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食

宋以柱

    地瓜面煎饼我们叫它黑煎饼，玉米面煎饼我们叫它黄煎饼。

    我和张里是吃黑煎饼长大的。

    黑煎饼烧胃，胀肚子，大便黑，解大便困难。黄煎饼就不同，它有让人眩晕的黄色和香味儿，而且大便顺畅呈黄色。张里他爷经常吃黄煎饼。用张里他娘的话说，你爷干活儿最累，所以吃黄煎饼。张里和他6个姐姐，都吃黑煎饼。我永远记得张里他爷举着黄煎饼的样子，黄煎饼在张里他爷的黑手里攥着，攥得我的心生生地疼。我只能干咽唾液。那天，我咽下两个黑煎饼，去叫张里上学。张里从他家的粪篓里掏出一个黄煎饼，掖在怀里，拉着我飞跑进村南的小树林。张里对我说：“我偷的，咱俩分着吃了，千万别说，说了俺爷能敲死我。张开手接着，别掉了。”我大张着两只小手，张里小心翼翼地撕开，把大一点儿的一块递给我。我双手捧着大半个煎饼，兴奋得发晕。吃下第一口，我浑身战栗。尽管那半张煎饼上还粘着几点黑黑的猪粪。

    那是我和张里童年的事。说着说着就长大了。

    张里是属于绝顶聪明的那种，用村里人的话说，家里最小的一个，是他爷他娘积攒力量要来的，所以最聪明。事实证明，这话有点儿道理，我们初中3年，张里一边玩儿一边学，没费什么力气就读了中专，上的是省城的银行学校。你想想，上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能到省城读中专的有几个？而且学的是数钱的专业，参加工作后天天对着钱。村里的老少爷们想到这一层，眼球里都像铺了一层青苔，绿莹莹的。我笨一些，只能复读了一年，然后上了高中，等到我费尽力气考上专科师范，到乡镇初中教书时，张里已经是我们那个市的银行里管着往外发钱的科长了。张里给我打电话，说黄煎饼天天吃，但是很小，四四方方的，小巧玲珑的，什么时候你来，我请你。我就笑，然后心就不听话地乱跳。

    据说局长们、县长们都盯着张里的钱，苦于没门路。但我对于我和张里的关系，闭口不谈，熟悉的人问起来，我只是说已跟他无往来，他们都信。因为我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尽管他们都说我有沉鱼落雁之貌。就是让那个色眯眯的校长扣了奖金，压迫着教两个年级12个班的课，我也没有找张里帮忙。

    在我结婚那年，我见到了张里，是在张里组织的初中同学会上。在这之前，我几次梦到过他，他的高大魁梧和他的递给我黄煎饼的修长手指。那一次，是在市里最好的一家酒店，我去的时候，张里正在和一个小姑娘说笑。她不是我们的初中同学，但比我们的初中女同学要漂亮得多，包括我。我注意到张里修长的手指，正夸张地搭在小姑娘的肩上。张里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绿了一下，过来就抱住了我。当我在他怀里战栗时，我听到张里说了一句话：“有男朋友吗？如果没有，就跟了我吧。”我迅速逃出他的怀抱，虽然我曾经渴望过。我笑着说：“张里，你太白了，我不喜欢白皮肤的男人。”然后我对着他哈哈大笑。其实，一个好女孩是不应该那样笑的。

    酒宴的始终，我一直听到张里高亢的声音。他的声音过于夸张，修长的五指张牙舞爪。他对我们的男同学们说：“放心玩乐，有你想不到的快乐。”那一刻，我正举着一块黄煎饼，就是张里说的那种，四四方方，小巧玲珑，有着让人眩晕的黄色。听到这话，我差一点儿吐了，好像十几年前那块煎饼上的猪粪才开始散发臭味。当看到张里歪歪扭扭往楼上走的时候，我彻底改变了主意。那次聚会回来，仅半年时间，我就和一个同事结婚了。

