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的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部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极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粱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之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他变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有删改）

    文化大师钱钟书出生于无锡的一个书香之家。幼时抓周时抓得一本书，得名钟书；考大学时数学只有15分，却因国文英文成绩出色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后留洋深造，恣意读书，因用眼过度而患上头晕的顽疾。

    学成归国，钱钟书左手创作右手治学。一部《围城》，嬉笑怒骂，妙趣横生，神来之笔随处可见，风靡海内外，畅销几十年；一部《管锥编》，博大精深，振聋发聩，妙绝之论，震惊学术界，倾倒读书人。

    钱钟书著作等身，声名远播，却特别谦逊。

    对于年轻人，钱钟书一向以友相待，不摆长者和老师的架子。王水照是他指导的研究生，但他收到王水照寄赠的《唐宋文学论集》时，在回信中说：【甲】吾友明通之识，缜密之学，如孙悟空所谓自家会的，老夫何与焉。王水照曾师承钱钟书，不敢说自己的本领如孙悟空所谓自家会的。一次见面对钱钟书说：我是您的学生，有‘文’可证。当年我的进修计划和您的审批意见俱在，白纸黑字。钱钟书听了大笑：给你写的题签，特地盖上我的印章，已经表示咱们的交情了。但事后写信，钱钟书仍以平辈待之，称王水照为贤弟贤友吾兄。 钱钟书把王水照这个弟子当做朋友，那是他的谦虚了。其实，他曾手把手教王水照写论文。王水照执笔写的《唐诗选•前言》全文一万多字，钱钟书为此写的审读意见有一千六百多字。王水照文章开头说：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钱钟书以为不妥，指出：首句‘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宜改为‘我国文学史’更妥，因‘诗歌’与其他文学体裁在语言上血肉联系，且唐诗至今还是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此为开宗明义之句，应说得高瞻远瞩些。何况隔一句又说‘我国古代诗歌’，似不须重复如此。鲁迅语可引，但其意（‘到唐已被做完’）是绝后，而把它来承上句‘空前繁荣’，稍觉不贯，至少得说‘鲁迅先生还（甚至）说’这一类字样。

    王水照文稿中还有这样一句：在唐诗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我们下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能引起进一步的探讨。“不成熟”三个字引来了钱钟书的批评：“‘不成熟’三字似可删，因主观上是‘成’而大成、‘熟’而烂熟，方敢提出公之于世。此序义非即席临时发言或考场试卷，无人催促，非急就章，如觉“不成熟”，不妨再加深思熟虑。虽客气话，亦当切合体裁。”

    钱钟书的谦虚对年轻学者有极大的感染力。学者陆文虎有过这样的体会。陆文虎曾读到一篇讽刺自己的文章，他想到当前学界多吹捧少批评，就将此文收入自己编的一本文集中。钱钟书得知此事后很高兴，说：欢迎批评的人是有力量的人，一是有实力，批不倒；二是有胸怀，经得起。

    钱钟书1979年赴美返国后，美国多所大学邀他去讲学，但钱钟书对所有的邀请都一概婉拒，他在给夏志清的信中多次谈及此事：Princeton，Chicago等来函，邀弟明年携眷来美‘讲学’，【乙】七十老翁，夜行宜止，宁作坐山虎，不为山林狼，已婉谢矣。钱钟书的桌上堆满了国外的邀请函，他的外甥女曾问：“舅舅，难道你就从不考虑。”钱钟书答：“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邀请我都没答应，还会答应其他人？”

    钱钟书自视甚高、性情狷介，对同辈学人多有臧否。

（选自魏邦良《钱钟书的谦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实在说，先生赶上的并不是一个钟书的人理想的时代，他留学归来，即逢战乱，所谓海水群飞，淞滨鱼烂，忧天将压，避地无之，安得读书的好环境？此时完成的《谈艺录》，真正是一部忧患之书。纵是如此，他仍出入于中西古今，兼采博搜，极深研几，于诗话一方领域，打造出一片光天霁月读书的化境，令世上无数读书人折腰。爰至和平建设时期，却又风波迭起，动荡日剧，复有浩劫来临，以一国宝级的大学者，只能去烧开水度日。迨至文革收场，纷乱渐靖，先生始能重理书箧，抉剔爬梳，锥指管窥，神游八极，立意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为一家。而此时，先生又因声望大震而多受干扰，乃杜门谢客以拒之。（杨联芬《钱钟书评说七十年》）②1933年夏，钱钟书清华即将毕业，外文系的教授都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是他一口拒绝了，他对人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钱钟书不愿在清华读研究所、不愿在牛津与人合作写书、不愿长期呆在西南联大。（史飞翔《狂狷钱钟书》）

