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王大珩

    我的小名叫膺东，生于1915年。那年的大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二十一条”。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25日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当时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把5月7日称为“国耻纪念日”。父亲因此给我起了“膺东”这个小名，寓意是满腔义愤打击东洋——日本帝国主义。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在上世纪初曾留学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气象学家。母亲极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欠发工资，家里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父亲看我有点灵气，从小就引导我学科学，激发我爱科学的兴趣。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看到筷子半截斜插入水杯中，出现挠折现象时，父亲就指出，这叫折光现象；在小学时，父亲就带我去看他亲自做地磁观测；在初中时，带我进行气象观测实习。在父亲的教育辅导下，我超前学完了中学数学和微积分。

    1932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在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名师的教育熏陶下，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长辈们的道德为人、爱国思想、对事业严肃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进取精神。

    在留学英国期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几乎是工人和被雇佣者的生活，有机会洞察资本主义世界的形形色色。交往过德高望重的学者教授，也见到过市侩气十足的学术人物。同时还体会到一些处世之道，即只有通过自己的钻研实践，才能成为知识里手；只有做出贡献，并争取出人头地，才能被同行看得起，才能交上朋友，并在学问知识上得到互益。同时也理解到，在解决问题时，如何分清主次，洞察现象，发现分析问题而不受陈规约束，这也是科学发展和前进所必行的。这些思想上的认识和收获，对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从事的各项工作，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1948年，我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正值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的时候，经济上通货膨胀到天文数字。当时，英国的公司曾打电报来，欢迎我再回公司任职。与此同时，吴有训老师通过地下党组织，引导我到解放区去创办大连大学。在这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我选择了到解放区的道路，我的路子走对了。

    在党的培养下，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更加理解了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相适应的道理；人民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人，要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世界；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并深感由于专业决定，个人的知识能力是有限的，事业要靠群策群力来完成，一切要服从祖国的需要。

    这些思想引导我努力做到先公后私，不计个人名利，爱惜人才，培养后进，团结协作，以及顺应实际情况，因势利导等，同时也要敢于向错误做斗争。在多年的实践中，我认为一个人的机遇，是靠主观和客观多方面条件促成的，除了上述因素外，说到底，还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因素。1994年，我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成就首届大奖，在颁奖大会上致辞中曾谈到，我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同志们集体智慧的体现，同时还因为我的夫人在生活上和健康上对我的精心照顾，以及在教育、培养子女方面承担了主要家庭责任，使我得以全心致力工作。

    现在我已年逾八旬，身体还算健康，愿以喜看祖国日益昌盛，迎接21世纪的欣喜心情继续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

（选自《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有删改）

丁忧与守制

    古代作品中，时有关于某官丁忧、某官守制的记述，如《儒林外史》第四回：“先母见背，遵制丁忧”，《寓圃杂记》：“成化初，（陈）缉熙守制于家”，等等。

    什么是“丁忧”呢？《尔雅•释诂》：“丁，当也。”《日知录•期功丧去官》注：“古人凡丧皆谓之忧。”可知丁忧是值丧、居丧的意思。丁忧一词源于《书经•说命》：“王宅忧”。王宅忧就是商王居父丧，宅忧就是丁忧。古时候，不管是兄弟丧、姊妹丧，还是从父母丧、从兄弟丧，都可以称之为“忧”。只是到了后来，丁忧才特指遭父母丧或承重祖父母丧（所谓承重，是指长房长孙）。

    《日知录•奔丧守制》上说：“《记》曰：奔丧者自齐衰（丧服）以下。以是古人于期功之丧无有不奔者。”“期”，指一年的丧服，可见古人遇有祖父母丧、伯叔父母丧、兄弟姊妹都要奔丧。陶渊明《归去来辞》自序“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职”即是一例。后来又将奔丧限制在期服（即一年的丧服）的范围之内。至明朝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废除了期年奔丧的制度，认为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均为一年的丧服，如果都让奔丧守制，有的一个人连遭数丧，或者道路数千里，那就会导致居官日少，更易频繁，旷官废事，于是决定“今后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服不许奔丧。”自此以后，相沿成习，奔丧丁忧仅限于父母丧或陌生祖父母丧。

