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梦不醒，红楼解味人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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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

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李安：有梦想的人才能举起奥斯卡

    ①1978年，当我准备报考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戏剧电影系时，父亲十分反感，他给我举了一个数据：在美国百老汇，每年只有200个角色，但却有50000人要一起争夺这少得可怜的角色。当时我一意孤行，决意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父亲和我之间的关系从此恶化，近二十年间和我说的话不超过100句！

    ②但是，等我几年后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在美国电影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要想混出名堂来，谈何容易!从1983年起，我经过了六年多的漫长而无望的等待，大多数时候都是帮助剧组看看器材、做点剪辑助理、剧务之类的杂事。最痛苦的经历是，曾经拿着一个剧本，两个星期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一次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

    ③这样的奔波毕竟还有希望，最怕的是拿着一个剧本，别人说可以，然后这里改、那里改，改完了等投资人的意见，意见出来了再改，再等待，可最终还是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④那时候，我已经将近30岁了。古人说：三十而立。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法自立，怎么办？继续等待，还是就此放弃心中的电影梦？幸好，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及时的鼓励。

    ⑤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但她是学生物学的，毕业后她就在当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员，薪水少得可怜。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李涵，为了缓解内心的愧疚，我每天除了在家里读书、看电影、写剧本外，还包揽了所有家务，负责买菜做饭带孩子，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还记得那时候，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我就和儿子倚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他听，一边等待“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生活费）回家”。

    ⑥这样的生活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伤自尊心的。有段时间，岳父母让妻子给我一笔钱，让我拿去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钱还给了老人家。我知道了这件事后，辗转反侧想了好几个晚上，终于下定了决心：也许这辈子电影梦都离我太远了，还是面对现实吧！

    ⑦后来，我去了社区大学，看了半天，最后心酸地报了一门电脑课。在那个生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似乎只有电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我有一技之长了。那几天我一直萎靡不振，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细心的她发现了我包里的课程表。那晚，她一宿没和我说话。

    ⑧第二天，去上班之前，她快上车了，突然，她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告诉我：“安，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 那一刻，我心里像突然起了一阵风，那些快要湮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像那个早上的阳光，一直直射进心底。妻子上车走了，我拿出包里的课程表，慢慢地撕成碎片，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

    ⑨后来，我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我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这个时候，妻子重提旧事，她才告诉我：“我一直就相信，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足够了，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学电脑的人那么多，又不差你李安一个！你要想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就一定要保证心里有梦想。”

    ⑩不管这个曾经的梦有多遥远，如今它毕竟部分地实现了。1991年4月，我的第一部正式电影《推手》由电影公司投资，在纽约库德玛西恩公司制片开拍时，有人拿了一个木盒子给我，说：“导演，你坐这儿。”没有人注意到，当时我快飘起来了，第一次有人正式称我为“导演”。我觉得自己的忍耐、妻子的付出有了回报，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一定要在电影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因为，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关于电影的梦。

站在时代琴弦上的歌放者

    “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关冷月，这是一个战士的风花雪月。唱红岩，唱蓝天，你一生都在唱，你的心一直和人民相连。是一滴水，你要把自己溶入大海；是一树梅，你要让自己开在悬崖。一个兵，一条路，一颗心，一面旗。”他，就是被评为2015年度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著名文学家、词作家、剧作家阎肃。

    1930年5月，阎肃生于河北保定。从艺65年，他创作了1000多件作品，而且每个时代都有经典问世，是我国文艺界的一棵常青树。从一部荡气回肠的《江姐》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地创作《红灯照》《忆娘》等一部又一部的红色剧作；从一首传唱至今的《我爱祖国的蓝天》，到《军营男子汉》《长城长》《敢问路在何方》《雾里看花》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都成为留驻几代人心底的集体记忆。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常反思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走在时代前面，是不是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他65年艺术生涯的真诚告白。“要让好歌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铁肩担道义，传播正能量，他扛起了一个艺术家的使命和责任。

    1962年，国家刚刚经历3年困难时期，许多人困惑：新中国该往哪里去？共产党、社会主义好不好？阎肃受小说《红岩》启发，决定创作《江姐》，为我们的党提一提气，为人民鼓一鼓劲。它歌颂的“雪压不弯、风吹不倒，信念不变、矢志不移”的“红梅精神”，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感觉军装掉价了、军人贬值了，他用《军营男子汉》的响亮歌声告诉人们，天下最棒的男人是军人；长期和平环境下，人们的国防意识渐渐淡化，他创作的一首《长城长》，唤醒了多少赤子情怀；面对海峡两岸的融冰之旅，他用《故乡是北京》《前门情思大碗茶》等京腔京韵的歌曲，呼唤着多少海外游子思念祖国母亲的心。

