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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高尔顿与优生学

    弗朗西斯•高尔顿以创立并且热情地传播优生学而被大家牢牢记住。优生学是一种建议人类可以像动物一样促进“好的”特性，抑制不必要的遗传的理论和计划。

    1822年高尔顿生于英国伯明翰，父亲是一位银行家，母亲是伊拉兹马斯•达尔文的女儿。父母最初计划让他学习医学，因此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在伯明翰综合医院学习，之后进入伦敦的国王学院。1844年1月他在剑桥的三一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不久他父亲去世了。

    高尔顿继承了巨额遗产变得十分富有，因此可以做一些他感兴趣的事情。从1845年开始，他和朋友一道赴尼罗河流域进行考察，穿越萨哈拉大沙漠，游览贝鲁特和耶路撒冷。

    1850年，经过与皇家地理学会协商，高尔顿决定考察从非洲西部和南部到恩加米湖的道路。这次探险充满了困难和危险。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与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历尽艰辛，获得了大量西南部非洲资源和风土人情的第一手资料。

    到了夏季，他喜欢到设得兰群岛去捕鱼和收集海鸟标本，有时也驶帆出海，或者乘热气球升空。后来，他通过观察发现了一种顺时针旋转的大规模空气漩涡，并把它命名为“反气旋”﹣﹣如今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高压系统。

    1859年高尔顿的表兄达尔文出版的《物种起源》引起了他对人类遗传的兴趣。他的科学研究很快转移到与生命有关的领域。他把达尔文关于围绕着群的平均值的偶发变异原理应用于人类研究，与1869年发表了专著《遗传的天赋》。他确信身体特征、智力和性情等是遗传的，“在人类的发展中，遗传是比自然有力得多的动因”。高尔顿写道：“我以一种最没有资格的方式反对自然平等的主张。”他相信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控制人类繁殖的血统。“在培育者意愿的控制下，后代的身体结构看起来似乎像粘土一样具有可塑性。”

    在完成了智力天赋的家族谱系研究后，高尔顿又致力于建立更精确的测量方法来考察人类才能的差异。1883年他出版了专著《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书中概述了自由联想和关于心理意象的问卷调查这两项在实验心理学上划时代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这本书中，高尔顿还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以人类的自觉选择来替代自然选择的社会计划，为此他还创作了“优生学”这个词。如他后来定义的，“优生学是一门研究能够改进一个种族的先天品质的所有影响以及将这些影响发展到极致的科学”。

    然而，优生学也成了禁止不同种族间通婚的法规背后的智力动因。 丹尼尔•凯维勒斯写道，“从高尔顿开始，‘优生学’成为了一个具有丑陋含意的词﹣﹣这是理所应当的。”需要注意的是，高尔顿是在做一项有缺陷的工作，它被称作“遗传的祖先定律”。他相信父母的每一方对后代的特征做出的四分之一的贡献，每一方的祖先对剩下的部分负责。

    高尔顿熟悉“高斯曲线”或者“钟形曲线”，他还成为生物测定学的创始人之一。1884年他在南肯辛顿举办的国际健康展览会上开设了人体测量实验室，在那里测量参观者的体重、身高、肺活量、力量、视力和听力，还有其他变量。为了优化社会，他提出了一种度量智力能力的方法，对阿尔弗雷德•比奈的普通智力测验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888年，他开始对指纹研究产生兴趣，并于1892年在其专著《指纹学》中提出了指纹分类法。他的指纹编码法被伦敦警察局采用，作为伯特隆测量系统的补充手段来建立犯人档案。

