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将军”陈纳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正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蹂躏。战争中，从空中给予日本敌机致命打击的，是赫赫有名的美国“飞虎队”，其队长则是有着“飞虎将军”美称的陈纳德。

   1937年，中日之战一触即发，增强中国空军作战能力迫在眉睫。当时，陈纳德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他的朋友，在中国担任中央信托局机要顾问的霍勃鲁克非常欣赏他精湛的飞行技术和过人的军事才能，推荐他来华担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顾问，并给他寄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亲笔邀请信。5月，陈纳德来到上海作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在上海，陈纳德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和宋美龄的接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终于在中国了。希望能在这里为正在争取民族团结和争取新生活的人民效劳。”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陈纳德听到消息，当即决定留在中国，表示愿在任何能尽其所能的岗位上服务。他认为“中国对日之战，是美国也将卷入的太平洋之战的序幕”，他要为中国，也为自己即将卷入战争的祖国尽一份力量。此后，陈纳德在芷江、昆明等地筹建航校，训练飞行员，悉心传授战斗机飞行技术和作战战术，他多年前的军事理论著作《防御性追击的作用》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同时，他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面空袭警报系统，以便战斗机驾驶员及时拦击敌机。为了增强空军的战斗力，1940年10月，陈纳德赴美招募志愿者。虽遭遇了很多挫折，但从未放弃。经过将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志愿队组建成功，后被编入美国陆军航空队。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20日，志愿队在昆明和日军进行第一次正面交锋。日军来犯的10架轰炸机有6架被击落，逃跑的4架中又有3架损于途中。而志愿队的飞机全部安全返航，只有1名驾驶员受轻伤。首战告捷，给饱受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当天晚上，昆明各界人士为志愿队举行了盛大的庆功会，陈纳德深受感动，热泪不禁涌出……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飞虎队”从此成为志愿队的代称。

   次日清晨，陈纳德收到驻扎在缅甸首都仰光的第三中队的报告，说有敌机在附近出没。陈纳德立即复电说：“据过去日本人的惯例，侦察机出现区域的地面重要军事目标，将会在次日，最迟不超过三日遭到空袭，务必严加戒备。”果然不出所料，23日开始，日军连续空袭仰光，飞虎队第三中队和英国皇家空军迎头痛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仰光的连续空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陈纳德也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的美国陆军航空队上尉，成为名扬天下的新闻人物。

   此后，飞虎队又在怒江阻截战、桂林保卫战等战役中，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陈纳德1942年晋升为准将后，主动向中国政府提出停发津贴。1943年晋升为少将，同年12月，成为美国著名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1958年临终前又晋升为中将。

   抗战八年，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5年飞虎队解散时，陈纳德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最高嘉奖。在中国，陈纳德还收获了爱情，1947年和中国记者陈香梅喜结良缘。陈纳德的命运和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他所说的，“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

   陈纳德去世后，安葬在美国阿林顿公墓。墓碑正面镌刻着他生前获得的各种奖章和勋章，背面写着“陈纳德将军之墓”七个中文大字。

（摘编自赵家业《陈纳德》）

相关链接①抗战初期，美国政府对日本侵华战争持“中立”态度，日本人知道有美国顾问在华帮助中国，要求美国下令让他们离开。美国国务院发布撤回命令，但陈纳德拒不执行，他斩钉截铁地说：“日本人离开中国时，我会高高兴兴地离开中国。”（百度百科）②中国人的友谊最宝贵的表现，莫过于在日军占领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被追杀的美国飞行员和从那些地区不断地送来情报……为了扩建在成都郊外的飞机跑道，那里一下子就聚集了三十余万民工，三个月就完成了全部工程。（《陈纳德回忆录》）③1990年，美国发行了纪念陈纳德将军的邮票。当年的飞虎队队员每年军人节都要到华盛顿祭奠他。在中国，重庆要建飞虎队纪念馆，昆明把从城里到机场的一条公路，重新命名为陈纳德路。

