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的外来文化。传来之初，人们对它了解甚浅。汉末、三国时期，佛经已渐有翻译。迨至东晋时期，则开始了大规模佛经传译的工作。这时，东来传教的高僧日多，本土的出家僧众也激增，其间有不少的饱学大德，因此，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迅速扩大。

    东晋南北朝以来，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随着本土人士对佛教教义的深入了解，佛教这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由于当时中国本土文化以儒、道为代表的格局已经形成，所以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表现为佛、道与佛、儒之间的矛盾冲突。

    佛教与道教的矛盾冲突，有因教义上的不同而引起的斗争。道教主张长生久视、肉体成仙，而佛教则宣扬诸行无常、涅槃寂灭，这样两种根本相反的解脱观，自然是会发生冲突的。但佛道两教之间的冲突，更多的却是发生在争夺社会地位上。从南北朝至五代，先后发生过四次较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其中前两次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和北周武帝建德二年那两次，则又是与道教的争夺统治者的崇信，确立其社会的正统地位直接有关。唐武宗会昌五年的那次灭佛运动，其中也有道教人士参与劝谏。只有五代后周世宗的废佛运动，未见有道教的掺入。

    佛教与儒家的冲突，最直接的是佛教的出世主义、出家制度明显有违于儒家提倡的伦理纲常等礼教。所以两家斗争的焦点，也就主要集中在佛教的出世出家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的孝道和忠道。在这一斗争中，坚持儒家立场者，激烈抨击佛教的出家制度教人剃须发、不娶妻、不敬养父母等，完全违背了孝道；而出世主义的不理民生、不事王事、不敬王者等，又完全违背了忠道。因而极贬佛教为夷教胡俗，必欲消灭之而后快。站在佛教立场者，为求得在中国的生存，则竭力采取调和态度，辩明其不违中国礼俗之根本。

    当时佛教与儒、道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神的存灭、因果报应等问题上。成佛是佛教徒的最高理想，对此问题，当时的中国佛教徒提出了一种“神明成佛”的理论。当时的儒、道学者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形神相即”、“形质神用”、“形死神灭”等观点。又，佛教讲因果报应，强调自己种下的因，自己承受其果报。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则盛行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的教训。即祖先积善或积不善，由子孙去承受福或祸，而主要不是本人去承受。

    在佛教与儒、道发生矛盾冲突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儒、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佛教传入之初，为使中国人理解这一外来宗教的思想，借用了大量的儒、道所用的传统名词、概念来比附译释佛教的一些名词、概念。然而，由于佛教传入初期，人们对其了解不深，这种名词、概念的借用，也就给一般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也就使儒、道的思想渗入了佛教之中。

    在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下，原印度佛教的许多特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隋唐时期，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取得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协调，形成了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佛教终于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佛教的影响也不断地深入到了人们的日常衣食、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至此，佛教文化已成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可以与儒、道鼎足而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节选自楼宇烈的《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有删改）

    《诗经》《楚辞》都是不朽的作品，说它们不朽，无非是说它们比一般文学作品享有更长的寿命，而并不真具有哲学上“永恒存在”的意思。拿屈原的作品来说，汉朝初年的贾谊被感动得痛哭流涕，今天，试找一位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来读一下，他们的感受总难达到贾谊的程度，即使这位青年也有深沉的苦闷，满腹牢骚。《红楼梦》也是一部名著，和《诗经》《楚辞》-样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五四”前后青年男女知识分子没有读过《红楼梦》的占少数，现在青年读《红楼梦》的比例显然要少得多。

    以上现象，借用电讯通讯的概念，可以称作“文化影响衰减”现象。远距离的通讯联络，讯号逐渐衰减，距离越远衰减越明显。为了防止衰减，中间设有接力站，使讯号得到增益。衰减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古人的处境与今人不同，古人的思想感受有与今人相同之处，也有与今人不同之处。世代相去越远，古今人感受的差别越大。

