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  机

李喜丹

    孙华是个司机，不会别的，只会开车。大货、客车、小轿，孙华都开过，而且一开就是三十年。

    孙华在医药公司上班，医药公司上至老总下至看大门的，都坐过孙华的车。都说孙师傅的车子开得好，开得稳，感觉不像坐在车上，倒像坐在船上，那么悠然自得，那么悄然无声。

    医药公司是国营的。国营单位不景气，人浮于事，各怀心计，直至把医药公司逼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剩最后一口气了，老总才不得不提出了改制。再不改，百号职工就要断粮了。改制改什么，就是改老总为老板。

公司财产连同百号职工，一起卖给了江苏老板，孙华也被江苏老板买了。老总离开医药公司时，特地请同事在天然居聚餐。自然孙华也要去。老总屡屡给孙华敬酒，回忆风雨同车的往事，不禁潸然落泪。作为司机，没有谁比你更优秀了。老总这么评价孙华。

    老板会开车，但老板不开车。老板的车是劳斯莱斯，五六百万呢。老板要在公司里选最好的司机。没有悬念，孙华当之无愧地做了老板的司机。

    孙华做了三十年的司机，还是第一次开这么名贵的车，很是忐忑。坐上劳斯莱斯，孙华像坐在金銮殿上，战战兢兢。老板又是不苟言笑的人，坐在后面一言不发，孙华便越发地紧张。

    孙华发现老板和老总不一样。老总坐车时，坐在副驾驶室，和孙华一路交谈，偶尔还讲点笑话，活跃一下沉闷的气氛。可老板不然。老板坐在后排，要么打电话，要么看风景，或打个瞌睡，或者抽支烟。除发出指令外，不和孙华多说一句话。

    老板还有许多特别的规定，老总没有。老板说，你是司机，只管开车，一句话都不要多说。孙华说，我总该知道去哪里吧？老板说，你不需要知道任何事，该你知道的，我会让你知道。老板说，你要擦车，天天擦，像疼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孙华说，这么贵的车，最好去洗车场去才洗得干净。老板说，洗车要钱，几十块钱也要节约。

    老板还规定孙华不能穿西装，因为老板个矮，比孙华矮半个头。有次孙华穿西装，客户就把孙华当成老板，把老板当成司机了。

    高速路上开车，孙华特别反感别人指手画脚，可老板偏偏喜欢。有时车子快了，老板便敲孙华的座椅：慢点，再慢点，你赶着去投胎呢。孙华解释，一百，不快啊。老板不高兴了。孙华记住了老板的规定，车速定格在一百左右。老板又敲孙华的座椅，快点，再快点。孙华说，一点不慢啊。老板不悦了。老板说，以后记住了，你是给我开车，不是我搭你的车，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不是你做什么就是什么。车速的快慢，不是由你的技术决定，而是由我的时间决定的。我赶时间呢，速度要快；我没急事呢，速度要慢。

    老板还和孙华约法三章：老板的安全至高无上，老板的利益至高无上，老板的命令至高无上。老板说，老孙啊，你很会开车，但你很不会做人哦。有些道理你是不懂的。老板和普通人不一样，普通人出了车祸，赔点钱就知足了。可老板多少钱也不在乎，在乎的是生命。只要活着，多少钱老板都能赚。所以无论什么情况，你第一时间要考虑的，是确保老板的安全。

    一向开车得心应手的孙华，现在不再应付自如了，时刻要听从老板的指挥。劳斯莱斯像是虎穴，每次上车，孙华都提着胆子，等着老板发落。

    孙华是个好人，更是个实在人。老板发落了，孙华心里便沉甸甸的。孙华很想做好，让老板满意，可越想做好，就越做不好。

    开车不果断，做事没主见，老板对孙华越越不满意了。

    春天里，老板要去北京和一家大医院谈一笔大生意。老板说，这次事关重要，你开车要快，要稳，要安全。孙华不敢怠慢，让劳斯莱斯稳健飞驰。

    可是到了河北境内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当时，劳斯莱斯正匀速地行驶在高速上，突然前方的右侧，蹿出一条黑狗。黑狗高大，健硕，正快步跑着，欲横穿高速。

