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自己是“神经病”的章太炎

    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了一本名为《革命军》的小册子，作者为年仅十八岁的青年邹容，书前并有章太炎作序。由于此书宣扬反清思想，向来鼓吹反清革命的《苏报》特地刊文介绍，并获得广大回响。然而对清政府来说，此举不啻叛国行为，于是派员前往逮捕邹、章二人。

    据章太炎于坐牢期满出狱、东渡日本后所撰的《邹容传》记述，当时他正在整理学社事务，且“志在流血”，所以不肯离去，坐等巡捕前来捉拿。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门逃跑，躲在一英国传教士住所，但听说章太炎被捕下狱，立刻到衙门自首。

    后来，这对忘年之交以平民的身份与清政府在上海租界法庭当庭对质，痛斥朝廷的腐败。虽然清政府想以“毁谤朝廷”“大逆不道”“图谋不轨”的罪名将他们凌迟处死，但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与租界当局的干预下，只得分别判处邹、章二人两年及三年徒刑。审讯结束后，章太炎与邹容被送回牢房，不想沿路观者如堵，章太炎见状，即高声吟道：“风吹枷锁满城香，都市争看员外郎。”回到牢里，他还与邹容互吟诗相赠。不久，邹容因无法适应狱中恶劣的环境而病逝，章太炎则刑满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宝座后，曾聘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太炎看出袁有称帝野心，拟效方孝孺故事，执丧杖，穿麻衣，痛哭于国门，以哀共和之将亡，为同人所劝阻。然而“章疯子”的名声，由此传开。

    章太炎就是这样喜欢特立独行，当听到有人说他是“疯子”和“神经病”时，他非但不以为忤，还赞成对方的说法，自认是神经病，且希望他的同志、朋友，都能带点神经病。他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时，曾有过一段演讲：“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有神经病，某某也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出现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龙泉寺时，因愤怒而绝食以示抗议。由于正逢隆冬，滴水成冰，绝食两天后，他又冷又饥，躺在床上已奄奄一息。门人朱逖先、吴承仕、钱玄同等闻讯，纷纷跑去劝他进食，但从早到晚，不管大家怎么劝说，章太炎都摇头不理会。

    就在无计可施时，吴承仕突然灵光一闪，问：“您比祢衡如何?”章太炎两眼一瞪，哼声道：“祢正平（祢衡）怎么比得上我?”吴承仕于是告诉他，刘表欲杀祢衡，但自己不想背罪名，所以将弥衡送到黄祖那里，让他下手当恶人；如今袁世凯比刘表更厉害，因为他不需利用黄祖那样的人，就可让先生（指章太炎）自己把自己杀了。龙泉寺软禁中的章太炎一听，赶紧从床上翻身坐起，斥道：“这是什么话!”众门人见状趁机苦劝，并拿出荷包蛋等章太炎爱吃的食物，终于让他恢复了饮食。

    胡适所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书出来后，胡适特地送一本给章太炎，并在封面里写上“太炎先生指谬”，署名“胡适敬赠”。其中“太炎”和“胡适”二词右边都加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然而，章太炎不懂新式标点符号的应用，所以看到自己  名字旁的黑线，即骂说：“何物胡适!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继而发现“胡适”两字旁边也画一黑线，这才笑说：“他名字边也有线。就彼此抵消了。”

    章太炎晚年居住上海时，离家五十公尺之外，即找不到路回来。偏偏他又记不得自家地址，只能沿途问人，其问法是：“我家在哪里？”被问到的人，常当他是疯子。某次，他从南京返回上海，由于家人记错班次，没接到他，他只好雇一辆马车，并告诉车夫说：“到我家里。”车夫无法，只好在街上穷兜，转了半天才被家人寻获。此外，章太炎也不会用钱，只知一张钞票可用一次。所以他叫佣人买烟一包，给五元大洋；儿子想买大衣，他给五元大洋；后来要在苏州盖房子，他也只拨了五元大洋。

