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公德与私德？关于公德，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在公共领域中的道德；私德，就是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道德。公德和私德作为道德行为，我们往往注意的是作为道德主体的精神状态，即他是否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与信念。但是公德与私德不仅仅是伦理观念问题，还包含着公共舆论、包括着社会的公私域状态，以及相应的制度。

    大约一个世纪前，梁启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判断：“中国，……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

    在国人的伦理行为和生活中，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就是在血缘亲情生活圈子当中，非常注重自己如何做人，注重自己成为人际关系很好的人。他很注重自己的形象，而且在待人接物和进退出处当中，都很精心。但这种对自己亲人的孝顺、甚至是舍身的道德品质，一旦脱离血亲的家庭结构、家族结构，进入一个陌生人的天地，也就是他人的环境中，它往往会产生不易察觉的另一方面：对他人的冷漠和自保。今天与陌生人交往的国人，当发生和自己没关系的事件时，往往表现出冷漠、旁观的倾向。另一方面，像挤车、抢位子时，则是以为不挤、不抢会吃亏，表现出自保的心理。实际是缺乏公共道德，也就是梁漱溟所指出的缺乏公共交往生活习惯。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共伦理，就是以血亲为辐射中心放大扩展开来的亲族关系伦理。

    血亲伦理，因人而异，是“对人不对事”的具体权变伦理，而不是“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性伦理。归结起来，就是私人关系的道德优先于社会公德。中国的传统伦理实际上是把中国的关系学、私人关系学混为一体。而超出私人关系的公共关系，一方面作为私人关系的延伸放大，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涵摄，也要把它放在其次的地位。

    关于公德有必要强调三点：现代公德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无私。公德的前提是现代个体人格。他有他的自由的信仰，自主的选择。因而不是从集体方面对个人单方面的规定，而是个人自由的选择，因而这样一个主体和自觉选择的道德，实际上不是传统集体主义文化语境中意指的公德。一个现代个人，他遵守公德，体现了一种情操，一种职业的操守，体现了一个人的自律，恰恰体现了个体的人格的尊严。他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人，表现出高尚的职业的操守。这里的公德是以单数第一人称做出选择的。因此这也成为现代私德的起源，是以现代人格的自我意识即民主、自由、自主为内涵的。

    这里还要注意一点，国人说的公德往往是遵纪守法、不随地吐痰、不乱闯红绿灯、上车要买票等等。这些消极的具有底线意义的公德，当然属于公德的一种。但是公德的本意，实际上是一种公共关怀，是一种公共精神，是超出个人的界限，关怀超出个人利益以外的公共领域的事情。这是公德最初的意义。这个意义集中的体现是政治。如果把公德仅仅作为一种言语行为文明礼貌之类的个人修养，实际是贬低了公德的意义。公德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能健康地保持它现代文明的体制。比如说对于腐败，对于社会的进步，包括对于国家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你是否有足够的关怀，这种关怀不是被迫的、不是别人给你灌输的，而是自己自由地做出决定的。有这种公共精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德。

    公德与私德在现代条件下还有一个特点，它们之间是分化的：在公共领域建立一种规则、制度，然后你要遵守，但是要保持公民权。相应地也要求在社会生活空间中给私人留有私人领域。一个人，在私人的领域，只要不侵犯他人利益，都是受到保护的，同时社会生活有真正民主和法制的公共空间。

（尤西林：《漫谈社会转型中的公德与私德》，有删改）

静里春秋

朱良志

    ①明末大收藏家卞永誉，博物通古，每评画，多有识见。他评北宋范宽的《临流独坐图》，认为此图“真得山静日长之意”，突出了“静”在中国艺术中的地位。中国艺术极力创造的静寂的意象，原是为了时间的超越，在静中体味永恒。

    ②宋代唐庚（字子西）有一首《醉眠》诗：“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余花犹可醉，好鸟不妨眠。世味门常掩，时光簟已便。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它描绘的是艺术家期望超越的境界。

    ③苏轼有诗谓：“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在无争、无斗、淡泊、自然、平和的心境中，似乎一切都是静寂的，正所谓懒出户庭消永日，花开花落不知年。

    ④艺术家山静日长的体验，其实就是关于永恒的形上思考，他们用艺术的方式思考。倪云林的《容膝斋图》，画面起手处几块顽石，旁有老木枯槎数株，中部为一湾瘦水，对岸以粗笔钧出淡淡的山影，将人置于荒天迥地之间，去体验超越的情致。永恒感不是抽象的道、玄奥的终极之理，而是山自白云日自闲，心不为物所系，从容自在，漂流东西。云林有一诗写道：“逍遥天地一闲身，浪迹江潮七十春。惟有云林堂下月，于今曾照昔年人。”他超越乎两间，感受到“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的永恒精神。