    从革命年代走来，编过样板戏的阁肃对流行文化却毫不排斥，还可以说是个“时尚老头”。很多跟阎老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爱听周杰伦的《菊花台》《青花瓷》《千里之外》，他还喜欢李宇春并自称“老玉米”，他创作的《雾里看花》《北京的桥》也充满了时尚元素。阎老对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不仅跟随潮流，还去探究背后流行的原因。空政文工团创作室的舒楠介绍，2008年，自己创作电视剧《十万人家》的主题曲时遇到瓶颈，阎肃建议他将歌写成“周杰伦式说唱音乐”，结果效果非常神奇，“阎老太超前了”。

    “阁老是最能把握时代脉搏的一个作家。回顾他的作品，不论是立意，还是创作手法，都是紧跟着时代又具有引领效果的。”著名作曲家温中甲如此评价。

    不仅如此，阎肃还始终以培育新人为己任，关怀爱护、积极推介年轻人，并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和教育青年演职人员。

    “当我看到好的作品，就会有一种冲动，想把它推出去，让人们都知道它，都欣赏它。《常回家看看》就是这样被我推上春晚舞台的。”阎肃说，“那年，歌手陈红拿着这首歌找到我，当时我一看就觉得是首好歌，就推荐给总导演陈雨露。歌曲一经推出，反响强烈，感动了很多人。这样的事，几乎在我策划的每届春晚都会发生。”

    “阎老常对我们年轻人说‘不要看你演了多少，而要看你留下了多少；不要看你留下了多少，而要看别人记住了多少。’”空政文工团演员、第五代江姐扮演者的王莉说，“阎老对我们小辈的关心体现在点点滴滴，他抽烟，但是从来没有在我眼前抽过一根烟，这是对声乐演员的保护。”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阎肃平易近人，非常谦逊，从不要大牌，也不摆老艺术家架子。担任众多比赛和评奖活动的评委时，他是出了名的“只认作品不认人”，并且还告诫其他评委不要搞小圈子。耄耋之年，担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的首席策划和首席顾问时，每次开策划会他都是第一个来，每次排练节目他总是最后一个走，13次节目审查他次次都是提前到场。

相关链接：①除了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外，阎肃在幕后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他参与策划了《祖国颂》《回归颂》《长征颂》《复兴之路》等100多场影响深远的重大文艺活动，还先后为20多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青歌赛出谋划策，被公认为“智多星”、“点子王”。②阎宇说，父亲没教过什么大道理，但一直在示范着一件事，那就是与人为善，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出门不管遇到什么人，阎肃总是主动先向对方微笑上身大声打招呼。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也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  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致敬，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绍德：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而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当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当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的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着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着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

报业奇女子，建海外第一座抗战纪念馆

张忆耕

    2015年8月15日，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在旧金山唐人街落成。这个坐落在中心地段的二层白色小楼，看似寻常，却注定承载着不寻常的历史记忆。

    这里曾是《美洲国民日报》的所在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中国土地被战火硝烟所笼罩时，1万公里外，这家报馆大声疾呼，积极宣传抗战，号召海外华人解囊捐助，共赴国难。斗转星移，70多年后的今天，它成为海外首座抗日战争纪念馆，带领世人回望那段屈辱与抗争并存的历史。

    纪念馆落成当天，80岁的方李邦琴特意穿上藏青色花纹旗袍，盘起发髻，神情庄重肃穆。多年前，美国媒体曾送给她一个称号——“钢铁花木兰”，当年她靠200美元起家，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英文主流媒体的华人。今天，站在这座华人华侨捐资300万美元建起的纪念馆前，性格坚毅的她难掩激动之情，几度哽咽。

    纪念馆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分为战争综述厅、华侨助战厅、中美友谊厅以及飞虎队等展厅，借助实物展品、文字展板以及电子、影视手段，呈现中国抗战全貌以及美国华人助战和中国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浴血的历史。展品除了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以及飞虎队后人捐赠的在美国本土收集的抗战文物，还有湖北武汉市捐赠的在“武汉会战”中被日军炸沉的“中山舰”的模型，以及建川博物馆提供的127件珍贵文物。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将设立一个口述历史保存室。

    方李邦琴说，纪念不是为了诉苦，而是要告诉世界，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如何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纪念馆的筹建远没有想象中简单。筹款网站曾遭“黑客”入侵，留下“支那猪”的字样；改建施工期间，纪念馆窗户玻璃遭人砸碎；一位日裔人士发起网络“请愿”，要求封杀纪念馆……

    对方李邦琴来讲，那场战争是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痛楚。“我亲历了抗日战争，还记得它有多么残酷。”1940年，方李邦琴的哥哥们响应“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中断学业参军。至今她还记得，当时母亲拉着哥哥苦苦哀求“不要去、不要去”的情景。后来，大哥牺牲，二哥加入空军，并获得飞虎队奖章。

    方李邦琴决意筹建抗战纪念馆，还因受到另外一件事情的触动：“二战期间，600多万犹太人被屠杀，今天全球29个国家共设有167个犹太人纪念馆或纪念碑，而日本军国主义屠杀了3500万中国人，在海外竟一个中国抗日纪念馆都没有，我感到心痛。”

