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陈方

    60年前，他留学美国归国受阻，曾致信美国总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60年后，他因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而备受瞩目。他就是我国合金材料的开拓者师昌绪。师昌绪不仅是我国材料科学与技术界的一代宗师，更是推动我国材料科学发展的杰出管理者和科技战略家，可谓中国“材料之父”。回顾自己的大半生，他的话语朴实无华：“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对祖国做出贡献，这是人生的第一要义。”

    在美国学习期间，师昌绪就显示出他的科研才华。就在他准备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下令，所有在美国攻读理工的中国留学生一律不准回国。这份禁令非但没能束缚住师昌绪，反而促使他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

    师昌绪联合部分留美学生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申诉美国不应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并将这封信向美国人民散发。这些公开信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终于，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被迫公布一些中国留学生回国名单，其中就有师昌绪。临走前，他的导师问他：“如果因为在美国职务低，挣钱少的话，我可以帮忙。”师昌绪回答说：“你说的这些原因都不是，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的祖国需要我!”

    回国后，师昌绪被分到了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当时，领导问他：“有两个地方供你选择，一个是沈阳，一个是上海。你去哪里？”这位35岁的留洋博士就一句话：“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就这样，师昌绪被分配到了条件比较艰苦的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开始从事高温合金及合金钢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一干就是30年。

    1961年，我国围绕国产米格21飞机发动机采用什么设计材料的问题，航空研究院荣科教授大胆提出了“采用空心涡轮叶片以提高涡轮工作温度”的方案，并立下军令状——一年内研制成功。

    方案提出来了，谁来干？一天晚上，荣科走进师昌绪的家，希望他挑起研制空心涡轮叶片的担子。

    “荣总和我一说，我的第一反应是‘一无所知’——没见过，甚至没听说过。但荣总说美国人已经研制成功，他在巴黎航展上见过。我想，既然美国人能做出来，我们怎么就做不出来？只要努力冲，我们肯定能行。”师昌绪回忆道，面对老朋友，他当时心里想的只有八个字——“发了誓言，共同承担”。

    临走时，荣科根据自己的记忆，画了一个空心叶片的草图给师昌绪。就是根据这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草图，师昌绪组织起了100余人的攻关队伍，日夜奋斗在金属所简陋的精密铸造实验室。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就做出了第一片涡轮空心叶片，并通过了试车。使我国成了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研制出涡轮空心叶片的国家。

    1984年，他被调到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任主任。到北京后，他不再只是一个研究材料的专家了，还扮演起管理者和决策者的角色。从事科研管理工作的20年，他高瞻远瞩，为材料学科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战略性的建议，在碳纤维、镁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纳米技术的发展方面都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

    碳纤维广泛应用于导弹与飞机制造材料中，是国防工业极为重要的材料。然而，我国碳纤维的技术研究自1975年起步，直到2000年仍然未能取得决定性进展。师昌绪心急如焚，找到基金委材料科学部李克健，说想和他一起抓一下碳纤维。李克健听后立马摇头，“这事太复杂！谁抓谁麻烦！”师昌绪不甘心地说，“如果碳纤维搞不上去，拖了国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李克健听后深受感动，接受了师昌绪的邀请。可是，上亿的科研资金哪里去找？

    师昌绪上书中央，陈说利害。很快，这封信批转到科技部，科技部在863计划中专门增设了1亿元的碳纤维专项资金，在师昌绪的带领下，科研人员经过艰苦攻关，使碳纤维很快实现了批量生产。

    现在，91岁高龄的师昌绪，仍然关注着中国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还在不停地工作。每天早晨8点走出家门，9点钟到办公室，直到下午4点，才离开办公室。中间的8个小时，他从不午睡， 除了埋头工作，还要接待一拨拨请他提供咨询意见、指导科研工作的客人。2010年，他还出差10次，北到哈尔滨，南到广州，主持了几十个学术研讨会。

