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则仕”传统之功过说

    两千余年来，“学而优则仕”作为以学致仕的信条被读书人奉行不渝。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形成以后，“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与科举制度融为一体，互为里表，成了士子生活的金科玉律。

    “学而优则仕”传统在历史演化中对中国社会产生过积极影响。它确立了学问作为政府取吏的标准。以学取士将大部分饱读儒家经典的读书人吸引到官员队伍中，保证了政府运作始终处于接受过儒家道德教训的文吏手中。历代草莽英雄出身的开国皇帝不得不接受叔孙通的名言“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并视之为治国要诀，对书生保有相当的尊重。文吏统治造就了“士”作为无冕之王的优越地位，也促成了“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三国演义》塑造了名士祢衡裸体痛骂曹操而为曹操所宽宥的形象，近代文化名人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在袁世凯的总统府门前大诟袁氏包藏祸心，而被袁氏所容忍，个中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士子对世道民心的巨大影响，无论是治世英雄，还是乱世奸雄，都不能不有所忌惮。另一方面，读书人坚守位卑不忘忧国的信条，以天下为己任，希望将平生所学贡献于国家民族，都与学优而仕传统有关。

    中国历史上，所谓“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不是全由血统决定。对社会各等级的人而言，通过以科举制度为体现的“学优而仕”途径跻身于士大夫阶级之后，可以加入孟子所说的“劳心者”之列，由“治于人”而变为“治人”，从而由“贱”入“贵”，成为“贵族”。正是由于学优而仕传统为读书人提供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整个中国社会各等级之间的划分才不像印度种姓制度那般僵死。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平等”观念，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信众以信教为自己争得了平等地成为上帝仆人的权利，而中国的士子们则由学优而仕获得了参与政治的平等权。

    “学而优则仕”传统对中国社会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是源于以“仕”为“学”之鹄的这个既定前提。在“家”“国”一体的宗法专制时代，以“学”而至仕途，最终结局只能是以学问服务于帝王的“家天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士子们的必然归宿。在帝王“家天下”附庸关系的等级网中，主仆关系的确立意味着对主子的物质和精神的依附，于是，以帝王之是非为是非，成为越两千余年不变的通例。被“学而优则仕”信念和科举功名诱入帝王彀中的天下的士子们，在主子面前只能“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在“食君俸禄，为君分忧”的附庸伦理支配下，为帝王的“家天下”的长治久安耗尽心力，以便在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青史上留取功名，博取“忠”、“贤”、“能”的赞辞。

材料一：

    国家中心城市，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编制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提出的处于城镇体系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具备引领、辐射、集散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多方面。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建设五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和定位。2016年至2018年，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先后发函支持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7>》）

材料三：

    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城市，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建设这些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促进中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扩大对外开放合作、引领国际交流合作向纵深推进。这些城市要代表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要带领所在区域的城市群进入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全面融入全球经济网络，抢占我国在全球城市体系和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制高点。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都是所在区域城市群的核心龙头城市，要强化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这些中心城市建设除了关注自身功能提升以外，还需要充分加强与周边城市区域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推进区域人口、产业、交通、生态、公共服务、市场要素和体制机制一体化对接，建设高效联动、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城市群区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区域整体均衡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9大国家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文化的渊源、发展、地位和作用有清醒的认识，主动承担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对外要展示地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塑造好中国形象。对内要保护城市的文化根脉，加大对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的正面宣传力度，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

    对于国家中心城市来说，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在质量。未来一个时期，在面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变化时，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新时代提出的新目标进行系统思考和准确把握，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让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

    未来一个时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将在产业布局、交通网络、通勤就业、生活居住和管理制度等几大领域呈现一体化趋势，城市体系将由等级结构向网络扁平化转变。

    未来一个时期，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塔尖城市，应通过人本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这将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从而使城市走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推动城市空间环境实现品质提升，使城市成为宜居宜业的乐土。

（摘编自《国家中心城市蓝皮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报告（2018）》）

科幻作品的价值

    ①近几年，随着刘慈欣的《三体》获雨果奖，以及《黑客帝国》《阿凡达》等科幻电影迸发出炽烈的“科幻热”，科幻作品拥有了数量庞大的受众，但这依然未能改变科幻作品的尴尬地位：它既不是科学领域的主流，也不是文学领域的主流，而是被大部分国人习惯看作“科普读物”沉沦在边缘状态。如何定位科幻作品，我们似乎应该厘清一个基本问题：科幻作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②1866年，人们在海上发现了一只被称为“独角鲸”的大怪物，生物学家阿龙纳斯应邀参加了捕捉这只“怪物”的行动。历经重重艰险，最后发现这只怪物原来是一艘构造奇妙、名为“鹦鹉螺号”的潜水船……这是“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在科幻小说《海底两万里》中所构想的潜水艇。因风而起浪 ， 几十年后，英国建造的第一艘蓄电池动力潜水艇和美国建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水艇问世，值得一提的是，这两艘潜水艇都被命名为“鹦鹉螺号”。

