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干事回到区政府，从头到脚都是笑眯眯的。

    区委书记杨民高是本地人，很注意培养本地干部。在区委会、区政府二十几号青年干部里，他最看重的就是民政干事黎满庚。小黎根正苗正，一表人材，思想单纯作风正，部队上的鉴定写得好，服役五年立过四次三等功。当时，县委正在布置撤区并乡，杨民高要被提拔到县委去管财贸。他向县委推荐，提拔小黎到山区大乡——芙蓉乡当乡长兼党总支书记。县委组织部已经找黎满庚谈了话，只等着正式委任。这时，杨民高书记那在县商业局工作的宝贝外甥女，来区政府所在地调查供销工作。当然啰，三顿饭都要来书记舅舅宿舍里吃。杨书记不知出于无心还是有意，每顿饭都派民政干事到厨房里打了来一起吃。民政干事隐约听人讲过，区委书记的外甥女在县里搞恋爱像猴子扳苞谷，扳一个丢一个，生活不大严肃。饭桌上，不免就多打量了几眼：是啊，穿着是够洋派的。就连杨民高书记这种长年四季板着脸孔过日子的领导人，吃饭时也不免要打望一下外甥女的一对白胖的手巴子，嘴角也要透出几丝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杨书记的外甥女究竟是位见过世面的人，落落大方，一双会说话、能唱歌似的眼睛在民政干事的身上瞄来扫去，真像要把人的魂魄都摄去似的。黎满庚从来没有被女同志波光闪闪的眼睛这样“扫描”过，常常脸红耳赤，笨手笨脚，低下脑壳去数凳子脚、桌子脚。

    总共就这么在一张饭桌上吃了四顿饭，彼此只晓得个“小黎”、“小李”。第三天，杨书记送走外甥女后，就笑眯眯地问：“怎么样？嗯？怎么样？”黎满庚头脑不灵活，反应不过来，不知所问：“杨书记，什么事？什么‘怎么样’？”真是对牛弹琴！一个二十好几的复员军人，这么蠢，这么混账。明明刚送走了一位花儿朵儿的人儿，他却张大嘴巴来反问舅老爷“什么‘怎么样”’？

    当晚，区委书记找民政干事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这在杨民高来讲，已经是够屈尊赏光的了。杨民高书记以舅老兼月老的身分，还以顶头上司的权威身分，不由分说地把两个年轻人的政治前程、小家庭生活安排，详细地布置了一番。也许是出于一种领导者的习惯，他就像在布置、分派下属干部去完成某项任务一样。“怎么样？嗯，怎么样？”区委书记又是上午的那口腔调。没想到民政干事嘴里结结巴巴，眼睛躲躲闪闪，半天才挤出一个阴屁来：“多谢首长关心，宽我几天日子，等我好好想想……”把区委书记气的哟，眼睛都乌了，真要当即拉下脸来，训斥一顿：狂妄自大，目无领导，你个芝麻大的民政干事，倒像个状元爷，等着做东床驸马？

    民政干事利用工作之便，回了一转芙蓉镇。当时，不晓得根据哪一号文件的规定，凡共产党员，甚至党外积极分子谈恋爱，都必须预先向党组织如实汇报情况，并经组织同意后，方可继续发展感情，以保障党员阶级成分、社会关系的纯洁性和可靠性。几天后，民政干事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向区委书记做了汇报。

     “恭喜恭喜，看上芙蓉镇上的小西施了。”杨民高书记不动声色，半躺半仰在睡椅里，二郎腿架起和脑壳一样高，正好成个虾公形。他手里拿一根火柴棍，剔除酒后牙缝缝里的肉丝菜屑，以及诸如此类的剩余物质。

    “我们小时候扯笋、捡香菇就认得……”民政干事的脸也红得和熟虾公一个色。

    “她家什么阶级成分？”

    “大概是小业主，相当于富裕中农什么的……”