（选自《晚清民国人物另类档案》，有改动）

相关链接：①民国成立后，章太炎自日本返国，担任孙中山的总统府枢密顾问。宋教仁遇刺后，因参与讨袁活动而被袁世凯禁锢。]924年脱离国民党，并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从此以讲习为业。“九一八事变”后，积极赞助抗日运动。后病逝于苏州。（《承认自己是“神经病”的章太炎》）②在《革命军》中，邹容开宗明义的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并为这个国家定名“中华共和国”。（《历史上的今天》）③《革命军》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孙中山赞誉它“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的作品。当时《苏报》主笔章士钊著文说：《革命军》“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可见其宣传鼓动力量之巨大。（《历史上的今天》）

追忆钱学森：此生三事最关情

    11月1日凌晨，凄厉刺骨的雨夹雪笼罩京城。这是22年来最早的一场冬雪。有人说，这场不期而至的初雪，是为一位老者的逝去而下的。“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这是钱学森对官位和地位的不屑。“我姓钱，但是我不爱钱。”这是钱学森对金钱与利益的鄙薄。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懂得拒绝的人不多，钱学森拒绝了很多虚名浮利，却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就在冬雪降临的前一天，这位98岁高龄的科学巨匠溘然离世，走完他辉煌的一生。据说他走得平和安静，一如他生前的低调内敛。

    “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说这话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位美国海军次长。

    1935年赴美留学的钱学森，36岁已成为麻省理工的终身教授，被视为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与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而他深情地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得知钱学森要回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多方阻挠甚至强行逮捕。此后，中国政府提前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才换回了钱学森。回国后，钱学森白手起家造导弹，从零开始教徒弟，在火箭导弹、控制科学、应用力学、系统科学、航天技术、思维科学等方面做出卓越成就。

    功成名就的钱学森着迷于以他从航天技术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系统科学方法，去解读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形形色色的问题。这个“天性害羞、内向，才智过人，只想一辈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学家”，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精神。在他眼里，科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

    如今，钱学森三个字，几乎就是中国对科学家品质的诠释。而说起来，钱家是依照“继承家学，永守箴规”八字论辈取名的，“学”是辈分，至于名字“森”，繁茂之意，并无特殊含义，最初曾用 “林”。不过，“学森”的谐音是“学深”，倒是体现了学问深远之意。而家庭对他成长的影响也可谓深远。

    钱学森出身书香门第。当代众多政治家和学者均出自这个家族，诸如钱其琛、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复、钱穆等，家族的辉煌触动着钱学森。钱学森之父钱均夫既是一位爱国的革命人士，亦是新中国文史专家，他对钱学森要求极其严格。而钱学森的岳父蒋百里，更是著名军事教育家，与蔡锷、张孝准并称为“中国士官三杰”。钱学森与夫人蒋英长达一个甲子的婚恋故事，被世人传为佳话。

    钱家和蒋家乃世交。蒋百里有“五朵金花”，而钱均夫膝下只有独子钱学森，便恳求蒋家把蒋英过继给他们。蒋百里夫妇慨然答应，从此蒋英改名“钱学英”，并与奶妈一起住进了钱家。钱学森和“钱学英”还曾一起合唱《燕双飞》，博得两家的喝彩。蒋英后来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成为优秀的歌手、钢琴家。1947年，钱学森回国，深情打动蒋英，两人心有灵犀，在上海结为连理，之后共赴美国。1950年8月，正当钱学森一家准备离开美国之际，美国政府竟以莫须有的罪名扣留了他们长达5年之久。在这段灰暗的日子里，钱学森吹竹笛，蒋英弹吉他，两人共同以音乐排解内心的寂寞与烦闷。在蒋英的关怀劝慰下，含冤忍怒的钱学森很快用意志战胜了自己，他安下心来，开始埋头著述。一册《工程控制论》和一册《物理力学讲义》，便是蒋英与钱学森贫贱不弃，生死相依的笃爱深情的结晶。钱学森生前也承认从妻子的艺术知识中他获得了很多科学研究的灵感。

    从44岁回国到98岁去世，半个多世纪里，钱学森备受历届国家领导人的尊崇：新中国成立早期周恩来亲自过问并引进这位“海归”；毛泽东邀请他参加生日宴会，并特意安排他坐到自己的身边；邓小平每每论及科学技术都不忘提及钱学森的名字；江泽民授予他的这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学长“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胡锦涛亲自登门到家中给他拜年；温家宝更是像朋友串门一样连年去看望他，最后一次是在他去世前的86天。正是这样的尊重与关怀为这位科学巨匠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温家宝总理亲往探望钱学森时，长卧病榻的他最为关注的，是国家科技人才的后续培养。他曾六次饱含忧虑地向总理发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位科学老人的赤诚相问，足以衍化成这个国家和民族绵长的思索。