    ③科幻“美梦成真”的故事不仅发生在潜水艇上。凡尔纳笔下的直升机、留声机、太空旅行，威尔斯笔下的基因改造技术，克拉克笔下的同步通讯卫星都已成为现实，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凡尔纳的科幻创作持奉科学主义信念，这一信念相信科学技术能解决所有问题，激发了科学家们探索人类共同经验之外的事物的热情。

    ④在跨过19世纪末凡尔纳“科学颂歌”的时代后，当代西方世界的科幻创作者——小说作家、漫画家和电影编剧导演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反思科学技术为己任进行创作。作品中普遍展示科学技术过度发展的荒谬后果，反复警示科学狂人滥用科学技术对社会的祸害，不断警告资本借助科学技术疯狂逐利，最终将极度危害地球环境和公众安全。

    ⑤A。但是，被誉为“中国科幻第一人”的刘慈欣，偏偏没有汇入这个潮流之中。相反，他以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坚持他的科学主义创作纲领，他的《三体》系列作品反复表达和图解了这个信念。B。而值得深究的是，刘慈欣虽然持有强烈的科学主义信念，他的创作并没有科学主义纲领之下应有的乐观。C。粉丝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发现，刘慈欣对未来是越来越悲观了，《三体》更走向了大悲极致——人类文明被轻而易举地毁灭了。D。

    ⑥刘慈欣《三体》获雨果奖之后，赞美声之外也有许多争辩，不过争辩的焦点都纠缠在“黑暗森林”法则能不能成立、光速能不能被超越之类的具体问题上，而有一个议题未被认真谈论过——刘慈欣抱持科学主义信念，又有着极大的反潮流勇气，为什么他的作品竟然与当代科幻主流殊途同归了呢？

    ⑦刘慈欣曾说他受英国科幻小说家克拉克的影响很深。克拉克的墓碑上有一句话：“我从来没有长大过，但是从来没有停止成长。”这种信念有一个天真的核心在里面，内植于刘慈欣的创作中，就是坚信科学可以创造未来，未来的悲观不是由科学导致的。在“反思纲领”的科幻作品里，我们常常看到人类在科技挤压下的无力与无能，或是人性在先进科技面前的挣扎，而与此不同的是，刘慈欣在他科幻小说特设的“思想刑讯室”里，对人性的自私、自大进行了科幻所特有的严刑逼供，这种对于现实世界惯性思维的冒犯与刺激，让读者看到人性的黑暗。正是人性的黑暗，拖曳着刘慈欣笔下的角色们，走向无可避免的悲观未来，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朴素伦理。

    ⑧有许多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语境中是不会被思考的，或者受到现有社会结构等的制约无法展开思考。科幻能够创设虚拟语境，跳脱当下、跳脱“此在”的束缚，把当下放在更广阔的时空维度下去面对，在种种貌似“不可能”的戏剧情境中，引发不同寻常的新思考，为我们开启一场又一场蕴含着哲学意味的思想与伦理实验，激发人类想象、创造、预测、反思，以启发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的思考与行动。

    ⑨将科幻视为“科普”读物，或认为科幻“多提供了一种文学样式”，都是对科幻价值的低估。科幻作家们想象构造的前瞻与忧思，让人们理性地思考未来。而人类的未来，正是基于今天种种思想实验所取得的成果。以此来观照科幻，就可以理解为何科幻作品因其不可替代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古希腊的柏拉图曾试图给“美”下一个永恒完整的定义：“美是有用的”“美是恰当的”“美乃视觉和听觉所生的快感”等。一次次对美的概念的界定，乍看恰当，再品又觉片面，经反复推敲又一再推翻，周而复始，最终柏拉图找不出准确的语言定义“美”，只能无奈地概括为：“美是难的”。

    关于美，不应悬置在一个孤立静止的语境中谈其本质、属性及内在关系，更不能机械地认定“美是客观的”或者“审美是主观的”，否则永远跳不出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定式和理论模式。

    美究竟是什么？美是客观的吗？美乃人类对世界的意象感知。美在感知中，毕加索曾说：“我是依我所想来画对象，而不是依我所见来画的。”美亦在“情景”中，正如庄子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人与“情景”互生互存，交融亲和，“情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而人也非独立于宇宙之外的所谓主体。因此，当人与天、地融为一体时，在恰当的“情景”中，美即闪现出来。

    美在感知中，亦在情景中。美属于一种意象，而审美是种境界。所谓“意”，即人的精神维度观照的意象思维，当美在“意”中，人可感知到模糊的、不确定的、稍纵即逝的、瞬息万变的抽象之美，诸如观念艺术、互动艺术、虚拟艺术等艺术样式借助抽象之意与受众发生关系。所谓“象”，即“情景”的物理维度观照的具象思维，当美在“象”中，艺术家可捕捉到可视、可听、可触、可品的形象之美，造型艺术、影像艺术、戏剧艺术等在“象”中与受众产生共鸣。可见，美具有“意”和“象”的双向性，当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闪现，艺术家便进入“物我两忘”的创作之境。