叶圣陶在四川

    1940年初夏，叶圣陶来到成都，在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工作。他白天去办公，晚上教儿女们写写文章。常常在晚饭之后，把油灯移到桌子中央，至善、至美、至诚就凑着光亮，认真地听父亲讲解。有时候，儿女们也和父亲热烈讨论。他们每人每星期交一篇文章。叶圣陶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对儿女们的作文，他也从来不出题目，随他们写去。这也是他们一天中最感兴味的时刻。叶圣陶一边看他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看不明白的地方，他就问孩子们：“原来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他问得十分仔细，简直就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孩子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但是，对于叶圣陶，到了成都以后，使他格外高兴的事，却要算和朱自清的朝夕相见了。几十年来，这两位作家亲似手足。朱自清曾写过《我所见的叶圣陶》《叶圣陶的短篇小说》等文章。1931年8月，朱自清由北平动身访问欧洲，就是在叶圣陶鼓动下，才写出了《欧游杂记》的。朱自清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曾提到叶圣陶帮助“设计”“题字”“校对”等。叶圣陶曾写过《与佩弦》的散文，讲述他们之间的友情：

    促膝谈心，随兴趣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可谓随意之极致了。这当儿，名誉之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诳等心也都没有，只为着看出内心而说话，说其不得不说。其味甘而永，无所不领会，真可说彼此“如见其肺肝然”的。

    现在，很难得他们同处一地，又在一起工作，还先后合编了《精读指导举偶》和《略读指导举偶》，作为中学生学习国文的课外读物，列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丛书”出版。

    为了浇灌《中学生》这块抗战时期青年的精神家园，叶圣陶1945年9月离开成都到重庆，住在螃蟹井开明书店那个局促的小楼上。看稿编辑，和作者、读者书信联系，甚至校对都由他自己动手。他热情、认真、宽容，一心一意为作者和读者服务。来稿只要有可用之处，他就诚恳地提出修改意见。赵景深在《文心剪影》里说：“他的复信措词谦抑，字迹圆润丰满，正显出他那谦和而又诚实的心。”正如当年他主编《小说月报》曾精心培育了一大批后来成为新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时那样，他那公而忘私的精神和工作态度，给予年轻一代的教育、鼓舞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当时《中学生》杂志一位年轻编辑后来回忆说：“他是实际的教育家，但不是取教训态度的老师，而是取辅导态度的顾问……他是热忱的事业家，在编辑部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脚踏实地、以身作则，放手让青年编辑在实践中锻炼，有合理的建议欣然采纳，对可用的稿件热诚支持，有忽略的地方及时提醒，有弄错的地方予以纠正。”这就是真正的教育者的榜样。在他身上似乎更多的是儒家思想，从他为自己的儿女取名至善、至美、至诚可以看出，他追求的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但是，他又能把握时代的潮流而有所取舍，不断前进。

（选自《叶圣陶和他的世界》第九章，有删节）

人生当架几座桥

    ①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谈起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10岁那年，叔叔送我一本地图。在中国地图一页，我看见台湾地区用墨涂黑了。我问：‘为什么台湾要用墨涂黑呢？’叔叔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为我国和日本打仗打输了，被日本人占了。’我当时很气愤，心想，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被日本人抢占了呢？一定要把台湾夺回来！”从此，茅以升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知识，掌握本领，报效国家。

    ②茅以升从小天资聪慧，但他更得益于后天的勤奋刻苦。中学时，祖父教他读古文。祖父先将文章抄录一遍，要求他在第二天上课前背熟。没想到，祖父刚抄录完，茅以升已能背诵出来。茅以升锻炼记忆力的故事很多，最著名的是他背诵圆周率的故事。1940年，茅以升任职的唐山工程学院迁到贵州平越县。校庆那天举行游艺会，同学们欢迎茅院长表演个节目。茅以升不会唱歌、跳舞，就说：“我表演背圆周率吧。”他一口气背到小数点后一百位，同学们热烈鼓掌，赞叹不已。

    ③1933年春天，茅以升受命在钱塘江上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大桥。当时在杭州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叫作“钱塘江上造桥”，意思是指不可能做成功的事。因为钱塘江的潮水和流沙都是别处罕见的。潮水来时，潮头壁立，毁坏力惊人。流沙是极细极轻的沙粒，一遇水流即被冲刷走。江底流沙覆盖，深达40多米。所以，杭州人说“钱塘江无底”，在钱塘江上造桥被认为是异想天开。而当时，中国所有的现代化大桥都是外国人修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茅以升认为在钱塘江上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④钱塘江大桥正式开工后，遇到的困难一个接一个。外面传着闲言碎语，说什么“这样干下去，哪里会成功？”银行也中断了贷款。茅以升的母亲听到这些事后对他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的号）造桥，也有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也同样能渡过难关。”那时的“孙悟空”就是造桥的全体员工，“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规：利用自然规律，克服自然界的一切障碍。茅以升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和建桥工人的智慧，先后攻克了80多个难题，发明了“射水法”“沉箱法”等施工方法，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