    一位科学家的成长，除了天赋与努力之外，还需要适宜的土壤和空气。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能做的，除了纪念钱学森先生，最好的缅怀方式莫过于给予后来者同样的眷顾。如今，世上已无钱学森。而下一个钱学森，尚不知在何处。

（摘自《时代周报》有删改）

文化传承——冯其庸的人生主线

柴剑虹

    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和民族荣辱、国家兴亡密不可分的。冯其庸先生的幼年、青少年时期，正是外寇疯狂侵侮，内乱动荡不止的年代。他目睹河山破碎、国破家亡的惨象，从小立志，追求强国富民之梦。他以自己非凡的成就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繁荣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个人的成长，与家庭抚育、学校教育关系极大，与文化传承息息相关。他生长于贫穷的“稻香世家”，自小要种田、挑担、车水、养蚕，干各种农活，艰苦生活的磨练成为他“人生第一步的教育”。同时，作为文化传承重要因素的良好家教也为他创造了学习文化知识的条件，上学、辍学、自学，像一颗良种在书的丰沃土壤里生根发芽成长，经过小学、私塾、中学、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和名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培育，又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实践，以及文艺界、学术界多位名师挚友的扶助、影响，终于成为根深干直、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一个人的成就，虽离不开环境的熏陶和师友扶助，但更取决于自身的奋发图强。他自小生长于逆境，道路曲折坎坷，历经风霜雨雪，磨炼出发愤自砺的品格。1964年10月他被派到陕西长安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时，为深入了解古代历史文化，居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有限的节假日时间，带领同事去实地考察周边的周秦汉唐文化遗址，并且撰写了一篇符合考古专业要求的调查报告，不仅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珍贵资料，也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可贵的文化担当精神。特别是冯老自年逾花甲到古稀耄耋，居然十赴新疆、三上帕米尔，探求玄奘东归之道，又穿越罗布泊，进楼兰，过白龙堆，进入玉门关到敦煌，可谓艰苦跋涉，虽苦犹乐，创造了一个年迈学者深入西部边陲实地考察古代文化遗址的奇迹。

    一个人的性格，也必然会影响其一生的作为。他是“悲天悯人”的性情中人，爱憎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每辨是非曲直，决不退让、苟同、盲从，而有时却不免也会因同情而轻信；既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又豪情满怀，率性自律，独立乱流，不失方寸。这些看似矛盾，却是融汇统一于“以天下为己任”的通达人生观。尤其在身处逆境之时，他顽强、达观的性情，往往可以化解艰难险阻，走上顺畅之通衢。他对《红楼梦》作者的家世考辨、版本研究，曹雪芹故居、墓石的考证，以及项羽不死于乌江的考订等，便是这方面很典型的事例。自传中述及他和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研究中见解不同，尤其是1984年赴列宁格勒考察并洽谈影印苏藏《石头记》抄本之事，二人产生若干矛盾。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正是因他当年的主动推荐，周汝昌才得以参与此行。自传中没有提及此点，正说明了他的宽大胸怀。

    在冯老心中，关心民生与重视文化传承密不可分。1999年，我所在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学术集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四集“吐鲁番专号”出版经费欠缺，具体负责编辑该集的荣新江教授颇为焦急，我向担任学会顾问的冯老报告此事，他马上将自己刚得到的数万元稿费捐给学会，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据我所知，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有人假冒慈善组织要冯老捐字画。冯老出于对灾民的关切与赈灾热心，未加思索一次就应允捐出书画数十幅之多，为此他不顾疲倦连日写字作画，因累而病住了医院。

    现在，拜读了冯老的这本口述自传，了解了这位文化艺术巨匠的风雨历程，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文化传承的艰苦卓绝，进一步认识文化自信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

