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值的普世意义

    当代思想市场里存在着许多价值观，人们会选择一些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比如属于某个特殊群体的价值观。同时，人总要与他人合作，所以还需要普世价值观。

    当一种价值观落实为事实后，如果它能使人们的共同利益最大化，对任何人的伤害又是最小化的话，那么，它就可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能够成为普世价值。以汶川震灾为例，汶川救灾的事实证明了患难与共的大家庭精神这一中国价值就是一种普世价值。理由很明显：人人都有可能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人人都需要他人的救助 有人把汶川救灾的成就说成是显示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说法是典型的张冠李戴、移花接木。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奥古斯丁、康德、哈耶克等人的理论，恐怕也很少读过《圣经》、《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的书，英雄们胸腔中跳动的是中国心，而不是西方心。

    目前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体系不过是一个单调的价值体系，它仅仅体现了“权利为本”的西方现代价值。这个体系是非常片面的，它缺乏全面应对复杂生活问题的能力，而且过分突出了“个人”——个人无条件地优先于他人。这种价值观在理论上意味着没有一个他人是能够完全信任的，没有一个他人是绝对可以指望的，这会形成一种可怕的孤独。

    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于责任、美德和情感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对人类生活与心灵是一种误导。这种“权利为本”的价值观聚焦于捍卫个人自由。毫无疑问，捍卫个人权利是正当的，但是夸大个人权利的“为本”地位，就会导致漠视他人。这不仅导致他人的痛苦，更主要是导致自己的痛苦。

    中国人较少变成孤独的存在，就是因为中国哲学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他人就是目标，他人就是方向。在他人那里有亲情、爱情、恩情、友谊、帮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荣、怀念、快乐和幸福，也可能有背信弃义、落井下石、迫害和陷害、失败和耻辱。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完全取决于准备与他人共享什么，这是中国的传统智慧。如果说，西方现代价值观试图要解决的是“我的权利怎样才能得到保护”的问题，那么，中国价值观则试图解决“我将与他人共享什么”的问题。如前所述，西方价值不是错误的，而是远远不够用的。对于人类良好生活来说，个人自由无疑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好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好生活还需要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条件，比如那些被现代价值观所边缘化的传统价值，诸如美德、责任和情义等。忽视、贬低甚至排斥这些传统价值是现代人的灾难。

    哪些中国价值能够成为普世价值，这需要事实的检验。最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的中国精神就是与他人共享幸福的原则，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典型的中国观念。一，天下意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公，所以天下有难，匹夫有责。这是“责任为本”价值观。二，仁义意识。所谓仁，就是把他人看作是需要关心和帮助的人，同时把自己看作是有担当的人，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我和他人都被塑造成可以依靠的人。这是“美德为本”价值观。三，家意识。家是情义之本，人以情造家，这是“情义为本”价值观。

①通过电脑屏幕阅读一页页的网络文章，看似与阅读一页页的印刷文章差不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研究表明，所有的阅读都是涉及多种感觉的活动，书面作品的物质性感觉—运动经验和文本内容的认知处理过程之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联系。从纸面转到屏幕，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阅读方式，它还影响了我们投入阅读的专注程度和沉浸在阅读之中的深入程度。更令人不安的是，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教育专家以及网站设计员进行了大量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结论：当我们上网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鼓励粗略阅读、三心二意、肤浅学习的环境。

②2008年，以色列一家名为“点击报告”的公司收集汇总了全球一百万名网站访问者的行为数据，分析发现在大部分国家，人们阅读当前网页的平均时间在十九至二十七秒，其中包括网页内容载入的时间。在网上，不存在气定神闲地从容浏览这回事，我们只是想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搜集信息。同年，一项针对二万七千五百名年龄介于十八至四十五岁的成年人的国际性上网时间调查显示，人们把大约百分之三十的闲暇时间用于上网，其中，中国人上网时间占业余闲暇时间的百分之四十四，居世界第一。一方面是长时间的上网，另一方面是每张网页的短暂停留，这恰恰说明了人们在网上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一张网页跳转到另一张。网站上的内容犹如碎布拼成的床单，我们的大脑在神经通路重新排布后，已经完全适应此种安排，而传媒企业针对这一特点所设计的网页更是将之不断地“正强化”，即越简短、越细碎越受欢迎，一种恶性循环产生了。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泰勒·考恩一针见血的评论：“在能够轻易获得信息的情况下，我们通常喜欢简短、支离破碎而又令人愉快的内容。”