    我是经常回老家的。回去就有人说我，还有张里。说张里的时候，全村的人就一个表情﹣﹣馋，就像当年我在张里家里眼馋他爷的黄煎饼一样。我就强装笑脸，历数自己的学生，还有自己的一大摞证书。张里他爷已经不在了，那个全村第一个吃黄煎饼也是吃黄煎饼最多的人，在张里飞黄腾达的时候溘然而逝。在村里我也见过一次张里，他因臃肿而不再魁梧，修长的五指变得粗而白，那时他已经是副行长了。看到他艰难地把自己塞进小车时，我的心不再有以前的疼痛。这真的很奇怪。村里的老人们说：“你看张里多出息，又白又胖。”我就说：“是啊是啊，多少年才出一个张里啊。”

    后来再回去，就没人跟我说张里了。“张里给逮住了。”这是张里他娘跟我说的。我经常去看她。那个慈眉善目、养育了6个女儿1个儿子的老人，抓住我的手对我说：“妮子，你替我去看看张里吧，我走不动了。”她坐在夕阳里自言自语：“张里那么听话，他怎么会拿公家的钱呢？他媳妇儿来闹腾我，说张里还养着二奶，我都听不懂。他是不是让城里的女人给祸害了？妮子，张里到底咋了？”

    隔着一张厚玻璃，我见到了张里。我带去一摞黄煎饼，是张里他娘给的。她说，张里都当上官了，还是喜欢吃她摊的黄煎饼。张里看到黄煎饼，竟然笑了一下，是黄煎饼再一次让我的心疼起来。张里对我说：“我还配吃黄煎饼吗？”他脸上的肉太厚了，其实根本看不出他在笑。

    走出那扇大铁门，我才想起给他买的那盒烟﹣﹣中华牌的。那次聚会后，我知道他喜欢抽这种烟，但我不知道它贵得这么离谱。

    我回去时，张里还没回监号，我看到他正把一块黄煎饼往嘴里摁。

    那一刻，张里像极了一个偷食的孩子。

秋道太太

林文月

    ①认识秋道太太是在我抵达京都的第一天。记得那是一个枫叶初转红的星期日中午，热心的平冈武夫先生把居所尚无着落的我带到“十二段家”——左京区名料理店之一。我在京都的第一顿饭便是在秋道太太的店里吃的。

    ②“十二段家”是一家颇具古典风格的日本餐馆，而它的女主人秋道太太给我的第一印象也是典型的京都女性。她是一位五十开外的妇人，一身素雅的和服。从平冈先生那儿获悉我是别夫离子、只身来异乡游学的中国人后，她先是惊讶，继而则对我表示感佩与同情。

    ③“十二段家”距离人文科学研究所和我的住处步行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我生平第一次独处异乡，图书馆闭门后的时间对我来说漫长而寂寞，而秋道太太在店里的客人散去后又常有闲暇，于是我们经常相约畅叙。多次的长谈，加深了我们对彼此的了解。我喜欢她爽朗坚强而又多愁善感的个性，她则被我对京都的倾心与学习京都腔的热诚所感动，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我们已成莫逆之交。

    ④秋道太太自幼生活在园区，那儿是保留京都古典气氛最浓厚的区域，所以她的思想和言行也最能代表京都女性的特色。她上过女子专科学校，酷爱古典文学，却因为家庭的关系，不得不继承餐馆的事业。为哺育三个孩子，她更是心力交瘁。

    ⑤四年前，他们向银行贷款，修筑了北白川的这家分店。如今，两家餐馆一天比一天昌盛。她骄傲地伸出一双指节粗壮的手给我看，那双手绝称不上美，但它们不仅可以做种种粗活儿，也可以做细致的缝纫和刺绣。她还精于茶道，并写得一手端庄的毛笔字。

    ⑥在日本的女性当中，我很少看到像秋道太太这样不断力求上进的例子。她能阅读艰涩的古典文学作品，也能朗诵 《万叶集》和《古今集》中的许多美丽诗篇。她一直用古文写日记和信札。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的春秋二季学术演讲是对外公开的，秋道太太便是极少数的所外必到听众之一。这种专题演讲相当冷僻，听众并不十分踊跃。据说曾一度考虑过中止，但在例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一位学者竟以这个演讲能吸引料理店的老板娘前来听为理由，使演讲得以持续下去。

