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养生理论继承了庄周、葛洪及孙思邈等道家的养生思想，主要包括药物养生、运动养生、食物养生与调摄养生等层面。他对一些食物的养生功效，对养生的方法与途径的研究均达相当水准。据初步统计，苏轼有关行医用药的作品约30篇，养生的作品有《问养生》《养生说》《养生诀》等20篇。清王如锡编的《东坡养生集》即收录其诗词文与书信中相关论述1140余条，足见其多。从总体来说，苏轼强调运动养生，认为“善养生者，使之能逸而能劳”；与此相关，他不主张用长生药养生，认为“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在已病之后”。可见他认为善药不如慎起居饮食。苏轼对食物养生很感兴趣，《服生姜法》《服地黄法》等，多为描写食物养生的文章。苏轼多酿黄酒、果酒及药酒，多低度酒，与唐人饮酒消愁不同，苏轼饮酒主要是为了滋补健身；苏轼喜饮酒而不能多饮，稍饮即醉，有着“与众共享为义，饮酒适度为尊”的人文精神。与食物养生相比，他更主张调摄养生，认为饮食只可养身、养形，加强精神修养方可养心、养神，从而达到以神御形，故他提出了“三养”的养心理论，即“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还开出“四味药”，即“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福，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其养生名篇《养老篇》曰：“软蒸饭，烂煮肉。温羹汤，厚毡褥。少饮酒，惺惺宿。缓缓行，双拳曲。虚其心，实其腹。丧其耳，忘其目。久久行，金丹熟。”寥寥四十二字，即从饮食、心理、衣着、被褥、行走、行气及五官等诸多方面论述了日常生活中的养生之道，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养生理念，堪称苏轼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宝鉴。

（选自王友胜《苏轼的科技活动论析》，有删节）

白鹤梁

    白鹤梁是一段长约1600米、平均宽约15米的石梁，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北面的长江中，因从前经常有许多白鹤栖息于梁上而得名。白鹤梁多数时候隐没于江中，只有在枯水期才显露出来。从唐代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以来，先人们以在石梁上刻石鱼的方法记录了长江的枯水水位；石梁上还有许多诗文碑刻，也写到了石鱼出水的时间和石鱼距离枯水线的尺度等。这些石鱼和碑刻是非常珍贵的水文资料，为探索过去1200年以来长江上游枯水期的发生和水量的变化规律提供了极其准确的科学依据，因此白鹤梁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加上白鹤梁上的题刻大多出自历代名家之手，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和保留价值，因此白鹤梁成为三峡库区唯一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鹤梁的表层由硬质砂岩和软质页岩组成，由于砂岩下的泥质容易被水流淘空，悬空的砂岩体容易蹦落或翻转，再加上风化、船只撞击等因素，因此尽管白鹤梁的石鱼和题刻保存尚好，但也开始出现一些环境地质灾害。同时，白鹤梁的标高是138米，而三峡工程坝前水位将达175米，白鹤梁在三峡工程最终竣工以后将永远沉没于水下，如此高的水位也将使它经受不住强大的水压而导致损坏。如何保护白鹤梁成为水利专家们心中的一件大事。

    从1994年起，国家开始组织专家为保护白鹤梁出谋划策，先后有天津大学、长江水利委员会、三峡建设委员会和武汉大学等提出了各种方案。天津大学的“水下博物馆”方案认为，可以建一个密封的椭圆形双层壳体，罩在石梁上，人们可以通过隧道进入壳体进行参观、考察和维护。但是这一方案技术难度大，费用高，而且被放在水下几十米深的壳体要承受很大水压，一旦破损，就会损坏石梁，因此被否决了。最后提交审议的石三峡建设委员会的方案：将白鹤梁就地淤埋，等将来我们的子孙后代有能力时再去发掘和利用，而在岸边水位变动区仿造一个白鹤梁。