    ⑤沈周对山静日长的境界，也有很深体会，其诗云：“碧嶂遥隐现，白云自吞吐。空山不逢人，心静自太古。”他在《策杖图轴》中题诗道：“山静似太古，人情亦澹如，逍遥遣世虑，泉石是安居。云白媚涯客，风清筠木虚……”沈周一生在吴中山水中徜徉，几乎足不出吴中，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他的画也产生了影响。在太湖之畔，在吴侬软语的故乡，在那软风轻轻弱柳缠绵的天地，艺术也进入了宁静的港湾，吴门画派的静，原是和他们对永恒的追求有关。

    ⑥“马蹄不到清阴寂，始觉空山白日长”，这是文徵明的题画诗。他生平对道禅哲学和儒家哲学有较深的浸染，他是一个追求静寂的人。静寂不仅和外在世界的闹剧形成对比，静寂中也可对世间事泊然无着染，保持灵魂的本真。静寂不是外在环境的安静，而是深心中的平和。在深心的平和中，忘却了时间，艺术家与天地同在，与气化的宇宙同吞吐。

    ⑦中国艺术有追求静净的传统。清恽南田甚至以“静净”二字来论画，他说：“意贵乎远，不静不远也。境贵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处，一片石亦有深处。绝俗故远，天游故静。”天游，就是儒家所说的上下与天地同体，道家所说的浑然与造化为一。天游，不是俗游，是放下心来与万物一例看。在静中“天游”，便有了永恒。将静视之为艺术之登峰极境，就在于一切外在世界“本静”“本幽”，它是超越时空的生命体验，他于此得永恒之生命精神。

（选自《中国美学十五讲》，有删改）

“90后”写作的兴起与文学的新变化

张颐武

    最近，大冰、卢思浩、张皓宸、沈煜伦、苑子文、苑子豪等年轻畅销书作者的新书，在短期内占据了当当、京东等图书销售排行榜的半壁江山。而“80后”的张嘉佳更是成为最近的最引人注目的作家。这些人在传统的纯文学领域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关注，但他们在“80后”、“90后”的读者中都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响。这些以“90后”为主的作者很多都是以篇幅短小、语言幽默与温和的小感伤相结合的方式来表现日常生活，这些作品有一点像过去的所谓“小小说”。但他们的写作很接近短小的段子，用一个小故事来表现温情和感伤的混合复杂的情绪。

    这些作者的作品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绝非偶然。一方面是生活环境的影响。“90后”生活在中国发展比较顺畅的时候，温饱有余，受过较好的教育，没有遭遇大喜大悲，过着庸常的生活，日常生活中失个恋可能就是大事。反观过去，牺牲、苦难、生活的艰窘都是稀松平常的事。他们的体验和前几代人不同，但同样有许多生活的挑战。因此写作是在当下的环境中出现。另一方面则是读者的需要，这些作者面对的读者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他们面临结婚生子、毕业就业、考试升学，有着人际关系、抗压能力不足等一系列的困扰，需要有文学作品来给他们更多的抚慰和激励。

    与韩寒、郭敬明这些早年成名的“80后”作家相比，张嘉佳等虽然年龄接近，但写作显然和他们不同，他们和“90后”的作者的写作相当接近。“90后”作家出来较晚，他们经历了长期的市场磨炼，从写段子开始，对市场的运作很熟悉，有高度的敏锐性。他们作品中反叛性不强，就是生活的平常性，人物也是不好不坏，有点小感伤、小同情，又有调侃机智，似乎对社会看透了的感觉。没有大喜大悲，写的就是生活中恋爱失恋等小波澜，这也是全球的中产生活的一种常态的表达。韩寒、郭敬明接触现实和“90后”还是有所不同，当时的文学界对这几位作者有相当的关注。但今天的新的作家则似乎仅仅存在于一个新的阅读空间之中，似乎完全和传统的文学界井水不犯河水，是完全平行发展的。

    有人就此说到纯文学不存在了，这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文学随着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分化，一部分是纯文学，另一部分是通俗文学。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期间又产生了网络文学，目前这三部分是平行发展。莫言、刘震云、苏童等都在写作，纯文学仍然是很庞大的一块，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90后”以及以张嘉佳为代表的一些“80后”作家的作品都和纯文学关系不大，这也是客观存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些年轻的畅销书作家，主流文学界和批评家们很少发声。当下这些年轻畅销书作家写的短小故事和段子，跟传统文学的结构模式不一样，没什么可比性，而且传统的纯文学在“90后”当中也没什么影响力。