    ⑤钱塘江大桥既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茅以升把工地办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我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些负责人都曾经历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洗礼。建国后，茅以升又参与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先后担任专家组组长、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总设计师，为武汉长江大桥的顺利建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⑥建桥讲究处处平衡与和谐。一座瘸腿、不平衡的桥梁，怎能让车辆行人平安到达彼岸？同样，人架设知识的桥梁也是如此。茅以升既通晓工程技术，在文史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学桥、造桥、写桥，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他写的《桥名谈往》《二十四桥》，博古通今，文笔极好。特别是他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更是难得的文学佳作。毛泽东曾对茅以升说：“你的《桥话》我看了，写得很好。你不仅是个科学家，而且也是个文学家哩！”

    ⑦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的日子，茅以升都始终如一地勤奋工作，即便到了晚年仍然壮心不已。他说：“我还有一桩心事，就是台湾问题。1945年，台湾光复后，我曾到台湾去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看到了台湾的迷人景色，还看望了那里的老同学和朋友。1955年，我到日本访问，恰好住在下关（原名马关）的‘春帆楼’．当年，李鸿章签字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是住在‘春帆楼’．看到李鸿章住过的房子，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架设连接海峡两岸人民的大桥。这是我在有生之年想要完成的一件大事。”

（取材于《郭梅尼人物通讯选》）

【相关链接】

①茅以升（1896﹣1989），中国桥梁工程专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茅以升于30年代打破外国人的垄断，在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钱塘江上主持修建了一座基础深达47.8米的双层公铁两用桥。钱塘江桥的建成，成为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②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茅以升内心有一种预感。他下令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大洞，对于这个原设计中没有的重大改变，茅以升没有向任何人解释原因。持续3个月的淞沪会战终以上海陷落结束，11月16日，南政府决定炸桥以阻断敌人，深明大义的茅以升心情沉重地点了点头：“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一语未竟，热泪夺眶而出。原来在桥下预留的大洞，就是为这一天预备的。12月23日，茅以升正式接到炸桥的密令。当晚，他来到书桌前，奋笔写下8个大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这一愿望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得以实现，在茅以升的亲自主持下，钱塘江大桥又得以成功修复。

（摘自“百度百科”）

一人一校一国家

    1898年7月的一天，山东威海卫的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帜三易”。原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德、法、俄各有所得，英国强租了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目睹这一幕国耻的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张伯苓，受到强烈刺激。

    张伯苓是天津人，13岁考入设在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张伯苓在水师学堂毕业，翌年春天到通济舰。他亲眼见到了“国帜三易”，联想到甲午战争前的中国海军力量明显占优，为什么却战败了？问题在人。要想改变中国面貌，必须改造人，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一代新人。张伯苓怀着这样的信念离开北洋水师，决计以教育救国。

    1898年张伯苓应严修之聘做家馆老师，教授其子弟。1904年春天，严、张二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推广新式教育，重视科学技术，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要想富强，也要走这条路。他们办起一所私立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当年秋季招收学生73名，年底改名为敬业中学堂。此后，学生人数日增，校舍不够使用，开明邑绅郑菊如捐出天津旧城西南一块十多亩的荒地，严、张即在这里兴建新校舍。因为这处新校舍在城南的开洼，称为南开洼，简称南开，学校因此在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称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张伯苓在到处化缘筹集办学经费的同时，千方百计聘请饱学之士来校任教，范文澜、何其芳、老舍等先生都先后在南开任课。

    张伯苓从南开中学创办起就注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旨在全面培养与造就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他定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他重视修身教育，每周亲自讲修身课。一次修身课上张伯苓讲不许学生抽烟，当场有学生发问：“您不许我们抽烟，为什么自己抽烟？” 张伯苓当即唤校工，将自己所存的吕宋烟全数取来，当众销毁。校工惜之，他答道：“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决心，从今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从此终身不再吸烟。南开在校学生也再无吸烟者。张伯苓把近代西方体育引进学校，重视体育课和师生的身体锻炼，辟有体育场，举办天津市运动会，自己也多次担任全国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总裁判。南开中学看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张伯苓不让学生死记硬背，也不迎合教育部门推行的各种会考。为了培养学生具备手脑并用、知学合一的能力，学校增设了“社会视察”和“木工金工技能”两门必修课程，组建了校办工厂。