    中国哲学有极丰富的文化遗产，孔子、老子等思想流派到今天还有影响。我们常听人说孔子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首先要发扬孔子的哲学。也有人认为孔子的思想与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关系不大，倒是有些保守思想是孔子哲学造成的。这两种看法都有根据，现在从文化影响衰减现象来看，我不相信世界上有一种文化现象两千多年永远长寿而不衰减的。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影响长久不衰，完全是凭借了两次接力站的补充，得到增益的结果。第一次增益，西汉的董仲舒抬出孔子为号召，增加了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建立了宗教神学，在他的带动下，中国哲学史上出现了全国性的第一个高潮。思想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而变革的，当董仲舒的哲学不能应付佛教、道教的冲击，孔子独尊的地位保不住了，宋朝的朱熹起了第二次接力作用，把魏晋隋唐时期已经趋于衰减的儒家振兴起来。朱熹把儒家学说变成儒教，形成了儒教经学。为了壮大自己，儒教吸取 了佛教、道教的心性修养内容，从而丰富了儒家经学。

    经典文句是凝固的。他的影响会随着时易世变而衰减，但对经典的解释却可以随时改变、充实，使他免于衰减，记载孔子言行的可靠经典是《论语》，这部书不过一万多字，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来自各家的解释、阐发。朱熹的《四书集注》就经常用注释的形式来崇高、阐发自己的思想，为了取得权威性的理论根据，不得不抬出孔子作为招牌，以述为作，是古代学者通用的办法。辨明这个事实，就不难看清董仲舒的孔子是汉代的孔子，朱熹的孔子是宋代的孔子。“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要打倒的不是鲁国的孔丘，而是经过朱熹改造的巩固封建社会的儒教。长久不衰的不只是孔子一家，道家老子也活了两千多年。道家老子也是一个招牌。

（摘编自任继愈《文化遗产的寿命》）

    如果非要分类不要的话，我们应该把历史，也就是过去的故事，归类为小说，而非科学；如果不分类，让历史停格在这两类书之中的话，那么通常我们会承认，历史比较接近小说。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在捏造事实，就像诗人或小说家那样。其实，我们不能说这些艺术家都是在编造事实，我们可以说他们在创造一个世界。这个新世界与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并非截然不同—事实上，最好不是—而一个诗人也是人，透过人的感官进行自己的学习。他看事情跟我们没什么两样，虽然角度可能比较美好或有点不同；他的角色所用的语言也跟我们相同。

    当然，一个好的历史学家是不会编造过去的。他认为自己对某些观念、事实或精准的陈述责无旁贷。不过，有一点不能忘记的是，历史学家一定要编纂一些事情。他不是在许多事件中找出一个共通的模式，就是要套上一个模式。他一定要假设他知道为什么这些历史上的人物会做出这些事。她可能有一套理论或哲学，像是上帝掌管人间的事物一样，编纂出适合他理论的历史。或者，他会放弃任何置身事外或置身其上的模式，强调他只是在如实报导所发生的事件。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总不免要指出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行为的动机。

    不想采取这个或那个立场，就得假设人们不会故意为某个目的而做一件事，或者就算有目的，也难以察觉—换句话说，历史根本就没有模式可循。

    托尔斯泰对历史就有这样的理论，虽然，他只是个小说家；而许多历史学家也有同样的观点。托尔斯泰认为，造成人类行为的原因太多，太复杂，而且动机又深深隐藏在潜意识里，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

    因为关于历史的理论不同，因为历史学家的理论会影响到他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想要了解一个事件或时期的历史，就很有必要多看一些相关的论著。或许，对每个美国人来说，知道一些有关内战的历史是有特殊意义的。我们仍然生活在那场伟大又悲惨的冲突的余波中，我们生活在这件事所形成的世界中。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经由一个人的观点，单方面的诊断，或是某个现代学院派历史学家来观察的话，是没法完全理解这段历史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打开一本新的美国内战史，看到作者写着：“公正客观的美国内战史—由南方的观点谈起”，那这位作者看起来是很认真的。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每一种历史的写作都必定是从某个观点出发的。为了追求真相，我们必须从更多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才行。

（摘编自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

①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近日发布报告说，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脱氧核糖核酸)“伦理上可接受”。