（《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12日）

余光中：中国文字的炼丹人

    1928年重阳节那天，余光中出生于南京。

    在乡下住了七年，周遭大量的动植物使他的视觉、听觉等感觉变得相当敏锐，无意中为日后成为诗人播下了感性的种子。余光中从十二岁开始跟从父亲和舅舅习读古文。这个少年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我愿意跟着它走”。

    整个青年时代，余光中热切寻找着一些“精神上的家人”。除了济慈，余光中的“精神家人”还有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雪莱、凡·高、王尔德等。大学毕业后没过几年，余光中被公费派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

    余光中非常喜欢美国西部的民歌、南部的蓝调以及新生事物摇滚乐。特别是摇滚乐，甚至影响了他一个时期的创作风格。他在散文集中大量介绍了西方摇滚乐，并将西方音乐的节奏融入诗中，借此抒发心中的很多不平。连余光中自己也没想到，后来他的这些诗歌被杨弦拿去谱了曲，继而引发了台湾的第一波校园民谣风潮。

    余光中回忆说，当时杨弦来找他，希望能授权他来谱曲，然后他就把余光中的八首诗谱了曲。

    1971年至1972年间，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了《乡愁》。他回忆说，当时二十分钟一气呵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才思敏捷，而是因为离开大陆二十多年，这种感觉在心里也就酝酿了二十多年，而诱导因素就是耳闻“文革”惨状，担心自己再也回不去大陆的愁思。”事实上，《乡愁》之类的诗余光中至少写了二三十首。后来《乡愁》在大陆被选入教科书，电视台也用，很多人会背。余光中自嘲说：“它好像变成一张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在台湾，情况也差不多。

    在当时的环境下，余光中的这首《乡愁》简直就是华语诗坛上的一个绝响。对此，夏志清曾经在论文中如此解读：余光中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与兰香”的中国。

    1988年，古稀之年的余光中却出版了第二卷诗选。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余光中说：“以前所想到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我写的最热烈的诗文是自述，就是写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前我讲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整个中年几乎都在这两个状态之间寻寻觅觅，追求归宿。到了《白玉苦瓜》一诗，才算是――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现在，余光中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写作的题材全凭缘分。

    2009年，导演陈怀恩接拍余光中传记纪录片《逍遥游》。学摄影出身的陈怀恩原以为余光中的作品就是教科书和校园民歌里的那几首，可以拍成一部“诗V”。了解后才发现，五十多年来，余光中的著作累计有一千多部，他的诗集堆起来比他的人还要高！

    同样令人感动的是，他与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妻子范我存之间的深情厚谊。每次朗诵《乡愁》的时候，只要范我存在现场，读到“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一句，余光中总会伸手指向观众席上的妻子，而妻子也会露出新娘般美丽羞涩的笑颜。

    平时，余光中和其他先生没什么两样。早晨起来，会和太太一同散步，也会帮太太洗碗，驾车送太太去买菜，陪女儿逛商场。看到她们购物时看来看去都不能决定要不要买的时候，他站在旁边，也会和其他男眷一样不耐烦，手足无措。不同的是，对妻子的爱激发出了诗人不少创作灵感。看到妻子腕上戴着的玉镯，余光中便写下了一首诗《问玉镯》。他在结婚三十五周年之际写下的一首《红烛》，更是令人动容。

    最神奇的是，摄制组惊奇地发现，余光中那首《逍遥游》中的文字竟能和江南景色一一对应起来。最后陈怀恩就片子定名为《逍遥游》一事征询余光中的意见，他幽默地说：“我哪敢说同不同意？庄子同意就行了。”

    说到幽默，余光中自有一番论调。他认为，所谓幽默，就是不正面迎敌，绕一个弯子去排解误解与痛苦。比如去看牙医，那么痛苦的事情，竟也被他写成了一首诗。再比如，从“马屁诗人”到“文白之争”，李敖似乎一直在逗余光中和他对骂，但余光中就是不理他，还幽默地说：“李敖天天骂我，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在余光中的经验中，幽默其实要比愤怒有用。