    黑狗本以为它的速度能迅速过马路，但与劳斯莱斯相比，它的速度不过是劳斯莱斯的百分之一。劳斯莱斯像一粒子弹，射向黑狗。孙华看见黑狗了，本能地点了点刹车。

    老板感觉到了，命令孙华：我赶时间，一分钟都耽搁不得，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啊。冲过去！冲过去！

一旦冲过去，黑狗必然当场毙命，孙华犹豫着，一只脚在刹车和油门上徘徊。老板再命令：撞死它！于是劳斯莱斯一点点射向黑狗。

    孙华看清了这是一条很高很壮的狗，毛色发亮，四肢轻盈，像一匹黑马，在疾步飞奔，在争夺生存的权利。孙华不再犹豫，一点刹车，削弱了劳斯莱斯咄咄逼人的杀气。但还是晚了，孙华听到了悲惨的一声狗叫。

孙华停车，下去看黑狗。黑狗卧倒在宽阔的高速路上，在春风中苟延残喘。

    孙华抱起黑狗，黑狗轻轻地哼了一声。孙华检查黑狗的伤处，好几处撞伤了，腿也折了，不过伤势不算太严重。

    孙华想带上黑狗，找个卫生所包扎一下。可等孙华回过头，才发现劳斯莱斯早已没有影子了。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2014年第6期，有删改）

陈设一个家

（台湾）吴念真

    才一进门，屋内就传来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你给我出去哦！”小梁刚开口说“我是电视台……”里头就已飞出来一个玻璃罐子碎裂在他脚前，一阵恶臭随之飘了过来。

    他仓皇地逃到屋外打手机，制片接到电话也一阵大骂：“你活该！我不是说过去之前先找里长吗？蠢！”

    走过山路，看到远处有人在菜园除草，彼此隔空吼叫两三句，小梁就找到里长了。里长带着他再度走向那个场景时，小梁才仔细地观察四周的风景：举目所及，大部分都是杂草丛生的田地，零落的房舍不是弃置、失修，就是大门深锁。完全符合剧本的描述：一个人口外移严重、只剩少数老人独居或相依为命的萧条小村落。

    里长说，他跟制片建议用老太太的家当场景，主要是想给她一点租金，“这也是功德一件，你说是不是？”

    他说老太太的先生早年是矿工，肺不好，过世时六十岁还不到；儿子是货车司机，很孝顺，没想到几年前出车祸死了。媳妇领了保险金带着孙子要离开时，村里人都骂，老太太说这样对孙子才好，“去都市把书读高一点，才不会像祖父和爸爸一样，用命换饭吃！”

    过去几年，老太太辗转各个建筑工地，帮人煮三餐赚钱过生活，几年前身体不好才回来，现在只靠领政府给的津贴过日子。

    有里长陪，小梁总算进到那间异味扑鼻的屋子里。老太太约莫七十岁，苍白、瘦弱，一头乱发，双腿好像都已经没力了，只能靠着助步的铁架在有限的范围里活动。

    不过，看到小梁，她倒是和善地笑着跟他道歉，说村子很少听见年轻人的声音，之前有几个年轻人进来她家里，结果“好像都是吃药的，不是来偷就是来抢，连铁门都整个给我拔去”！

    里长问她：“你是用什么武器丢这个少年的？”

    “一罐没吃完的酱菜啦，早上要吃的时候才知道长霉了。”她有点自责地说，“我哦，会被雷公打！”

    小梁回到制作组，演独居残障老人的女演员在发飙：“拜托哦，你们这样乱搞，我的形象到底还要不要？”也许被“形象”这两个字给提醒了，小梁忽然觉得那个演员从里到外一点也不像她所要扮演的角色。光那张脸就一点也不写实，老太太的脸有生命真实的痕迹，像古迹，而女演员的那张脸谁都看得出是曾经花钱拉皮过，如今逐渐崩垮而“加速折旧”，像被弃置的人工造景。

    几天后，小梁带着布景师到现场估价时，老太太已被搬到一家民宿暂住。民宿的人体贴地帮她梳洗过，加上人在清爽、明亮的房间里，比起前几天老太太简直判若两人，此刻的她就如同在现实或记忆里所惯见的那个形象鲜明的阿嬷。

