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字是方块字，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明确的考证，但从古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中便可窥见一斑。《淮南子》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在古人心目中，“天圆地方”，地是方形的，而且在这四方形地的尽头，还有撑着的柱子。从甲骨文可以看出，汉字基本上是方形。到了西周末年，汉字一字一方格的特点已经完全成形了。此后，春秋战国时从篆书到隶书，汉字完成了一次飞跃，表现在字形上，就是从以前的圆润瘦长变成了方方正正的方块字。这种方方正正的写法，体现了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客观美——稳重、端庄、平衡对称，有一种周正之美。

   虽然后来有了“龙飞凤舞”的草书，但每个朝代的正体字，仍然沿袭着工整的书写模样。最早的金文，即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都写得规规矩矩，在当时写字是件极其庄重严肃的事。到了周朝后期，各国纷争，文字异性，但距离周国最近的秦国，其正体字仍然是规正的篆体字。秦国灭六国，建立秦朝之后，正式立小篆为正体字。但在官方规定的正体字之外，秦简上还出现了一种辅助性书体，即后来的隶书，到汉代汉武帝年间，隶书逐步取代篆书成为正体字。此后，在魏晋南北朝年间，楷书盛行，成为官方认可的正体字，一直流传至今。

   虽然书写方式不同，但对平衡对称、周正之美的追求却一直没变。唐朝时用科举制选拔人才，开了各种考试科目，书法就是其中一科。但是，不管是考哪一科，都要求“楷书字体，皆得正详”，文字与书写并重。因为文字书法的优劣关系到个人的功名和人生出路，所谓“升沉是系”，所以仕进者非常重视。当时颜元孙《干禄字书》的影响很大，这本字书是在颜师古的“颜氏字样”的基础上完成的，字分俗体、通体、正体三种写法。科举考试，官府文书，写字必遵正体。后来颜元孙的侄子颜真卿在湖州做官，将《干禄字书》书写上石。要想通过科举求仕进，就必须学习这样的干禄字。之后，端正秀丽的干禄字楷书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写法，千字雷同，明朝时，为皇帝书写诏诰的宫廷书家，以沈度最著名，都擅长一笔这样的字，人称“台阁体”，清朝叫“馆阁体”。

   不过，这样过分求统一的书写方式却破坏了书法的灵魂——对“势”的追求。古人写字，讲求一个“势”字，不仅指通篇的气势，更指每一笔的手势动作。把字写“活”，就是这个道理，有口气顶着，才能透出字里的精气神，这便是“见字如见人”的所指。书写动作连贯，做到下笔不悔，一气呵成，才能气韵生动。而要达成这样的功力，日积月累的训练便不可缺少，使肌肉也形成记忆。这种日复一日的临摹、书写，培育了中国古人最早的美学情趣，甚至成为一种人格训练。所谓“字如其人”，虽然后来多从道德层面解读，但其本意仍是强调一种认真的精神，写字如是，做人亦如是。

(节选自《汉字为什么是方块字》有删改)

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   葛剑雄

    要考虑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首先必须明确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长期以来，国人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丰富灿烂、博大精深，固然都是事实，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评价，或者是就东亚汉语文化圈而言。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整体上说只能是各有千秋。

    在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都还很落后的古代，世界上各大文化区之间缺少必要的人员和生活必需物资的交流，基本上都是独立发展的。由于不存在交流和比较，也谈不上哪种先进，哪种落后。从不同文化的群体开始相互接触以来，文化的传播一直有两种方式——自愿的和强制的。一般来说，对物质文化的接受大多是自愿的，而对精神文化的接受则两者兼而有之。强势文化往往会依靠武力、权力、财力、人力强制推广自己或抵制其他，今天世界上的制度、宗教、语言、文字以至生活方式的分布，大多是这样的结果。

    在古代中国内部，同样如此。一方面，自认为居于“天下之中”的华夏诸族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因而绝不会向“非我族类”、尚未开化的“蛮夷”推广，仅给那些“仰慕华风”又具备学习条件的人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蛮夷”归化以后，就必须接受中国的主流文化。如清朝改土归流后，新设置的府、州、县内就必须办学校，兴科举，尊孔孟，以儒家学说教化百姓。如民间信仰和宗教一旦对主流文化构成威胁，也会被坚决取缔。