    “大概？相当于？这是你一个民政干事讲的话？共产党员是干什么的？”杨民高书记精神一振，从睡椅上翻坐起来，眼睛瞪得和两只二十五瓦的电灯泡似的。

    “我、我……”民政干事羞惭得无地自容，就像小时候钻进人家的果园里偷摘果子被园主当场捉拿到了似的。

    “我以组织的名义告诉你吧，黎满庚同志。芙蓉镇的客栈老板，解放前参加过青红帮，老板娘则更复杂，在一个大口岸上当过妓女。你该明白了吧，妓女的妹儿，才会那样娇滴妖艳……”杨民高书记又半躺半仰到睡椅里去了，在本地工作了多年，四乡百姓，大凡出身历史不大干净、社会关系有个一鳞半爪的，他心里都有个谱，有一本阶级成分的账。

    民政干事耷拉着脑壳，只差没有落下泪来了。

    “小黎，根据婚姻法，搞对象你有你的自由。但是党组织也有党组织的规矩。你可以选择：要么保住党籍，要么去讨客栈老板的小姐做老婆!”

    杨民高书记例行的是公事，讲的是原则。当然，他一个字也没再提到自己那熟透了的水蜜桃似的亲外甥女。

从部队到地方，从简单到复杂。民政干事像棵遭了霜打的落叶树，几天功夫瘦掉了一身肉。事情还不止是这样。区委书记在正式宣布县委的撤区并乡、各大乡领导人员名单时，民政干事没有挂上号。倒是通知他到一个乡政府去当炊事员。因为他从部队转地方时，本来就不可以做干部使用，只能做公务员。

    黎满庚没有到那乡政府去报到。他回到芙蓉镇的渡头土屋，帮着年事已高的爷老倌摆渡。本来就登得不高，也就算不得跌重。艄公的后代还当艄公，天经地义。行船走水是本分。

（摘自 古华的《芙蓉镇》，有删改）

市长爱吃面

吕啸天

    南方的冬天，有时也出奇的冷。市政府召开扶贫工作会议结束时已是正午12时，三位路远赶不回去吃午饭的镇长抖着冻得有些发僵的双脚嚷着要市长李民起清吃狗肉。

    李市长爽朗一笑说：“行，就当是吃一顿工作午餐，但不是吃狗肉，去吃面。”

    “吃面？”三位镇长对望了一眼说，“是老字号，很出名的？”

    李市长却卖了一个关子说：“新开的，那里的老火汤羊肉面、牛肉面做得很筋道，我吃过两回了，越吃越想吃。”

    市长的司机轻车熟路把几个人送到了城区朝阳街朝阳面馆。面馆不大只有五张桌，客人也少，只有三位。见多识广的镇长心中起疑：这样的面馆肯定是徒有虚名。

    面馆的主人叫老朝，是位四十出头男人，人显得老实本份。见到李市长带着一批客人前来，老朝有些惊慌，不安地搓着手：“市长，您来了？”

    李市长却一笑说：．你不用招呼我，去厨房拿出你的看家本领，这三位镇长嘴刁得很。”也许是太饿了，也许是不想扫市长的兴，当五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上来时，见汤是煮全羊的，浓稠味鲜，几个人吃得直咋舌，说做得不错。

    吃完，李市长掏出了40元付面款，老朝推让着不肯收。李市长说：“不收不行，市长吃东西不付钱那不是等于吃霸王餐？”隔了两天，市政府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市最大的龙光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老潘说要请李市﹣吃顿饭。李市长爽朗一笑说：“好啊，去吃面。”

    “去吃面？”老潘惊愕地说，“我在这里办公司已有三年了，请李市长吃饭，每请一次被拒绝一次。这次你好不容易答应了，不到五星级的云海大酒店就不能表达我的诚意，而且云海大酒店也有公司的股份，吃完还更请市长题字呢。”

    “免了，你的心意我领了。”李市长还是爽朗一笑说，“时下我就爱吃面”。市长的司机轻车熟路把几个人送到了城区朝阳街朝阳面馆。

    三大海碗老汤牛肉面吃完，老潘结账听说只要30元，很不安地说：“这是我用最少的钱请最有来头的人吃的一顿饭。”

