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的生死观（节选）

    人类何时才具有理性的生死观？依我看，这主要决定于两项因素：一是，依靠文明程度的逐渐提高，特别对自然界现象有超脱蒙昧的认识，也就是有某种朴素科学观念的产生；其次，积长期的生活经验，对人生苦难有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懂得人之生老病死本无可避免，人间的真苦难在于社会不公，贫富悬殊，一部分人统治、压迫、剥削另一部分人，人和人之间展开对于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争夺愈演愈烈，成为社会常态。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深深地感觉到，人活着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甚至比死亡还要难受、还要可怕、还更令人屈辱。这实在是生不如死。

    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生死观自然而然要发生变化。中国到了周朝就起了一个大变化。周朝时提出“远鬼神、重人事”的治国方针。所谓重人事，就是将处理社会关系、重新确立新的宗法秩序、制定用于统治的“礼”摆在第一位，万事“礼”为首，人生的第一要义是遵礼守法，安份守己。尊天是必要的，但天命不足恃；鬼神也是要敬的，但办事不能只靠占卜问卦。人的苦难并非由天造成，实人自为之。夏日炎炎，冬夜严寒，“人生百岁，必归其居（就是说，不可避免地要归于死亡）”。相传姜太公有一本《家教》流传于世，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罗网之鸟，悔不高飞；吞钩之鱼，恨不忍饥；人生误计，恨不三思；祸将及至，恨不忍之。”这就是说，人之招灾咎由自取，非“天命”使然。万事皆在人为，就是“天命”亦可抗争。

    中国五千年漫长的历史，虽有各种迷信观念盛行，但本土宗教意识淡薄，凡宗教都在政府当局控制之下（或被其利用），这是很了不起的。对此，有周一代功不可没。后世的人仍念念不忘此理，如宋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道：“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从春秋战国时代即先秦及其以后，由于时代的进步，社会斗争加剧并趋于激烈，人类的知识积累多了，自觉性也增强了，于是人对生命的理性思考大进一步，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生命哲学。这里不必细说，只略提以下三种：

    一是儒家的生死观。儒家思想在中国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它继承并发展了周代的“重人事”的主张，尊重人的生命价值，也就是要珍惜生命，生尽其用，有所作为，建功立业。人虽终有一死，但若能“立功”、“立德”、“立言”，就可以做到“三不朽”。所以，总的说，儒家的生命哲学是相当积极的。

    再就是道家的生死观。道家和儒家不同，不主张“人为”，而主张一切顺其自然——“道法自然”。人要做到“无为”、“无事”、“无欲”，天下才会太平，国家才能治好。老子说过一句话：“死而不亡者寿”。这里将死、亡两字分开，赋予不同的含义，所谓“不亡者”即相同于“不朽者”，人虽死而其名其功业长存于世，这才是长寿者。这和儒家的“三不朽”思想颇相似。然而，道家对生死的“无常”、生命的短暂，也发出过无奈的感慨，如庄子所说：“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接下来就是宗教的生死观了。在中国主要就是道教和佛教。道教奉老子为教主，实际上，它是继承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求长生的欲望。“求长生”、“求仙”固然不能成真，但道教所创造的一套养生健身之术，有些如太极拳、练剑等倒颇有益于人的健康。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使灵魂之说大为盛行。佛教不承认生命“常住论”，也不承认生命“断灭论”，而提出一种所谓“因缘和合”的流动生命观（后来演化为“轮回论”）。等到传入中国，大乘代小乘而兴（大乘以救世利他为宗旨，小乘以修身自利为宗旨），人死要投胎转世轮回之说深入人心（这和佛教的“业力说”和“中阴身”说亦有关）。此外，又掺入了中国的许多迷信观念，于是相对于人间世界，便又创造出一个灵魂世界来。

