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

2005年岁末，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正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是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叔雅”为刘文典的字）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本文选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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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字叔雅。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原籍安徽怀宁。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

                                                                            阎肃：活出不一样的“风花雪月”

                                                                                               桑可

       他是一位可敬可爱朝气蓬勃的“顽童”，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是一枚“不起眼”的军中绿花，也是文艺界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天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也曾入围“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他是一位词作大家、一级编剧，是文艺战线的一颗“常青树”“不老松”，他的人格魅力和火一样的热情，至今仍在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奋勇向前。

       阎肃同志的一生，留下1000多部（首）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佳作，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几乎以一己之力把江姐搬上歌剧舞台，一曲《红梅赞》一时传遍大江南北，让《江姐》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在61岁的高龄担纲创作歌剧《党的女儿》，谱写了一曲中国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给所有的观众上了一堂撼人心魄的生动党课。他创造的《敢问路在何方》《我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雾里看花》《梦水乡》等歌曲，至今仍广为流传……

       细品阎肃同志创作的一系列文艺作品，那些汩汩流淌于时空里的旋律，始终不缺少一颗滚烫的心、一种为国抒怀的情、为民放歌的魂。他的作品，总是能沿着时代的烙印剪接出华丽的色彩，也灌注着一位军人所独有的对国家的浓情厚意。报效祖国、放歌时代、思索人生，一部部文艺作品就像一曲曲时代的号角，把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深沉思考揉进了每一个音符和歌词里，让民族勇于探索、自强不息的华彩乐章在豪迈的进行曲中激情流淌。

2014年在京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阎肃同志在发言时说，“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就是这种肝胆、这种魂魄教会我跟着走、往前行，我愿意为兵服务一辈子!”正是这种别样的“风花雪月”，这种颂英烈、咏家园、唱时代的军人情怀，铸就了他一路豪歌向天涯的人生之路。他就像一株迎风傲雪的红梅，雪岭冰霜之间绽放出夺人的光彩；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挺起岁月的胸膛向人们展现沧桑的力量。

       阎肃最爱这样介绍自己：“我是部队文艺战线上的一名老兵。”无论酷暑寒冬、无论风霜雨雪，入伍60多年，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军营，始终与战士们血肉相连。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和基层的官兵打成一片，他用“百姓习俗、社会风尚、民族魂魄、生活素养”不断去贴近基层、发现故事，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用自己豁达的胸襟、开阔的气象、和谐的身心，让我们见证了一位“胸有大业、腹有诗书、肩有担当、术有专攻”的文艺工作者楷模。

刘云山同志说：“阎肃同志是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为人做事，都一片丹心、一腔热血、一身正气。”在壮阔的时代大潮中把个人融入时代的主旋律，阎肃用对党无限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和高尚的情操去工作，去为时代放歌。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这样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我们需要一批又一批像阎肃同志一样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不断赓续薪火、再造经典，才能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阎肃在创作的《红梅赞》中曾写过这样一句歌词：“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个人的一生，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应该是无限欣慰的了。用忠诚去燃烧生命，用灵魂去点燃光明，用旋律去传递信仰，阎肃同志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用自己灿烂的生命，把自己的人生谱写成了一曲浩气永存的时代长歌。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就产生什么样的行为。1946年，那是一个“追求进步就是民心所向”的年代，阎肃考取南开中学。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以来的新诗、老舍的戏剧、巴金的小说，最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红色延安传来的先进思潮。用阎肃自己的话来说，那时“我对共产党最朴素的心理就有了”。（郭超、刘小兵《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放歌者》）

②在阎肃的生命源泉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一汪深邃的清泉。与阎肃有长期合作的中央电视台副总编朱彤介绍，阎肃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应该出于他的自觉追求，是在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之后外化出来的一种风格。他的作品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叠加。（黄子娟《时代歌者的追梦人生》）

一个悲情的殉道者：马克斯•普朗克

董理

    1858年4月，普朗克出生在德国基尔城的一家书香门第。普朗克从小有音乐天赋，他准备攻读音乐，但数学家米勒的启发引起了普朗克对数理的兴趣。从米勒那儿，普朗克学到了能量守恒定律。然而当普朗克想去大学进修物理学时，米勒却劝他放弃物理学，因为这门学科中的一切都已经被研究了。“我并不期望发现新大陆，只希望理解已经存在的物理学基础，或许能将其加深。”普朗克这样说。