    李市长说：“虽说钱不多，我却吃得很饱，”接下来，凡是有人要请李市长吃饭，他都说去吃面。有时，没有人请他，他就和司机一起去吃。李市长的车牌号码尾数是002，有很多人知道。他的车停在面馆旁边成为面馆一景。也引来很多猜测。有人说，市长常来朝阳面馆吃面，看来这家面馆做的面条不错，于是，有不少顾客慕名而来。渐渐的，知道朝阳面馆的市民越来越多，朝阳面馆的生意有了很大的起色。有时，李市长来吃面见到面馆坐满了人，他就会心一笑悄悄跟着吃面的人一起排队。

    这一天傍晚，车牌号码尾数0.02的车子像往常一样停在面馆门口，不久有三名身穿制服的男人闰了进来。三人一进来就问：“那一位是李民起同志？”

    “李市长今天没有来！”司机站起来问，“有什么事吗？”

    三个男子一脸严肃地说：‘我们是省纪委的，最近有群众反映说李民起市长利用职务为开面馆的亲戚做活广告谋私利，经初步证实这两个多月来，李市长的车子停放在面馆门前有30次，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司机很着急地说：“误会了！”

    李市长来吃面确实是因为老朝开了这家面馆。老朝原是一家大厂的工人，后来工厂改制，他成了下岗工人。老朝的妻子在街道做环卫工人，一个月只有1000多元。用这笔钱养家，家里有一个上中学的儿子和一位常年卧病的母亲，日子过不下去，老朝一家成为扶贫对象。老朝不愿成为政府的包袱，他利用市里给他的扶贫贷款和借的几千元开了这家面馆。老朝早年在一家有名的面馆做过学徒。面馆吸引顾客很多时候靠的是老字号老招牌，朝阳面馆既是新开的，地头又偏了一点，开了一个月光顾的人奇少，连店铺租金都没挣到，老朝的心凉透了。在一个市长接待日，他来找市长，请求帮忙把面馆转让出去，要不再这样下去，最后面馆会亏到一文不利，到那时扶贫贷款他也无法还了。“放心，没有人去吃，我去吃。”李市长爽朗一笑说，“我还会带上我的朋友来吃，市长带头吃面，来吃的人自然会多一些，面馆会旺起来的”，老朝半信半疑走了，他只当市长是在找话安慰他。没想到，李市长还真记住了这事，一回回来吃面，果真把面馆的生意带旺了。

    司机有些难过地说：“李市长是南方人，他是不爱吃面条的，为了老朝叔的面馆他吃了，连日来，李市长忙着筹集扶贫资金的事累病住进了医院，他还记挂着老朝叔的面馆，今晚，他住院后就要我把车开来这里作招牌。”

    “李市长心里有咱！”下岗以来日子过得再难从没掉过眼泪的老朝这一回竟哭了起来，三位省纪委干部闻言也陷入了沉思。

选自《小小说大世界》

苦恼

王蒙

    当钱莉莉的中篇小说《桦树林》终于在第一流的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出来的时候，作家金永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他想起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先写在一个笔记本上，后来抄到稿纸上。抄了改，改了勾掉，勾完恢复，然后撕掉……稿子寄出以后，得到回音以前，他好像得了热病。

    他想起他的第一个责任编辑，又矮又胖，说话是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每句话都那么高明，那么权威。“是不是先搁一搁？”这话就意味着稿子的死刑。“我们认为有修改的基础”，遥远的希望闪着光，曲折的道路上布满荆棘。“我们准备留用”，从此开始了折磨人的焦急等待。而最可怕的是甚至在通知你“已经发了”之后，仍然可能抽下来搁一搁，而这“一搁”，也许意味着永久。

    他想起他的恩师，已经长眠于地下的老作家郑之泰，他第一次见郑之泰的时候，“郑老”已经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老作家一面咳嗽，一面称赞他“能够写”，“我知道，你是能够写的……你能够把那种最微妙的感受传达给读者……你能够成功……读者会爱你的……但写作仍然是一件苦事情，你现在还想不到，这有多么艰苦……”

    郑之泰三十年前说这话的时候是含着泪水的。当时，二十二岁的金永不明白为什么老作家的语气里流露着感伤，但他的心深深地被那种父辈的情谊打动了。三十年后，在看到钱莉莉缭乱的小说稿《桦树林》以后，他的眼睛里也涌出了同样的泪。