    时至今日，物质文化的传播已经不存在障碍。但在大多数人已经具有宗教信仰或其他信仰，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条件下，精神文化的传播只能以自愿接受为前提。中国文化再博大精深，儒家学说再高明玄妙，中国模式再快速高效，也别指望能取代别人已有的信仰、文化、观念、模式。因此，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目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由于主观或客观的种种原因，中国与世界各国一直缺少人员和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能让各国人民近距离或直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和独特魅力，有利于改变以往形成的片面和偏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批中国人走向世界，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如果他们普遍具备了优良的素质和文明的举止，中国文化的地位就能随之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学习世界文化。我们不能坐等各种文化主动传入中国，而且通过走出去后的比较借鉴，不同文化优劣立显，取长补短顺理成章。中国既然以代表世界最先进的文化自许，了解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优点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途径，是向世界提供尽可能多的文化商品和文化服务，这也是传播文化的有效途径。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文化商品大多还是来样加工、贴牌生产，外销商品中的文化含量还很低，文化服务近于空白，发展的余地非常广阔。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正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期待。

（节选自《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有删改）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国哲学追求的理想境界。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取向，在“自然的和谐”基础上，推展出“人与自然的和谐”，进而有“人与人的和谐”，以达成“自我身心的和谐”。道家的价值取向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文化演进顺序相似，即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进而使人的心灵需求得以妥善解决。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则从“自我身心的和谐”出发，依次推导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和谐”。如此，儒道两种不同的价值路向，相反相成，互补互促，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架构。

    “道法自然”出自《老子》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揭示了人之所以应该效法“道”，是因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特性，体现着宇宙秩序的和谐。“道”就是万事万物生长发展的原动力和规律，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道家以“自然为宗”，崇尚“自然”是其根本特点。“自然”原指相对于人为而言的一种自发的、天生而然的状态，后来才具有了自然界、物理定律和本心自性等多层含义。“自然”的今义，从形而上角度看，是指客观规律；从形而下角度看，则包括原生态的自然界、由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而生成的人化自然。

道家以一种全息的思维方式，把宇宙看成和谐的生命共同体，是在“道”支配下相互依存的有机系统，维持整体性平衡，使万物协同发展。在这种系统观中，和谐的人生与社会应是“自然的和谐”的一种再现。照此思维看，从“自然的和谐”出发，健全社会模式的各环节方可依次得以展开。由此，“道法自然”便从自然领域转进到社会领域。

   “道法自然”，旨在倡导一种善待自然、师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的理性态度，要求从自然界学习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自觉维护生态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最基本的层面是人与物的和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必须首先解决人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正确认识是处理天人关系的基础，若不及时发展科技提高生产力，就连常见自然灾害也无法抵御，生存条件没保障就谈不上天人和谐，所以人与物的关系是“道法自然”的基本问题。道教继承发展了道家“天道自然”“万物一体”等观念，并付诸实践。冯友兰对道教对待自然的科学精神有充分肯定，誉之为世界上唯一不反科学的神秘主义的体系。

    对于道家自然观的科学精神，在西方亦有不少知音。李约瑟对道家更为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观给予很高评价：“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剂学都起源于道家。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道家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有着头等重要性，并有不少东西可以向世界传授。”美国科学家卡普拉进一步指出：“为了获知‘道的特性’，道家发展了凝神体察自然的方法，这种方法基本是科学的。只是由于对分析方法的高度质疑，使其没能建构出自己的科学理论。然而，把对自然界精细的观察和强有效力的神秘主义直觉结合起来，就使道家圣贤获得深邃的洞见，并被现代科学所证实。”

    “道法自然”意味着人类要懂得敬畏自然，并向大自然学习，使人道合于天道。现代仿生学的发展，便是“道法自然”的一种实际应用。从本质上说，“道法自然”即“法自然之道”，亦即要符合各种事物的“本然”之理并顺应之。

    在当代阅读史上，我们从西方引进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观点。它动摇了“唯一标准答案”的僵化思想，对我国阅读界有很大的启蒙作用。然而，众多匪夷所思的“多元解读”也随之出现，这类荒腔走板的解读，甚至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中小学课堂之中。

    这些混乱认识与理论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有关，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未能正确理解西方“接受美学”中的“读者中心论”。

    “接受美学”是西方读者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流派，它认为“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国内有人把它形象地推进一步：斧头不用无异于一块石头，作品不读等于一堆废纸。但是，他们忘记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用都无异于一块石头，然而要用的时候，石头不可能当斧头，废纸更不能当作品。事物的根本属性与它的附属功能是不能混淆的。