    普朗克对物理学的执着造就了这位人类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同时为人类开启了现代物理学的大门。他曾说：“外部世界是独立于我们的绝对存在，而探索这种绝对存在所适用的规律，我认为就是最崇高的科学研究任务。”一个青年能置著名数学家之劝于不顾，说明了普朗克当时对科学的热爱。爱因斯坦在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发表演讲说：“在科学的庙堂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有许多人只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另外还有许多人是纯粹功利的目的。如果除去这两类人，那么仍然还有一些人留在里面，我们的普朗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他是一名物理学最虔诚的信徒。

    如果说19世纪的物理学大厦出自牛顿等人之手，那么震颤整个以经典物理学为根基的大厦始于普朗克对黑体辐射的研究。黑体辐射的问题在于长波段和短波段，不同的波段都采取近似值的方式分别用不同的公式表达，并没有人能一起推出符合整个波段的公式。作为一名热力学家，普朗克最大的信念之一就是能量守恒定律。然而当普朗克希望借助传统热力学知识，通过一次一次实验解决黑体辐射问题时，万金油般的能量守恒定律没能帮助他通向成功。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统计学观点。他引入量子，也就是一份份的能量，推出了符合全波段的公式。在当时，科学家都相信能量是连续可变的，怎么可能是一份的量子呢？这无疑令整座物理学大厦都开始动摇。哪怕是亲自得出这一公式的普朗克，也难以相信这一结论。普朗克迷茫了，作为经典物理学的忠实信徒，他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量子假说是物理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为现代物理学基本理论的建立奠定了新的基础。尽管普朗克面对自己提出的量子假说时而彷徨时而迷茫，但作为一名伟大的物理学家却不失崇高的科学品质和精神。普朗克信奉科学，却并非迷信科学，就在提出量子假说之后，他甚至预言了未来将会出现量子力学。在刚刚提出量子假说后，普朗克对他6岁的孩子解释其中的意义时，说道：“今天，我做出了一个发现，它和牛顿的发现一样重要！”然而，受过严格经典物理学训练的普朗克对他所提出的量子假说对经典物理学理论造成的“破坏”，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从而限制了他进一步超越经典物理学理论的界限。

    普朗克虽然在量子假说的提出上表现保守，却有独到的科学眼光和前瞻性。1905年6月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当时在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个人能真正理解相对论，而物理学界支持相对论的第一位权威人士就是普朗克。普朗克还给予爱因斯坦其他方面的帮助和爱护。1913年夏，普朗克身赴伯尔尼聘请爱因斯坦到柏林成为科学院院士。没有德高望重的普朗克的支持和宣传，爱因斯坦和他创立的相对论不会那样快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并确立其在现代物理学中的地位。

    一战开始，德国学者们发表臭名昭著的《告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的罪恶战争辩解，普朗克赫然在列。一战结束，德国败降，普朗克等众多学者公开为《告文明世界宣言》道歉。不满十年，纳粹法西斯席卷德国，德国学者集体失忆，忘却前朝旧事再次紧跟“元首”。当爱因斯坦挺身反击纳粹时，许多科学家居然微词他“过激”。或许是普朗克盲目的爱国情怀，致使他作为德国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却没有发出正确的声音。正如德国物理学家埃瓦德所言：“普朗克是个悲情角色……”

    即使如此，普朗克为人类科学所做的贡献却不容置疑。1958年4月25日，在庆祝普朗克诞生100周年纪念会上，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说：“以前许多领域都给人们以一种非常混乱的感觉，但在普朗克一生的工作领域里，却表现出来一种单纯和莹澈的光明。”

（选自《科学家》2014年第10期）

相关链接：普朗克经历了德国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面对希特勒的排犹政策，曾为他的同事向希特勒求情，希特勒勃然大怒。后来，普朗克个人遭到厄运，长子和两个女儿死于战争，次子被纳粹处死。他的住宅被炸毁，丰富的藏书和成果也毁于一炬。