（选自《中国教育报》2017年2月24日第4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冯先生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确定了走历史文献考证和地面遗存调查相结合的学术道路，一辈子也没有放弃这种坚持。因此在进入曹雪芹家世研究领域的时候，他十分重视文献史料的发现考证与遗存实物的发现调查相结合。（张庆善《红楼内外的冯其庸先生》）②冯其庸先生的口述自传《风雨平生》2017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自传里引述了一首诗：“《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这是他在抄家毁书的“文革”期间于190多个夜晚冒着生命危险抄成《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后写的。

千秋一寸心，红楼无限情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的遗言。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信函上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查遍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不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作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四十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和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誉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李佩：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百岁老人李佩被称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中关村的明灯”、“年轻的老年人”，她70多岁学电脑，近80岁还在给博士生上课。

    李佩的丈夫郭永怀是中国两弹一星元勋，曾在大学开设过没几个人听得懂的湍流学课程，后来因飞机失事为保护核试验数据而牺牲。那时，失去丈夫的李佩正经历着人生最大的湍流。据力学所的同事回忆，当时得知丈夫噩耗的李佩极其镇静，几乎没说一句话。那个晚上她完全醒着，躺在床上几乎没有任何动作，偶然发出轻轻的叹息，克制到令人心痛。在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

    更大的生活湍流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

    几年前，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李佩让忘年交李伟格陪着，一起去银行，把60万元捐给力学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没有任何仪式，就像处理一张水费电费单一样平常。“捐就是捐，要什么仪式。”老太太对李伟格说。

    至今，李佩先生客厅里的茶几还是60年前回国时家里的陪嫁。早年从美国带回的手摇计算机、电风扇、小冰箱，捐了。郭永怀走后，写字台、书、音乐唱片，捐了。李佩先生一生教学的英语教案，捐了。汶川大地震，挽救昆曲，为智障幼儿园，她都捐钱。直到前年，李佩拿出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藏品，捐给力学所：郭永怀生前使用过的纪念印章、精美计算尺、浪琴怀表，以及1968年郭永怀牺牲时，用信封包装的郭先生遗物——被火焰熏黑的眼镜片和手表。

    1987年，李佩退休了，她高兴地说，坐公交车可以免票了。可她没有一天退休，她接着给博士生上英语课，一直上到80来岁。而李佩的晚年差不多从80岁才开始。81岁那年，她创办中关村大讲坛，从1998年到2011年，每周一次，总共办了600多场，每场200多人的大会厅坐得满满当当。她请的主讲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名角儿”。黄祖洽、杨乐、资中筠、厉以宁、程郁缀、沈天佑、高登义、甘子钊、饶毅等名家，都登过这个大讲坛。

    有人回忆，在讨论“钱学森之问”求解的根本出路时，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并列而坐。北大资深教授陈耀松先生首先说了“要靠民主”四个字，紧接着，郑哲敏院士说：“要有自由。”随后，李佩先生不紧不慢地说“要能争论”。这一幕在旁人眼里真是精彩、美妙极了。她和李政道也探讨这个问题。李政道说学习最重要的是要问，“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她俩也常谈艺术和科学的关系。认为“艺术和科学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

    如今，“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先生“脑子里好些事”。有好友来看她，她就像小孩一样，闹着让保姆做好吃的，离开时，她总是在窗边看好友一步三回头地走远，一点点变小。

（摘编自从玉华《李佩：湍流卷不走的先生》）

相关链接：①年轻时的李佩非常美丽，照片里的她挽着郭永怀，笑靥如花，充满魅力。“李先生在一个星期内的课堂里从没穿过相同的衣服。那个年代生活很清苦，根本没有什么好衣服好料子，但她的衣服始终熨烫得整整齐齐，干净利落地穿去上课，形象永远优雅得体。”李伟格告诉我。即使到现在，她每天起床都要认真梳洗打扮，脸上涂一层薄薄的粉底，还会请人帮她画眉。（付晓英《李佩：跨越百年的尊严与力量》）②李佩老师要求每个学生做2分钟的学术报告，每学期都有70多名学者参加，这项工作至少要3个整天。到第一天中午我就受不了了，可是我朝李佩老师那边一瞥，看见这位老人腰杆笔直，神情专注，并对每个演讲完的学生进行提问，我惊呆了。她说，这是一场严肃的教学活动，教师精神饱满全情投入，才能激励学生出色地完成任务。——中国科学院大学李晓棣教授