    其实，西方“读者中心论”也强调在以读者的接受来阐释作品时，要避免纯主观的、任意理解的心理主义陷阱。毕竟，读者接受有时代局限性和主观任意性。没有接受，作品不能最后“现实化”；但单个读者的接受理解还不能等于作品的全部，只有代代相承的接受链才有望接近作品本身。既然如此，判定作品意义的依据只能是作品本身。也正因如此，任何接受都可能是对另一接受的局限的弥补；同时，任何接受都有提高、修正之必要，更不用说对错误接受予以纠正。

    此外，多元解读与文本制约是同时发生的。文本是一个未确定的“召唤结构”，文本“空白”中存在某种意向，召唤读者去言明，并希望读者完全按照文本召唤，实现文本解读的一切潜在可能。个体读者只能实现一部分可能，而读者的多元反应成为必然。因此，作品的“召唤结构”的“空白”为阅读提供了想象的自由，而文本本身又对阅读进行基本限制。正如鲁迅所言：“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设想的相同……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要不然，文学这东西就没有普遍性了。”文学作品阅读过程中有只“看不见的手”，不管读者愿意不愿意，背后的决定者乃是文本。

    历史上错误的“读者决定论”不止出现过一次。李白、杜甫的诗歌曾经不入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曾遭受法国主流社会的审判……然而，一切“假哈姆雷特”都动摇不了经典文本的地位。总之，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应该一千个读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更不应一千个都不是哈姆雷特，甚至没有了哈姆雷特，我们应该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

（摘编自赖瑞云《寻找相对最像的“哈姆雷特”》）

（一）

①因为儒家政治构想的最高目标是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人与人之间伦理认同即是根本和逻辑起点。这种伦理的内涵，有着更为普遍和更为基础的对天下之“人”的论述。先秦时期的中国，以最为根本性的孝、仁来建构人与人的认同，来建构自己与“他者”共在的联系，即天下。

②周朝的天下，以宗法制为联结，宗法制的伦理根基是“孝”。家庭共同体有了孝的概念，孝的延伸就是天下共同体之“仁”。仁不是与他者的对立，而是与他者的共生共通。“仁”即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概念，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逻辑上首先要处理与亲人的关系。只有实现家庭内部的“亲亲”，才能实现向外的“爱人”。人与家庭共生，通过“仁”的概念转向了人与天下共生。因此理想的天下就是“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天下大同，是仁孝概念的逻辑必然，也是伦理化天下的根本内涵。换句话说，天下其实就是人类的伦理共同体，因此在这个共同体之内，就不可能有民族歧视。

③天下为一家，意味着“他者”的取消，即不以政体或民族区分敌我，而是在伦理关系中确证对方的独立性，并与对方共生共在。天下一家的秩序展现在现实中，就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礼制。凡天下之人，皆需仁孝，而仁孝就要服从礼制，服从礼制就要服从天子。因此，家与天下就在政治秩序层面实现了同构。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天下之内没有了其他的国，国家秩序也就成了天下秩序。这种伦理化的天下秩序不断将边缘的地域和人民纳入天下中来，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④后世的中国人，往往不是以民族或者国家来定义中国，而是以文化或文明定义中国。正是因为中国概念的文明内涵，才导致中国可以消弭地理边界，逐渐与天下趋同。

⑤这种伦理的、文化的天下观念在宋朝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挑战。宋朝地域褊狭，为了与北方政权争夺话语权，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它有自己的族群文化，还有固定的地理范围；这种观念与过往的种种天下观并存。”由于宋朝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这种民族认同强化了中国后来的“正统论”“华夷之辨”等一系列论述。虽然宋朝的民族感日益强烈，但士大夫、思想家的理念中仍旧维持着、发展着天下观。所以变成天下、民族两层。天下观可能影响了民族感的发展，限制它只能发展到某个程度。也就是说，几千年的天下观仍然是中国人国家认同的主流，并持续约束和限制着民族偏见的发展。

（二）

政体的多重巨变使得欧洲人的身份意识从最初的文化意义上的宗教观念，即教徒，经连绵不断的战争而催生出地理意义上的地区意识和民族意识，最后是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团结统一，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共同体意识，于是“民族”就被发明了出来，并与“国家”相联结，成为民族—国家。

对社会中多元权力主体而言，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认同意识。尤其当面对多个封建邦国时，要达到共同的民族认同更是难上加难：“在几百年的邦国分立时代中，各邦国已经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政治民族特性。假如人们没有将邦国民族特性同其他民族价值联系起来的话，那么他们必然否定这种根深蒂固的情感。”（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为了凸显本民族的特质，就需要树立一个敌对的“他者”，使共同的民族特质不断得到认知和巩固：“它如同个性那样，通过与邻人的争执与交流才能形成它的特质。”（同上）民族共同体的特质，就是在与“他者”的争执和交流中不断形成。