    不知什么原因，向来与文物保护工作没有接触的葛修润院士参加了专家评审会，于是他在出差路过北京时专门去国家文物局查看了相关资料，发现即将接受评审的惟一方案不妥，实际没有很好地实现文物保护的初衷。葛院士在总结各方案优缺点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丰富的专业知识，提出了新方案。新方案与天津大学的方案类似，不同的是天津大学采用的是有压容器，即罩住白鹤梁的壳体要承受很大的水压，而新方案是无压容器，即把过滤后的江水注入壳体内，使壳体内外的水压达到平衡。这样技术难度小了，费用低了，最重要的是不再存在毁坏石梁的危险。2003年2月13日，葛院士为白鹤梁专门度身定做的“水下宫殿”正式动工。白鹤梁也可以“永见天日”了。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乡愁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它是一种我们每个人在今天都普遍体验，但却难以捕捉的情绪。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大的历史节奏是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跃升。现代性的逻辑风靡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日益标准化、理性化，文化的个性日益被消弭了。而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不堪忍受无根的生活，总要试图以各种方式抗拒着现代性实践的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以及对物理距离的终结，去憧憬多元的、个性化的生活。这样，乡愁便与人类的现代化结伴而行，或确切地说——乡愁是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的一种反拨。

    诚然，思乡、怀乡之情古已有之。翻开中华文化史我们会看到，乡愁是古人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乡愁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它所表达的或者是忧国忧民的情感，或者是对于漂泊动荡生活的感受。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等等，都无不生动地表达出了古人悠悠不尽的思乡感受。

    但乡愁对于步入现代化、工业化文明的人来说，则具有特别的意义，拥有最真切的感受——这是一种对已经逝去的文化岁月、生活方式的追忆、留恋和缅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文化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特定的文化形态一旦形成，便渐渐积淀成为一种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编织起人的文化成长之路，甚至伴随人的一生挥之不去。人类生活步入现代化，但是人的文化记忆却不能连根拔起。人的心灵不能简单地被物所填充，更不能全心沉湎于物的世界而无法自拔。而乡愁就是我们串联起生命之流、体悟生活真实的最恰当方式。如果说传统意义的乡愁所指向的多是有限的乡村场景、人物和故事的话，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的所指则是一种具有人文意味、历史情怀的文化象征。

    从这个意义来说，乡愁产生于距离——这既是一种空间距离也是一种心理距离。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乡愁就是处在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曾经活过的农业乡村生活的一种顾盼。诗人北岛的著名诗句“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体现的便是对我们生命的安定之所、生命根基的找寻与眷恋。乡愁所传达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文化归属。是一种民族文化的“集体的梦”“集体无意识”，它具有一种凝聚人心的作用。诗人余光中的《乡愁》诗歌所表达的就是台湾同胞期盼结束海峡两岸人为阻隔、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思乡情怀。

    当下的中国，乡愁被重新唤起，并引起大家的心理共鸣。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这折射了我们时代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处于急剧社会转型的中国，该如何守护我们的文化传统并找到归属感？该如何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该如何抚平人们浮躁的心绪进而拉近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告别乡村生活，人们纷纷涌入城市，虽然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拉近了，但是心理距离却变远了，然而生存环境的改变并没有割断我们的文化记忆，乡愁常常能够带给人们最温暖的拥抱与安慰。乡愁不单单是对一个地方的怀旧，真正萦绕心头的还是这个地方所承载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乡愁视为一种向后看的、消极的怀旧。莫如说，乡愁是现代人对传统的眷顾，是对本民族精神的依恋。记起“我从哪里来”，我们才能更真切地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人的一个社会行为的基本要求，通过乡愁，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也就找到了自我。在对乡愁的回味中，感受到了本民族的文化体温，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涌动，并渐渐涵养出我们走向未来的勇气与信心。

（摘编自邹广文《乡愁的表达》）

    ①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说法源自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一般来说，软实力是一种隐形的力量，蕴含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四个载体中。在这四个载体中，文化是核心，其他三个组成部分也都深深地烙上了文化的影子。甚至有人直接把软实力解释成文化力。基于此，文化软实力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软实力就是指“软实力”；狭义的文化软实力，则是构成软实力的文化要素。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必须依赖先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相应的时代和社会，才能更好地促进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体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②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它通过文化建设不断增强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抵御国外一些敌对文化理念的侵袭，大大增强国内民众的凝聚力。通过吸收国外先进文化元素和不断改造本国文化中落后的成分，使本国文化更加适应当前形势，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更好地彰显本国文化的强劲生命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兼容并蓄、富有活力的本国文化必将为国外受众所认可，使本国所奉行的理念得到传播，从而大大提升国家形象和影响力。