    当生命走到暮年，对于“我是谁”的问题，诗人早已不再质问，而是报以淡淡的微笑。如今，已经八十五岁的余光中依旧笔耕不辍。

（摘自《新华文摘》，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乡愁》的发表让余光中在华人世界中家喻户晓，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乡愁诗人。（《白岩松访余光中》）②谈及对“逍遥”的理解，余光中认为是“不担心”，“但实际生活中很难做到，需要修养到一定程度可以把事情放下，否则一天到晚要为琐事烦恼。不过，人生有时要执着，有时要放下，这也是道家的一种境界。”余光中说，尽管自己还没有完全进入逍遥之境，“不过写作的时候我就放下别的事情。”（访谈录《“想认识我，暂时忘掉〈乡愁〉”》）

飞向远方的“金孔雀”

    30岁的她，青春靓丽，自信阳光。祖国的蓝天，记录下她五彩缤纷的梦想——余旭，我国首位歼-10战斗机女飞行员，人称“金孔雀”。2005年9月，她考入空军航空大学，成为中国第八批女飞行学员；2009年，她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首都阅兵，驾机飞过天安门；2012年，她率先驾驶歼-10战斗机直冲云霄，成为我国目前4位歼-10战斗机女飞行员之一；她2次驾机亮相中国（珠海）航展，向世界展示中国空军的风采……不难想象，她的未来，或驾机捍卫祖国边疆，或成为宇航员遨游太空，注定成为世人瞩目的巾帼英雄。

    痛!永不退缩的“金孔雀”蓝天折翼

    “空军女飞行员余旭同志在飞行训练中不幸牺牲，我们失去了一名好战友……”11月12日，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发布了这一消息。

    人们怎能相信，就在前一天，她还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人民空军!67岁生日快乐!”可是，如今她却带着战机，带着挚爱的事业，把青春和梦想化作了永恒。

    2005年夏季，带着五彩的军营梦，带着振翅的飞行梦，余旭和35个女孩成为中国第八批女飞行学员。体能训练是第一道坎，跑步是每天必须课，一跑就是3000米。回忆“飞之初”的训练过程，余旭曾说：“不管每次训练多么辛苦，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退缩过。从来没有。”

    2009年，经过一轮轮考核，余旭最终和15名姐妹成为中国第一批战斗机女飞行员。毕业后，她参加的最为荣耀也最有挑战的任务，就是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首都国庆阅兵。4个月后，余旭以娴熟的技术驾驶着教8梯队三中队右二僚机，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庄严检阅，并用彩烟把国庆盛典推向高潮。

    一次次高飞，记录着余旭的飒爽英姿；一次次任务，见证着余旭的永不退缩。她带着永不退缩的精神，和心爱的战机一起拥抱蓝天，一起挥洒自如，让生命之花在蓝天绽放……。

     “每个人的青春乐章中，总会留下动人的旋律和音符。女飞行员，是我在自己生命乐章中留下的一笔，我期待在飞翔之路上能多添几笔，把每一笔都当作书签，收藏在我生命的每一页中。”余旭在日记中写道。

    忆!激情四射的“金孔雀”蓝天翱翔

    由于会跳孔雀舞的缘故，余旭得了“金孔雀”的代号。军校报到时，她也曾带着五颜六色的布娃娃。但为了蓝天翱翔梦，她剪掉长发，把所有的颜色换成了空军蓝。

    2014年11月11日，广东珠海，在歼-10战机凌空而上的轰鸣声里，“八一”飞行表演队拉开了2014年第10届中国（珠海）航展的帷幕。队员们驾驶战机在机距不过几十厘米的“魔鬼编队”中俯冲、转弯、跃升、翻滚，赢得了观众们的啧啧称赞。在这次航展中，余旭作为女飞行员首次编入“八一”飞行表演队。我们看到的只是炫酷的动作，却不知道，她的身体要承受自身六七倍的载荷。今年11月，余旭再次亮相中国（珠海）航展，做出了更多花式动作：剪刀交叉、双机绕轴滚转……观众席中，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撩一下短发，回头一笑；酷酷的样子，充满阳光。人们记住了你的模样，那是中国女军人最美的风采。人们都在期待，下一届的航展上，依然有你熟悉的身影，看到你一飞冲天的自信……

    余旭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有时候也会去羡慕身边的同龄人，但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不一样，职业也不一样，我们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我觉得青春真的是无悔的。”

    盼!人们怀念的“金孔雀”何时归来

    今年中国（珠海）航展，是余旭生前最后一次公开亮相。面对镜头，她自信地说：“我会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 那空中的伞花，怎会是你最后的身影?      

