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阁下除办报外仿佛以史学佛学自负，对于以小说知名，尤其是以武侠小说知名，自己是不是有点觉得未展所长，以末技得虚名，似不免略感怏怏？依我看则大可不必。阁下所透露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若著书立说也不见得能称首席什么家，得什么国际大奖。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筹了。好比不会武艺的痴公子段誉，只在无意中学了一着“凌波微步”，就到处能“逃之夭夭”；而且有个时灵时不灵的“六脉神剑”，看不见，摸不着，弹指一挥间忽然有效，就能出其不意露上一手。这道理在《金刚经》《法华经》里并非唯一高妙思想，而移入武侠小说立刻产生“裂变、聚变”，威力无穷了。又如《侠客行》中的石破天，呆头呆脑，一片天真，然而处处机缘凑巧，矛盾相成，最后以不识字超过了识字人，以不知道“我是谁”，超出了一切有“我”之人，尤其是那位大“我”发狂的大宗师白自在。这只是“无我”的一解。这一解在佛学中算不得什么最高深的了不起理论，不过是参禅的一个“话头”法门，但在小说中就是“超凡入圣”了。 阁下仿佛总想在小说中不讲而讲一点什么道理。这些见解未必“超凡”，但进入小说，特别是武侠小说，就大大“脱俗”了。无言胜有言，不武胜武，愚而智，弱而强，似佛似道，所以能迈过前人难有后继，虽有败笔，仍卓然自成一家。前有梁羽生，后有古龙，俱写侠情，各有殊胜，然抒写人情佛理尚逊一筹。

（选自金克木《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有删改）

    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好像是很主观的感觉，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若深入地问一下，为什么会不一样？其实还是有标准的。一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从大的方面来说，其实是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手段。一个人想要赚钱赚得多一点，这本身并不是目的，他是为了因此可以过幸福的生活。有人可能就要反驳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也可以幸福，比如说我读几本好书，就会感到很幸福。其实对后一种人来说，读书就是他获得幸福的手段。

    对于什么是幸福，西方哲学史上主要有两种看法、两个派别。一派叫做“快乐主义”，其创始人是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近代以来，英国的一些哲学家，如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休谟对此也有所阐发。这一派认为，幸福就是快乐。但什么是快乐？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烦恼。身体健康、灵魂安宁，就是快乐，就是幸福。他们还特别强调一点，人要从长远来看快乐，要理智地去寻求快乐。你不能为了追求一时的、眼前的快乐，而给自己埋下一个痛苦的祸根，结果得到的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另一派叫做“完善主义”。完善主义认为，幸福就是精神上的完善，或者说道德上的完善。他们认为，人身上最高贵的部分，是人的灵魂，是人的精神。你要把这部分满足了，那才是真正的幸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等，包括马克思，他们强调的是人的精神满足。

    这两派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十分强调精神上的满足。如伊壁鸠鲁强调，物质欲望的满足本身不是快乐，物质欲望和生命本身的需要是两码事。生命需要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快乐，但是超出生命需要的那些欲望反而是造成痛苦的根源。约翰·穆勒则强调，幸福就是快乐，但是快乐是有质量和层次的区别的，一个人只有各种快乐都品尝过了，他才知道哪一种快乐更深刻、更持久、更强烈、更美好。

    在中国哲学里，我感觉，道家比较接近“快乐主义”，尤其是庄子强调生命本身的快乐，还强调精神自由的快乐，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快乐。儒家比较接近“完善主义”，儒家认为人生的理想境界、最高的享受就是道德上的完善。

    也有哲学家认为，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说人是受欲望支配的，欲望就意味着匮乏，你缺什么往往就对什么有欲望，而匮乏意味着痛苦。所以，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你是痛苦的，但是欲望满足以后，人是不是就快乐了呢？非也。欲望满足以后是无聊。叔本华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仅仅从满足身体的、物质的欲望层面来理解的话，幸福确实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超越欲望层面来看幸福，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比如你非常爱读书，你渴望去读那些好书，你知道一些好书在等着你读，那个时候你会痛苦吗？你不会。读完了以后你会无聊吗？不会。你感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你会因此快乐。这就进一步说明，我们谈幸福问题，一定要超越纯粹欲望的层面，要从价值观角度去谈。

（摘编自周国平《幸福的哲学》）

    纵观两千多年中国思想家对何为人性的思考，在论证人性的思维方法上大体可以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思维方式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我们运用现代的一些思维方式反思一下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中的思维方式。