③互联网空前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却又空前地分散着我们的注意力，这或许是互联网对我们思维产生长远影响的最大悖论了。大部分时候，人们就是在一次接一次的走神造成的分神状态中匆匆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浅浏览，既没有深度阅读的可能，也没有深度思考的空间，创造性思考更是无从谈起。可以说，互联网的兴盛宣告了浅浏览时代的全面到来。

④科学研究表明，智力深度养成的关键在于形成长期记忆，而长期记忆得以巩固和内化的关键在于专注（精力集中）。以往扮演这一角色的是基于书本媒介的深度阅读，书的读者和作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作者的文字充当着读者头脑中的催化剂，激发读者产生新的洞见、新的联想与新的领悟，长期的深度阅读甚至可以使人与书本、纸张间产生情感升华。很不幸的是，如今的互联网所鼓励的却是持续不断的精力分散，它以远超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强迫性，让我们在精力投注与精力转移之间疲于奔命，在“忙者生存”的脑细胞大战中，支持深度思考、批判性思考的大脑功能彻底失败了。

（节选自《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原载《书屋》2012年9期）

    当代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全球化的时代，对墨学发展是挑战，也是机遇。现代化的文化要求走出传统，面向未来。全球化的文化要求融入世界，多元并存。站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视野来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墨学，应该知道，未来的墨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首先是墨学的民族性问题。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都必须考虑民族文化的绵延问题。在此，要反对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墨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与现代文明不相容，应该抛弃传统墨学，拥抱现代西方文化；另一种认为，在先秦墨家思想中，已经具有了化解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的文化基因，回归先秦墨学即可以化解现代化产生的各种文化问题。

    传统是一个民族的根，根深才能叶茂。墨学发端于先秦，是民族文化的根系之一，割舍不断。但同时，任何一个文化的产生都受到时间与条件的诸多制约，墨学也不例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需要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联结起来。昌明墨学，就要融汇现代理论，对墨学的核心观念进行创造性的诠释，做到返本开新，让墨学成为现代新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墨学也应该是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希望”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由于西方社会经济与科技的暂时强势，一些人以为全球化即西方化，文化上应该广泛输入西方文化，这种观点既是对全球化的中国定位的误解，也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现。全球化是全球经济与文化的广泛交融，呈现多元多样的形态。墨学需开放包容，吸纳西方文化与现代文明中的有价值成分，走向世界，为世界文明做出中国贡献。

    早在近代，就有中国知识人认为，墨家的兼爱与基督教的博爱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人类之间的爱是平等的。只不过，当时囿于文化情感，认为基督教的博爱源出墨子的兼爱。一个多世纪过去，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基督教的博爱与墨家的兼爱，同样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虽然两者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博爱是神性的爱，根源在于造物主上帝，造物主爱受造者，是受造者之间彼此相爱的根据。上帝对世人的爱是不平等的，是恩宠，是无私的，自上而下的。世人之间的爱是平等的，超越功利的。但墨家的兼爱是人性的爱，源出于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从内容上看，墨学的兼爱伦理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有利于化解全球化所面临的分歧冲突，实现世界的和谐共生。因而，墨学的兼爱实用理性伦理具有普适性的特征，理应成为现代世界的伦理规范之一。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兼相爱，交相利的墨家思想可以成为现代世界的文明内核之一，成为现代世界的伦理黄金律。墨学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成为多样性的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编自解启扬《墨学能否现代化与世界化》）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锺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

    自1825年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危机就与资本主义相伴而行。尽管经历多次重大危机，但资本主义一再从中脱身，这表明资本主义有一套相对完善的自我调整和危机应对机制，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制度弹性。归纳起来，为了应对危机，资本主义通常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制度机制弹性。

    收缩。在主要体现为“需求不足”的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通常会进行战略性退却，让渡部分非核心利益来保存核心利益，从而延续制度本身。比如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进行妥协、构建福利制度体系、引入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对经济进行国家调控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这些举措，缓解劳资冲突，平衡社会关系，保持资本主义运行环境的稳定，维护社会再生产的外部条件，保证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

    扩张。在主要体现为“供给不足”的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应对策略是战略扩张。

    首先是在物理空间上进行扩张。对内强化资本力量、压缩劳工空间，减少调控；对外强力输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其次是在抽象空间上的扩张。即不断开发出新的资本实现样态，如具有金融属性的房地产业是社会空间的资本化。再次是在时间上的扩张。比如以信用为基础，大力发展虚拟经济、借贷经济，鼓动消费者进行透支消费，使得资本主义消费向未来扩张，在当下实现本来只能在未来实现的剩余价值。