（《量子物理学精神之父：马克斯•普朗克》）

                                                                            王洛勇：我只演正面的中国形象

    王洛勇被称为“百老汇华裔第一人”，他因主演百老汇名剧《西贡小姐》而成为西方戏剧界的明星。《亚洲周刊》称，“由于他的表演，百老汇舞台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美国戏剧》则说，“美国应该承认更多像王洛勇这样的亚裔演员，从他身上可以预见中国演员、中国戏剧走向世界已为期不远。”

    王洛勇1958年出生在河南，11岁就离家去湖北十堰的一所戏曲学校学习京剧武生。他每天清晨就开始苦练基本功，摸爬滚打，舞刀弄枪,练就了扎实的表演基本功。1981年，他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4年后以优异的表现留校任教。

    谋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王洛勇并不满足。“大学毕业就教书，从理论到理论，总感觉自己有点误人子弟。”他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在一次艺术节活动上，他遇上了一个美国代表团，了解到在美国，一部戏经常能演上七八年，最长的甚至演了30多年。他很不解：是什么样的经典能这样长演不衰？他也因此对百老汇的舞台产生了向往。

    1985年，他去路易斯安那大学学表演。可一到美国，他蹩脚的英语就露出马脚，结果被取消了奖学金。费尽周折，他最终就读美国波士顿大学戏剧表演系。“艰苦、劳累、饿肚子，穷得一文不名。整整好几年都是这么度过的。”王洛勇对记者回忆道。“在异国他乡，我靠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坚韧不拔，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

在争取《西贡小姐》的表演机会时，舞台监督起初对他的英语水平表示怀疑。王洛勇对他说：“只要我能出现在《西贡小姐》的舞台上，我的英语就一定比台上所有的亚裔演员好。”演出成功后，连《纽约时报》都这样评价：“他清晰的英文吐字，让用母语演出的美国演员感到羞愧。”因为自幼学习京剧，王洛勇的表演功底很扎实。他还深入理解角色，挖掘出人物的深度。美国剧评家说他的表演“强烈控诉了殖民主义对亚洲文化的摧残”，称他“是个有鲜明个性的创造者”。

    “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没怎么演过正派人物——胆小的中国人，愚昧的中国人，无理的中国人，自扫门前雪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加在一块儿，就是造成我们被人看不起的原因啊！”

    很长时间里，王洛勇都觉得表演就是表演，和现实生活没有关系，但发生在女儿身上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也坚定了他回国发展的念头。

    那是女儿上二年级的时候，王洛勇接她放学。女儿见到爸爸一直闹别扭。经再三询问，孩子才告诉他说：“你总是演傻子，同学们都说我是傻子的女儿！”

    王洛勇这才恍然大悟。在美国电视剧《第三观察》中，他扮演一个生活在中国城里的父亲，女儿得了脑膜炎，他却只是在家里烧香拜佛，害得女儿差点死去。2002年，中央电视台请王洛勇回来演电视剧。听说是正面英雄形象，王洛勇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为了表达对英雄的崇敬，为了孩子，也为了减少内疚之情”。

    王洛勇先后在《生死卧底》《林海雪原》等电视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他总会对角色加入自己的理解。主演《焦裕禄》，王洛勇先是循着焦裕禄的足迹进行考查，自己经历了一遍对这个模范人物由怀疑到深信不疑的过程。

    因为《简·爱》，王洛勇又重回话剧舞台。这部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2009年开演，如今已演出超过百场，“事实证明，经典永远能够打动人心。”王洛勇自己也被这个结果打动了，“这出戏讲两性之间的自由、平等、相互尊重，它强调女性的独立，女性在选择婚姻时对财产的割舍，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的现实是一致的。王洛勇说，在他的经验里，不论是百老汇还是好莱坞的作品，都一直强调主题先行。

    王洛勇一直想成为一名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文化大使”。于是，他在美国一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传播中国文化；在一些国际文化活动上，他组织昆曲、京剧的演出；在演讲中，他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同《霸王别姬》，《仲夏夜之梦》同《游园惊梦》，《哈姆雷特》同《赵氏孤儿》相比较。