    那什么是守制呢？所谓守制乃是指遵守居丧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

    一，一般人要谢绝应酬事务，做官的则要解除职务，在家守孝二十七个月（不计算闰月）。官员隐匿亲丧，被认为是“大不孝”，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孟升因隐匿母丧被大理寺断为流刑，而明宗则认为“将复投荒，无如去世”，于是赐其自尽。

    二，禁止婚娶。丧中婚娶被认为是违背礼制的。《春秋》文公二年（前625年）冬记载：“公子遂入齐纳币。”纳币之事照例是不必记载的，史官为什么要大书特书呢？原来这年冬天，文公的父亲僖公死了才不足二十五个月，而文公在居丧期间，竞张罗着送彩礼，所以史官乘笔直书而加以讽刺。

    三，禁止饮宴。儒家认为，“夫君子之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所以饮宴也是在禁止之列的。在居丧期间因宴饮而被责罚的事例也不少。如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四月癸未，陆赓故世，其子慎余、其兄博文在居丧期间着华丽的衣裳穿街过市，并饮酒食肉，结果都被打了板子，慎余流放至循州，博文被递解原籍。

    四，禁止赴考。起初限制极严，即使是缌丧（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仅三个月的丧服）也不准赴考。宋天禧年间，举人郭稹冒缌丧赴考，被同辈告发，被交付御史台劾问（见《日知录•缌丧不处赴举》）。到了明朝限制放宽，除了服三年之丧的不得赴考外，余者皆不限。

    对于守制在家的官员，皇帝一般都要派遣官员慰问，并赐给钱米等物。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员丁忧，已在职五年，廉勤无赃私过犯者，照名秩给半禄终制；在职三年者，给三月全禄。”（《日知录•奔丧守制》）清初，只有满族大臣居丧，皇帝才派官赐给茶酒。至康熙年间，汉大臣陈廷敬有母丧，康熙皇帝便命令阁员查阅《明实录》中有关慰问的条例，并派遣内阁学士屯泰、翰林掌院事学士喇沙前往赐给茶酒。从此以后，慰问之典便成为定例。

    丁忧和守制，从字面上是有区别的：丁忧是就居丧而言，守制则是就遵守居丧的制度而言。但在具体使用时二者的意思并无严格的区别，既可以说某官丁忧，也可以说某官守制。

冯其庸的“大国学”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常说，自己是“稻香世家”。后来，他家的客厅里高挂着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匾额——瓜饭楼，那是冯先生的书斋名，为的是不忘早年“以瓜当饭”的艰难岁月。

    因为家贫，加上时局动荡，读书变得艰难，也变得奢侈。1937年，日寇占领无锡，学校关闭，冯其庸失学了。后来他又曾几度失学。就是上学期间，也是半农半读，无法专力读书。兵荒马乱中，最初唯一可读的书是一部因学校关闭没来得及还的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后来，他千方百计地借书看，书给冯其庸打开了另外一扇门，让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读《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三藏法师传》《古文观止》《聊斋志异》等，都是在小学之后、初中之前。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冯其庸经济上虽然贫困，但在无锡这个小小的角落里，得益于地方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他的国学基础逐渐牢固。

    1946年初，冯其庸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始接受系统、专业的国学教育。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几乎是一枝独秀。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最强调经典教育，通识课与经典课并重。比如《国学概论》《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等都是通识课，而《论语》《孟子》《史记》《楚辞》等都是选修课，此外还有各类专题学术讲座。

    在无锡国专，冯其庸亲承朱东润、龙榆生、钱仲联等名师的教诲，领略了大师们学术的深厚与精良，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无穷乐趣。后来，冯其庸在总结无锡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时，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1954年，冯其庸从无锡女中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所有成绩，都从这里起步；所有的磨难，都在这里发生。在历次运动冲击过后，冯其庸留下了累累硕果。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红学、西域学、书画、戏曲等领域，用任何现代学科来概括这些都很困难，或许，只有用“国学”这个词语来概括最为合适。

    2005年，冯其庸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他一生的国学积累，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作为首任院长，冯其庸为人大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一是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二是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三是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冯先生当初倡导的三个规范，至今都在人大国学院施行，对于国学的未来，冯其庸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学术成绩永远是有限的，教育的希望才是无限的。他认为，后生才是国学的希望，中国文化的希望。这是学者的情怀，也是教育家特有的情怀。