（选自2007年第20期《新华文摘·关于人的生死观》有删节）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我们在生活中的表演称之为“前台”。他观察到了真实生活和戏剧表演的某些共同之处：为了特定的目的，人们总是在生活中为自己涂脂抹粉、培养各种礼仪和谈话技巧、通过阅读和学习来获得谈资，凡此种种，构成了我们对外的“公共人格”。这种“公共人格”就是我们人生自我展示的一块广告牌。我们塑造自我角色形象并透过它被周围的人知晓，从中，我们积累下了人际资本，博得了重要人物的好感，为自己获得机会并维持这一形象。这便是我们每个人生活常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很难说它是不虚伪的。

    而戈夫曼也注意到，对于我们这些人生的演员来说，“前台”之外，还存在“后台”。那“后台”就是我们“卸妆”的地方，把自己从社会角色、职业角色和公共人格的表演中暂时解脱出来，作为一个单独的人而存在的时刻。通常，这个时刻不会很多，除了自己和极密切的人以外，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看到。

    戈夫曼的这套理论在移动互联时代面临着一个新问题是：移动网络的出现似乎让我们的“前台”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延展，而“后台”的空间则在不断的退缩、减少。如果我们把“虚伪”等同于“前台表演”时间的增多，那么我们将看到，在微信朋友圈的“绑架”下，我们几乎24小时每天都处于“前台”。早上起床微信自拍刷脸，每去一个地方都打卡签到，时而低调炫富，时而转发寓意深刻的鸡汤文。在这八万四千六百秒的时间内，每一秒钟几乎都贡献给了此类廉价的表演。说实话，悲催的真相是，我们的内心一如过去那样热衷表演，只是现在表演的成本和门槛更低：几张PS痕迹严重的照片，几句转帖，几帧模糊不清的场景，塑造出了我们微信时代的公众形象。换个说法，这叫互联网思维。

    提供前台表演的场景在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不断增多，我们今天不但要“线上”而且要“线下”的表演，从线上演到线下，每一个不断扩大的前台都占用了我们过多的表演时间。并且，如今的我们不仅是演员、是观众，还是希腊戏剧中的唱诗班。留言、点赞、转发……让我们成为了无比疲惫的演员。我想询问的是，当硕大无朋的“前台”不断侵占我们的生活之时，当我们的“后台”已缩小至几无立锥之地，甚至彻底消失时，生活中是否有某些重要的东西正在失衡，在倾塌？

（孙骁骥《我们都爱上了朋友圈里的虚伪》，有删改）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

叶朗

    现在全世界都普遍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国际上出现了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其核心思想，就是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这一西方传统观念，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新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观念是相通的。

    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生之谓易”。生，就是草木生长，就是创造生命。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天地以“生”为道，“生”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儒家主张的“仁”，不仅亲亲、爱人，而且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因为人与天地万物一体，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世界上的民众都是我的亲兄弟，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我的同伴)程颐说：“人与天地一物也。”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这样的话很多。这些话都是说，人与万物是同类，是平等的，应该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和这种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意识相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种生态美学的意识。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大自然(包括人类)是一个生命世界，天地万物都包含有活泼泼的生命和生意，这种生命和生意是最值得观赏的。人们在这种观赏中，体验到人与万物一体的境界，从而得到极大的精神愉悦。程颢说：“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宋明理学家都喜欢观“万物之生意”。周敦颐喜欢“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说：“与自己意思一般。”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周敦颐从窗前青草的生长体验到天地有一种“生意”，这种“生意”是“我”与万物所共有的。这种体验给他一种快乐。程颢养鱼，时时观之，说：“欲观万物自得意。”他又有诗描述自己的快乐：“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他体验到人与万物的“生意”，体验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浑然与物同体”，得到一种快乐。这是“仁者”的“乐”。

    这种对天地万物“心心爱念”和观天地万物“生意”的生态意识，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有鲜明的体现。