    普通人都会有退缩的时候，但在方李邦琴身上，几乎从来都看不到软弱和妥协。她的坚毅，是从儿时就培养出来的。在旧式家庭长大的母亲喜欢儿子，为了讨母亲欢心，方李邦琴从小就表现得像男孩一样。上学时，她曾是学生自治会主席；跳舞时常常女扮男装……

    1960年，方李邦琴跟随丈夫方大川来到旧金山，用仅有的200美元在唐人街开了一家小印刷厂。丈夫方大川是学新闻出身，一直梦想在美国拥有自己的报纸王国。1979年，夫妻俩把握时机发行了《亚洲人周刊》。后来，他们又收购了《独立报》等。如今，她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掌英文主流媒体的华人。

    2000年，针对美国主流英文报《旧金山观察家报》，方李邦琴与其原来的拥有者赫斯特家族展开了一场收购大战。方李邦琴作为亚裔，受到了质疑，但她毫不退缩。赫斯特家族在鼎盛时期曾拥有95份报纸、110家公司。它的创始人老赫斯特一向排斥亚裔，这位报业大王不会想到，自己的家族有一天会被一名中国女人击败。

    收购成功这天，方李邦琴特意佩戴了一条鹰形项链，鹰是赫斯特的标志，而它如今却戴在一个中国女人胸前。她说：“成功就是看你的肩膀能够担多少，我不觉得有太大压力。我从小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从来没有。”

    在旧金山的大宅子的客厅里有两个造型奇特的工艺品：一只孔雀和抱着三只小鸡的老母鸡的标本。她说，这是她人生的写照：年轻时像一只骄傲的孔雀；到美国后，面对生活的重负，她变成了一只忘我的老母鸡。如今，更多的人将她称为“一只精明、勇敢的鹰”。

（选自《环球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方李邦琴，美籍华人，社会活动家。1935年出生于北京，11岁时随家人前往台湾，20世纪60年代定居美国旧金山。（《报业奇女子，建海外第一座抗战纪念馆》）②参加国际和平文化节的美国侨领、八十岁高龄的方李邦琴女士透露，自己计划2015年10月份搭乘一架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飞虎队的援华运输机，重飞“驼峰航线”。（《美侨领方李邦琴计划乘飞虎队战机重飞“驼峰航线”》）

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陈吉龙

    六岁，他就开始读经书、学八股；八岁起开始接触史学，启蒙者是他的母亲。后来在父亲指导下，他从头至尾点读完了《纲鉴易知录》，后来又花了半年时间，点读了编年体通史《通鉴辑览》，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概略的了解。与此同时，他还跟母亲学习了《说文解字》。

    他就是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先生。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生十一岁，已开始读报，关心时事。1898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心目中的楷模。他读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文章、著作，思想上受了很大影响。

    他十五岁开始阅读正史，或抄录或点读，极其认真，且阅读速度惊人，能日读十四卷，每读书必从头至尾看完。十六七岁间，其父按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教子弟读书的常用方法，要他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读一遍，以便在做学问之初，可知整个学问的概况及分类，知道天下学问有哪几种，每种源流派别如何，对学术史作一鸟瞰。他读得很认真，花了两年多时间，将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只是集部读了一半。

    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又阅读了《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及写作札记的方法。后来在经学名家丁桂征先生的指引下，他又花了三四年功夫，将有关小学的书及《十三经注疏》精读一遍，使经学、文字学成为治史的得力工具。1904年，他在邑人创设的“读书阅报社”听了元史专家屠寄先生的一次讲座，深受影响，开始研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的研究。那年他二十三岁，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

    先生每读书必用朱笔圈识，或眉批，或将材料抄录，加题识或按语，分类保存，在此基础上写成读书笔记。待有心得，意见成熟，即写成札记、论文或专著。如此五十年如一日，形成了先生扎实的治学功力及精切严谨的学风和文风。

    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上海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致哀，以示对帝国主义的抗议。美籍校长卜芳济竟蛮横地将当时的国旗拉下，踩在地上。

    于是全校师生愤而离校，并谋创光华大学。张寿镛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执教光华。当时已应沪江大学之聘的先生，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赴光华任教，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

    他进光华后，每周上课十多节，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课极富魅力，很多受业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以刚劲挺拔的书法板书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虽自称是个专门读书的人，但他历来反对死读书。他认为读书不能脱离实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说：“我已年过半百，决不向日本人低头！”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那时候常州，城门口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

    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他特地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乡。

（摘编自陈吉龙《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传》）

相关链接：①吕思勉（1884-1957），与陈寅恪、陈垣、钱穆并称为近代史学四大家。他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极富获取新知的热情。治学领域广泛，在中国通史与多项专史的研究上都有建树，并撰写了大量教学用书和通俗读物，同时关注国事，心系民生。

——李波《吕思勉与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

②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前后凡30余年。

——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