（摘编自孟宪实《冯其庸的“大国学”》、叶君远《冯其庸传》等）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②有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乾嘉以来的经学学派等等才是国学；但是我觉得，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问。凡是我们民族的、自己的学问，都成该算国学。今天的国学要更新，更新不是排除里头什么东西，而是要吸纳更多的兄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到我们的国学的范畴罩来，使我们研究国学的人能够视野宽阔，不是仅仅拘泥于传统的乾嘉以来的经史子集。（《风雨平生  冯其庸口述自传》）

去做人生的学徒

铁凝

    三十年前，听朋友讲起他的农民老父亲。这位老父亲一生赶牛车、赶马车，没有坐过汽车、火车。后来，在城市读完大学又找到工作的儿子决意请父亲坐一次火车，并告诉父亲要坐快车。父亲这才知道，原来火车还分快慢，就问儿子快车票便宜还是慢车票便宜。儿子答，当然是慢车票便宜。父亲惊奇地说，坐慢车的时间长，怎么反倒便宜？那时我们一边听朋友讲，一边笑，笑那老父亲的天真。

    三年前在新加坡，读到一则关于跑步的故事。一个青年和一个老人清晨在公园跑步。青年矫健活泼，老人瘦弱迟缓。本来跑在老人后面的青年，很快就冲到了老人的前边。他优越感十足地回头叹道：“咳，你们这些老人啊，到底是跑不快了啊。”老人并不生气，边跑边对超过他的青年说：“年轻人，你的前边是什么呀？”青年说：“是路啊。”老人又问：“路的前边呢？”青年说：“还有一座桥。”老人说：“桥的前边呢？”青年说：“是一片树林。”老人问：“树林的前边呢？”青年说：“也许是山吧。”老人问：“山的前边呢？”青年说：“我看不见，恐怕就是生命的尽头了吧？”老人说：“那你跑那么快做什么呢？”我心里一惊，感受到一种苍凉的智慧。

    三个多月前我走进江南山中的一片竹海，请山民教我认新竹老竹。要知道，世间植物唯有竹子长得最快。据说，一个小学生放学回家，将书包挂在一棵竹子上，坐在竹林里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够不着书包了。真是俏皮！我仿佛看见一棵挎着书包的新竹正蹿入云霄去天堂上学。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世故的快时代。我忽然想起朋友的农民老父亲。当年轻的我们笑他天真时，怎知他早就洞悉了慢的昂贵，就像公园里那位慢跑的老人。但当我想到那个跑步的故事，却也不打算责怪那位心怀优越感的青年。如果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他的确拥有快跑的资本。

    连快跑都不敢的青年，岂不是枉费了青春？于是我的眼前不断闪现出那棵挎着书包的翠绿新竹。它的速度令我恐惧，可它挎着书包的样子又让我开怀大笑：挎着书包的竹子毕竟不那么老谋深算，它是去上学吧，是去做人生的学徒吧。

    去做人生的学徒，这又让我想起很早以前看过的卓别林主演的一部电影——《舞台生涯》，卓别林扮演一位名叫卡维罗的喜剧演员。我记住了这部电影里的一句话：当卡维罗历尽艰辛终于以他精湛的技艺博得观众狂热地喝彩时，女友激动地对他说，他的表演使同台的那些演员都成了票友。对此，卡维罗严肃地答道：“不，也许我们都还是票友，要在艺术上真正有点造诣，人生是太短暂了。”

    卡维罗的谦逊和“上学”的竹子让我感到艺术的艰辛和生命的局促。我写作，与其说是为了要告诉读者什么，不如说是在向文学讨生命。艺术和写作恰可以盈满我们的精神，放慢我们生命的脚步。在浩瀚的宇宙之中，假如人生似一棵绿竹，以我这并不年轻的生命，仍愿做背着书包的那一棵，急切努力，去做人生的学徒。

（选自《意林》2019年4月）

戎装在身

孙晓青

    北京正是盛夏，我却想到一个冰雪世界的故事，但愿能给酷暑中的人们带来一丝清凉。

    2001年冬天，解放军某部机炮一连奉命开进帕米尔高原，在海拔四千三百多米的红其拉甫边防一线扎营。山沟里流淌下来的水冰冷刺骨，战士们每天早晨起床洗漱，头发沾水结冰，没几天手便皴裂了。可军装却不能不洗，巡逻执勤，摸爬滚打，作训服容易脏，洗起来手生疼。

