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真的猛士

钱玄同，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如果钱玄同没有找周树人约稿，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许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

那是1917年，钱玄同时任《新青年》编辑，正在为杂志寻找合适的撰稿人。他常到    位于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劝说居于此处的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投稿。

此时，周树人因对现实失望，正用钞古碑的方式消磨时光。他婉拒钱的约稿：“这中国好比一间铁屋子，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里面的人们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临死的悲哀。而如果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反倒使他们感到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钱玄同立刻辩驳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这段对话，被周树人如实记录在他的小说集《呐喊》序言中。从这时起，周树人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礼教的《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并一发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钱玄同为人之刚猛，由此可见一斑。新文化运动中，他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慷慨激昂。由于年轻气盛，甚至鼓吹过“废除汉字”，但钱玄同绝非有勇无谋，他提出用“国语”作文，文章加西化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数目，采用公元纪年，书写方式改左行直下为右行横迤等，都是中国文化重大改革的首倡。

1918年，钱玄同曾与好友刘半农商议，上演了一出“双簧”。他化名为“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随后，刘半农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将其批驳得体无完肤。其时，这场论战引起各界强烈关注，也标志着改革派的“大胜战”。

有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评论道：“……在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也几乎要流血的旧中国，在跟肉体和精神均已硬化的顽固派作斗争的过程中，非有大力难开新地，非有猛士难摧敌垒。”

但这个猛士却又是一个病夫。如果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可以整理出一本厚厚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他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

然而他从不讳言“死”字。1927年，钱玄同年届40时，还打算在《语丝周刊》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语调幽默。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函悼唁。

钱玄同一生恃才傲物。在北大任教时，上课从不看一眼究竟有无学生缺席，便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全到。也从不考试，每学期末批定成绩时，便按点名册的先后，起评60分、61分……如若选课的学生共40人，最后一人就得100分；若是40人以上，便重新从60分开始。

随后，他在燕京大学任教，亦不改考卷，直接交与学校。学校退回，他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校方依照制度，称如不判卷，将扣发薪金，钱玄同回复，并附上钞票一包，“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能从命。”

这个“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了叫骂声”的浙江人，对人严苛，对己更甚。其文字学课讲义《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的最早一部教材，但钱对其极为不满，说它“百孔千疮”，“多一个人看见，就使我心中加一分难受”。在1921年重印时，钱在《再版序》中“自打耳光”，列出书中的六大不足。

钱玄同最大爱好，便是逛厂甸旧书肆，只要前往，必将所喜之书扫荡一空才罢休，被人戏称为“厂甸巡阅使”。而其一生最惧之物，竟是好友刘半农家养的一条黑狗，前去作客，定要躲在刘家孩子身后，等孩子把狗引走，才敢进门。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患脑溢血辞世。《文献》发表署名乐颜的《悼钱玄同先生》一文，为其盖棺定论称：“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之中，钱玄同的斗争精神，表现几在任何一位同时代的斗士之上……”

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女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出自《诗经》，其中的“苹”指的是蒿类植物。这就是科学家屠呦呦的名字的由来。或许是巧合，在《诗经》产生近三千年后，这位叫“呦呦”的女科学家和她的研究团队，从青蒿中发现了专门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这种药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作为一名生药学专业的学生，屠呦呦考入北大医学院时就和植物等天然药物的研发应用结下不解之缘，她1955年进入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时，正值中医研究院初创期，条件艰苦，设备奇缺，实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屠呦呦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一度患上中毒性肝炎。除了在实验室内“摇瓶子”外，她还常常“一头汗两腿泥”地去野外采集样本，先后解决了中药半边莲及银柴胡的品种混乱问题，为防治血吸虫病作出了贡献。