    ⑦一个初夏的清晨，我听见楼外有人哼着熟悉的歌。打开窗子朝下望，是秋道太太倚在石桥畔。她穿着一袭淡色的夏装，笑着向我招手，并示意我下楼。就这样，我被她拖去参观圆山公园的牵牛花晨展。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怪她扰人清梦，她却说：“牵牛花是见不得阳光的，看完花展，你可以再回去从容睡觉呀！”

    ⑧如今想起来，假如不是秋道太太好奇，我恐怕将永远不会晓得牵牛花竟有那么多种类。京都是一年四季被各种大小节日行事占满的都城，自从认识了秋道太太，我不再有空闲独处小楼，咀嚼异乡的寂寞了。

    ⑨离开京都的前几夜，秋道太太约我在晚上九点钟以后去“十二段家”找她。那时候客人已散，工人在收拾完店面之后也陆续离去了。我们在“紫之间”吃着新上市的毛豆，喝着她特意为我保存下来的乳白色浊酒。那一晚，我们都充满了离愁别绪，她告诉我许多个人的秘密。她奇怪为什么自己会对一个认识不及一年的外国人吐露心事，难道人与人之间真有不可思议的所谓“缘分”吗？

    ⑩离开京都已经有四个多月了，秋道太太给我的书信也已超过十封，而每回展读她那清秀的毛笔字迹的信，我又如同看到了那一张辛劳的、却又兴致勃勃的脸。有些女人是超越年龄和容貌，另有一股吸引人的力量的。认识秋道太太之后，我可以肯定这句话了。

（摘编自《视野》2018年第4期，有删改）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大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遍野荆花

厉周吉

    在怪石嶙峋的山坡上，王亮小心翼翼地攀爬着。爬累了，就坐到山石上挠一阵头。遇上难以解决的事，王亮有挠头的习惯，挠来挠去，头发越来越少。这不，今天又把本就稀疏的头发挠掉了无数根。

    崮崖是个小山村，全村500多口人，只有不到300亩山岭地，却有6000多亩山场。可这么多山场有什么用？这是水源缺乏、土壤贫瘠、几乎连一棵大树都长不起来的山岭呀！凭自己的本事，让老百姓靠这些山岭富起来，那真是痴人说梦！

    可即便是梦也必须做呀，谁叫自己是县里派到这个村的第一书记呢！带领这个村快速脱贫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爬到山腰，王亮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站在这里放眼四望，山野怪石遍布，植被稀疏。多数植被是一种叫荆棵的低矮灌木，偶有几棵针叶松、刺槐之类的，也长得歪歪扭扭，一副苦大仇深的架势。他的心里更加迷茫了。

    再往上爬，山坡更陡了，王亮虽然累得浑身冒汗，但还是硬撑着继续往上爬，他在心里暗暗鼓劲，一定要爬上山顶！

    快到山顶时，他脚下一滑，多亏拽住手边的一株荆棵才没摔倒，当他站稳身子时，发现已经几乎将那株荆棵拔出来了。

    他仔细一看，这棵荆棵植株虽小，根部却遒劲有型，像极了奔跑的骆驼，非常好看。他把荆棵拍照后发到微信朋友圈，竟有好几个人争着买，争来争去，把价格抬高到100多元。一棵100元并不多，可是几百万棵呢！这里的6000多亩山场几乎全部长满了荆棵呀！如果把这些荆棵加工成盆景，即便每棵卖三五十，也是一笔很可观的财富呀！

    回到村里，王亮很快就拟好了脱贫方案。这夜，他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是村里的议事日，等大家到齐，王亮就匆忙宣读了脱贫方案。他们听完，面面相觑了许久，最后又把目光汇聚到王亮身上，王亮顿时被他们看得心里发虚。

    “这办法真好！我们以前怎么就想不到呢！”直到村主任张凯带头说好，大家才纷纷跟着称赞起来。王亮做事干脆，再加上第二天他要去县城参加一个培训，就当场把任务安排了下去，有负责挖荆棵的，有负责整理定型的，有负责网上宣传的……