    为了飞行，入伍最初的4年，余旭只回家过3次。过年时，母亲问她回不回家，她安慰母亲，“我迟早会回去的，我根在那里。”而如今，她突然离开了，再也无法回去。2014年中国（珠海）航展，是母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现场看她的飞行表演。然而，她却很少有时间与母亲在一起，匆匆见一面，就又返回去训练了。更多时候，母女俩只能靠电话和微信联系。如今，天人永隔，怎能忍受失女之痛。

    余旭，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在等着你平安着陆。

    余旭，你知道吗?你的战友，你的跑道，等待着你的返航。　　

    余旭，你知道吗?你的善良和美丽，成了朋友们永恒的记忆。

    有人说，生命的最后，余旭一定是微笑的，因为她不惧生死，她把生命献给了最爱的飞行事业。余旭曾说：“要想飞得更高，就要把地平线忘掉。”可是，这一次，她却忘掉了地平线，再也没有回来。

    金孔雀，天堂中的你，也许正在酝酿着凤凰般的涅槃，重整行装再出发。等着你，换羽归来……

袁隆平  情系水稻五十载

    从50年前安江农校的青年教师，到如今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袁隆平耕耘杂交水稻这块科学稻田已整整50个春秋。世界因此增产稻谷5亿多吨，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解决了其他国家的吃饭问题，为保障粮食安全和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3年，23岁的袁隆平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只写了两句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果然，他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地处偏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

    在农校教书的日子里，他利用课余时间走出课堂，走向田埂。烈日当空，农民在榕树下歇息，袁隆平依然头顶烈日，在田里劳作。1958年，袁隆平用月光花嫁接红薯，结果，最大一兜“红薯王”有27斤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袁隆平在试验田里偶然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株型优异，穗大粒多。兴奋的袁隆平将其所有谷粒留做试验的种子。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袁隆平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势。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

    1962年，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消息：英美的两个遗传学家克里克和沃克研究出了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人家英美都分子水平了，我们还在这里学苏联，打转转。”

    这年暑假，他去中国农科院，找大学时候的老师、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杨老师悄悄告诉他一些国外研究的情况。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杂交高粱、杂交玉米已经开始生产，只有水稻的杂交技术还没有突破。他决定放下“月光花红薯”，专攻水稻杂交。

    为了找到理想中的稻株，他吃了早饭就下田，带着水壶与馒头，一直到下午4时左右才回来。六七月份的天气，他每天都手拿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穗穗，大海捞针般在几千几万的稻穗中寻找，汗水在背上结成盐霜，皮肤被晒得黑里透亮，连常年扎在水田里的农民都自叹不如。正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勇敢顽强的意志，在勘察了14万余株稻穗后，经过两年的探索、试验和研究，1966年2月，他终于写成“惊世”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从此，“杂交水稻”这4个字伴随了袁隆平的一生，成为他毕生不懈追求的事业。

    寒来暑往，袁隆平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执着将困难一一化解。历经8年磨难，1974年袁隆平配制种子成功。

    1975年冬，国务院做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这标志着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此，杂交水稻开始真正大面积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和粮食生产。

    杂交水稻的成功，使袁隆平名声大振。1979年，湖南省委的领导找他谈话说，准备提拔他担任省农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袁隆平诚恳地说：“我这个人不适合当官。别的不说，在搞科研这一点上，倘若真当上领导，哪里还有时间搞科研？”院里本来要给袁隆平换一间大一点的办公室，但袁隆平坚决不同意，说：“何必浪费呢。”作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每年手里的经费成千上万，但他对科研工作的经费也非常“吝啬”。2000年12月，袁隆平以技术入股的“隆平高科”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袁隆平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亿万富翁，但他还是以原来的样子出现在大家面前，仍旧是那个朴素的如农民一样的老头。