    1967年5月23日，我国紧急启动“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项目，代号为“523”．屠呦呦被任命为“523”项目中医研究院科研组长。项目背后是残酷的现实：由于恶性疟原虫对氯喹为代表的老一代抗疟药产生抗药性，如何发明新药成为世界性的棘手问题。要在设施简陋和信息渠道不畅通的条件下，短时间内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选，其难度无异于大海捞针。但这些看似难以逾越的阻碍反而激发了她的斗志，通过翻阅历代本草医籍，四处走访老中医，甚至连群众来信都不放过，屠呦呦终于在2 000多种中草药中整理出一张含有640多种草药、包括青蒿在内的《抗疟单验访集》。可在最初的动物实验中，青蒿的效果并不出彩，屠呦呦的寻找也一度陷入僵局。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屠呦呦在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发现了对青蒿治疗方法的描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何古人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呢?，屠呦呦意识到可能是煮沸和高温提取破坏了青蒿中的活性成分，于是她改变原来的提取方法。1971年，屠呦呦课题组终于在第19l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以低沸点溶剂乙醚来提取有效成分，明显提高了青蒿防治疟疾的效果，也大大降低了其毒性。这种编号为19l的青蒿萃取液，在治疗被P．berghei疟原虫感染的小鼠和被P．cynomolgi疟原虫感染的猴子时，有效率达到了100％。

    青蒿萃取液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为了尽快确定这一点，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勇敢地充当了首批志愿者——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这是他们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在自己身上实验获得成功之后，屠呦呦和她的课题组深入到海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在2l位感染了Plasmodium vivax和P．falciparum这两种疟原虫的患者身上试用之后，发现青蒿萃取液治疗疟疾的临床效果出奇之好，使用青蒿萃取液治疗的病人很快退烧，血液中的疟原虫也很快消失。

    屠呦呦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提取青蒿中的有效成分，确定这种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1972年，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青蒿中提取到了一种分子式为C₁5H₂₂O₅的无色结晶体，一种熔点为156℃一157℃的活性成分，他们将这种无色的结晶体物质命名为青蒿素。

    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抗疟疾的有效药物。屠呦呦说：“青蒿素能够在疟原虫生命周期中任何一个阶段将其杀灭。”屠呦呦研究小组最初进行临床测试的药物形式是片剂，但结果并不太理想，后来改成一种新的形式——青蒿素提纯物的胶囊，由此开辟了发明一种抗疟疾新药的道路。1973年，屠呦呦合成出了双氢青蒿素，但当时她却不知道自己合成出来的这种化学物质以后被证明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好得多。

    生物学家和医学家、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约瑟夫·戈尔斯坦曾说，生物医学的发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发现，二是发明创造。而屠呦呦作为一位植物化学家，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却有幸同时通过这两种途径发现了青蒿素及其抗疟功效，开创了人类抗疟之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得被看做诺贝尔奖“风向标”、有“美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的世界级大奖。

    青蒿，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郁郁葱葱地长在山野，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魔力。屠呦呦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植物化学研究人员，但作为一个在中国医药学宝库中有所发现，并为国际科学界所认可的中国科学家，她为获奖感到自豪。

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它是那么自由。’

    那个时候，萧红身在日本，正试图用出走来逃离与萧军的情感困局，同时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狂风骤雨般的爱情和烽火漫天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怀想的轻雾，而漂泊了那么久，她奉为宗教的写作在导师鲁迅的提携下日益自由，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仅仅是在笼子里的平安，她也是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鲁迅逝世了，震惊和悲恸过后，萧红好像隐隐找到了一种悲痛化出来的力量，这是她微小的坚强。事实上，这平安确实是短暂的，不久后，萧红就不得不提前回国，踏上了更加颠沛流离的悲剧之路。如今去回望萧红对‚黄金时代‛的感叹，实在是饱含凄凉的。

    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这两重世界曾经合二为一，但最终渐行渐远、无法弥合：她在文学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在她身后，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而被长期忽略的；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为人长久窥视。

    漂泊将近百年过后，萧红才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自己应有的地位。除了好像小说般戏剧性的爱情，还不可忽视她身处的大时代背景。动荡的时代，匮乏的物质反而造就了那个时代精神的亢奋和对信仰的执著，也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上的‚黄金时代‛，而萧红作为其中一个女性个体，她追寻的是不同寻常的道路。