九十高龄汉学家叶嘉莹：我的一生，“根”在中国

    2014年5月10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天津南开大学，共贺叶嘉莹先生九十华诞。在致答谢词时，叶嘉莹如此坦露心声：“如果人有来生，我还愿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而实际上，自1979年起，叶嘉莹先生就每年回祖国大陆讲学，为当时百废待兴的古老的“诗的国度”注入诗意。在南开大学，她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捐出自己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用于奖励师生。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一个古老的家族，祖父曾在清朝为官，他们原本祖居于叶赫地，本姓叶赫那拉，又称叶赫纳兰，与著名的饮水词人纳兰性德源出一家，因民国以后废除满族姓氏，方简化为“叶”字。在这个早已被汉文化同化的大家庭中，一直信奉的是儒家思想，这对叶嘉莹的影响十分之大。闲暇时光，叶嘉莹的父亲与伯父会在院中散步，声情并茂地吟诵古诗，母亲与伯母则会各执一册诗词选集默默研读。

    按时间计算，叶嘉莹的一生几乎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同步，同样，她也经历了这个大时代所有的幸与不幸，甚至曾经入狱。在屡次磨难中，叶嘉莹丢掉了衣服、行李，而始终贴身携带的便是恩师顾随的授课笔记。在诗词大师顾随的影响下，对古诗、古典文化的热爱与研究一直伴随在叶嘉莹的生活中，包括“白色恐怖”时期。“放出去后我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桌子床铺，先生仍在监狱，身边带着吃奶的孩子。我放弃过研究还是没有放弃过？”叶嘉莹似自问又似自答，伴以怅然叹息，“或许当时我内心仍然热爱着我的古诗，但是我在生活中不得不暂时放弃了。生活非常困苦，但是我还会背诗啊。”

    叶嘉莹认为最美好的时光也与做研究有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她来到哈佛与一位教授合作做研究，在那段时间中，最让叶嘉莹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总图书馆的藏书，数量丰富少有比肩。“我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楼上。与我合作的美国教授为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告诉图书馆的人，五点钟闭馆，但是叶先生可以一个人留在里面看书。”于是，叶嘉莹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为了尽可能节约时间，她每天很早起床，一杯咖啡，两片面包做个三明治，带到图书馆算作午餐，然后去馆外的推车买个三明治又是晚餐，一直工作到天黑。

    叶嘉莹逐渐在古诗词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于1990年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是加拿大皇家学会有史以来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其实很早之前，叶嘉莹便在台湾的三所大学、两个电台讲学，当时外国汉学家前来“取经”，都能听到她的名字。久而久之，国外大学都请她去讲学。而令人称奇的是，这位能以流利英文授课的学者起先并不懂得多少英语。叶嘉莹坦率地说，那是被“逼”出来的。初到温哥华，叶嘉莹每天查英文生词到两点，然后第二天去教书。也曾有人担心，叶嘉莹会不会因为英文不通，被学生赶下台，但奇妙的是，不只学生喜欢听，连听过叶嘉莹讲演的教授都说她是教书的天才。

    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上，叶嘉莹的成就之高是当今首屈一指的。而台湾的历史学家汪荣祖指出，某种程度上，叶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使中国古典诗词“再生”。她不但写出了重要的学院派论文，还像一位传教士，在东西方普及中国的古典诗词，连对幼稚园的小朋友都精心去讲。她做了很多“清高”的诗人或学者不愿去做的事情。她把投身诗词教育当成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她最多时曾同时在三所大学教书。她说，自己现在的身体已经到了衰老的阶段，没有年轻时的精力，可是只要有人希望她教下去，她仍愿意尽力。

    “我现在已经归来啦。”此前一直两地奔波讲课的叶嘉莹说，“回想我这一生，实在是幸运的。现在南开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就在中国。”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相关链接】①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②先生从事教育事业近七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人才，深受学生爱戴，可谓桃李满天下。七十年来，先生一边孕育桃李，一边从事研究，为传播中国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温家宝贺叶嘉莹九十华诞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