    她把钥匙交给小梁，忽然拉起他的手说：“你都没在吃啊？手骨都没肉？”然后说以前工地的年轻人也一样“顾玩不顾吃”，接着吩咐说她屋子里那边有一瓮她做的酱菜，“橱柜第二层有一罐豆腐乳，很好吃哦，早餐可以配稀饭，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搅碎，买一些鸡翅一起卤，知不知道？”

    离开民宿后，小梁忽然把车子停在路旁哭起来，布景师傅问了好久，小梁才说只是想到永靖的阿嬷。每次回永靖，阿嬷同样也是搬出一堆瓶瓶瓮瓮，非得把后车厢塞满了才罢休，同样也会交代爸妈哪一瓶哪一罐是她精心特制的、什么东西煮什么东西好吃。

    “可是，”小梁突然拉高声调说，“你知道吗？我爸妈根本不吃那些东西！趁年终大扫除时全部扔进垃圾车！这还不要紧，阿嬷打电话来问什么什么好不好吃，他们竟然还骗她说：好好吃哦！我觉得……我们真的好贱！你不觉得吗？”

    小梁讲完之后，车子里一片沉默。

    那出戏进行得波波折折。那个女演员每次化妆都让剧组整个停摆好几个小时，制片最后不得不痛下决心换人，“演艺界最难伺候的就是这种老是活在过去风光岁月的过气演员！”

    不过，开拍延宕让小梁逃过一劫。依原先的规划，必须在一星期内结束的改景和陈设作业，他竟然花了二十几天才完工。

    开拍前夕现场验收时，所有人几乎吓了一大跳：整个场景根本不只修改、陈设而已，而是近乎永久性的重建和装潢。漏水的屋顶换上了全新的水泥瓦，再配合拍摄需要做旧、种青苔，看得出用的全是真材实料。更夸张的是连镜头根本带不到的厨房、浴厕也都全部翻新，墙上甚至还装上专供行动不便的人使用的铁架。

    美术指导看到墙边一个不锈钢的矮架，问：“这干吗用？”小梁说：“阿嬷做了很多好吃的酱菜、豆腐乳什么的，以后就有地方放了。”

    制片说：“你怎么高兴怎么搞，我没意见，但是，预算就是预算，你别想给我多报一毛钱。”

    小梁说：“我知道，帮阿嬷陈设一个家的钱……我自己负责。”

瓷瓶

    家中有一个宝物，顾林在8岁那年就知道了。宝物是一个瓷瓶。瓷瓶上画着一幅仕女图，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他用手机对着瓷瓶各个角度拍了照片。他坐车来到市区的一个叫着“王记”的古董行。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母亲打来的，母亲告诉他医院催着交钱。他说，知道了，并叫母亲不要着急。他坐车来到市区的一个叫着王记的古董行。

    “你们这里收古董吗？”顾林低声问正在电脑上忙着的一个男人，他是王经理。

    “你有什么古董？”王经理问。

    顾林把手机上的照片翻给王经理看。

    “瓷瓶现在在哪里？”王经理问。

    “在家里。”

    “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王经理自言自语。

    “应该是真品。”顾林说。他有点心虚，其实他也不知道是真品还是赝品。母亲常对他说，那是你父亲一直为之骄傲的东西。

    王经理打了一个电话，一个穿着唐装的60多岁的老人从楼上下来。人们都喊他老教授，他曾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

    顾林把手机送到老教授手里。老教授看到照片，眼睛突然睁大，后陷入深思，后又摇了摇头。

    “刚才听犬子说瓷瓶在你家里？能方便去看看吗？”老教授问。

    “能。”他说，“不一定卖。”

    “不妨。去观赏观赏。你不卖也不妨。”老教授说。

    “顾林啊，快点来啊，又催交钱了。”母亲电话再一次打来。他连连说，知道了。

    “胎骨薄匀，绘画细腻，不错。”老教授看到瓷瓶说。

    老教授边看边摸。他时而嘴角露出一点微笑，时而蹙眉。

    “太像了”，老教授自言自语。“你认识顾开庭吗？”老教授问。

    “是家父。”他说。

    “他人呢？”老教授问。

    “他住院了，急需要钱，不是这样我还不卖。您怎么知道家父的名字？”

    “有过一面之缘。你打算卖多少？”

    “30万。”他说。

    老教授沉思片刻，说，“好，30万就30万。”