    “文化工作者对国家有责任，”王洛勇说，“艺术家不为自己的母亲和祖国歌唱，声音就永远没有力量。我以前为祖国做得太少，现在有机会了，在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上，我愿意做一块石头。”

这只摇了38年的轮椅，停了

赵涵漠

    史铁生总梦想自己是一个田径运动员，最好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并且跑起百米来要超过“九秒九几”。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田径比赛，他甚至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

    但因为瘫痪，这个病人已经在轮椅上度过了整整38年。2010年12月31日，在距离自己60岁生日仅仅4天的时候，因为突发脑溢血，史铁生带着永不能实现的梦想和未完成的书稿，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一直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男人，终于“辞职”了。

    从21岁那年开始，史铁生就一直没有逃过病痛的折磨。他把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先是作为“起落架”的两条腿瘫痪了，然后像是“发动机”般的两个肾也“一起失灵”，患上了尿毒症。他不得不每周接受三次透析，全身的血液先被抽出来，再被输回去。经历过1000多次的针刺，手臂间肿胀的动脉和静脉就像“3条大蚯蚓”。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甚至就连喝汤时呛了一口，都可能感染肺炎”。

    可是，在朋友们的眼里，史铁生乐观得“根本不像一个被重病缠绕的病人”。几乎所有采访过他的人都提到，他很少一脸愁容，恰恰相反，他“太爱笑了”，黑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

    当然，并非从一开始，这个病人就能笑着面对他无法摆脱的梦魇。21岁时，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朋友们还记得，那时，如果有嘲笑他的腿，“他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

    这个年轻的病人最常去活动的地方，是离大杂院不远的地坛。每天，他都摇上还吊着用来接尿的黄色塑料瓶的轮椅，在这座荒废的园子里，“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

    最终，这个古园里诞生了一篇15000字的《我与地坛》。这部探讨生与死、荒废与生长、绝望与希望的长篇散文，打动了无数读者，以至于作家韩少功评价道，“《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作为写作者，史铁生获得了盛名，但作为一个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的病人，他却开始失去宝贵的时间。有一年冬天，记者们围堵到他家，他不得不受着寒冷，“全副武装，到地坛去逃难”。“陌生人总要无端夺走他写作的时间”，更何况，“他又不能像个健康人那样一走了之，他无处逃避，因此也无法选择来访者”。

    因此，他自制了一张“来客须知”贴在房门上，“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

    可他的病情几乎未曾向好的方向转弯。年轻时那种想“抱着炸药包”与嘲笑他的人同归于尽的想法，已经慢慢被磨平了。他说起自己的腿，“就像说别人一样”。就在几年前，当这个作家被问及理想的生活状态时，他笑着回答，“我希望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透析中心就在我家旁边”。那时，他每次都要为了透析花掉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前提还是“路上不能堵车”。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史铁生每天几乎只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写作时，这个病人总是躺在床上，在胸前斜支起一块木板，费劲地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

     20万字的《病隙碎笔》，史铁生整整写了4年。算起来，他一天平均只写了136个字。而这样的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直写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根据不完全统计，这种艰难的写作之后，中国文坛留下了属于史铁生的100多万字作品，也鼓励了无数的读者。

    对史铁生来说，死亡从不是个遥远的话题。甚至早在上个世纪末，他就对身后事做出了安排，“墓地、墓碑、花圈、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诗句。”

    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如今，在北京城东四环一个小区里，他的家门口没有摆放花圈或挽联。家人用一种宁静、镇定的声音婉拒前来采访的记者。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那个摇着轮椅的、虚弱的病人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院子里了。

    但还是有人会想起他那永远不曾实现过的梦想。几年前的一个春天，史铁生最喜欢的美国短跑名将刘易斯来到北京，特意赠送给这个“一辈子都梦想着成为田径高手”的病人一双定制跑鞋。这个体育迷担心场面尴尬，就先乐呵呵地对着偶像说：“我1997年去洛杉矶，特意去加州大学体育场（第23届奥运会的主会场），摇着轮椅转了几圈。”

    2010年12月31日凌晨，这个病逝作家的肝脏，按照他的遗嘱，被捐献给了一个来自天津的病人。而十几个小时后，2011年的元旦就要来临。

    生前，他曾经说过：“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也许，在这个节日里，这个病人的魂灵已经告别轮椅，微笑地飞翔着，进入了天国。