    对何为人性的形而上论证的反思。在论证人性的来源上，孟子、二程、朱熹等采用了形而上的思考方式。按照现代的思维方式来看，形而上的论证是不牢靠的。康德详细地考查论证了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知识的构成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感性提供对象的表象，其二是知性运用概念对这些表象作出判断，从而形成知识。也就是说知识的构成既要包含先天的认识形式又要包含后天的经验，二者缺一不可。康德又认为，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实质上是理性的一种误用。理性有一种天然的冲动，这种冲动会对因果序列作出无限的追溯，直至脱离经验而直接作出判断。由于知识必须包含经验成分，所以这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虽然是源于我们的认识本能，但由于没有经验成分，所形成的只是貌似知识的幻象。

    对何为人性的形而下论证的反思。传统人性论，其论证大量引用了经验层面的东西。孟子论证人之性善，举例说小孩子掉入井中，人们施以援手是由于人有恻隐之心。孟子这样通过经验获得知识的方式，同样无法通过康德理性的检验。近代经验论认为知识是通过对经验的归纳，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感念和范畴得来的。显而易见，我们是无法获取全部经验的，因此这样的知识也仅仅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可能性，最终导致了休谟的怀疑论。在康德看来，知识不仅要有经验成分，同时也必须有自己本身提供的概念和范畴。康德指出，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开始，它们并不因此就产生自经验，因为很可能即便我们的经验知识，也是由我们通过印象所接受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认识能力从自己本身提供的东西的一个复合物。没有概念，经验是盲目的，还不能构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发现的最重要的思考方法是现象学方法。胡塞尔提出了“面向事情本身”。所谓面向事情本身，实质上就是要剔除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思考方式，可以规避预先成见，按照直观的方式实现对象的“自身被给予性”。按照现象学的面向事情本身，我们仔细审视人类自身，我们的大脑的意识，有一部分意识是超越了人欲之外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孟子所谓的人之性善。同样我们的大脑的意识，有一部分意识是关注趋利避害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荀子所谓的人之恶。由此可以看出，运用现代的思维方法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论之争，会使这一争论更加明确。

（摘编自孙旭武《对传统人性论指争的反思》）

不甘寂寞的当代艺术

陈德洪

    当代艺术在市场退潮后犹如积压的商品，在寂寞的如库房的展厅中陈列，因为市场热潮不再而更加刻意扮演一种曲高和寡的姿态。其间的忸怩作态、故作高深、自我标榜其实也难掩对廉价赞誉追捧和高价售出的热切期待。艺术家过于标榜个性、微观叙事导致的自恋和自我中心其实极端矛盾地希望得到公共性的认同、传播和抬举。

    移动互联网彻底改变了艺术的生态，把微小的嗓音放大到全民皆知。于是大家都不寂寞，但传入耳朵的声音则全是八卦。艺术成为一种舆论，一种街头巷议的等同物。如此接地气的状态要再扮演崇高的角色已经更加困难，于是，理论家、批评家粉墨登场，专著、论文、研究成果，研讨会套用各种晦涩的话语，营造一种浓郁的学术性氛围，让不再有光晕的艺术发出万道金光，等待被迷住双眼的金主下注。教授、博士、专家、xx长，xx主席使艺术界成为一种头衔密集的重灾区。

    说了这些闲话全由几本闲书引起。所谓“以史为鉴”、“殷鉴不远”这些格言在这个重视历史叙事的国度可谓深入人心。改写历史的冲动无处不在。而通过几本闲书，我恍然发现中国艺术史是一部悲催的血泪史和心灵的放逐史。国破家亡，江湖放逐成全了一个又一个艺术大家——颜真卿、黄公望、倪瓒、徐渭、八大、石涛，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即便是盛世的李杜不也不得志吗?或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不算离谱的结论:艺术史往往不是记载那些功成名就者和歌功颂德者的荣誉证书，它更可能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由此来看，艺术本是寂寞的，而不甘寂寞的往往是以艺术之名进行的操作、经营、糊弄以及蒙和骗的勾当罢了。当作品成了小便器，套用丹托的名言，是理论使小便器成为了艺术。我们如果不识时务地去拨开附加于艺术的层层包装，最终呈现的可能象贵妇人的一身赘肉不堪入目。

    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经典的作品《阿卡迪亚的牧羊人》或许可以看成一种关于艺术史的隐喻。艺术是那坟墓里的枯骨，而艺术史就是对墓志铭的解读，也许不做掘墓人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看清艺术的真相。但盗墓者垂涎的是艺术坟墓中想象的宝物，没有人想盗窃那几根枯骨。由此奉劝有大师情结的艺术家们，不修成正果，炼成舍利，枯骨不可能因为陪葬的华贵而增值。