    到了古董店，老教授吩咐王经理付8万元现金给顾林，还开了一张22万元的支票，还亲自给他写了个条子。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母亲看到几捆钱后，惊奇地问。

    “卖了瓷瓶。”他如实说。

    “也罢。你快去交钱，省得再催。重症病房花钱多。你爸还没醒转过来，这次受苦了。”母亲说时眼里含着泪“那个撞了他之后逃逸的人不知道能不能查出来？”

    “应该能。”顾林安慰母亲。

    两天后，父亲醒了过来。

    父亲出院后，问瓷瓶卖了多少钱。顾林说，“30万元。”

    父亲说，“可以了。”

    “看过瓷瓶后，买家还提到你的名字。”顾林说。

    “他会认识我？不可能啊，这个瓷瓶的主人在江南啊，离这远着呢，而且又这么多年了。”父亲说。

    年底的一天，顾林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约他到市黄海咖啡馆见面。

    “是您？”他一见面就认出老教授，陪同他的还有他的儿子王经理。

    “看到你的瓷瓶，我太喜欢它了，无论是真品还是仿品，我无所谓，看到它亲切啊。”老教授说，“你知道你家怎么会有这个瓷瓶的？”

    顾林说，“我听母亲说，25年前，父亲在江南打工，在一个冬日里，他救了一个落水的孩子，还救了跳到水里救孩子的父亲。天冷，父亲自己差点送了命，这家是开古董店的，就送了这个瓷瓶，听母亲说父亲当时还不愿意要，嫌弃它不能吃，还易碎，人家开古董店的老板正好到江北有事，父亲带着瓷瓶顺便坐着人家雇的船回了家。”

    “你的父亲救了我和他啊。”老教授指着王经理说。

    “怎么这么巧？”顾林笑着感叹。

    “其实我那天一看到这个瓷瓶，我就感觉是以前送出去的那个瓷瓶。”老教授说，“当年我父亲在送瓷瓶之前，找人鉴定过的，说是后人仿造的，知道它并不值钱，可是当时我的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我们还是把它送给你父亲。这些年我们一直愧疚啊，你父亲救了我家两条命，我们却给他一个不值钱的东西。为了这个瓷瓶，我们才在江北开了个分店，就想找到你父亲啊。”

    “原来是仿造的啊，那就不值钱了！”顾林说。

    “不是钱的事。”老教授说，“我们现在就去见你的父亲，瓷瓶我们也带来了，送出去的东西我们不敢再要回来。这次我找专家鉴定过了，是清代粉彩瓷真品。”

    “那值多少钱？”顾林问。

    “最少400万。”

    我的同事希腊文教师别里科夫两个月前才在我们城里去世。您一定听说过他。他也真怪，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总是把雨伞装在套子里，把表放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就连那削铅笔的小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蒙着套子，因为他老是把它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戴黑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住耳朵眼。他一坐上马车，总要叫马车夫支起车篷。总之，这人总想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套子，好隔绝人世，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老是闹得他六神不安。也许为了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憎恶辩护吧，他老是歌颂过去，歌颂那些从没存在过的东西；事实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对他来说，也就是雨鞋和雨伞，使他借此躲避现实生活。

    …… ……

    我们要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园回去的时候，露出忧郁和谦虚的脸相；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像那样的感情，我们很久很久以前做小孩子的时候，遇到大人不在家，我们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完全自由的时候，才经历过。

    我们高高兴兴地从墓园回家。可是一个礼拜还没有过完，生活又恢复旧样子，跟先前一样郁闷、无聊、乱糟糟了。局面并没有好一点。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节选自课文《装在套子里的人》）

阿芳

林语堂

    我家里有个童仆，我们姑且叫他阿芳，因为阿芳，不是他的名字。由某兑换铺雇来时，阿芳年仅十五，最多十六岁。现在大约十八岁了，喉管已经增长，说话听来已略如小雄鸡喔喔啼的声调了。但是骨子里还是一身小孩脾气，加上他的绝顶聪明，骂既不听，逐又不忍，闹得我们一家的规矩都没有，主人的身份也不易支撑了。阿芳能为人所不能，有许多事的确非他不可，但是做起事来，又像诗人赋诗，全凭雅兴。大约一星期间，阿芳打破的杯盘，总够其余佣人打破半年的全额。然而他心地又是万分光明，你责备他，他只低头思过。而且在厨房里，他也是可以称雄称帝，不觉中几位长辈的佣人，也都屈服他的天才。也许是因为大家感觉他天分之高，远在一班佣人之上。你只消听他半夜在电话上骂误打电话的口气，便知道他生成是一副少爷的身份。