50年来，在促进水稻增产这座科研高峰上，袁隆平及其团队一直走在世界最前沿，多次创造水稻大面积平均亩产的世界纪录。2014年10月10日，农业部宣布，由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第4期中国超级稻亩产达1026.7公斤，创造新纪录。

    84岁的袁隆平表示，希望能在90岁前完成每公顷16吨的第5期超级稻攻关目标，最终实现“禾下乘凉、覆盖全球”的心愿。（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家再大，也只能睡一张床；资产再多，你每天也只能吃三餐饭，所以，我对钱这个东西看得很淡，够用就行。（袁隆平）②他是世界级农业科学家，联合国首席农业顾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然而至今，他仍然保持着一个农民的本色，他每天至少去一次农田，几十年来，除了多一些皱纹，整个人没变过。（《一个价值一亿元的名字》）

范立欣：在纪录片里寻找“归途”

    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张昌华夫妇，20年前开始在广东打工，希望用微薄的收入抚育留在家乡的一双子女，使他们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可失去双亲陪伴、日渐成年的女儿张琴，选择了退学离家，成为新一代打工妹，让父母的梦想破灭。

    “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被记录下来，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职。”范立欣，一位30岁出头的中国导演，撸了撸袖子，猛吸一口气，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从表面上看，影片《归途列车》讲的是张昌华夫妇回家的路途，他们和所有农民工一样，在售票窗口前失望，在绿皮车厢里挣扎，在村口小路上放下又一年沉重的包裹。但范立欣没有把镜头停止在旅途的终点，而是对准了空巢的老人，对准了1岁就成为留守儿童的张琴。

    范立欣赞同一位网友的说法：如果是这样的“现代化”会破坏一个国家最基础的构成——家庭。

    “从更深的层次看，影片要问的就是‘归途’在哪里？”他说，选择春运这个题材，也是因为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各种矛盾，都能在这里找到观察点。影片与其说是在讲春运，不如说“展现了一个困于昨天和明天之间的、中国农民工家庭命运的故事”。

    成为“范导”之前，范立欣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名摄影师。时常下乡的他，往往前一刻还在家徒四壁的乡村工作，后一刻就在灯红酒绿的三里屯聚会。这种强烈的反差让这个“爱激动、爱打抱不平的人”更多地关注到城市化进程中持续存在的矛盾。

    他曾经纠结和疑惑：也许，对这个国家而言，春运所折射的种种社会阵痛，都是难以逾越的阶段。而他又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思考和追问：那些苦苦追求最后一班列车的农民工，会不会被高速前进的社会列车抛到身后？

有人质疑：为什么一定要把镜头对准蓬勃发展的中国背后那些小人物的辛酸，他们是社会的主流吗？面对这样的问题，范立欣放下杯子，向本刊记者一字一句地说：这是中国2.4亿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写照。

    2009年，在美国的圣丹斯电影节，北京一所中学的访问团被安排观看《归途列车》。放映完毕后，一名男生激动地跑上台，从范立欣手里抢过话筒。他说，生在北京长在北京的自己看完后很伤心，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爸爸妈妈让我好好学习了，因为他们想让我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

    孩子的责任感让范立欣感到安慰。他觉得，在这个无法跨越的发展阶段里，每个人都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收起一些城市人的优越感，拿出更多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对农民工更加友好一点，哪怕是地铁上让个座，对餐馆的小妹道声谢。

    一位美国中部的观众看完电影后，感谢范立欣让他理解了在外贸服装厂工作的张昌华，说看到他为改变儿女命运付出的努力，就像看到自己的父亲一样，这是中国人的坚韧、努力以及对家庭的爱。而在以前，这个美国男人会抱怨，这些努力工作并把产品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工人，“把我们的饭碗抢走了”。

    范立欣感慨，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人类情感，是共通的，纪录片是一个可以让外国人了解并理解中国的媒介。