    高尔顿于1911年1月17日去世，他创立的优生学协会在1989年由伦敦创办的高尔顿研究所继续下去。

    高尔顿一生发表了300多部作品，范围很广，表现出不羁的好奇心。在广泛的旅行中他成为一位卓越的超然物外的人类学家。

 （摘编自约翰•西蒙斯《科学家100人》）

【相关链接】①弗朗西斯•高尔顿，从小就聪颖过人，出生12个月后，便能认识所有的大写字母，18个月后则能辨别大写和小写的字母。 3岁时他学会签名，4岁时能写诗，5岁时能背诵并理解苏格兰叙事诗。《马米翁》，6岁已精通《荷马史诗》。7岁对博物学产生兴趣，并按自己的方法对昆虫、矿物标本进行分类。他曾到西南非洲探险，因树立功绩而知名并被选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三年后又入选英国皇家学会，晚年受封为爵士。他的学术研究兴趣广泛，包括人类学、地理、气象学、心理学、统计学等方面。（百度百科）②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重视遗传素质的研究，但夸大了遗传素质在个体心理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后天生活环境的作用，这是欠妥的。（佚名《高尔顿的遗传决定论》）

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

    潘家铮的大名我早就熟悉了，但有幸结识先生却是2007年3月5日的事。那一天，在接连婉拒了两次之后，先生说，他终于被我的“锲而不舍所打动”，于是接受了我的一次专访。

    采访正式成行的前一周，潘先生的秘书李永立打电话告诉我：潘老说为了采访时节省时间，也为了他能更准确、更深入、更全面地回答我的问题，请我先将自己的采访提纲以电子邮件发给他。

    3月5日的采访非常成功。在整个交谈中，先生思维缜密，表达严谨，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说话舒缓、从容，有一种绅士风度。即便在说到自己的忧虑和愤懑时，也仅仅是紧锁眉头，而从无疾言厉色。先生用60分钟回答完我的所有问题，又用20分钟时间跟我轻松地聊起了他的业余爱好。我一直生活在北方，感觉江浙一带的话很难懂，也似乎并不好听。但接触先生之后，我发觉他的一口吴侬软语宛如昆曲，实在动听。

    时隔五年，那天采访的许多内容都已经淡忘了，但有一段谈话却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国风电正在大热之时，在回答我关于对当时发展风电的看法时，先生除了对风电的优点给予充分肯定之外，更多的是表达了对当时风电大跃进式推进的批评和担忧。先生说：“我们应该把风电的优点说清楚，但也要把它的问题摆出来，说透，而且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包括国家应采取的政策，这才是对风电真正的爱护。”

    那天采访结束后，先生起身从办公桌后的书柜上取下一本《潘家铮院士文选》送我，并当即在扉页上题签：韩磊同志指正。字不大，都是一笔一划的，很秀气。

    在中国科技界，潘先生以敢说真话而闻名。他的一个“段子”曾在科技界广泛流传：“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这位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说，“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先生的话博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称其“对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容忍，更有海纳百川的包容”。

    在我的眼里，先生性情的底子是文人。他身上有浓重的文人气息。许多读者知道，潘家铮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一位热心于科幻创作的作家。先生的科幻小说构思巧妙、大胆，科学性严密、人情味浓，文笔生动凝练，语言幽默调侃，选材和描写不落俗套。2007年采访先生的那段时间，我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捧着先生的《偷脑的贼》，经常读得哈哈大笑。作诗填词也是先生的业余爱好之一，然而，科幻小说和诗词其实都还不是先生的最爱。先生告诉我：“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讲究饮食，衣服也是穿得邋邋遢遢，很少看电影，电视也看得不多，体育也不爱好，写诗什么的实际上也不是我的真正爱好。我真正的爱好只有一个，就是读书，我总觉得一卷在手，就可万虑皆消。”

    “一卷在手，万虑皆消。”这不是真正的文人、书生么？！当然，这些还都是先生文人情怀的浅表性东西。如果你读了先生的杂文、政论之后，你一定会发现，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爱得有多么深沉1 2001年下半年，先生有感于时事，写了一篇《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的小文。此文连投多家报、刊，无人敢登。一气之下，时任政协委员的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应邀发言时，全文宣读了自己的这篇小文章，引起轰动。