    在阿芳未来的时候，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箧，补抽水马桶的浮球，这些杂差，都是轮到我身上的。现在一切有阿芳可以代拆代行了，我可以安然读柏拉图的《共和国》，不会奉旨释卷去修理自来水马桶，或是文章做得高兴不至于有人从厨房里喊着：“喂！水管漏了．”单单这一层的使我放心，已经足以抵补我受阿芳的损失而有余了。他有特赋的天才，多能鄙事，什么家具坏了，会自出心裁，一补一塞，一拉一敲，登时可以使用起来；闲时也会在花园中同小孩讲其火烧红莲寺的故事，到底不知道是讲的小孩有趣，还是听的小孩有趣．尤其是有一件事，使我佩服。自从到我家之后，他早已看准了我的英文打字机，每晨我在床上，他总在书房里打扫两个钟头，其实正在玩弄那一部打字机。有一天，打字机凭空坏了。我花了两小时修理不好。我骂他不该玩弄这个机器。那天下午，我出去散步回来，阿芳对我说：“先生，机器修理好了。”

    还有许多方面，确乎非有阿芳莫办。他能在电话上用英语、国语、上海语、安徽语、厦门语骂人。而且他哪里学来一口漂亮的英语，这只有赋予天才的上帝知道吧。只消教他一次便会。他说Waiterminit，而不像普通大学生说Wait-a-meenyoot。我劝他晚上去念英文夜校，并愿替他出三分之二的学费，但是他不肯去。

    叫阿芳做事，又是另一回事了。比方叫他去买一盒洋火，一去就是两个钟头，回来带了一只新布鞋及一只送给小孩的蝗虫，但是没有洋火。一收拾卧房，就是三小时，因为至少有一小时须喂笼乌，或者在厨房里同新老妈打诨说笑：“阿芳，你今年十八岁了，做事也得正经一点。”我的太太说。但是有什么用？还要看他摔破杯盘，把洋刀在洋炉烤焦了，秽箕放在饭台上，扫帚留在衣柜中，而本人在花园里替小孩捉蝗虫。现在我的茶碗没有一副全的了。到了他预备早餐时，厨房里又是如何一阵阵“乒一一乒一一乓”的声音，因为他相信做事要敏捷。早餐本来是厨子的事，但是不知如何，已变成阿芳的专利。

    三星期前，我们雇了一个新来洗衣的老妈。这个老妈并不老，只二十一岁。从此厨房重地又变成嬉笑谑弄的舞台了。工作更加废弛，笑声日日增高。打扫房间已由两小时增到三小时，阿芳连我每日应刷的皮鞋都健忘了。我教训他一次，两次，三次，都没结果，最后无法，我便下严重的警告：如果明天六时半皮鞋不给我擦亮，放好在卧房前，定然把他辞退。我必须维持主子的身份。那天晚上，我召集全家佣人，重申警告，大家都有惧色，尤其是烧饭洗衣的老妈。

    第二天早晨，我六时醒来，静听房外的声音。六时二十分，洗衣服的青年老妈把我皮鞋放在门前。我觉得不平。

    “我是叫阿芳带来的。你为什么替他带来？”

    “我正要上楼，顺便替他拿来。”那老妈恭而有礼的回答。

    “是他叫你的，还是你自己作主？”

    “他没叫我，我自己作主。”

    我知道她在撒谎 。阿芳的梦魂还在逍遥睡乡。但是这位青年老妈婉词的替阿芳辩护，倒使我不好意思。我情愿屈服。

【注】按：此为两年前存稿，阿芳后来与新老妈有私，串通在外行窃，入狱，今年六月出狱，至此尚未见面。

父啊，我的父啊

徐可

    父亲是在他76岁生日的前一天走的。那天上午，接到家中电话后，我争分夺秒地往回赶，傍晚到家时，父亲已处于弥留状态。家人喊他，告诉他我回来了，没有反应；又让我喊，我握着他的手，一迭连声地喊：“父啊！父啊！”父亲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却哽咽得喊不出来了。一会儿，父亲终于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眼睛也睁开了，仿佛刚刚睡醒一样。转瞬间，他又闭上了眼睛，我终是克制不住，跑到屋外捂着嘴啜泣，生怕被别人听到。过不多时，侄子走过来告诉我，爷爷走了。我进去一看，父亲神态安详，仿佛睡着一般。这一刻，距我到家仅十几分钟。