    他这才明白，他的泪水既是为了钱莉莉的鲜花露珠似的才华，也是为了——他看得出来——这才华离真正的成功、成品、成就还遥远。让一个有着鲜花露珠似的才华、自负而又敏感、幼稚而又狂热的女青年去走这一段从小小的才华到真正的成果的路，他实在不忍得。而如果是让她独自去摸索，去沿着这崎岖的山径攀援，那简直是残酷。

    哦，才华！这令人战栗，令人苦笑，令人飞扬又令人大哭失声的字眼！它是财富，它是灾难，它本身就是辛劳和血汗，永远的不安宁，偶有的微笑，和常年的灼人的痛苦！

    所以金永不忍心说任何年轻人有才华，他怕毁了年轻人。他宁愿点燃自己的心做灯，为他们烛照。而才华的特点偏偏是要自己闯，哪怕鼻青脸肿，赴汤蹈火！他能不流泪吗？

    金永还体味到了这泪水里包含的欣慰——年轻人不断地冒出来了嘛！欣慰后面却好像有一种催促，一种莫名的、却又是分明无可逃避的惶恐——年轻人起来了，他呢？原来他也已经到了辅导青年、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的年纪了。

    他现在已经比当年的郑之泰还要大一岁了，这是真的？但他的头发还是黑的，看来郑之泰有点未老先衰。三十年前，他觉得郑之泰是老头，他怎么没有想到如今自己也已经“老”了呢？

    看过手稿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与钱莉莉交谈。说服钱莉莉是不容易的，问题还不在于青年人常有的骄傲，可叹的是她那种执着，当钱莉莉用一两句尖刻而又大而无当、不负责任的话把他苦口婆心的“辅导”否定掉的时候，他气得真想动手把自己揍一顿。

    终于，她听了他的，不是全部，而是大部分。当她一旦接受了他的指点以后，《桦树林》的面貌是怎样地焕然一新了啊！

    金永提着提包回家。提包里有载有《桦树林》的大型文学期刊。他的提包变得暖人而且活泼，他的步伐变得活泼而且有力。他的眼前一会儿是郑之泰的白发，一会儿是钱莉莉的青丝，一会儿是夕阳照耀着的充满了温柔的生命的桦树……当他快要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桦树林》的最后三句话本来是可以删去的，删去以后全文会更加隽永和谐。但他在作品排成铅字以前硬是没有想到，硬是没有把这一点给钱莉莉指出来。他的脸红了，他的心痛了，他算什么“老师”哟，钱莉莉称他做老师呢！

    回家以后，爱人告诉金永，钱莉莉来过，并且留下两瓶小磨香油，一瓶广东腐乳。“小磨香油？”他茫然莫解。

    钱莉莉留下了字条，字条上说：

    金永老师：

    《桦树林》的发表，多亏您帮忙。您为我的稿子奔走的情形，编辑部已经透露给我了。一点小意思，聊表寸心，请笑纳。您有什么事需要我给办的，亦请尽管吩咐，过几天来看望您。

    莉莉

    这……这是怎么回事？

    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字条。

    打击是沉重的。

阿芳

林语堂

    我家里有个童仆，我们姑且叫他阿芳，因为阿芳，不是他的名字。由某兑换铺雇来时，阿芳年仅十五，最多十六岁。现在大约十八岁了，喉管已经增长，说话听来已略如小雄鸡喔喔啼的声调了。但是骨子里还是一身小孩脾气，加上他的绝顶聪明，骂既不听，逐又不忍，闹得我们一家的规矩都没有，主人的身份也不易支撑了。阿芳能为人所不能，有许多事的确非他不可，但是做起事来，又像诗人赋诗，全凭雅兴。大约一星期间，阿芳打破的杯盘，总够其余佣人打破半年的全额。然而他心地又是万分光明，你责备他，他只低头思过。而且在厨房里，他也是可以称雄称帝，不觉中几位长辈的佣人，也都屈服他的天才。也许是因为大家感觉他天分之高，远在一班佣人之上。你只消听他半夜在电话上骂误打电话的口气，便知道他生成是一副少爷的身份。