    潘先生不愧为君子。潘先生非常崇拜李锐，李锐老部长是潘先生的老领导、老同事。自80年代中期以后，潘先生和李锐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后来裂痕越来越大，终致不相往来。即便是在两人不相往来的日子里，彼此对对方也都有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价。潘先生称赞李锐“确实是个豪杰”。李锐在谈到潘先生时，说：“潘家铮确实是个好样的专家。”2007年9月21日，潘先生亲自登门拜访李锐老部长，两位中国水电界的重量级元勋人物，又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君子和而不同”，大概说的就是潘先生这样的人物吧！

（摘编自韩磊《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已年逾耄耋，病废住院，唯一挂心的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我衷心期望，也坚决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支持下，电力工业将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领域取得全面突破，在国际电力舞台上处处有“中国创造”、“中国引领”。

（潘家铮语）

②在能俯看到隔流堤的厂房坝段栏杆处，他足足趴了近1刻钟。记者连忙上前询问：“潘院士您一直没有讲话，是在考虑什么问题吗？”“哪里考虑什么问题，我这是‘老年痴呆’。”看到记者满脸的疑问，工作人员笑着说：“潘老是跟你调侃呢！”

（摘自高明昧、徐爱民《潘家铮院士在三峡》）

我眼中的杨绛先生

铁凝

    2007年1月29日晚，是我第一次和杨绛先生见面。在三里河南沙沟先生家中，保姆开门后，杨绛亲自迎至客厅门口。她身穿圆领黑毛衣，锈红薄羽绒背心，藏蓝色西裤，脚上是一尘不染的黑皮鞋。她一头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皮肤是近于透明的细腻、洁净，实在不像近百岁的老人。她一身的新鲜气，笑着看着我。我有点拿不准地说：“我该怎么称呼您呢？杨绛先生？杨绛奶奶？杨绛妈妈……”只听杨绛先生略带顽皮地答曰：“何不就叫杨绛姐姐？”

    那一晚，杨绛先生的朴素客厅给我留下难忘印象。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四白落地的墙壁，靠窗一张宽大的旧书桌，桌上堆满了文稿、信函。沿墙两只罩着米色卡其布套的旧沙发，通常客人会被让在这沙发上，杨绛则坐上旁边一只更旧的软椅。我仰头看看天花板，在靠近日光灯的地方有几枚手印很是醒目。杨绛先生告诉我，那是她的手印。七十多岁时她还经常将两只凳子摞在一起，然后演杂技似的蹬到上面换灯管。那些手印就是换灯管时手扶天花板留下的。杨绛说，她是家里的修理工，并不像从前有些人认为的，是“涂脂抹粉的人”。

    我喜欢听杨绛先生说话，思路清晰，语气沉稳。虽然形容自己“坐在人生的边上”但情感和视野从未离开现实。她读《美国国家地理》，也看电视剧《还珠格格》，知道前两年走俏日本的玩偶“蒙奇奇”还会告诉我保姆小吴从河南老家带给她的五谷杂粮。这些新鲜粮食，保证着杨绛饮食的健康。

    跟随钱家近二十年的小吴，悉心照料杨绛先生如家人，常有各种社会情状通过小吴传递到杨绛这里。我跟杨绛先生开玩笑说：“您才是接“地气”呢，这地气就来自小吴。”杨绛先生指着小吴说：“在她面前我很乖。”小吴则说：“奶奶（小吴对杨绛先生的称呼）有时候也不乖，读书经常超时，我说也不听。”除了有时读书超时，杨绛先生起居十分规律，无论寒暑，清晨起床后必先做一套钱钟书先生所教的“八段锦”。直至春天生病前，弯腰双手可轻松触地。小吴还告诉我，杨绛先生虽由她照顾，但至今更衣、沐浴均是独自完成，又让我感慨：杨绛先生的生命是这样清爽而有尊严。