    等半个月的培训结束，王亮兴冲冲地回到村里，才知道工作几乎没有一点进展。王亮气得随手拿起一块山石，奋力扔出去，山石落地时惊得一只正在打盹的瘦狗落荒而逃。

    “我算是知道你们受穷的原因了，思想跟不上，行动也跟不上！你们不知道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半个月的时间有多么重要……”王亮把村主任张凯一顿好训，“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你们在这件事上，为什么迟迟没有行动！”张凯沉默了许久，才解释说：“那天您事先没和我们交流就宣读了脱贫方案，因为您是上级刚派来的，大家都没好意思直接提反对意见，其实荆棵值钱的事村里人早就知道，不过以前谁也没想把荆棵刨出来卖钱。这地方自然条件差，即便一株很不起眼的荆棵也可能是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好不容易长成的，如果把这些荆棵刨掉了，环境就更差了。这些日子，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形成一致意见——宁愿继续受穷，也不发这样的财。”

    张凯说完，王亮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比被人当众打了几耳光还难受。

    转眼间，荆花遍野的夏天来临了。这天，王亮和张凯爬上村东的一个山头，站在山顶放眼四望，整个山野到处是淡紫色的荆花，微风徐来，荆条轻摆，花间蝶飞蜂舞，鸟鸣啁啾，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清香。

    他们禁不住相视而笑。

    原来，王亮的脱贫方案被否决后，经过集思广益，崮崖村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宜的脱贫之路，那就是利用这遍野荆花，大量养蜂并生产纯正的荆花蜜。

    崮崖村生产的荆花蜜，色如纯净琥珀，入口留香绵长，投放市场后供不应求。从此，这遍野荆花成为村里永不枯竭的财富之源……

繁 盛

李 娟

    一百多年前最早决定定居此处的那些农人，一定再无路可走了。他们一路向北，在茫茫沙漠中没日没夜地跋涉。走到高处，突然看到前方陷落大地的绿色河谷，顿时倒下，抚地大哭。

    他们随身带着种子，那是漫长的流浪中唯一不曾放弃的事物。他们以羊肠灌水，制成简陋的水平仪勘测地势，开渠垦荒。在第一个春天的灌溉期，他们日夜守在渠边，每当水流不畅，就用铁锨把堵在渠口的鱼群铲开。

    那时，鱼还不知河流已经被打开缺口。更不知何为农田。它们肥大、笨拙，无忧无虑。它们争先恐后涌入水渠，然后纷纷搁浅在秧苗初生的土地上。秧苗单薄，天地寂静。阳光下，枯萎的鱼尸银光闪闪，像是这片大地上唯一的繁盛。

    冬天，河面冰封。人们凿开冰窟，将长长的红绳垂放水中。虽然无饵无钩，仍很快有鱼咬着绳子被拖出水面。这鱼长有细碎锋利的牙齿。即使已被捉在手，仍紧咬红绳不肯松口。它们愤怒却迷惑。世界改变了。春天，鱼群逆流产卵。鱼苗蓬勃，河流拐弯的浅水处如堆满珠宝般璀璨闪烁。若在此处取水，一桶水里有半桶都是细碎小鱼。人们大量捞捕小鱼，晾干，喂养牲畜。世界改变了。

    鱼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多。耕地不断扩张，沿河两岸上下漫延。才开始它们如吸吮乳汁般吸吮河流，到后来如吸吮鲜血般吸吮河流。再后来，河流被截断，强行引往荒野深处。在那里，新开垦的土地一望无垠。而失去水源的下游湖泊迅速萎缩，短短几年便由淡水湖变成咸水湖。从此，再也没有鱼了。

    又过去了很多很多年，我们才来到这里。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逾万亩的新垦土地。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路也是新的，水渠也是新的，仿佛一切刚刚开始。

    其实这块土地并不适合种植向日葵。它过于贫瘠，向日葵又太损地力。但是，与其他寥寥几种能存活此处的作物相比，向日葵的收益最大。如此看来，我们和一百年前第一个来此处开荒定居的人没什么不同。除了掠夺，什么也顾不上了。