    在阿芳未来的时候，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箧，补抽水马桶的浮球，这些杂差，都是轮到我身上的。现在一切有阿芳可以代拆代行了，我可以安然读柏拉图的《共和国》，不会奉旨释卷去修理自来水马桶，或是文章做得高兴不至于有人从厨房里喊着：“喂！水管漏了．”单单这一层的使我放心，已经足以抵补我受阿芳的损失而有余了。他有特赋的天才，多能鄙事，什么家具坏了，会自出心裁，一补一塞，一拉一敲，登时可以使用起来；闲时也会在花园中同小孩讲其火烧红莲寺的故事，到底不知道是讲的小孩有趣，还是听的小孩有趣．尤其是有一件事，使我佩服。自从到我家之后，他早已看准了我的英文打字机，每晨我在床上，他总在书房里打扫两个钟头，其实正在玩弄那一部打字机。有一天，打字机凭空坏了。我花了两小时修理不好。我骂他不该玩弄这个机器。那天下午，我出去散步回来，阿芳对我说：“先生，机器修理好了。”

    还有许多方面，确乎非有阿芳莫办。他能在电话上用英语、国语、上海语、安徽语、厦门语骂人。而且他哪里学来一口漂亮的英语，这只有赋予天才的上帝知道吧。只消教他一次便会。他说Waiterminit，而不像普通大学生说Wait-a-meenyoot。我劝他晚上去念英文夜校，并愿替他出三分之二的学费，但是他不肯去。

    叫阿芳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了。比方叫他去买一盒洋火，一去就是两个钟头，回来带了一只新布鞋及一只送给小孩的蝗虫，但是没有洋火。一收拾卧房，就是三小时，因为至少有一小时须喂笼乌，或者在厨房里同新老妈打诨说笑：“阿芳，你今年十八岁了，做事也得正经一点。”我的太太说。但是有什么用？还要看他摔破杯盘，把洋刀在洋炉烤焦了，秽箕放在饭台上，扫帚留在衣柜中，而本人在花园里替小孩捉蝗虫。现在我的茶碗没有一副全的了。到了他预备早餐时，厨房里又是如何一阵阵“乒一一乒一一乓”的声音，因为他相信做事要敏捷。早餐本来是厨子的事，但是不知如何，已变成阿芳的专利。

    三星期前，我们雇了一个新来洗衣的老妈。这个老妈并不老，只二十一岁。从此厨房重地又变成嬉笑谑弄的舞台了。工作更加废弛，笑声日日增高。打扫房间已由两小时增到三小时，阿芳连我每日应刷的皮鞋都健忘了。我教训他一次，两次，三次，都没结果，最后无法，我便下严重的警告：如果明天六时半皮鞋不给我擦亮，放好在卧房前，定然把他辞退。我必须维持主子的身份。那天晚上，我召集全家佣人，重申警告，大家都有惧色，尤其是烧饭洗衣的老妈。

    第二天早晨，我六时醒来，静听房外的声音。六时二十分，洗衣服的青年老妈把我皮鞋放在门前。我觉得不平。

    “我是叫阿芳带来的。你为什么替他带来？”

    “我正要上楼，顺便替他拿来。”那老妈恭而有礼的回答。

    “是他叫你的，还是你自己作主？”

    “他没叫我，我自己作主。”

    我知道她在撒谎 。阿芳的梦魂还在逍遥睡乡。但是这位青年老妈婉词的替阿芳辩护，倒使我不好意思。我情愿屈服。

【注】按：此为两年前存稿，阿芳后来与新老妈有私，串通在外行窃，入狱，今年六月出狱，至此尚未见面。

沼泽地

（日）芥川龙之介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像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也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像潮湿的墙上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了？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噗哧一声，会没到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复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他的遗族央求审查员，好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么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终于，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像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像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惟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摘自《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

穿白衬衫的老黄

陈年喜

    我现在打工的地方，当地人采买生活日用品时使用的背篓非常有特点，竹篾编织，圆筒形，很高，上至肩头下到屁股，方便行走也方便就着地坎歇息，不占双手还能负重。市场上，乡下来赶集的人们都背着背篓。背篓里装着辣椒、白菜、竹笋、李子、葡萄、黄瓜……早市时县城的巷头巷尾，是一片背篓的世界。