    中国古代画家最强调要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和“生意”。明代画家董其昌说，画家多长寿，原因就在他们“眼前无非生机”。宋代董迪在《广川画跋》中强调画家赋形出象必须“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清代王概的《画鱼诀》说：“画鱼须活泼，得其游泳像。”“悠然羡其乐，与人同意况。”中国画家从来不画死鱼、死鸟，中国画家画的花、鸟、虫、鱼，都是活泼泼的，生意盎然的。中国画家的花鸟虫鱼的意象世界，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世界，体现了中国人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也是如此。清代大文学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就是贯穿着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意识的文学作品。《聊斋志异》的美，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聊斋志异》的诗意，就是人与万物一体的诗意。在这部文学作品中，花草树木、乌兽虫鱼都幻化成美丽的少女，并与人产生爱情。蒲松龄创造的这些意象世界，充满了对天地间一切生命的爱，表明人与万物都属于一个大生命世界，表明人与万物一体，生死与共，休戚相关。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生态美”，也就是“人与万物一体”之美。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这样的内容，世界上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同样也有这种体现当今全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内容，把它们发掘出来，加以新的阐释，并把它们放在显眼的位置，使它们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和交流，这将大大有助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的沟通和互相认同，大大有助于构建多元文明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繁荣的格局，对于实现人类的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选自《新华月报》2008年第l期(有删改)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钟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

长期以来，无论民间的济贫活动还是政府减贫干预，大都承载特定价值诉求或意识形态。20世纪以来，西方福利国家体制的形成与转型，既是各国政治经济演变进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还是福利思想史的现实形态。随着“政策科学”研究的兴起，贫困研究与减贫干预转向科学化的模式，并带来反贫困特定维度上的效率与进步。然而技术化的贫困干预始终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制约。贫困治理的最优解依然只存在于理想情景，因而，有必要打破意识形态与科学研究的藩篱，尝试在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之间建构互动空间，突破实证研究“经验——理论”科学环的束缚，探索将政策及政策实践融入研究流程的路径。

2012年以来，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在新历史条件下产生了诸多发展和变化，贫困的发生情境、反贫困行动的背景以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的变迁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扶贫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的前提与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乃至全球减贫事业发展的全新机遇，也是扶贫领域包括中国脱贫攻坚学术研究反思与革新的良好契机。2018 年中国提出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关联，从“短板”的角度审视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向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

脱贫攻坚的实践在不断取得减贫成效的同时，也为反贫困理论创新提供了契机。基于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入实践，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延伸和拓展了扶贫思想，主要体现在贫困识别与瞄准技术方面、反贫困与贫困治理议题以及反贫困理念等方面。已有的研究不仅充分解释了何以“瞄不准”，何以偏离目标，同样也为政策瞄准提供了诸多用以改进的机制和对策建议。针对政策执行情境的约束，在脱贫攻坚实践中，“驻村帮扶”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可行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些治理机制的缺陷。

中国扶贫开发理论创新进入了新的历史高度，其关键在于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推进了脱贫攻坚实践，影响了贫困发生和反贫困实践的诸多结构性要素，从而为相关研究带来了全新的问题和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并形成了诸多可借鉴的模式。具体而言，集中体现在：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创新三个层面。此外，讲好中国的减贫故事，不仅需要好的经验和素材，同样需要好的讲述与呈现，这就需要研究者能够在脱贫攻坚的中国话语与反贫困的全球议题之间实现创造性的转换，从基于特殊经验的理论话语迈向具有一般性的理论命题。

(摘编自黄承伟等《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材料一：

近日，深圳至珠海的首条低空短途运输航线正式开通，为商务往来、旅游观光、家庭出游提供了新的选择，进一步丰富了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体系。这是当地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的一个缩影。

①何谓“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空经济一般是指各类航空器在真高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进行各类飞行活动及其辐射产生的经济形态。其主要包括低空飞行器制造、低空运营服务、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和低空飞行保障四个板块，具体涵盖居民消费和工业应用两大场景，呈现出产业链条强劲、应用场景复杂、使用主体多元、辐射效果明显等特点。其发展主要依托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因素：