    我妈已经种了三年葵花。各种天灾，各种意外。三年都没赚到什么钱。但第四年她仍坚持播下种子。

    记得第一年，我们全家上阵。我妈和我叔叔两人用铁锨不停翻动种子，使之均匀粘染红色的农药。我在旁边帮忙打手电筒。整夜默默无语，整夜紧张又漫长。手电光芒静止不动，笼罩着黑暗中上下翻飞的红色颗粒，它们隔天就要被深埋大地。而熬过漫漫长冬的荒野鼠类在地底深处遇到这些红色种子，它们绕其左右，饥饿而畏惧。后来这饥饿与畏惧渗入红色之中。

    此时此刻，我妈和我叔叔的紧张与忧虑也渗入红色之中。我一动不动举着手电。手电光芒在无边黑暗中撑开一道小小缝隙。荒野中远远近近的流浪之物都向这道光芒靠拢。一百年前的农人也来了。哪怕已经死去了一百年，他们仍随身带着种子。他们也渴望这红色。所有消失的鱼也从黑暗中现身，一尾接一尾沉默游入红色之中。我仿佛看到葵花盛放，满目金光中充满了红色，黑暗般坚定不移的红色。

    我只跟去地头帮了几天忙，刚播完种子就离开了。听说第一年非常不顺。先是缺水。平时种植户之间都客客气气，可一到灌溉时节，争水争得快要操起铁锨拼命。轮到我家用水时常常已是半夜，我妈整夜不敢睡觉，不时出门查看，后来干脆在水渠的闸门边铺了被褥露天过夜。尽管如此，我家承包的两百亩地还是给旱死了几十亩。接下来又病虫害不断，那片万亩葵花地无一幸免。我妈日夜忧心。她面对的不但是财产的损失，更是生命的消逝。亲眼看着一点点长大的生命，再亲眼看着它们一点点枯萎……是耕种者千百年来共有的痛苦。

    直到八月，熬过病害和干旱的最后二十来亩葵花顺利开完花。她才稍稍松口气。而那时，这片万亩土地上的几十家种植户几乎全都放弃，撤得只剩两三家。有个承包了三千多亩地的老板直接自杀。据说赔进去上百万。

    冬天回家，我问我妈赔了多少钱。她说：“幸亏咱家穷，种得少也赔得少。后来打下来的那点葵花好歹留够了种子，明年接着种！”

    整个冬天，阿克哈拉洁白而安静。我心里惦记着红色与金色，独自出门向河谷走去。大雪铺满河面，鸦群迎面飞起。牛群列队通过狭窄的雪中小路，去向河面冒着白气的冰窟饮水。我随之而去。突然又想起了鱼的事。我站在冰窟旁探头张望，漆黑的水面幽幽颤动。抬起头来，又下雪了。我看到一百年前那个人冒雪而来。我渴望如母亲一般安慰他，又渴望如女儿一样扑上去哭泣。

（选自《遥远的向日葵地》，有删改）

巴莱克老爷家的台秤

（德）海因里希·伯尔

    在我爷爷的故乡，几乎人人都靠在亚麻作坊里干活糊口，天天吸着轧亚麻茎时飞扬的尘土，身体受到摧残。孩子都要在放学后去森林里采蘑菇。亚麻作坊是巴莱克家的，森林也是他们家的。他们还有一间小铺。不知从什么年月开始，巴莱克老爷家给全村订了一条规矩：哪户人家都不许有磅秤。这条规矩可得小心遵守，谁若违犯了就要被赶出亚麻作坊，邻村也不敢雇这个人干活。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偷猎者，也从未想过要去买一台秤。我爷爷是第一个有胆量检验巴莱克家买卖是否公平的人。