    现在看来，虽然当下的“90后”作家和纯文学没有多少关系，但日后会有“90后”纯文学作家的出现。现在的“90后”写作能否成为经典也要看时间的检验，谁能脱颖而出，哪部作品能够流传千古，还要时间和历史去检验。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节选自2016年1月13日《天津日报》）

    文学经典是读者认知需要的代表，那么读者究竟为什么需要文学经典呢？

    首先，文学经典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文学经典作为超越世界的世界，超越生活的生活，将会以其仿佛完整的人生模式，给读者提供处境性和体验性的审视空间，来思考自己所遭遇的问题。文学之所以是人认识自身和自身处境的最好方式，是因为文学是一个形象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命题，是给读者提供一种想象性的人生情境，让读者去自我 经历、自我体验、自我提升，并在此过程中使人实现了人的独特属性。这 是人的一种深沉的自我实现，其审美愉悦当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文学经典能够帮助读者实现对世界的自由支配感。人在文学中所获得的审美愉悦，不仅仅来自对自我认识的把握，还表现在对自我实现的关怀，通过精神阅历实现对世界的介入并从中获得某种支配感。读者在文学经典中徜徉，必然伴随的是艺术沉思。这就是说，审美沉思能够通过我们的想象介入生活，而这种介入实际上是自由地控制或支配生活，这时，我们的精神欲求会得到“绝对的满足”。为此，H·帕克区别了同样面对生活时人们的两种不同态度，他说：“对于精通世故和自我中心的人来说，生治只是在包含骄傲、野心或激情的时候，才是有趣的。但是，对于有宗教意识的人和有审美意识的人来说，生活的任何部分都是有趣的。”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如果我们不是以审美沉思的态度对待生活，我们就会觉得生活有时是桎梏，如果我们以审美沉思的态度面对生活，生法的全部就都是有趣的，就能够允许我们借助自由的想象来参与和支配，能够让我们的各种感情得到宣泄和陶冶．

    第三，文学经典是迷惘者必要的向导。读者在阅读活动中通过艺术沉思所实现的自由支配感既是学习和领悟的结果，同时自由支配感溢出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人的本质表现为某种不断生成的过程。人的自我塑造总是朝着理想进行的，现实世界本身并不能提供理想的样本，只有在文学经典这样一种象征系统中，人们才能找到富有张力的答案。读者与文学经典的攀谈、体验经典的情境和生命气息、打榜经典的价值和意义，并把这―切都内化为自我的精神结构和外在气质，是一种自我塑造的践履，也是在确证着和被确证着人的某种身份。鲁迅又何尝不是借助他笔下的那些审美叙事为人们树立着正反两方面的样板呢，谁读了鲁迅的小说都会拒绝做阿Q、孔乙己、闰土式的人物。

    文学经典对人的意义是多重的。阅读经典永远是一种探险，读者伴随着阅读探险历程而打捞到的深刻意义和体验到的愉悦或许只能在经典的阅读活动中才能体悟得到。人们自觉选择经典来阅读，其主要动机并不是为了消遣和快感，而是出于对文学的认知，正是在这样一种与经典的交往中，以往记忆、当下处境和未来向往才有可能构成一个必要的连贯过程。

（摘编自王确《文学经典的合法性和存在方式》）

    让我们从一个中国美学界非常熟悉的概念说起，这就是“距离”。这里的距离，主要指“心理距离”。时间与空间都可有距离，但只有当时空距离转化为“心理距离”时，才能成为审美的条件。“心理距离”的一个经典例子是“海上大雾”。海上航行如遇到大雾，会使人呼吸不畅，耽误行期，甚至可能出事故，让人忧心忡忡。但如果人们在心理上与这些切身的考虑拉开距离，就会看到，远近的景色都被大雾罩上了朦胧而神秘的面纱，仿佛你被带入梦幻境界，一时难分天上人间。

    “心理距离”说的优点在于，它对传统的来自于康德和叔本华的审美和艺术“无功利”的观点作了很大的修正。审美与艺术欣赏，并不在于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无概念和无功利，更不是新生儿那样的“天真的眼睛”，相反，它所做的，是通过拉开“心理距离”使概念和功利得到暂时的消除，在审美欣赏的那一瞬间不想到概念和功利。“无功利”是说审美欣赏中不夹杂任何功利的考虑，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概念、道德和功利，这些因素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的知觉。“心理距离”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可能，这就是将这些思考和体验放在—定距离中来看。不是幸福本身，而是我们对幸福的回味可以成为歌；不是痛本身，而是痛定思痛可以成为诗。拉开一定的距离来观看最切身的感受，可使它们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