季羡林自传

    我于一九四五年秋，在呆了整整十年之后，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在瑞士Fribourg住了几个月，于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经法国马赛和越南西贡，又经香港，回到祖国。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和半个秋天。当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津浦铁路中断，我有家难归。当时我已经由恩师陈寅恪先生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和文学院院长汤锡予（用彤）先生接受，来北大任教。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时候，我一点收入都没有。我在上海卖了一块从瑞士带回来的自动化的Omega金表。这在当时国内是十分珍贵、万分难得的宝物。但因为受了点骗，只卖了十两黄金。我将此钱的一部分换成了法币，寄回济南家中。家中经济早已破产，靠摆小摊，卖炒花生、香烟、最便宜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勉强糊口。对于此事，我内疚于心久矣。只是阻于战火，被困异域。家中盼我归来，如大旱之望云霓。现在终于历尽千辛万苦回来了，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庭! 家中的双亲﹣﹣叔父和婶母，妻、儿正在嗷嗷待哺哩。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饭之用。我于一九四六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北上，先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到了一别十一年的故都北京。从山海关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军武装守护，尚能通车。到车站去迎接我们的有阴法鲁教授等老朋友。我们终于到了北大的红楼。我暂时被安排在这里住下。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 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

    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混合梵文”上。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在哥廷根十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我的所谓“思想斗争”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我之进退，实为狼狈”。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一九四七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十二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我写信给Haloun 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有关欧洲的“思想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思想斗争”又随之而起。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及了。新的对象在哪里呢？ 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只因有了困难，才产生了“思想斗争”。这个掂一掂，那个称一称，久久不能决定。我必须考虑两个条件：一个是不能离开印度，一个是国内现成的资料不够充足。离开了印度，则我十年所学都成了无用之物。资料不够充足，研究仍会遇到困难。我的考虑或者我的“思想斗争”，都必须围绕着这两个条件转。当时我初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对时间的珍惜远远比不上现在。“斗争”没有结果，就暂时先放一放吧。

相关链接：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等。精通12国语言。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季羡林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摘自百度百科）

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

    潘家铮的大名我早就熟悉了，但有幸结识先生却是2007年3月5日的事。那一天，在接连婉拒了两次之后，先生说，他终于被我的“锲而不舍所打动”，于是接受了我的一次专访。

    采访正式成行的前一周，潘先生的秘书李永立打电话告诉我：潘老说为了采访时节省时间，也为了他能更准确、更深入、更全面地回答我的问题，请我先将自己的采访提纲以电子邮件发给他。

    3月5日的采访非常成功。在整个交谈中，先生思维缜密，表达严谨，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说话舒缓、从容，有一种绅士风度。即便在说到自己的忧虑和愤懑时，也仅仅是紧锁眉头，而从无疾言厉色。先生用60分钟回答完我的所有问题，又用20分钟时间跟我轻松地聊起了他的业余爱好。我一直生活在北方，感觉江浙一带的话很难懂，也似乎并不好听。但接触先生之后，我发觉他的一口吴侬软语宛如昆曲，实在动听。

    时隔五年，那天采访的许多内容都已经淡忘了，但有一段谈话却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国风电正在大热之时，在回答我关于对当时发展风电的看法时，先生除了对风电的优点给予充分肯定之外，更多的是表达了对当时风电大跃进式推进的批评和担忧。先生说：“我们应该把风电的优点说清楚，但也要把它的问题摆出来，说透，而且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包括国家应采取的政策，这才是对风电真正的爱护。”

    那天采访结束后，先生起身从办公桌后的书柜上取下一本《潘家铮院士文选》送我，并当即在扉页上题签：韩磊同志指正。字不大，都是一笔一划的，很秀气。

    在中国科技界，潘先生以敢说真话而闻名。他的一个“段子”曾在科技界广泛流传：“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这位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说，“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先生的话博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称其“对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容忍，更有海纳百川的包容”。

    在我的眼里，先生性情的底子是文人。他身上有浓重的文人气息。许多读者知道，潘家铮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一位热心于科幻创作的作家。先生的科幻小说构思巧妙、大胆，科学性严密、人情味浓，文笔生动凝练，语言幽默调侃，选材和描写不落俗套。2007年采访先生的那段时间，我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捧着先生的《偷脑的贼》，经常读得哈哈大笑。作诗填词也是先生的业余爱好之一，然而，科幻小说和诗词其实都还不是先生的最爱。先生告诉我：“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讲究饮食，衣服也是穿得邋邋遢遢，很少看电影，电视也看得不多，体育也不爱好，写诗什么的实际上也不是我的真正爱好。我真正的爱好只有一个，就是读书，我总觉得一卷在手，就可万虑皆消。”