科技创新是低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技术进步为低空飞行提供了更加安全、高效的航空器和飞行控制系统。目前，国内低空飞行器行业在无人机及通用航空器的设计、研发与制造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先进技术，众多企业纷纷涉足无人机制造、应用服务等领域，在适航审定、航线执飞、上线销售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进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以无人机、飞行汽车为代表的“新通航”已走在世界前列。

近年来，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环境持续向好，政策举措不断优化。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年）》提出，到2030年，推动低空经济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各省市也正在加速布局低空经济赛道，竞相发力建设“天空之城”。作为新质生产力催生的综合经济形态，低空经济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强劲赋能已渐露蓬勃之势，迎来了重大机遇期，2024年也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

低空经济迎来风起之时，其背后所蕴含的超万亿市场规模逐渐显现，展现出巨大潜力。有机构测算，2023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达到5059.5亿元，民用无人机产业规模接近1200亿元。截至2024年2月，中国低空经济领域共有超5.7万家企业正在加快抢占“低空版图”，试图“乘风起飞”。从区域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灵活运用各类财政工具，一体推进低空经济各产业环节协同发展，产业集聚优势明显，呈现出各自的产业特征。其中深圳作为全球闻名的“无人机之都”，凭借着产业政策与资源上的优势，集聚了大量无人机行业头部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与相对完备的产业配套，飞行规模全国领先。

但也应看到，相较于高空飞行成熟的空域管理和商业运营，我国低空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引导低空经济乘势起飞，助力低空经济“飞”得更高、“飞”得更快，基础在于优化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要充分释放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动能，优化空域资源配置，扩大低空空域开放，与此同时，要夯实低空基础设施，在充分利用直升机停机坪等通航基础设施的同时，推动通信导航、气象装备、能源动力以及低空空域管控系统、无人机飞行信息系统等配套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期待随着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空中的士”能加速走进大众生活，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更多元的出行选择，为经济增添增长的动力。

（摘编自孙新《低空经济乘势起飞，开拓“万亿规模”新蓝海》）

材料二：

今年春天，江苏省无锡市丁蜀机场“空中赏樱”专线在樱花盛开期日均起降超30架次，为游客提供了欣赏春日美景的新视角。目前，低空应用场景仍在不断丰富，从“赏樱游”到“城市游”，更多特色低空旅游项目正在酝酿。此举为实现低空领域的市场化提供了一个范例。

应用场景是低空经济产业链的关键一环。现实中的应用场景为高技术产品提供了试验场，为企业提供了市场，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方向。②当前，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正在各类应用场景中“拔节生长”，为培育新产业、新模式不断拓展新空间。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城市启动专门计划，积极开拓应用场景。以场景创新带动产业落地，实现场景与产品的“双向奔赴”，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供需联动是场景创新的关键，应尽量避免出现供需不匹配。一方面，要从群众生活和城市发展的难点、痛点、堵点出发，打造智慧化、便捷化、普惠化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另一方面，应重视并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拿发展低空经济来说，可聚焦“低空+观光旅游”，策划多样化的低空观光产品；聚焦“低空+城市治理”，更好赋能环境、交通、应急、安防等治理需求，需求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要根据市场变化，做好以场景育产业的文章。

开拓应用场景，不仅要挖掘现实需求，还要突出创新思维，探索更多“人无我有”的应用场景。要坚持因地制宜，在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现实能力的基础上，开动脑筋、大胆实践，形成自身特色。开发低空经济场景，可以与数字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场景结合起来，培育智慧城市、文旅发展、数字生活等领域的潜在场景，进行协同开发。这需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数据共通、资源共享、发展共谋，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为新技术新产品寻找更多应用场景，正成为各地开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的现实选择。抓住机遇，以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为产品找场景、为场景找产品，推动场景资源向企业开放，定能促使更多创新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摘编自杨丽《用新场景牵引低空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