家宴上，他夫妇演唱了《长生殿·小宴》，令人推想二位年轻时的风采———好一对夫唱妇随的昆曲伉俪！

    回忆赵老的文章何其多也，书也出了不止一本。但是我还有两件印象特别深的往事，欲记在这里。

    其一，在课上，有一次不知怎么的说到了《琵琶记》，说到1957年那次在北京召开的《琵琶记》学术研讨会，赵老说：“其实我那次是揣了两篇论文去的，一篇肯定，”他右手往右边口袋里比划比划，“一篇否定，”他左手又在 左边口袋里比划了一下，“到北京去轧苗头②，再决定抛出哪一篇去。”当即有人打岔。让我吃惊的是先生的坦白。先生难道不知道这是“墙头草两边倒”么？就这么随随便便地透露给他众多的弟子们了。

    后来，多次想起，慢慢地，我想明白了。五七年是个什么样的年份？若是谁，为了一部《琵琶记》，被打成右派，值么？“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我心说：先生真是个明白人呐，南方式的智慧。知识人性格也五花八门，不会只有梁漱溟一种。

    其二，有一天课后，赵老收到一封信，拆开看，笑了，再看，笑得更厉害了，直至笑到捂住眼睛、趴在桌上、流出眼泪。笑得我们也好奇起来，纷纷凑近看信。信是扬州师院任半塘先生寄来的，没有多少文字，却在正中画了一把破刀，毛笔画的，犬牙似的刀刃，沾着血（红墨水），刀下则滴滴答答血迹斑斑，边上一行直排的字：“赵景深借刀杀人！”原来是，报刊上有人发表文章驳斥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里的观点，任先生误以为是赵门弟子所为，故打上门来讨伐。赵门弟子见状，一个个义愤填膺，张三这个角度，李四那条线索，已经在分工如何反击了。赵先生去卫生间擦了眼泪，步履蹒跚哆哆嗦嗦地回座，听说后忙制止：“介好白相③一桩事体，一当真就勿好白相④了。”他用沪语说。

    这就是赵景深。三十年代当编辑，向老舍约稿，信笺中央大大地写个“赵”字，用红笔画一个圈儿：“老赵被围，速发救兵”，老舍一看，立即寄来稿件和回信，在赵景深原画上添一支破围的红缨枪：“元帅休慌，末将来也！”那天看见任先生的信，赵老一定是想起了当年的这桩逸事，故而笑得这样一发不可收。我真后悔没像记者那样追根问底，不知道赵先生最终是怎么回这封信的，不然，又可增添一桩直如老舍回信赵景深这样的文坛佳话。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大煞风”景的事，但赵老始终是如此的“一往情”深，对事业，对学生，对朋友同行。

【注】①四人帮：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结成的反革命帮派。②轧苗头：遇事通过察言观色来进行分析，作出判断。③介白好相：上海方言，“这么好玩”的意思。④勿好白相：不好玩了。

空中硬汉戴明盟

险情历练成就“拼命三郎”

    今年34岁的戴明盟身材高大匀称，他的飞行技术堪称一流，这是历经生死考验锤炼出来的。

    1996年8月7日，戴明盟经历了最危险的一次生死考验。这天早晨，他驾驶一架歼六战机在呼啸声中穿越宁波市区上空来到东钱湖，突然油泵电门跳回，他马上用手去推，但不起作用，戴明盟内心没有慌乱，他清楚地知道飞机出了故障，自己必须立即返航。

    但在飞行途中，机舱已经起了烟雾，有的地方冒出了火花。塔台指挥员为了飞行员的安全，命令戴明盟跳伞。但他为避免出现可怕的后果，拉了一把操纵杆，使飞机避开了镇海炼化区域。这时拖着长长火焰的飞机直扑向骆驼镇，他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拉了一把操纵杆，使飞机偏离此处，紧接着自己也跳了伞，最终冒着浓烟、一团火似的飞机砸落在一片无人的水稻田里。

    经历几次险情历练后，戴明盟的心理素质更趋成熟，飞天的“翅膀”更加坚硬。几年后，在训练中堪称“拼命三郎”的戴明盟因飞行技术过硬，成了部队大名鼎鼎的人物。

成为中国航母首批舰载机飞行员

    戴明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优秀飞行员。2003年，作为“有潜力的好苗子”，戴明盟有幸被选派前往俄罗斯学习舰载机着舰技术。以优异成绩学成归来后，2006年，他又被上级领导任命为东海舰队“海空雄鹰团”一大队大队长。

    后来随着中国首艘航母即将诞生，挑选舰载机飞行员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戴明盟知道，驾驶飞机在母舰上着舰、起飞，是一项极为复杂且危险系数高的工作。虽然通常来说，航母整个飞行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足球场，但飞行员着舰时，从空中看航母就像“一张小邮票”，要把飞机降落在“邮票大小”的地方，飞行员必须用小小的尾钩准确钩住甲板上的阻拦索。他做梦都想成为这种能肩负国家民族使命的超级猛士。

    要成为首批舰载机飞行员，首先要符合上级制定的相当严格的选拔标准。比如“飞过至少5个机种，飞行时间超过1000小时，其中3代战机飞行时间超过500小时”等等。

    其次要通过“身体关”的选拔。歼-15舰载机在钩住阻拦索的瞬间，飞行员会承受巨大的载荷，这对飞行员的颈椎、腰椎和脊柱都会产生影响。同时由于惯性的作用，血液加速向飞行员头部涌去，眼前会出现“红视”现象……

    再次必须通过“心理关”的选拔。由于14度的滑跃倾角，飞行员在起飞时会产生加速撞墙的感觉；在着舰时，为了防止挂索失败，舰载机飞行员必须大油门下滑着舰，以保持“逃逸”速度……每一次起降，都是过“鬼门关”。

    令戴明盟兴奋的是，作为海军航空兵精英的他，最终被千里挑一的选中。有幸成为中国航母首批舰载机飞行员！

驾“飞鲨”首降成功震动世界

    几个月前，有西方媒体曾嘲笑没有舰载机的“辽宁号”不过是“移动的博物馆”。戴明盟暗中憋了一口气，一定要为中国人争口气，让航母早日拥有战鹰！

    2012年11月23日，是戴明盟终身难忘的日子。上午7时许，身着七彩服装的航母舰员在甲板上一字排开，仔细排查飞行跑道上可能出现的异物。9时，戴明盟驾驶从陆地某机场起飞的歼-15飞机，飞临正在渤海某海域中的辽宁舰的上空。

    在完成对着舰环境的判断后，戴明盟从舰尾进入，调整航向，对准跑道，放下尾钩。“砰！”战机呼啸而落，滑行几十米后稳稳停住。漂亮，着舰一次成功。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戴明盟驾“飞鲨”着舰时，尾钩准确钩住了第二根阻拦索。国际级功勋试飞员徐勇凌说：“其实这里面大有学问，首先表明飞行员对飞机的操控能力很强。”大中型航母上一般有四根阻拦索，战机降落时通常会选择挂在第二或第三根。因为如果对准第一根，飞机降落点太靠近甲板后缘，可能导致高度过低撞到航母尾部。如果对准第四根的话，留给飞机的减速空间就比较短。“可见，戴明盟他们事先通过大量的通场和触舰复飞等训练，把相关技术练到了家！”

    曾有国外专家撰文称，中国航母是“徒有其表的一堆废物”。戴明盟用自己的行动，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成为我国舰载机首飞第一人，这位“超级牛哥”的名字，将被永远载入史册！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