    私立南开中学升留级制度严格，淘汰率高。当时人们常说：“进南开难，毕业也难。”学校择优录取，考试认真，评分严格，毕业率约为50％。在张伯苓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南开中学培养出了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优秀学生，并逐步实现了兴办南开系列学校的设想：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1919年9月创建南开大学，1923年增设南开女中，1928年增设南开小学，形成旧中国私人创办的建制完整的南开系列学校。其中南开女中始建于1923年，到了1924年，就已经有四名女子进入南开中学和男生一起听课了。南开中学的办学成绩引起海内外瞩目，孙中山曾赞誉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好学校。胡适称张伯苓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热心襄赞国事。很多南开学生、校友，向往延安革命圣地，请张伯苓代为介绍，他都一一给他们写了介绍信，将大批有生力量迁往抗日后方。张伯苓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经常用亲身经历的“国帜三易”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1935年11月张伯苓赴四川考察教育后，基于对抗日战争时局的清醒认识，于1936年8月建成南渝中学（1938年12月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平津沦陷，当时许多学校都因仓促迁川多有不便，惟独南开中学从容应变，弦诵未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进行了疯狂的轰炸。当南开校园的硝烟还未散尽的时候，张伯苓大义凛然地宣告：“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张伯苓的四子张锡祜投笔从戎，以身殉国，张伯苓闻讯说：“我本人出身水师，今老矣，每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1949年4月，蒋介石两次到张伯苓住所，要求先生离开重庆。去台湾或去美国，可任其选择。张伯苓始终不应。蒋氏又派蒋经国和张群先后三次劝行。张伯苓以“不愿离开南开学校，更不想离开祖国”为词，拒绝了蒋氏最后的邀请。

    1951年2月23日，为南开教育辛劳毕生的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逝世的第二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吊唁，他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伯苓师千古！学生周恩来敬挽”。他说：“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摘编自《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侠者黄大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黄大年，就是这样一位侠者。

（一）

    一般侠者，顶多“江湖”上流传着他的传说，而“黄大侠”却在太平洋上威名远扬。

    话说2009年，恰逢某国航母舰队耀武扬威正在太平洋演习。听说黄大年回到中国，这个舰队自动后退100海里。此事，外媒有报，新华社有转，惊动中外。航母舰队何以后退？盖因黄大年身怀绝技使然。

    他是国际知名地球物理学家、战略科学家，擅长“给地球做CT”。他回国前研发的高科技整装技术装备，能在快速移动条件下探测地下和水下隐伏目标，广泛应用于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尤其潜艇攻防和穿透侦查等军民两用技术领域。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的航空重力梯度仪系统，能精确探测位于国界和交战区地下隧道以及隐藏在民用建筑物地下的军事设施。他曾在某国军队的“潜艇”和“飞机”上做过试验，搞过技术攻关。

这样的高手，自然让人联想到“一个人顶几个师”的钱学森。而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那一代“前辈高手”，恰是黄大年自小的偶像，他曾在自己的朋友圈用邓稼先的例子发出过“黄大年之问”——“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二）

    1982年，黄大年从长春地质学院大学毕业，题赠友人以照片，上书9字：“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感叹号落笔之际，侠气跃然纸上。

    1993年初冬，他奔赴英伦深造，启程前回望同学，大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

2009年，他51岁，正是科学家的黄金年龄，绝学练成，声播宇内，却选择归来，成为东北地区引进的第一位“千人计划”专家。

    一边是洋房名望，英伦风景，剑桥流水；一边是祖国召唤，从头开始，道远任重。

    选择面前，黄大年义无反顾。他最短时间辞职、售卖别墅、办回国手续。

    “他肯定会回来。”熟悉他的亲友，无不如是说。

    “多数人选择落叶归根，但是高端科技人才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能发挥价值。”他说，“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批人应该带着经验、技术、想法和追求回来。”

（三）

    黄大年是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

    作为侠者，与高手过招，他从未败过。他在英国剑桥ARKeX地球物理公司任研发部主任时，手下管着300号“高配”人马，包括他国院士。大家服他。在英国，他带领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回国不久，他出任“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项目第九分项的首席专家，这是国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深探项目。

    作为侠者，他志存高远，不愿做花匠。英国的生活很好。但在他看来，“在这里，我就是个花匠，过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国家在召唤，我应该回去！”“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外的事业再成功，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强大。只有在祖国把同样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满足。”他回国后，国家“巡天探地潜海”得以填补多项空白。因为他，中国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作为侠者，他拼命“疯魔”，将生死看淡。他说，“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他身体不好，常年大把吞速效救心丸，却说“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去年底，他晕倒在万米高空，被送医院，人未醒，双手却紧抱电脑，掰不开。醒后第一句话是：“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

    作为侠者，他不图名利，却名动朝野。有一项地球勘探项目缺领军人物，但这个上亿元项目却一分钱也分不到他头上，他二话不说，披挂上阵。学校屡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说，“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

    “大年是我见过的最纯粹、最赤胆忠心的科学家！”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说。

“千人计划”联谊会，大家公选黄大年任副会长。

    高风懿行，自成楷式。

（节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0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