    连里有个新兵小吴，来自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个侗族之家，个子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小号军装穿在身上还显大。看到战友们为洗军装打怵，小吴不禁想到家乡人劳作时常戴的一种胶皮手套。十八岁生日那天，他给家里打电话，父母不在，电话是小姨接的。

    “老二，今天是你的生日，想吃点什么好的，姨给你寄。”小吴在家排行老二，家人之间不称姓名，都这么“老二，老二”地叫他。

    “小姨，部队伙食不错，别寄吃的，能不能给我寄点手套？”

    小姨很敏感：“是不是很冷？”

    小吴把情况简单说了说，但是没提零下30摄氏度的事。他觉得，提也没用，家乡人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滋味。

    小姨说：“没问题，我马上给你买副皮手套寄去。”

    “那倒不用，部队发了皮手套。”小吴说：“我想要可以罩住半截胳膊的胶皮手套，就是你们干活儿时戴的那种防水的。”

    小姨感到好奇：“你们当兵的戴这种手套干什么？”

    小吴解释说，山上很冷，洗衣服时先戴上线手套，再套上这种胶皮手套，手就不会皴了。小姨笑着答应了，但马上又被一个数字吓着了：“九十双？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如果太少，这个用那个用，很快就会坏掉，我想送给全连每人一双。”小吴的父母外出在广东打工，家里并不富裕。

    小姨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老二，你长大了。”

    十多天后，九十双胶皮手套加急寄到红其拉甫。

    在连队，小吴最佩服黄排长。他有颈椎病，家里寄来的偏方草药，都是排长帮他敷；他的字写得不好，也是排长给他布置作业，让他每天端端正正写五百个字；排长不仅自学英语，还经常推荐好书，在排里发起“写日记、看好书”活动，要求大家利用训练执勤的间隙，学一点有用的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排长的影响下，小吴有了学习的紧迫感，自费订了四种杂志，打算退伍后继续上学，多学知识。

    父亲得知他的这个想法后很高兴，来电话说：“老二，你想念书我支持，我再去广东打工，给你挣出学费来。”小吴回答：“爸，从当兵那天起，我就决定将来自己挣钱，自己攒学费。”父亲一愣，继而也像小姨那样，在电话上说了一句“老二，你长大了。”

    当时，小吴的哥哥在湖南省怀化市上农校。为减轻家中负担，小吴当兵后，经常往哥哥的银行卡里打钱，哥哥很感激，不止一次地表示：将来我成功了，一定加倍补偿。小吴说：“哥，偿什么，我没有失去什么呀！”他把这事讲给黄排长听，排长同样表扬他说：“小吴，你真的长大了。”

    小姨、父亲、排长都这么说，这让陶醉于自己“长大了”的小吴很自豪。当兵以来，他的身高从一米六三长到一米六六，可军装还是显得有点大，而且那张圆圆的娃娃脸，笑起来还是一副孩子样。我端详着这张纯真可爱又黑里透红的士兵面孔，仿佛读出了一名士兵成长的印记。

    像小吴这样的年轻士兵，我在南疆边防见过许多。高原艰苦，斗争复杂，无论翻山越岭巡逻，还是爬冰卧雪潜伏，对他们来说几乎就是家常便饭；有时参加国防施工，一些三四十岁的精壮民工都不愿干的重活，却被这些看起来还是孩子的士兵扛在肩上。这不能不让我思索：他们的信念、意志、力量、勇气究竟从何而来？这些士兵，入伍前大多是农家子弟、青年学子，祖祖辈辈生活在一个山村、一片平原或者一座小镇上，尽管他们也知道国家这个概念，但是未必清楚自己与国家的关联。然而一旦穿上军装，来到边防，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懂事了，成为和平生活的守望者，国家安全的保卫者。他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变：从农民的儿子、工人的儿子、教师的儿子、干部的儿子、商人的儿子，成长为国家的儿子。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吴，但我始终记得这个喜欢说自己“长大了”的可爱的小兵，记得他穿着那套有点大的军装努力做出成熟的样子。

一块红布

游睿

    起风了。

    小伙抬头望了一眼天空，一团乌云正缓缓靠近，天色阴沉下来。小伙加快了步伐，沿途的柳树、房屋，纷纷被小伙抛在了身后，穿过青石板的小巷，在大杨树下，一边努力掩盖自己的喘息声，一边喊道：红儿，红儿。