    艺术作品的价值贵在情感，而审美价值存在于——人、艺术作品和宇宙——艺术三要素之中，当三者在一个共同的维度，且美在意象之中流动并引发情感共鸣，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才真正得以实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郑板桥的“三竹说”反映了艺术创造中人、自然和作品之间的这种审美互动。美的闪现，美的感知，美的捕捉，美的体悟，皆在“物化”的意象中完成，并且通过艺术家之手，以笔墨的形式落实到纸面上。当美在“意”中，美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难以捕捉的，它需要艺术家和宇宙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感应，将抽象之美在意念中不断强化，通过艺术家个人的审美行为，将无形之“美”落实成“象”，使之成为有形之态。可见，情感性的意象思维贯穿于艺术创造、艺术表现和艺术欣赏的全过程，而艺术作品承载着将意象思维转化成形象思维，将无形之美转化为有形之美的价值属性。

    判断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标准是错综复杂的。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存在层次上的差异，有高低之分，有雅俗之别。标准难以统一并不会弱化审美的重要性。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说：“审美经验揭示了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刻和最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立足中国文化，以中华美学传统为核心，汲取中西美学精华，让中华美学精神在今天释放其巨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既应和时代的呼唤，也契合国人美好的精神需求。

    （摘编自王可《美在意象》

    材料一：

40年前，提起红枣，还只有“桑枣人家近”的山东大枣。现在提起红枣，食客们可选择的还有新疆和田枣、陕西狗头枣、山西板枣、甘肃临泽小枣；2018年，河北省优质强筋小麦、中药材种植面积分别达到298万亩、265万亩，畜牧、蔬菜、果品三大优势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68.3%，同比提高1.6个百分点，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明显提升；广东省深入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工程，有望到2020年建成3000个农业特色专业村，旨在用差异化推广、全域化部署打造高质量产业品牌，形成发展合力，助推乡村振兴。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产业形式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农业生产技术装备不断升级，农业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得到大力发展。2017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主要农作物良种基本实现全覆盖，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达96%以上，全国大中型拖拉机670万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7%。这些年，随着科技创新发展在农业领域运用的不断深耕，农产品产量快速增长，我们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都更为丰富、健康、多元。

    （摘编自“央视网”2018年11月24日网文）

    材料二：

    罗霄山脉脚下的湖南省浏阳市北盛镇，自明代以来就是江南著名“粮仓”。如今，“北盛仓”农事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水稻播种就像用印刷机“印刷”；病虫害防治，专业防治公司用无人机“飞虎队”统防统治；水田里不光种水稻，还养鱼、养鳖、养青蛙……北盛镇党委书记李斌说，现在，种的粮食更好了，农民的腰包更鼓了。

    （摘编自“新华网”2019年2月23日网文）

    材料三：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工业化走在了城镇化前面。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2%。按照目前发展趋势，到2020年、2030年城镇化率还将进一步达到60%、65%，到2050年可能超过70%。我国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城镇化发展迈入中后期转型提升阶段。观察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各国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遇到了乡村衰退问题，一般要到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城乡矛盾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因此，在我国人口加速向城镇聚集的大趋势下，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同时，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避免出现乡村衰退问题，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把乡村建设成为与城市共生共荣、各美其美的美好家园，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摘编自《求是》2018年第6期）

    材料四：

    据统计，从1995年到2004年的10年中，美国农作物保险行业的赔付率为95%。截至2013年，美国农业保险项目涵盖的农作物品种已超过100种，参与各种农业保险的农业用地面积占全部农业用地面积的比率为89%。在保费方面，联邦政府对投保的农场主给予相当于保费50%-80%的补贴，使农场主只需支付很少的保费就能参加农业保险。

    现阶段，全德近40万农民中，90%都是德国农民协会的注册会员。全德范围内，德国18个联邦州有超过300个德国农民协会的分支机构。协会新闻发言人米歇埃尔·洛泽说，德国农民协会主要负责维护农民的利益、为农民当法律顾问、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和开拓市场的服务等。该协会重视农业产业的整体利益和农民的政治、社会权益，适时将会员的具体意见反映至立法及行政机关，在政府与农业企业和农户间扮演着协调、沟通的角色。

（摘编自前瞻产业研究院《乡村振兴：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

说“孝”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揭开了人类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了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人为什么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利用起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素，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实践中去。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代际关系具有不可选择性。人能够选择职业、住所、生活方式，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这一不可选择的事实从消极的一方面理解，是无法逃避的深深的无奈。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理解，代际关系的不可选择性，恰恰使“孝”在中国文化中成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每个人都无可回避地处于与父母的实际关系中，正因为如此，“孝”是每个人都不能不终生面对的事情，同时也就为每个人的合作利他品德的修养提供了牢固的依靠。你想修养你的德行，成为一个仁慈、有合作精神的人吗？请从那个你一出生起就必须与之合作的人开始，请从孝开始。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孝”字的结构：上面是一个老人，下面是一个孩子。老在上，子在下。孝的含义，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着。

（摘自《国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