相关链接：①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看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史铁生《我与地坛》）②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2002年华语传媒大奖授予史铁生“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时的颁奖词）

梁思礼与梁启超

解璋玺

    梁思礼生于1924年8月24日。这一年，或可称为梁启超的“灾年”。“李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而老年得子，算是给他一点难得的慰藉，于伤痛之中还能体会到人生未尽之乐。

    梁启超固深爱着他的九个儿女，但爱小儿子梁思礼尤甚。这种人之常情是不难为人所理解的。最初，他称儿子“老baby(宝贝儿)”，后来索性改称“老白鼻”。他在写给儿女的信中常常提到这个聪明可爱、讨人喜欢的小儿子，以至于姐姐、哥哥们责怪“爹爹信中只说老白鼻不说别的弟妹，太偏心”，结果，梁启超特意在信中写了一大段文字，专讲达达、六六、司马懿(七女)的近况。不过，梁启超并不回避他是“专一喜欢老白鼻”的。他注意到老白鼻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变化，不到两岁，就已经“一天到黑‘手不释卷’”了，而且能唱“葡萄美酒”。随着一天天长大，老白鼻变得越发惹人喜爱。梁启超在饮冰室读书、写作时，是不允许孩子们来打扰的，但老白鼻是个例外，每天“总来搅局几次”，梁启超不仅不恼，甚至“盼望老白鼻快来”，因为老白鼻的到来，恰恰是他“最好的休息机会”。过生日了，大孩子都不在身边，他就叫老白鼻代表姊姊、哥哥们拜寿。老白鼻也乐得如此，居然“一连磕了几十个响头，声明这是替亲家的，替二哥、三哥乃至六姊的”，而作为父亲，他在信中告诉大孩子们，“我都生受你们了”。这种父子之间其乐融融的场面，不仅儿子是天真烂漫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和蔼可亲，一团孩子气呢。

    梁启超1929年1月19日病逝，梁思礼只有四岁半。母亲与姊姊、哥哥们合力供他读完了小学、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母亲筹措了四百美金，送他和姊姊梁思懿到美国求学。其实，梁启超早在1925年为几个孩子预筹学费时曾说过：“至于老白鼻那份，我打算不管了。到他出洋留学的时候，他有恁么多姊姊哥哥，还怕供给他不起吗?”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中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姊姊、哥哥们陆续流落大后方，思永、徽因身患重病，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顾及远在天津的这个小弟弟?这时，全靠母亲王夫人艰难地支撑起这个家。她先是将旧楼卖给了天津富商郝莲舫，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以及几个孩子的教育；日军占领时期，又将新楼(即饮冰室)的一部分租给了一家绸布店，熬过了更为困苦的那些日子。

    梁思礼到美国后，考入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由于家道中落，要像思成、思永、思忠、思庄留学时那样，靠家庭资助完成学业已不可能，他只能靠自己打工赚钱，交学费和维持生活。不久，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他与母亲的联系被完全切断，情况就更加糟糕了，生活常常陷入困顿之中，但“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苦斗精神，在国外打工读书，在饭馆里洗碗碟，在游泳池当救生员，他什么都能干”，苦读了八年。在1945年从普渡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又进入辛辛那提大学读研究生，先获得了硕士学位，1949年夏，又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梁家子弟没有不是心怀报国热忱的，虽然著名的无线电公司RAC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优厚的待遇，但父亲的话言犹在耳：“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用大事。”于是，他毅然谢绝了美国公司的邀请，和姊姊梁思懿同船回到祖国，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几十年来，呕心沥血，筚路蓝缕，屡败屡战，排除万难，终于将远程运载火箭研制成功。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上的航天大国，梁思礼作为开拓者中的一人，功不可没。

    1987年，他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并担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3年，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梁氏一门三院士①中的一位。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有九个子女，除梁思礼外，还有两位院士：梁思成，建筑学家；梁思永，考古学家，均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此外，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参与淞沪抗战；梁思庄，图书馆学家；梁思达，经济学家；梁思懿，社会活动家；梁思宁，曾参加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