②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是一家相当于民间智库的独立机构，它基于调查研究而得出基因编辑“造人”在“伦理上可接受”的结论是否能为社会广泛认同，可能并不确定。但是，这至少反映了一种社会趋势，一些人认为，可以为基因剪刀“造人”开绿灯。

国际社会对基因编辑婴儿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红灯警示，现在却有人准备开绿灯，这个转折过程的时间之短令人吃惊。2015年，中山大学副教授黄军就因团队进行胚胎基因编辑遭到国际生物医学界的反对。当时有人预测，世界上首次诞生基因编辑活产婴儿可能还要50～100年。但是，从那时到现在才三年，就已经有人呼吁为基因编辑婴儿开绿灯了，这是否意味着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为时不远了呢?

③基因编辑“造人”技术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实用性。目前已知有超过4000种遗传性单基因疾病，影响全球超过1％的新生儿。从理论上讲，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帮助预防这些疾病，让每个家庭都获得健康婴儿。这显然比胎儿出生前的基因检测更先进。

不过，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提出基因编辑婴儿“伦理上可接受”的同时，给予了严格的限定条件。其一。基因编辑婴儿必须确保并符合未来出生婴儿的福祉；其二，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团结，不会增加歧视和分裂。这两个条件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和困难。

④仅仅从技术上看，基因编辑要符合婴儿的福祉就是一个难题。黄军等人对胚胎修改β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时，试验了86个废弃胚胎细胞，最终只有28个基因被成功编辑修改，成功率约为33％。显然，这个成功率并不足以获得安全性和成功率的保障，也让人们对此技术抱有疑虑。

⑤现在，研究人员进一步发现，有“基因魔剪”之称的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技术并不精准，脱靶率较高。这也意味着，如果使用基因剪刀修改致病基因，如地中海贫血的致病基因，也有可能把正常的基因剪掉；或者导致胚胎或生殖细胞上的基因发生重组，导致残障婴儿的出生，毁灭婴儿的福祉。因此，基因编辑婴儿技术如果没有100％的准确性，尚不可能用于临床“造人”。

⑥另一方面，即便技术有保障，基因编辑技术被批准用于“造人”之前，还需要专业界和社会对它的应用和各种潜在可能性进行广泛而充分地讨论；而且需要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来建立临床安全标准，制定相应的监控和审核措施；还要充分评估它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到最后才可能立法。

⑦以英国而言，目前允许人体胚胎研究，但英国法律不允许对人类胚胎进行基因编辑后移植入子宫。因此，即便伦理和技术都为基因编辑“造人”开绿灯，但要让法律开绿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选自张田勘《基因编辑“造人”可以开绿灯了?》，《中国青年报》2018年7月20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人不仅凭借劳动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且，在根本上，人最终也要通过劳动来实现人之为人的自由本质。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不仅意味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而且，真正自由的劳动将构成人的第一需要。日常生活的延续离不开劳动，美好生活的实现更有赖于勤勉而高效的劳动。在劳动的过程中，精湛的技艺、积极的合作都特别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仅创造财富，而且造就美德。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之所以需要引起、调整和控制这种过程，在根本上，是因为人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满足自身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要求。然而，如果劳动者缺少基本的技艺，那么他们的劳动就无法实现“物质变换”这个目标，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精湛或有效，那么，随着人们所需生活资料越来越多，社会将越来越可能出现普遍的困。如果劳动者的技艺不够丰富或广泛，那么，社会成员所期待的美好生活也就无法实现。

    因此，劳动需要技艺。亚里士多德说，“技艺”就是劳动或制作这类活动的美德。一旦某人作为劳动者而开始行动，他就必须努力让自己的劳动成为好的劳动”，即技艺精湛的劳动。而且，也只有当他真正展示出高超、精湛的技艺，使得劳动富有成效，他才能配称为卓越或优秀的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当然需要认真地钻研、反复地练习，探索有效的途径，培养自身坚忍不拔、精益求精的美德品质。