    艺术研究者其实面对作为社会事实的艺术场域知道的并不比牧羊人更多。解读墓志铭也许并不是艺术研究者真正的工作，正如牧羊人，放羊才是正业才是生活，而研究墓志铭则是生活的闲暇和余兴。古人讲“游于艺”，没有游于艺的超脱与从容，也许就已经和艺术擦肩而过了。

    回归寂寞对中国当代艺术未必不是好事，而不甘寂寞的折腾倒是需要警惕了。

    中国古代书面语有文言与白话之分。一般而言，文言与白话的区别，主要在于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大部分汉语史研究者认为，先秦时期的书面语与口语基本一致，汉魏以后二者出现分离现象，即口语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发生新变化，而书面语仍然以先秦典籍中的词汇、语法、句法等为标准，这就形成了文言。白话相对于文言而言，与口语的关系更为密切，大约萌芽于汉魏之际。魏晋以后，尤其到了唐代，文白分野渐趋明显。

    古白话经过长时期的历史积累，至宋代有了质的飞跃。主要有两个表现：其一，口语向书面语领域的“渗透”加速，同时代的口语大量出现在书面语中；其二，口语进入书面语，涉及的文体进一步扩展，文学作品之外，以文言为主要载体的儒学及史学著作中也出现了白话。由此而始，古白话突破了文言的藩篱，渐渐登上大雅之堂。

    大量口语词、方言词进入文学语言，是汉语词汇发展的特点之一。经过文学作品的传播，这些词汇与原有的普通词语渐渐取得并存的地位，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显示出不同的生命力。这一特点在宋代的诗、词、文中都有所表现。人论宋诗，皆曰“以文为诗”，而口语入诗正是其重要表现之一。词在宋代的繁荣，也使口语进入书面语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宋代文学的各种文体，都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口语化的特色。除了文学作品，更值得重视的是，受禅宗语录影响而产生的宋儒语录以及史学著作等非文学作品，也开始大量使用白话，形成对正统文言语体的重大突破。文言何以成为正统？就在它与儒家思想紧密联系，它是儒家原典本有的语体，继而成为儒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宋儒语录与史著中出现白话，无疑大大动摇了文言的正统地位。

    白话书面语在宋代多种文体中大量涌现的同时，相关的语言理论也有了显著的发展，说明这种语言现象带有“自觉”意识。书面语脱离口语毕竟不合语言的发展规律，人为地制造了阅读的障碍。早在文言势力强大的汉代，王充就针对书面语脱离口语的状况，倡导“文字与言同趋”，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言文一致”。唐初，史学家刘知几也强烈批评当时史官著史严重脱离口语，不仅在语言风格上“失彼天然”，而且还关系到史书记载的真伪，“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到了宋代，在由雅入俗的文化变革中，“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渐入人心，明显影响了士人的语言观念和书写习惯。不少诗词作家在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上，都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宋代儒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在继承王充、刘知几语言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文字与言同趋”的观点。朱子根据书面语与口语的关系，明确把文字分两种，一种是“说”出来的，即与口语保持一致的书面语；一种是“做”出来的，即脱离口语的书面语。他认为先秦的诗文皆与口语接近，是“说”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他说：“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说而意自长，后人文章，务意多而酸涩。如《离骚》，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后来如鲁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

    综观之，古代汉语书面语发展到宋代，已然形成文白对立的形势。一方面，作为正统语体的文言在多种文体的书面语领城仍然固守着自己的阵地；但另一方面，口语向各种书面语领域的“入侵”也在全方位地展开。在有的领城，比如史学书面语中，文言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在文学领域，白话已渐呈兴盛之势。

（摘编自《宋代文白消长与小说语体之变》）

    伟大的文艺展现伟大的灵魂，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歌德说过：“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一切艺术创作都是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都是以艺术的形式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从而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心灵的震撼。只有用博大的胸怀去拥抱时代、深邃的目光去观察现实、真诚的感情去体验生活、艺术的灵感去捕捉人间之美，才能够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经典通过主题内蕴、人物塑造、情感建构、意境营造、语言修辞等，容纳了深刻流动的心灵世界和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性的内涵，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审美的洞察力、形式的创造力，因此才能成为不会过时的作品。

    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艺术训练，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努力追求真才学、好德行、高品位，做到德艺双馨。要自觉抵制不分是非、颠倒黑白的错误倾向，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的低级趣味，自觉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才能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