    有时候我怕杨绛先生戴助听器时间长了不舒服，也会和先生“笔谈”。我从茶几上拿过巴掌大的小本子，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这样的小本子是杨绛用订书机订成，用的是写过字的纸，为节约，反面再用。我在这 简陋的小本子上写字，想着，当钱锺书、杨绛把一生积攒的版税千万余元捐给清华大学的学子们，是那样地毫不吝啬。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杨绛参加了邓小平为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举行的国宴，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并把译者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杨绛先生说，那天她无意中还听到 两位西班牙女宾对她的小声议论，她们说“她穿得像个女工”。“她们可能觉得我听不见吧，我呢，听见了。其实那天我是穿了一套整齐的蓝毛料衣服的。”杨绛说。

    经历了太多风雨的杨绛，坦然领受这样的评价，如同她常说的“我们做群众最省事”，如同她反复说 的，她是一个零。她成功地穿着“隐身衣”做大学问，看世相人生，哪怕将自己隐成一位普通女工。在做学问的同时，她也像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女性一样，操持家务，织毛衣烧饭，她常穿的一件海蓝色元宝针织成的 毛衣就是在四十多年前织成的。我曾夸赞那毛衣针法的均匀平展，杨绛脸上立刻浮现出天真的得意之色。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 发生。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 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摘自《文汇报•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②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 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摘自黄薇《百岁开一 话杨绛》）

除夕

刘以鬯

    云很低，像肮脏的棉花团，淡淡的灰色，摆出待变的形态。然后，淡灰于不知不觉间转成昏暗。大雪将降。这样的天气是很冷的。他身上那件棉袍已穿了七八年，不可能给他太多的温暖。要不是在城里喝过几杯酒，就不能用倔强去遏止震颤。郊外缺乏除夕应有的热闹，疏落的爆竹声，使沉寂显得更加沉寂。这一带的小路多碎石。他无意将踢石当作游戏，却欲借此宣泄蟠结在心头的悒郁。几个月前，死神攫去他的儿子。他原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现在喝得更多，举腿踢空时，身子跌倒在地。他不想立即站起。他的理智尚未完全浸在酒里，思想像一潭死水，偶有枯叶掉落，也会漾开波纹。他眼前的景物出现蓦然的转变，荒郊变成梦境：依旧是亭台楼阁，依旧是雕梁画栋，依旧是树木山石，依旧是游廊幽篁。他甚至见到那对石狮子了……他发现自己已身处于一个大庭院中。他一向喜欢这地方：辉煌的灯烛照得所有的陈设更具豪华感，连门神对联都已换上新的了。这是三十晚上。小厮们早已将上屋打扫干净，悬挂上祖宗的遗像。这里，路灯高照。这里，香烟缭绕。有人掷骰子。有人放爆竹。到处弥漫着除夕独有的气氛。这种气氛，具有振奋作用，像酒。人们显然已喝过酒了，每个人的脸颊都是红通通的。

    ……

    一阵狂风，将屋里的烛光全部吹熄。来自黑暗的，复归黑暗。眼前的一切消失于瞬息间。连说一声“再见”的时间也没有，四周黑沉沉。

    依旧是除夕，两种不同的心情。

    落雨了，当他跌跌撞撞朝前行走时，蓦地刮起一阵狂风，雨雪泼洒在他的脸上。袜子湿了，冷冰冰的感觉使他浑身鸡皮疙瘩尽起。他自言自语：“不会迷失路途吧。”

    前面忽然出现灯光。

    这灯光从木窗的罅隙间射出来。在黑暗中，一盏昏黄不明的油灯也能控制一切，他想。醉意未消，仍能记得他的妻子此刻正坐在油灯旁边等他回去吃饭。

    “我回来啦!”他嚷。木门启开。他的妻子疾步走出来，屋里的灯光，在风中跳跃不已。自从孩子死去后，这个女人就不再发笑。她脸上的表情一直好像在哭，只是泪水总不掉下来。“这是除夕，我为你煮了一锅饭。”语调是如此之低，显示她的健康正在迅速衰退。