    ③文化软实力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国家价值追求、社会理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还包括风俗习惯、民族精神、国民素质、文学艺术等，还与教育、科技、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文化软实力产生的根本是人们对本国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接受。与传统手段相比，非强制手段是文化软实力实现的手段，而国家的综合国力是文化软实力的力量表现形式。

    ④在现实社会中，往往存在重器不重道的现象。它表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建设上，就是重视提升硬实力而不重视提升文化软实力。重视提升硬实力是对的，文化软实力也一定要以硬实力为基础。事实上，硬实力的提升会极大地推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硬实力提升之后，文化软实力就会自然提升。正确的态度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并重，寓软实力于硬实力之中，既见物又见精神。

（摘编自舒刚《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研究》）

    古代社会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出行者常常三年五载不得回归，甚至在出行中出现问题，因而中国古代人特别重视离别，对离别有一种特殊的感受。三年五载乃至更长时间的离别，不知中间会发生多少故事，会有多少凶险，于是，一种祭祀路神、祈求平安的仪式出现了，这就是路祭，古人称之为“祖”或“道”，或“祖饯”。

    祖饯活动的形成，据东汉崔寔记载，与黄帝之子有关。《文选》李善注：“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黄帝之子，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祭祀路神的仪式是比较复杂的。第一步是“委土为山”，第二步“伏牲其上”，第三步“酒脯祈告”，最后“乘车躐之”。这四步的意思分别是：面对障碍，供奉牲醴、祷告平安、毁掉障碍。祭祀的目的在于对前行路途上的障碍进行清扫，祈求行人的平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社会最初的送行侧重于“祖道”，也就是祭祀路神。在这一活动中供奉牲醴也即“酒脯祈告”是必备的重要形式。“酒脯祈告”活动之后，释酒祭路，饮酒壮行。在这一活动中，出行者成为祖道活动中的重要角色， 而对出行者的关切也就成为祖道活动中的重要内容，由此，引发了祖道活动中的另一功能：饯送。

    《诗经》中具有完整意义上的祖饯诗，应推《邶风》中的《泉水》。这首诗为饯别而作，其内容侧重于“祖”，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祖饯”诗含义并不完全相同。那时的人们，纵使言“饯”，也重在“祖”的意义。毛传在《泉水》篇的传文中说：“祖而舍鲅，饮酒于其侧曰饯，重始有事于道也。”元人许谦在《诗集传名物抄》卷二中对《邶风·泉水》进行疏解，解释魏晋之前的人在进行祖道活动时的心态：“鲅，谓祭道路之神。鲅，本山行之名。道路有险阻，故封土为山象，伏牲其上。天子用犬，诸侯羊，卿大夫酒脯。既祭，处者于是饯之，饮于其侧，礼毕，乘车轹之而去，喻无险难也。”可见，祖道的意义确实重在“祖”。

    虽然重在“祖”，但确实也含有浓重的“饯”意。在这样的活动中，酒精的力量会给人的情绪带来一定的反应，而出行又是如此重要的活动，对于未来的未卜就可能在酒精的力量下引发激动情绪，渐渐地，话别、伤离、不舍、激励等等情绪逐渐注入祖道活动中，于是，祖道的内容渐渐丰富起来。

    周秦以来，离别时送人以言，作为一种“仁人”“君子”的表现，是得到人们的认可的。久而久之，这种临别赠人以言就形成了一种规范或曰传统。当临别“赠人以言”以“作诵”“作颂”的形式出现之时，饯送诗歌便随之产生。《诗经·大雅·崧高》中有“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便是对临别以诵诗形式“赠人以言”的情形的精确记述，而《诗经·大雅·杰民》的“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则是对诵诗艺术性的评判，是对“作诵”所起的安慰行人价值的肯定。临别“作诵”可以称为中国古代饯送诗歌的滥觞。

（摘自吴《古代送别诗的成长历程》）

艺术电影为何难以赢得大众市场

——从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引发争议说起

桂琳

    ①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下文简称《地球》）在2019年新年之际上映后引发了诸多争议。如果单从艺术性的角度来评论这部电影，它的探索是令人尊敬的，电影中的诸多艺术特质也值得电影研究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但该片最大的问题是，当它将自身定位于走入大众市场的艺术电影，其制作定位和营销定位上都出现了失误。也正因为如此，围绕着它的争论也带来一种讨论的契机：什么样的艺术电影可能获得大众市场的认可，艺术电影又如何走向市场。