    从小到大，我和父亲并不很亲。我们家乡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其中之一便是：家境较好的、父母对孩子较娇惯的，叫“爸爸”“妈妈”或“娘”；家境较差的、父母对孩子没那么宠爱的，都单叫一个“父”“妈”，“父”后加语助词“啊”，叫“父啊”。

    我家穷，孩子多，父母对我们自然宠爱不过来，理所当然是后者。父亲读过初小，算是一个文化人，当过村里的会计。但是他太轻信别人，村民从队里借点钱、粮什么的，他从来不记账，绝对相信别人。到年底一查账，亏空了，谁也不认账，只好由他赔偿，于是，会计的职位丢了，家也被抄了，稍值钱一点的八仙桌之类被抬走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地一个有名的小偷又光顾了我家，把能拿走的全拿走了。抄家、遭窃，都被年幼的我看见了，这些给我的 心灵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我们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了冲突，他不仅不护着我们，反而责备我们。我自小很乖，不爱惹事，挨打算是少的了，但也有刻骨铭心的几次。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不知为什么打我，一巴掌把我打得摔倒在地上，我捂着脸含着泪却不敢哭，心里恐惧极了。那时父亲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副暴君的嘴脸。直到长大懂事后，听到村人夸老徐家的孩子懂事有教养，我才对父亲的严厉有了一丝感激。

    在我19岁那年，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那时交通不便，我要到十几里外的县城坐长途汽车到省城，再坐火车到北京。前往学校报到的那天下着大雨，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行李，天不亮就出发了。父亲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沉沉的夜色中默默地走了一程又一程，只听到刷刷的雨声和脚踩泥泞的路面发出的咯吱咯吱声。我一次次地催他回去，他总不肯。大概走了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天色微微亮了，父亲总算停下了脚步，叮嘱我到了就给家里写信。我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还在原地站着，我鼻子有点酸酸的。后来才知道，父亲回到家后扑在床上大哭了一场。

    随着我在事业上取得了一点成绩，父亲对我的态度变得尊敬、谦恭，甚至有点拘谨、小心翼翼。他跟我说话总是小声地，陪着笑脸。小时候觉得父亲很高大、威严，现在才发现他原来是那么瘦小、卑微。我知道父亲是为我高兴，为我自豪。在他的眼里，这个最小的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是让人尊敬的，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这种尊敬。我没有制止他这样做、但这却让我很是不安。

    我对父亲一向是客客气气的，从来不顶撞他，但有一件事令我一直心怀愧疚。有一年我回老家，家乡领导要请我吃饭，并请我父亲和村支书参加。领导的意思是，我不在家，请村里多多照顾我年迈多病的父母。不巧村支书不在家，我想那父亲也别去了，免得有蹭饭之嫌。

    当时父亲已经换好了新衣服，等着走呢。我跟他说了，他没说什么。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跟左邻右舍说了，市领导要请他和儿子一起吃饭。我一听后悔莫及！父亲那点可怜的虚荣心，就这么被他的儿子轻轻地戳破了。

    父亲去世前半个月左右，已经报过一次病危。我匆匆赶回家去，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吓了一跳。父亲本来就瘦，现在更是瘦得只剩下骨头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看着非常吓人。那时他生活已经无法自理，我帮他擦洗身子，他像个孩子似的不好意思，轻轻地说：“脏。”我心里很不好受，一个曾经那么要强的人，现在只能任人摆布。在家待了几天，大概母亲跟他说了什么，有一天他跟我说：“你工作忙，先回去吧，有了特殊情况再回来。”我“嗯”了一声，一出门眼泪就下来了。

    过去，我曾经很不喜欢“父啊”这个称谓，觉得它土，乡里乡气的，当着别人的面都叫不出口。现在，我却特别怀念可以叫“父啊”的时光。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多么希望一直这么叫下去！

    父啊！我的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