    “一卷在手，万虑皆消。”这不是真正的文人、书生么？！当然，这些还都是先生文人情怀的浅表性东西。如果你读了先生的杂文、政论之后，你一定会发现，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爱得有多么深沉1 2001年下半年，先生有感于时事，写了一篇《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的小文。此文连投多家报、刊，无人敢登。一气之下，时任政协委员的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应邀发言时，全文宣读了自己的这篇小文章，引起轰动。

    潘先生不愧为君子。潘先生非常崇拜李锐，李锐老部长是潘先生的老领导、老同事。自80年代中期以后，潘先生和李锐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后来裂痕越来越大，终致不相往来。即便是在两人不相往来的日子里，彼此对对方也都有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价。潘先生称赞李锐“确实是个豪杰”。李锐在谈到潘先生时，说：“潘家铮确实是个好样的专家。”2007年9月21日，潘先生亲自登门拜访李锐老部长，两位中国水电界的重量级元勋人物，又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君子和而不同”，大概说的就是潘先生这样的人物吧！

（摘编自韩磊《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已年逾耄耋，病废住院，唯一挂心的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我衷心期望，也坚决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支持下，电力工业将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领域取得全面突破，在国际电力舞台上处处有“中国创造”、“中国引领”。

（潘家铮语）

②在能俯看到隔流堤的厂房坝段栏杆处，他足足趴了近1刻钟。记者连忙上前询问：“潘院士您一直没有讲话，是在考虑什么问题吗？”“哪里考虑什么问题，我这是‘老年痴呆’。”看到记者满脸的疑问，工作人员笑着说：“潘老是跟你调侃呢！”

（摘自高明昧、徐爱民《潘家铮院士在三峡》）

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 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黄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丁西林：君子不器

    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出色的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8部独幕剧、9部多幕剧，其独幕剧的创作堪称典范。他出现在中国现代喜剧的肇始期，初试戏剧之笔，就表现出了一种艺术上的成熟，显出“凤毛麟角一般的可贵”。

    1914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19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任理预科主任。后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极力延聘优秀人才，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成为一时之盛。他大力提倡实验工作，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他讲授物理课，首倡采用中文编写讲义，并从事整理和订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以利于国人吸收西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尊敬，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7年丁西林出任设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所长。白手起家，经费很少，所需各种器材、设备和书刊均必须从国外购进。他毫无惧色，精心规划，刻苦经营，至抗战前，已建立一批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任所长期间，坚持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功绩斐然，深得中研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器重和所内人员的尊敬。

    丁西林自幼喜爱文艺，留英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名著。归国后业余从事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作于1923年的处女作《一只马蜂》主旨在于批判守旧思想、宣扬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但和当时流行的注重作品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剧”不同的是，没有常见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而是以一种轻松、幽默、含蓄的风格表现主题，让人物在一连串的反话与谎话中表现自己，使剧情变得轻松活泼。丁西林对人物的态度也较温和，他用一种既嘲弄但又不乏爱护的态度描写每一个人，表现出一种温和轻松的幽默品格。

    作为常年从事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丁西林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都不可能不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理性逻辑所渗透。而用这套思维去观察、思考、表现出来的生活，自然也具有一种别样的色彩。

    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正是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作为以严密逻辑推理为基本工作要素的科学家，他对逻辑关系的掌握是熟练的，而当作为一位戏剧作家，他便在作品中自如玩弄与破坏着生活中正常的承接与因果，从而使偶然性出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被自然化解，产生独特的喜剧效果。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喜剧的笑也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是“会心的微笑”。丁西林一般不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夸张，更不求助于外加的笑料。他的独幕喜剧大都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没有大的矛盾，但能把握住剧中的喜剧性“种子”，形成核心情节。在剧情展开上，也是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他很重视喜剧的结尾艺术，每每在全剧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之后，又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进一步强化喜剧效果。他的语言，幽默俏皮，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

    建国后，丁西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多种职务。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对于戏剧的创作与发展仍做出坚持不懈的探索，创作出多部话剧、舞剧、新编戏曲等。他的独幕喜剧久演不衰，北京人艺多次把他的《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搬上舞台。

    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他在独幕剧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中国现代话剧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相关链接：①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②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面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郑以然《行走在物理与戏剧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