    转移。转嫁和输出危机是西方资本主义应对危机的常用手段。在当代，危机的转移相对以前更加隐蔽。一是向本国人民转嫁危机。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大规模解雇工人、降低工人工资和待遇，在当代，危机的损失更多由资本主义国家隐性转嫁给人民。二是向外部输出危机。不同于以前战争的方式，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转嫁危机更多采取隐蔽的金融方式，凭借金融霸权，把危机输出到全世界。

    在上述制度机制弹性的作用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延续，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回旋空间是有其限度的。资本主义收缩、扩张、转移的限度，都指向一个最根本的限度，即资本主义自身调整的限度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弹性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资本自身。资本具有使生产社会化的趋势，但同时资本的本性是无休止地实现自身增殖，因此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将导致资本自身的终结，把资本推向解体。资本主义越发展，这个矛盾就会越突出，资本主义的弹性就越接近其总限度。

    总之，资本主义的弹性无法克服的最终限制就是资本自身，这是资本主义的“刚性内核”。

    在这个最终限度之内，不管如何腾挪、转换，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都是“戴着镣铐跳舞”，无法跳出资本主导的框架。在这个最终限度之内，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弹性运动又使得资本主义不断逼近这个最后限制。在这种弹性运动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螺旋式上升，其危机也螺旋式升级。对危机的各种应对，在表面上缓解危机，又为更深层次的危机埋下伏笔，在危机的螺旋式升级中压缩了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把资本主义进一步推向其自身的历史极限。

（摘编自张严《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与弹性限度》，《光明日报》2019年2月1日）

    ①对康有为而言，人性论是大同思想的重要基础，也是孔子仁道的重要内容。他指出，世界要实现大同，除了满足“天下合群”的基本条件，还需要满足“人之智慧、淡泊、勇力、艺能、礼乐，皆人人完备”，人人为“天生之成人”这一条件。换言之，孔子“合群之仁道”的完满实现既需要在明人伦的基础上进一步破除伦常，合天下之人；还需要人性皆善，人人成为“全人”。后者是保障大同世界能“合天下之群”的人性论基础，也是孔子人心之道在太平大同世的展开。

    ②关于人性，康有为以孔子“性相近，习相选”作为根本依据，认为无论平世乱世，人性并不存在本质的不同；但是后天的习得却使人性在平世与乱世表现出巨大的差别。康有为指出，乱世之人由于世尚野蛮，教化未至，因此“人皆偏憾，不称天性，未成为全人”；当太平之世，“教化既备，治具毕张，人种汰，胎教修明”，则人人为“天生之成人”，因此，“乱世人之资格，与太平世人之资格迴远”。

    ③人在后天中不断根除乱世习性日完善的进化过程是在历史中不断展开的，但这个过程并非是自然的，孔子针对三世制定的后天教导才是人性在历史上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对于孔子的教导 ， 康有为首先指出孔子教导的总体原则是“治其志而归之于仁”，教人以“求仁为事”以养人之善性。博爱之仁在人性上的充分实现被孔子视作人性进化的最终目标，人性发展的方向因此得以最先明确，此为孔子教化之根本前提。其次，孔子针对三世分别提出“亲亲”“仁民”“爱物”的原则。对于据乱世，孔子立“亲亲”原则教人建立父子夫妇纲常，使人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内部产生不忍人之仁心，使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此为教化之起点，也为人性发展之起点；对于升平世，孔子立“仁民”原则教人破除人伦界限而推思同类，最终实现人类世界即每个人之间普遍的友爱；对于太平大同世，孔子立“爱物“原则教人众生平等，爱生成杀，使博爱之仁德普照于世间万物，此为教化之终点，也是博爱之人性得到充分实现的终点。

    ④传统上，宋儒借《孟子》“亲亲仁民爱物”之言提倡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并通过细致辨别“亲”“仁”“爱”之间的差别强调万物一体下的差等之爱。与宋儒明显不同，康有为将人性问题纳入三世进化的框架中，认为“亲亲”“仁民”“爱物”是孔子针对三世的教导，它们也因此代表着孔子所设想的人性由低到高的发展水平；同时，在康有为这里，“亲”“仁”“爱”大体是同义的，他更强调的是仁爱施与的对象范围，从其以博爱论仁就不难看出，仁爱施与的范围才是衡量人性展开程度的关键所在，而并非是对差等之爱的体认与实践程度。在康有为看来，正是得益于孔子的教化，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人人都将在太平大同之世成为全人。纵观《论语》学史，康有为的《论语注》第一次明确以大同学说为中心阐释孔子思想。借助对《论语》的解释，康有为使大同学说深入中国思想主流。

（原载《读书》2018年11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