    爷爷十二岁时，巴莱克家族受封成贵族，要送给全村每户人家一份巴西咖啡。在庆祝宴会前一天，他们在小铺里发咖啡。他们现在叫巴莱克·冯·比尔甘。

    爷爷为自己家和另外三户人家取咖啡。使女格特鲁德数了四包咖啡给他，每包八分之一公斤，由工厂封装好的。格特鲁德要拿一块糖给我爷爷时，发现瓶空了。格特鲁德转身去拿糖了。那时爷爷看到台秤左边秤盘上，放着一个半公斤的砝码。爷爷把四包咖啡放在右边的空秤盘上。当他看到黑色的公平针指在公平线的左边不动，放着半公斤砝码的秤盘斜在下边，半公斤咖啡高高翘起。那时他的心怦怦乱跳，就像他躲在森林树丛后等着传说里的巨人出现时一样。他从衣兜里掏出几颗小石子儿，在盛咖啡口袋的秤盘里，放上三颗、四颗、五颗小石子儿，指针总算稳稳地指在黑线上。格特鲁德回来了。我爷爷，脸色苍白的小家伙，站在一边，不动声色。他只拿了三包咖啡。更使格特鲁德惊奇害怕的是，脸色苍白的小男孩把她给的糖扔在地上，一边用脚踩，一边说：“我要找巴莱克夫人说话。”但是格特鲁德只是放声讥笑他。

    他把咖啡送给那三家人后，便揣着用麻袋片包好的五颗石子儿，走向茫茫黑夜。他知道在布劳高村，在伯尔瑙村都不会有谁家有秤的。他穿过森林，步行两小时来到名叫迪尔海姆的小城镇，那里住着一个叫霍尼希的药剂师。霍尼希为那个冻僵的小男孩开门。我爷爷解开他的麻袋片儿，取出五颗小石子，说：“我要把它秤一秤。”这时我爷爷才感觉到自己进了暖和的小屋子，他的脚已是湿漉漉的，雪融化在他的那双破鞋里。他饥饿疲劳，突然哭了起来。因为他想起有多少蘑菇、多少野草、多少干草花在那台秤上秤过。这台秤每半公斤就要缺五颗石子儿的重量。愤愤不平的巨浪袭击他的心头。霍尼希对他说，“五十五克，不多不少。”我爷爷才停止哭泣。

    爷爷又走了两小时路，穿过森林回来，在家里挨了一顿揍，问他为什么不把咖啡拿回来，爷爷死也不开口。他想起自己的哥哥，他采过很多蘑菇，想起了姐姐，想起了成千上百的孩子，他们为巴莱克家采的蘑菇、野草、干草花。这一次他不哭了，他把他的发现告诉他的父母、哥哥和姐姐。

    元旦那一天，巴莱克一家来到教堂做大弥撒。他们本来以为吉兰登村的人们会向着他们高呼万岁，欢呼他们荣升。但是人们扭过苍白的脸，怀着无声的敌意盯着他们。年青的巴莱克·冯·比尔甘夫人看到我的爷爷——小弗兰茨，在大庭广众前问他：“你为什么不替你母亲把咖啡拿回去？”我爷爷站起身来说：“因为您吞没我的钱足够买五公斤咖啡。”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五颗石子儿，递给那位太太看。爷爷说：“这是五十五克。您家的台秤每半斤就缺这些分量。”这位太太还没有来得及说话，教堂里的男男女女齐声唱起一支歌：

    “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

    正当巴莱克一家在教堂里的时候，一个偷猎野兽的人钻进小铺，把台秤和厚厚的皮面大账本偷了出来。元旦的整个下午，村子里男人都坐在我曾祖父家里算账，按巴莱克家收购东西的十分之一计算，已经有几千塔勒。但是还没有算完，区里宪兵队的宪兵冲了进来，一边打枪一边用刺刀乱刺。台秤和账本被抢走了。爷爷的姐姐中弹死了，还有一些男人受伤。

    附近的布劳高村和伯尔瑙村也发生了暴动。亚麻作坊停工了一个星期。大批大批的宪兵赶来镇压。后来，村里的人们又去亚麻作坊做工，孩子们又去采蘑菇了。但是每逢星期日，只要巴莱克一家走进教堂，人们就唱起歌来：“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

    我爷爷的父母在埋葬女儿后，被迫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他们看到，各地各村地主家秤上公平正义的指针都是虚假的。他们的老牛破车在泥路上慢慢爬行，车后面牵着一头瘦骨嶙峋的羊。只要有人愿意，就能听到巴莱克·冯·比尔甘的故事：他们家的所谓公平正义就是吞没人家十分之一的钱。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述。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