    当然，“心理距离”观点也存在一些缺陷。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心理距离”说实际上仍是一种“审美态度”说。依据这种学说，讨论对象的美是无意义的，只要主体有了审美态度，就可以从对象中获得审美的感受。实际上，人不可能像打开电灯开关，或者扳动汽车离合器一样，依赖于一个简单的、有意识的操作就可以形成或改变对待对象的态度。面对大雾，不想行程耽误和危险可能降临，只是幻想进入了仙境，一般人没有这番修炼功夫，也不应把审美寄托在这种修炼功夫上。我们还是需要保持对审美对象的状况和环境状况等因素的考虑，否则就会将美学研究指向一个纯主观的对心理状况和心理调适能力的要求，这样的美学是有缺陷的。

    因此，与其谈论“审美距离”，不如说“审美视角”。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时，并不能一下子就能凭空拉开距离。对待大雾，能镇定自若并欣赏雾中美景，产生诗情画意，是由观看者的艺术修养以及他的全部教养决定的。我们常常说，生活中并不缺乏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时所需要的，不是有意识地拉开与生活和实用的距离，而是一种对生活美的发现。艺术教会了我们发现美。过去，这种美的视角被理解成一种态度，认为摆出一种态度即可。其实，这与其说是态度，不如说是能力，是一种发现美的能力。

(摘编自高建平《从审美距离到审美视角》）

鲁迅的本质精神是他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人的深刻理解。鲁迅一生批判和挑战的不是哪一个个人，而是中国的一些旧的文化传统，一种民族劣根性，一种社会状态。局限于鲁迅与周边人际关系和具体事件的纠葛，是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常读常新的，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纪性的话题。而留在民族记忆里的鲁迅是中小学教科书中的鲁迅，是每逢某个重大政治节日便被装饰出来的鲁迅。毫无疑问，鲁迅已经远离了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自己。人们都认同鲁迅性格的本质是挑战强者而决绝地反抗，但是我们很少能细想为什么鲁迅能至死坚守这一性格？归根结底，就是鲁迅的人格所致，人的性格特征大多源自于人格特征。

    鲁迅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于我们来说，鲁迅精神在当代中国最大的价值，就是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思想立场和人格境界的启示意义。夜深人静，我读到鲁迅的一些句子，总是惊出一身汗水来。这冷汗不只是为鲁迅的深刻而惊叹，也是面对鲁迅的深刻和挑战而自愧不如的结果。鲁迅的伟大在于其思想的深刻，而鲁迅的痛苦也在于其思想的深刻。不忘鲁迅，让我们活得很累很沉重。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尤其是研究鲁迅的人，绝不能参与对于鲁迅本质精神的改造，因为曲解鲁迅就是背叛鲁迅。

鲁迅在世纪之初确立的现代人的思想人格境界，就是呼唤“真人”揭露“伪士”。在人性的道德上，鲁迅始终是“复古”的——复归于人间的原点。鲁迅在担负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重任的同时，又担负起道德救赎的重任。鲁迅的真实让恶人的作恶变得困难，特别是让伪善者暴露出恶的本质。他一生树敌过多，除了思想立场和政治倾向的差异之外，很大程度是由于性格所致。而这性格也就是人格——不说假话和揭穿虚伪。这造成了他人际关系中最大的悲剧——自己不虚伪也不允许别人虚伪。

    鲁迅的真诚与真实是当下中国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资源，思想意识上的“独出”与道德人格上的“率真”，是鲁迅“致人性于全”的主要思考内容。鲁迅一生都在“力抗时俗”“力抗强者”。而今日的民众，在思想意识和道德人格上则往往表现为两重性：思想意识的觉醒与道德人格的滑落。由于历史的发展，一般民众逐渐疏离于僵化的意识形态，具有了被“唤醒”后的思想状态。但是，正是这觉醒之后对现实产生的失望，使人们丧失了理想主义和共同伦理精神，退而求其个人物质生活的发展，结果带来了道德心的淡化，造成政治意识的弱化与道德人格的滑落。身处当下境遇，我们可能什么都做不来，但至少能做到真诚和善良。

    鲁迅的存在，为我们确立了一种人生境界和一面反省的镜子。鲁迅的存在，使我们不敢自我夸耀，不敢轻易自称为“战士”，也不敢轻易把某人称之为“伟人”。我们需一直努力坚守这样一个底线：可以平凡，但是不能平庸；可以不崇高，但是不可以堕落。然而，这个人生底线的坚守是痛苦的，也可能是孤独的。所以我说：“我爱鲁迅，鲁迅害我。”

（摘自《远离鲁迅让我们变得平庸》，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