    出蓝天菜市场东门往左拐不远，是白马市场，在拐弯的地方，我邂逅了老黄，准确地说是先邂逅了他的一篓黄瓜。这是一篓带着顶花、来自乡下的黄瓜，浑身沾满了乡间的露水。采花的土黄蜂大概离开花蕊不久，嫩黄的花粉溢出了蕊心。

    这是真正的黄瓜，老品种，在很多地方已经失种。一半绿一半黄，黄绿纠缠在一起，咬一口，脆，脆里有一股香。大多黄瓜本来无味，因为这一股香，这黄瓜味道复杂无尽，它不像新式品种，粗而短，无刺，简单。黄瓜的主人穿一件白衬衫，干净、齐整，和市场的纷杂，和他的一篓黄瓜显得很不搭调。“给我来五斤。”我的北方普通话让他一愣：“你一个人吃？”我说是。“黄瓜不过当天，过了就蔫了，二斤够你一天了。”他用老式盘子秤称了二斤给我。那天，知道了他姓黄，家住在有些路程的乡下。

    三天一集，老黄几乎一集不落，卖些别的，多数还是卖黄瓜。我们渐渐熟悉起来。他不是本地人，是南方人，因为做生意亏得血本无归，老家回不去了，经人介绍，在这边乡下买了农村的老房子，落了户。没了本钱，种些菜卖。人活着，得吃饭。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有一回喝酒，三杯下肚，他突然唱起了《牡丹亭》。不知道他突然想起了什么，那婉约的唱腔吓我一跳。人声鼎沸的饭店大厅，他一件白衬衫，与时令已然不相宜，只有头上渐白的头发与早到的秋天有些相配。

    有一段时间，老黄不卖黄瓜菜果了，他到城里做装修。似乎做得还不错，手下有了十多个工人，单子接得很大，业务扩大到水暖、基建，买了辆二手皮卡车。

    生活是一个围城，每个人的围城都墙高院深。关于老黄的私人生活，没有人知道一二。有一天，他跟人打架了，因为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临河路大排档是小城最红火的大排档，夜夜人群不息。邻桌是一群鲜衣怒马的青年。不知为什么，他们争吵起来，一位壮汉抽了一位女子一个耳光，又一个耳光，女子连连赔罪，嘴角流着血。老黄实在看不下去，把女子拉到自己身后。双方一场混战，对方人多，老黄头上挨了一酒瓶，鲜血满面。那群人扬长而去，老黄从地上爬起来，洗净了脸，把女子送回了住处。我说你这是何苦，他说我受不了人被欺负。

    过了一段时间，老黄又摆起了菜摊，位置还在原来的地方。他离开了近一年，那个位置还在，仿佛知道他还会回来一样。他说家里的土地已经荒掉，现在卖的菜都来自批发市场。他每次都会带一些黄瓜给我，不过是新品种，根根绿得吓人，有一尺多长。

    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要走了。”我问去哪里，他答说不知道。在下着小雨的街上，我们紧紧抱了一下，互相拍了拍背。他那件白衬衫已经有些旧了，质地依旧精良。衬衫套在夹克里，我突然看见衣领间有一行字，绢秀的黄丝绣成。

    后来听人说，老黄被欠了很多钱，也欠了别人很多钱，为了还债，他卖了乡下的房子，卖了皮卡。我每天上下班，还是打蓝天市场和白马市场连接的拐角处经过。不自觉地总要看一眼那个摊位，摊位早已换上了别人，摊煎饼的小夫妻忙乎得热气腾腾。我有时想起那些黄绿相间的黄瓜，有时想起杳无音信的老黄，有时把他们一同想起，或者遗忘。

    那件雪白的衬衫是一个永远无解的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无眠的晚上，我有时也会突然唱起来，不过不是昆曲，是秦腔。怕打扰隔壁的人，我用被子把头包起来，歌词和我的声音，一起落在枕巾的纹路里。

（选自《新华日报》2018.6.16第2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