    萧红的一生都在漂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如果从她1933 年逃婚出走故乡呼兰算起，到她 1942 年客死香港为止，短短几年间，她走遍各地，从北国到粵港，从西北到日本。她原本可以停下来，但她依然选择了漂泊。我们辗转走访这些站点，不禁感佩萧红在短短几年的颠沛流离中的高产，她留下 100 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诗性悲剧《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喜剧《马伯乐》，这在和平年代尚且不易，何况是战乱年代了。

    萧红出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 1911 年，死于抗战烽火中的 1942 年，正值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作为女性，萧红自己也说：‚这是一个盛产娜拉的时代。‛在‚五四‛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也因此形成极具个人特色的自由风格。如果说一开始的娜拉式的逃婚离家还是被动的，后来离开萧军、选择端木并与之南下香港，则是爱情和民族双重危机下的主动选择，放在大时代背景下去观察萧红，她在当时的女性群体，甚至是女作家群体中也是触目的。她的漂泊似乎也从被动的行为转为一种主动的习惯。尤其在当时主流文化阵营纷纷奔赴延安的时代洪流中，萧红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她选择了自由写作。因此想象中的‚左翼女作家‛标签对她并不适宜。萧红研究开创者、汉学家葛浩文评价：‚萧红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充满爱国热情的浪漫的战争图景，而是它对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人们身上产生的孤独的、极端的个人化的影响。从此萧红长期游离于主流文学视野之外。

    萧红曾对好友聂绀弩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要掉下来。‛现实中，她的确为这份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再选择，在兵荒马乱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至今仍备受争议，这怎么是黄金时代呢？许鞍华在电影《黄金时代》里借萧红之口回答：‚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就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样来看，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黄金时代。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郑哲敏院士：给力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孙自法

    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不遗余力、倾尽全力的著名力学家郑哲敏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爆炸力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力学学科建设发展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给力祖国，祖国给予他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殊荣。

    1943年，郑哲敏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次年转入机械系。1946年，郑哲敏所在的工学院回到北京清华园。同年，钱伟长从美国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在他的课上，大四的郑哲敏首次接触到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等近代力学理论，钱伟长严密而生动的理论分析引起了郑敏的极大兴趣。1947年毕业后，郑哲敏留在清华大学做钱伟长教授的助教。多年后，郑哲敏回忆，钱伟长重视数学和物理等基础学科对自己影响很大，使他确定研究力学的道路。

    1948年4月，在钱伟长等人推荐下，郑哲敏获准入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一年后成为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在加州理工学院，郑哲敏深受钱学森所代表的近代应用力学学派影响：着眼实际问题，强调严格推理、表述清晰、创新理论，开辟新的技术和工业。

    1955年，郑哲敏与钱学森师生俩相继回国。郑哲敏回国前夕，钱学森特地跟他谈心：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1956年1月，钱学森回国后，创建中科院力学所，郑哲敏成为力学所的首批科技人员之一。任弹性力学组组长。在钱学森指导下，郑哲敏建立起爆炸力学学科。1984年2月，郑哲敏接过钱学森的接力棒，出任中科院力学所第二任所长。

    郑哲敏最早期科研生涯主要从事热弹性力学和水弹性力学的研究，回国后曾根据国家的需要从事地震响应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后因国家科研布局调整，郑哲敏选择高速高压塑性动力学研究方向，并于很短时间内在爆炸成形方面取得完整、深入的研究成果，从而拉开爆炸力学研究的序幕。

    郑哲敏在爆炸力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一是提出流体弹塑性体模型，促进形成完备的爆炸力学学科体系；二是建立爆炸力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武器设计与武器效应评估提供崭新的力学基础；三是开辟爆炸成形、爆炸筑堤等关键技术领域，并发展水下爆炸及其与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解决了重大工程建设核心难题。

    郑哲敏还通过对瓦斯突出的机理研究，认为瓦斯突出的动力来源于煤层瓦斯中含有的机械能。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郑哲敏参与和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力学学科及相关科学规划。他总体把握中国力学学科发展方向，积极倡导、组织和参与热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材料力学行为、环境力学、海洋工程、灾害力学等多个力学分支学科或领域的建立与发展。