因此创造民族认同的关键，在于树立一个“他者”，依靠对他者的想象进行自我建构。近代欧洲国家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树立“他者”，即战争和殖民。国家只有创造一个敌人，才能实现内部多元权力的和谐稳定，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内部民族的认同。“他者”的存在，是实现内部权力统一的绝佳理由，创造“他者”，也是西方长期以来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

民族认同依赖于树立一个“他者”，这种民族认同的实现方式，就必然导致对“他者”的污名化，即民族歧视。殖民统治的扩大，使欧洲人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他者”。非洲和亚洲的民族在文化、宗教、肤色等方面与欧洲人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就成了天然的、绝对的“他者”。面对这些非欧洲人的“他者”，殖民者展现出巨大的力量优势，这成为欧洲人民族优越论的重要证明。通过殖民所建构的“他者”，一方面为欧洲人的自我同一性提供证明，另一方面也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提供支撑。

西方社会史的逻辑告诉我们，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国家内部多元权力的统合压力，其二是国际竞争的压力。民族国家的建构既是国内政治统一的要求，又是国外权力斗争的结果。主权国家的发展逻辑，使得创造“他者”与创造“敌人”成为同义词。

（节选自杨光斌《中国“天下观”与西方“国际观”——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有删改）

材料一：

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劳动教育”十年来第一次被写进党代会的报告。

很长一段时期，劳动教育在我们大中小学都“消失”了，在我们的教育方针中也不见了。二十大报告中劳动教育的回归，就是要通过劳动教育，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正确的劳动观，树立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观念，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认劳动不分贵贱，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能力，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现在社会上的教育焦虑，如担心孩子上职业学校等问题，根源在于对劳动的价值、劳动者的态度出现了认知偏差。

（摘编自朱永新《二十大报告中，有这些关于教育的新提法新要求》）

材料二：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实劳动教育在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历史长河中无处不在，这在古诗词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古诗词是几千年来历经大浪淘沙，流传下来的中华传统文化瑰宝，是人文教育和语言文字学习的丰富资源。它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是因为古诗词的语言精练，有音韵之美，还因为它承载着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任。统编版语文教材大幅增加了古诗文数量，1-6年级共编排了112首古诗词，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使孩子在积累语言的同时，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如何在古诗词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呢？

首先，学习古诗词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和劳动态度。我国古代有许多赞美劳动的诗词，这些古代的诗人们对劳动给予了很高的褒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悯农》一诗千载流传，它描写具体生动，字字振聋发聩，对后人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它警示我们，一粒米，一口粥，都是通过艰辛的劳动得来的，千万不要浪费粮食。

其次，学习古诗词能对学生热爱劳动以及热爱劳动人民进行积极的情感熏陶。从古至今，劳动养育了一批批中国人，我们通过读古诗词了解当时的劳动现状，让孩子们形成以劳动为荣、以懒惰为耻的品质。抵制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不劳而获、奢侈浪费等恶习的影响。我国最早记载劳动的是《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八个字便生动概括了我国远古渔猎时代劳动人民的狩猎场面。他们砍竹、接竹，制作弹弓，捕猎禽兽，通过紧张的劳动获取食物。《诗经》中的《伐檀》，也是一首关于劳动的不朽诗篇。“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写出了奴隶伐檀造车的劳动场景，同时也痛斥了奴隶主的不稼不穑，坐享其成的恶行。《七月》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也描写了农夫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这是一幅场面热烈的农耕图。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一首《炉火照天地》，诗中是这样描写冶炼场景的：“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将冶炼的场景描述得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令人振奋，也表现出李太白对劳动人民深深的赞美。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这样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可以看出诗人的劳作之趣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最后，汲取古诗词中的养分能培养学生养成劳动的习惯。宋代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中描述道：“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诗人用清新的笔调描写了夏日农村的劳动场景：男耕女织，日夜操劳，虽然辛苦，却也其乐陶陶。一个“学”字，道出儿童的天真活泼，极富生活情趣，读来意趣横生，给人以极美的艺术享受。让孩子们从古人的生活中感到劳动光荣，体验人对生活的能动创造；感到劳动有趣，去发现大自然对人的贡献；感到劳动快乐，在劳动中发现自我的才能。

希望通过阅读古诗词唤醒孩子对自然、对劳动的热爱之情，让孩子们的双手变得灵巧，智慧得到发展，健康快乐地成长为一个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人。

（摘编自万佳《如何在古诗词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