    小伙的嗓音穿过杨树的树梢，飞向树下那三间瓦屋。一条小花狗翻滚着扑倒到小伙脚下，一边欢快地摇着尾巴一边用嘴撕扯小伙的裤腿。小伙摸了摸小狗的头，继续喊着，红儿，红儿。

    风掠过树梢，小伙看见，杨树的枝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布，绿的、黄的、红的，整块整块的布，像飞天仙子身上的彩缎。

    小伙笑了笑说，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手机没话费了，这不一放假，我就赶过来了。

    又一阵风吹了过来。小伙狡黠地笑了一下大声喊道，起大风了，你就不怕风把布刮跑了么?

    这时门咯吱一声，一辆轮椅出现在门口。轮椅上的姑娘黑发如瀑布，她低着头，双手缓缓转动着轮椅。

    小伙赶紧上前，推着轮椅后面的扶手。姑娘转过身，眨了眨葡萄一样的眼睛，然后用力地将小伙的手从扶手上甩开。

    这是怎么了?小伙赶紧绕到姑娘身前，半蹲下身子，望着姑娘略显苍白的脸。

    姑娘别过脸，不看他。

    小伙慌忙取下背包，迅速取出一块巧克力说，专门给你买的，算我赔个不是。

    姑娘却把脸别得更远了，轮椅也跟着转动起来。小伙起身去看姑娘的脸，他顿时愣住了。

    哭了?怎么了红儿?谁欺负你了?小伙手足无措。

    姑娘啜泣着，轻声说，你走吧，不要来了。

    为什么啊?小伙抓了抓自己的头发说，都怪我的破手机，我真不是故意不联系你的。

    姑娘抬起手拭了一下眼睛说，不是这样，是我们真的不合适。

    小伙重新蹲下身子说，又来了，又听谁说了什么不是?小伙说，这样的话，你早点给我起来，轮椅让给我。

    胡说什么啊?姑娘连忙打断小伙的话。

    哎哟!小伙又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睛，佯装痛苦地蹲下身子。

    姑娘迅速用双手撑起身子，差点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怎么了?

    小伙指了指心口说，这里，这里让人给弄疼了。

    姑娘破涕为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一边抡起手频繁地捶打着小伙，一边说，你真逗。

    小伙捉住姑娘的手说，又帮你妈妈染布了吧，你看指甲上还有染料。

    姑娘抬手指了指杨树上的布匹说，那些，都是我染的。我希望这些布将来能做一些花花绿绿的裙子，穿在一些漂亮的女孩身上。

    小伙也顺着姑娘的手看去，又一阵风正吹过来。杨树上的那些布变成了钟摆，来回舞动。

    快下雨了，得把这些布收下来。小伙说着，转身向杨树跑去，准备爬上树。

    姑娘咯咯地笑着说，不用爬树，树旁边有根竹竿，挑下来就是了。

    小伙甩了个响指，很快找到那根竹竿。小伙仰着头，那根竹竿就绑着姑娘的目光在树枝上轻轻挑动。不一会儿，姑娘的腿上就叠了厚厚的一叠布。

    最后，树枝上只留下一块红布。小伙抖动着竹竿说，太高了，不好挑。

    姑娘仰望着，用一只手把轮椅往前滑了一段说，要不，你站到轮椅上?

    那可不行，我怕伤着你，我自有办法。说着小伙轻轻一跳，那块红布总算被挑动了。忽然，小伙手中的竹竿微微抖动了一下，红布在空中悄然滑落。那块布不偏不倚，正好向姑娘头上落去。

    姑娘的眼前立刻就红艳艳的一片了。

    姑娘静静地坐着，她挺直了身子，明显感觉到小伙就站在自己的跟前，她听得见小伙的呼吸声，听得见他砰砰的心跳声，若不是有风，甚至都怀疑世界静止了。姑娘就闭上了双眼，静静地等候着。

    此刻小伙也静若雕塑，他静静地看着红布里的姑娘，同样纹丝不动。

    又一阵风吹来，姑娘睁开了眼，发现红布依旧罩在自己头上。

    为什么不把我头上的红布拿开?姑娘小声地问。

    我舍不得，小伙说，现在你多像……

    那，就不要拿开。姑娘哽咽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