    在材料力学研究中，郑哲敏提出的硬度表征标度理论，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并被广泛引用，还以他与合作者的姓氏命名为C-C方法。引领中国力学发展的郑哲敏为促进中国力学界与国际力学界的交融、提升中国力学国际地位等做出重要贡献。

    当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郑哲敏认为，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原因。“科研需要耐心。现在，一些人都急于求成，沉不下心来坐冷板凳，这样做出的最多是中等成果，很难有出色的成果。有的人急于要实效；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最终会极大地制约整体科技的发展。”在郑哲敏眼里，现代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古希腊时代传承下来的自由探索的精神。纵观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自由探索精神相对薄弱，这也是造成中国科学创新不足的核心问题。要真正激活科技界的创造力，自由探索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精神，也应成为一种人生目标。

    郑哲敏指出，中国当下的青年科研人员压力很大，各种评奖评审、项目申请等，把人搞得很浮躁，东迎西迎，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年轻人急功近利，必然影响到他们从事科研的决心。他呼吁尽快给青年科研人员减压，把他们从浮躁的包围圈中解放出来。

    已89岁高龄的郑哲敏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转向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技术与安全性等方面，带领相关研究团队为国家海洋安全和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作贡献，并指导有关课题组继续进行爆炸与冲击动力学研究。

（选自《中国新闻网》2013年1月18日，有删改）

徐立平：在飞船和导弹上雕刻火药的航天人

    央视网讯（记者王甲铸）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但是他雕刻的火药药面误差却不超过0.2毫米。面对火药整形这一世界难题，他一次次“亮剑”，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太空，也让自己成长为大国工匠。他，是西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

    徐立平的家庭是一个航天之家，家庭成员大多是航天人。1987年，他听从母亲建议，选择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发动机药面整形车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导弹装备的心脏，在上千道制造工序中，发动机固体燃料微整形极为关键。火药整形在全世界也一直是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就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这个极度危险的工作，全中国只有不到20个人可以胜任。

    母亲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但她却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有同事整个手指都烧掉了，却愿意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我想你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徐立平开始了近30年发动机药面整形工作。

    工作后第二年，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出现问题，必须剥开填筑好的火药，工作难度和危险度非常大。徐立平凭着精湛的技艺和胆量加入了突击队。徐立平介绍：“可以说这是我们厂有史以来头一次钻到火药堆里去挖药。”

    在装满火药的发动机壳体里，仅留一名操作人员半躺半跪地用木铲、铜铲非常小心地一点点挖药，每次只能挖四五克，高度紧张和缺氧使人每次最多工作十几分钟。徐立平回忆：“在里面除了铲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最终，经过两个多月高度紧张的工作，徐立平和同事们挖出了300多千克药，成功排除发动机故障。

    像这样危险的任务，徐立平已不记得完成多少次了。

    “下刀的力道，完全要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工作要求0.5毫米或0.2毫米，我们这一刀铲下去，铲不到要求的厚度的话，就可能造成产品报废。”徐立平说，“要做到心手合一并不容易，只能通过用心苦练。”如今，徐立平已经练就了仅用手摸一下就能雕刻出符合设计要求药面的绝活。

    徐立平还不断琢磨，针对不同的发动机药面，他先后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立平刀”。

    7416厂远离西安市区，安静却也偏僻。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厂房里都难熬。工作时必须敞开“生命通道”的大门，夏天面对毒力极强的蚊子毫无办法，

    “闻了火药的蚊子战斗力就是强。”徐立平笑着，“冬天，长时间一个姿势会让冻僵的双手麻木，只能放在暖气上烤烤再重新拿起刀具。”

    更多的时候，车间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两个人，戴上护具开始工作后，徐立平说感觉世界和时间都停止了，只听见挖药的沙沙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近30年来，徐立平就是这样与最危险的火药为伴，抬望航天梦，俯刻匠人心。

    徐立平说：“再危险的岗位都要有人去干，每一次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杀手锏的武器走过天安门广场，心中就充满自豪感。”

    徐立平说：“总理不是也说吗，工匠精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精益求精，其实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

    徐立平的母亲温荣书也说：“国家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国何有家？”

    春节过后，徐立平获得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赞扬他：“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这是千钧所系的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天，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