    在范立欣眼里，纪录片从融资、制作到发行，跟其他电影一样，也是一个产业。在这个产业链里，不是“谁给钱谁就是爷”，他和所有投资方都用合同的形式规定，制片人与投资者，无权干涉导演对影片的剪辑权。

    眼下，范立欣正致力于对国内纪录片导演进行培训，让他们更明白国际运行规则，学习撰写提案等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技巧。他同时开始寻找中国纪录片“本土生存”的路径。

    《归途列车》在7个城市“一城一映”之前，范立欣找过国有发行公司，可最少一百万元的拷贝制作和宣传费让他却步。后来，在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在内的7个城市，范立欣选定了每个城市的一家影院，用一个影厅长线定期放映《归途列车》，票房收入双方分账。范立欣觉得，既然中国的城市还无法支撑起一家艺术电影院，那么在商业电影院里逐渐打造一个艺术电影厅，应该是可行的、有市场的，这有利于中国纪录片业的发展。

    随着一年的春运进入尾声，《归途列车》在全国的展映之幕渐落，但“归途”的故事不会结束，它事关春运、社会，也事关纪录片在中国。

相关链接：①2013年范立欣在《纽约时报·电影版》公布的“全球20位40岁一下最有才华的电影导演”评选中金榜题名，成为该项评选中唯一华人导演。②范立欣认为，任何一个故事、一群人都应当放在一个历史时间段去看，一切现象的存在都是有更大意义的，在任何一个故事中都可以看到社会变迁。

    2009年12月24日，黄大年教授走下飞机，迈出了回归祖国的第一步。他辞去了在英国公司的重要职务，回到母校——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全职教授，开始为我国的航空地球物理事业耕耘、播种。

    “为什么回国？”经常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在英国奋斗了18年，他已拥有了优越的科研条件和高效率的研究团队。他在英国剑桥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级研究员12年，担任过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培训官。他也成了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他的家庭也早已超出了衣食无忧的水平线。位于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宽阔的草坪，豪华的汽车，学医的妻子还开了两家诊所，他已成为少数跻身英国精英阶层的华人之一。舍弃这些回国，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这句歌词就是最好的答案!

    1992年，黄大年在“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全额资助下，被选送至英国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他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2004年3月20日晚，他正在大西洋深水处与美国某公司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却接到辗转而来的父亲离世前最后一通电话：“儿子，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我能理解你的处境。你要记住，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的人！”两年后，母亲离世前给他留下的依然是这句话。

    在海漂的18年里，黄大年的心和祖国一直连在一起，他关注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惦念着母校，无论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讲学，他招之即来。“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2009年4月，当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把国家“千人计划”有关材料试探性地发送给黄大年时，让他没想到的是，黄大年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打了回来，并明确表示要认真考虑回国。

    听到祖国的召唤，黄大年心潮澎湃。那朝思暮想的祖国啊，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啊，那些血脉相连的亲人啊，一瞬间占据了他的脑海。

“回想当初的选择，我没有后悔过。”这是黄大年常说的话。他在回国后的第6天，就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成为第一批国家“千人计划”的专家。

    2010年10月，吉林大学成立了“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黄大年为带头人。团队集中研究了能够在空中、水面和深水环境下，高效率获取空间分布的重力场、磁场、电磁场、放射性能谱和光电等数据的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和技术，构建服务于陆地、海域、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下的精确移动测量技术体系。

    在带领团队冲上一个又一个国际前沿科技制高点的过程中，黄大年一直在推动科研团队与国际的融合。他利用自己在国外多年积攒下的人脉和声望，多次带团出国考察，并促成合作事宜。

    爱迪生曾说过，有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的乐趣。在这个层面上，黄大年始终都在用自我成就与国家需求的紧密结合，塑造着一种超越个人快乐的伟大志趣。

（摘编自《吉林日报》2017年3月1日《把一切献给你，我的祖国》，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2016年6月底，黄大年吃着救心丸走进评审验收现场，完成了一个超亿元级别的国家大型项目的评审验收工作。（孟海鹰《黄大年：放弃国外豪车豪宅回国任教，填补诸多空白》）

②“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来没觉得我和祖国分开过，我的归宿在中国。”（黄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