    火盆里烧的是潮湿的树枝，青色的烟霭弥漫在这狭小的茅屋里，熏得他猛烈咳呛，脖颈上有血管凸起。炉灰被门缝中挤进来的北风吹起。那半明不灭的油盏，阴沉沉的，使泥墙涂了一层阴惨的淡黄。就在这些薄薄的泥墙上，居然挂着几幅屏条与对联。都是他自己的手迹，并非用作装饰，而是随时准备拿进城去换钱的——当他想喝酒的时候。明天是新年，明天没有人买画，他想。“吃吧。”声音来自右方，转过脸去观看，他的妻子没精打采地坐在那只粗糙的小方桌边，低着头，像倦极欲睡的猫。

    雪落在屋顶上，原不会发出什么声音。此刻，他却听到了沙沙的雪声。这地方的宁静，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可怕。那种结局太悲惨，他想。每一次想到那结局时，心烦意乱。那种结局太悲惨。他想。他的手，下意识地捉揉着那条长长的辫子。那辫子，像绳索般缠绕着他的脖颈。他想到死亡。当他想到死亡时，连青山不改的说法也失去可靠性。骤然间，生命似已离他而去。这种感觉不易找到解释；不过，每次产生这种感觉时，心中的愁闷就会减去不少。“不能有这样的结局!”声音有如刀子划破沉寂。木架上有一叠文稿。他抽出底下的一部分，投入火盆，熊熊的火舌乱舐空间。他烤手取暖。他将思想烧掉。他将感情烧掉。他将眼泪烧掉。他将哀愁烧掉。他笑。这笑容并不代表喜悦。他的妻子将文稿从他手中夺过去，他将文稿从妻子手中夺过来。“为什么?”她问。他将她推倒在地。这个题材只有在他笔下才能获得生命。现在，他将这个生命杀戮了。“不能有这样的结局!”他笑。但笑声不能阻止北风的来侵。门与窗咯咯咯、咯咯咯地响起来。这是除夕，久久听不到一声爆竹。

    他手里仍有一叠文稿，一页继一页投入火盆，看火舌怎样舞蹈。那不幸的结局被火焚去时，他产生释然的感觉。他将剩下的文稿全都投入盆内。起先，火盆仿佛被这过重的负担压熄了，没有火焰，只有青烟往上升。稍过些时，刺鼻的青烟转变为滚滚的浓烟，虽浓，却常常被熊熊的火焰划破。火焰企图突破浓烟的重围。火与烟进入交战状态。火焰占了上风，像螺旋般地往上卷，往上卷，往上卷……他笑了。浓烟消散。火焰像一朵盛开的花。他纵声大笑。火焰逐渐转小，像不敢穷追的胜利者带着骄傲撤退。黑色的灰烬到处飞舞。

他作画的兴趣已激起。他倔强地将白纸铺在桌面，拿起画笔，将抑郁宣泄在白纸上。然后他的视线模糊了，一些好像见过的东西，忽然乱作一团。摇摇头。那些乱七八糟的思念蓦地消失，一若山风吹散浓雾。他笑了。用笔蘸了墨，将他的灵感写在白纸上。然后他的视线又模糊了。这一次，有如向空间寻找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他固执地要实现一个愿望，必须保持理智清醒。当他画成那幅画时，仿佛有人在他背上推了一下。手臂往桌面一压，半边面孔枕在手臂上。他是一个胖子，血压太高。在追寻存在的价值时，跌入永恒。他已离开人世，像倦鸟悄然飞入树林。他的妻子从后边走出来，以为他睡着了。望望画纸，原来画的是一块石头，没有题诗，未盖图章，左侧下端署着三个字：曹雪芹。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