    ②美国电影史学家大卫·波德维尔认为艺术电影由于缺乏可识别的明星与熟悉的类型，就必然利用作者论的概念来整合文本。而在艺术电影文本中，作者代码的凸现正是通过对古典规范的违背，并从古典规范中偏离出来，比如一个不正常的角度，一个被强调的剪接，一种被禁止的摄影机运动，一种不真实的布光或场景变换等等。毕赣的第一部电影《路边野餐》十分符合波德维尔对艺术电影的分析，而《地球》对前作中的“荡麦长镜头”进行了强调与扩展，构成了其在艺术上的继续探索。

    ③但《地球》因为更大规模的资本投资，对票房的需求大大增加。为了这种需求，不仅加入了明星，还试图将类型元素融入影片之中，想借助黑色电影的类型惯例让《地球》具有更强的市场号召力。

    ④类型+艺术并不是简单地做加法。借鉴哪种类型，如何将类型引入艺术电影，与导演对类型应用的理念有关。艺术+类型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艺术电影借助类型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类型在这一组合中充当一种工具和靶子，导演借助类型程式来凸现自己对传统和成规的批判；另一种则是将类型程式放在显性层面，突出类型的魅力，而将导演个人的思想和艺术表达放在相对隐性的层面。

    ⑤从《地球》来看，首先，影片对黑色电影类型的借鉴与毕赣个人的诗性电影追求之间就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黑色电影类型元素的强行加入并没有给影片整体助力，反而成为一种累赘，更谈不上电影借类型来完成一种更高层面的思想表达。其次，《地球》对黑色电影类型本身的类型元素也没有很好地掌握，所以它无法像《白日焰火》那样将黑色电影本身的类型魅力发挥出来。《地球》说到底还是一部艺术电影，黑色电影类型的加入其实还给它的艺术性做了减分，它也不可能借助类型成功地走入大众市场。

    ⑥老到的营销方略能激发类型预期，一旦营销已经告诉观众去期待一个他们最喜爱的形式，那么就必须履行诺言。从《地球》的营销策略来看，正是犯了电影营销的大忌。选择抖音这样的社交媒体，从广告词上又强调了《地球》与浪漫爱情片的类型十分接近，而影片实际的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即使从类型上去划分，这部电影所借鉴的黑色电影与浪漫爱情片也根本是两个类型。黑色电影本身是带有批判意味的一种类型，《地球》在营销上却突出了浪漫与甜蜜，这种营销定位必然带来后面的口碑恶果。同时，如果观众没有一定的艺术电影素养并对毕赣前作比较熟悉，《地球》艺术创新部分的挑战是非常大的，观众看得莫名其妙并感觉上当受骗完全是正常的心理反应，完全不应该苛责观众。

    ⑦一个相对成熟的电影市场，本身应该包括不同种类的电影，这些电影的营销策略和目标受众也是不同的。以美国电影市场为例，好莱坞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基本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电影等级：第一是大片，作为主流制作处于第一级，这些电影的平均预算达到一亿美元，其中1/3预算用于市场运作，其内容就是为多媒体市场来设计的；第二级包括六大媒体联盟的子公司发行的艺术电影，类型电影等，其中有主流的一线明星，而且影片有成为市场黑马的潜力，这些电影的预算平均为4000万美元；第三级是由独立制作发行商开发的小众电影，通常花费在1000万美元以下，是为特定的市场生产的小众电影。

    ⑧以这一分类为参照，《地球》应该属于第二级或第三级的电影，它的电影预算和其电影预期收入也应该属于这个级别的。它不仅应该在制作预算上有所克制，在营销上更应该突出自己的艺术特质，营销方案围绕艺术电影的核心受众来展开，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一次所谓断崖式的口碑现象了。

    ⑨围绕着《地球》的这场争论对中国艺术电影发展和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艺术电影导演需要考虑自己的每一部电影定位到底是什么，如何制作和营销才是最合适的选择。而电影市场的成熟，不同预算和市场预期的电影划分更加清晰，也更有利于这样有才华的艺术电影导演走得更好更远。

（选自《文汇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