    人类的劳动具有社会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的劳动发展，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开始发生，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协作开始运行，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工程开始出现。对于任何单个的劳动者而言，要想完全依靠自己的劳动完成某项任务，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面对这样的客观状况，正如法国学者涂尔干指出的那样，劳动者个体将会越来越直接而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相对于社会和他人的依赖性，越来越感受到自己作为某个集体或整体的环节意义。此时，如果他不选择积极的合作，不与他人保持团结，不积极参与既有的分工与协作，不愿作出相应的奉献和适当的牺牲，那么，他就既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能力、实现自己的劳动目标，也不能充分获得他人的社会承认，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

    所以，从根本上讲，现实的劳动要求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必要性，使得他们更加自觉地参与到社会协商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在广泛而深度的社会联系下，不仅劳动者个体之间，而且劳动者个体与群体之间都将在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上更加一致。相应的，他们也就更可能形成宽容、友善、互助、为他人奉献甚至牺牲的美德品质。

(摘编自李义天《劳动造就美德》

思想的空间

    ①思想需要空间，这是我在多年阅读以后忽然领悟的道理。尽管孔夫子早已说过“学而不思则罔”，叔本华也教导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但背名言是一回事，明晰其中的道理又是一回事。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真的感到了为信息所驱使、所淹没的苦恼；读也读不完的书，看也看不完的报，使我们整天手不释卷，疲于奔命，依然欠下一屁股书债。望着日渐膨胀的书柜，总有几分莫名的惭愧和惆怅。虽说有些书本来是为了收藏的，但藏而不读的书正如存而不用的钞票，到底是一种资源，还是一种浪费呢？

    ②我们时时为此苦恼着。

    ③作为思想的载体，信息是无形的财富，是战略的资源。

    ④如今的时代号称是信息爆炸的时代，即使是在信息不甚发达的中国，每天也有两千多份报纸、上百种图书在印刷机上滚动，单是长篇小说，据说就已达日产两部的速度。不要说读，哪怕翻一翻，恐怕也要加快速度才行。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更是如凶猛的怪兽，时时考验着我们抵御诱惑的能力。更不要说小小寰宇正日益成为地球村，密密麻麻的因特网，打鱼似地将我们一网打尽，使我们只能在既广大又狭小的空间里挣扎。久而久之，我们不再是一株会思想的芦苇，而成为一只地道的网虫。

    ⑤信息时代造就了批量的信息傻瓜。他们无所不知，又一无所知。在电视机前打瞌睡、在报纸缝里觅趣闻，是这一代“文化人”常见的姿态。他们看起来倒也刻苦，但有点像伊索笔下那只犹豫不决的驴子；从一堆草料跑到另一堆草料，不知究竟先吃哪一堆更好。不同的是，那只可怜的驴子死在选择的不确定上，而我们多半要死在无力消化上。或者说，我们的肉体虽然没有被信息撑死，但精神早已丧失，与死去又有多少差别呢？

    ⑥英国路透社下属的一家公司，对1300名欧洲各国的企业经理进行调查，有40%以上的被调查者承认，由于每天要处理的信息超过他们分析和处理能力，使他们的决策效率受到影响。调查人员认为，目前收集不少信息所耗费的成本已经超过了信息本身的价值。据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测算，许多企业花费昂贵代价建立起来的数据库，只有7%真正派上了用场。仅在英国由于信息过剩导致的工作效率下降，每年就要浪费3000万个工作日，折算下来，相当于3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⑦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因特网的迅速普及，使得信息采集与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水平。据统计，近30年来，人类生产的信息已超过过去5000年的信息生产总和。汹涌而来的信息让人无所适从。信息上瘾与信息过剩现象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在提供机会的同时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一法国信息专家罗斯奈呼吁，要像节制午餐一样进行“信息节食”，使自己真正成为信息的主人，而不是它的俘虏。

    ⑧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我想套用一句：未经思考的阅读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人从今年4月22日开始发起“一周不看电视”运动，迅速得到31个州的美国医生协会、小学校长协会、教师联盟等团体的广泛声援。我以为，不仅电视可以拒绝，过多的低质量的报纸可以拒绝，甚至大量泛滥的普通书籍也完全可以拒绝。吾生有涯，而学也无涯，怎能让思想和生命在低俗的阅读中消解和浪费？没有思想，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人类的未来。给思想留下空间，就是给创造留下空间，就是给我们的未来留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