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儒宗马一浮

郭继民

    学者刘梦溪曾以“高人逸士”评价马一浮。马一浮幼年时的“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的诗句似乎预示了其高人的走向。

    马一浮幼年时即智慧过人。初始随母亲学文，母丧后，他的父亲请名仕郑举人来教。后举人辞馆，理由是这孩子才智超老师。父亲从此不再延师，听任自学。马一浮一生阅书无数，且过目不忘，被喻为中国20世纪的“读书种子”。青年马一浮在赴美期间，广泛涉猎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社会学等著作。后转赴日本学习日文和德文，并携德文版《资本论》回国，是将《资本论》原版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中国当时的世界地位及西方人对中国的歧视促其写下了“沦海飘零国恨多”“国命真如秋后草”的诗句并最终东归。回国后，马一浮依旧热衷西学，翻译了《堂吉诃德》《政治罪恶论》等著作。自1906年起，他正式转向国学，并在广化寺潜心读书。三年内，他读完了36400余册的“四库全书”，并做了大量笔记，为其日后的国学研究夯实了基础。

    马一浮的诗歌造诣极高，从11岁的神童诗到临终的绝笔诗，皆融入其性情与学问。他11岁即能依照限韵作出好诗。临终作《拟告别亲友》诗虽短短四十言，但集儒、释、道为一体，诗歌情感真挚，非有真性情者不能作出。熊十力早年曾评价说：“马一浮的学问，能百家之奥。其特别之表现在诗，后人能读者几乎等于零。”

    马一浮的书法亦精纯，他擅长草书，精于篆隶，风格凝练，法度谨严。书法家沙孟海曾说：“展玩马先生遗墨，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史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卓越，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

    1907年他曾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记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自此之后，他以传承儒学、“续接圣贤血脉”为己任，不为时局、世俗所动，终成一代醇儒。梁漱溟评价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蔡元培曾请马一浮去北京大学任教，因不同意北大反孔、废经的教学理念，马一浮婉拒之。抗战期间，他为了保留一点儒家的种子，以传统儒家礼教的模式创办了一所书院﹣﹣复性书院。他提倡精英教育，纯然以求学问道、传承圣贤血脉为目的，并不考虑学生是否能因此“谋职”或就业。此主张与熊十力产生了分歧。马一浮研儒，不在于义理，而在于复“性”。马一浮尝言，“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可谓其志坚性醇的体现。

    马一浮认为，儒学的真谛在于“指归”自己。他真切指出：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真儒者在于切身践行居敬存诚、涵养察识的功夫，而不在于言说。如果学人不能实下工夫、自治病痛、向上提持、自显性德的生命进路，那么多学何益，多说何益？

    他的学术要旨就是“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他认为，“六艺皆史”的主张“流毒天下，误尽苍生”，“学者须知，六艺本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不是圣人旋安排出来的”。若把六经堪称史学甚至是考据学，那么心性之学就将蜕变，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马一浮所说的“统摄”，指融会贯通之义，它不仅仅是发生于六艺之间，即所谓《易》统《礼》、《乐》，《春秋》统《诗》、《书》等，而且六艺还可以统摄西学。“西方哲学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在六艺之中。《诗》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春秋》是至真……若是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也是这个六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虽然其观点值得商榷，然而，他对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马一浮终生追求并践行《易经》中“语默动静，贞夫一也” 的境界，纵观其洁净精微的人生历程，他已进入化境之中，正可谓：“性醇智商，道深行逸。默然不说，其声如雷。斯人已逝，精义常存。一代宗师，千古国粹。”

【相关链接】①马一浮除精通诗、书外，亦精于篆刻艺术，通于画理。沙孟海评价其印风：“朴茂高雅，纯用汉法……古意新姿，韵味无穷。”至于绘事，马一浮虽少践行，但也提出了卓然洞见。他认为，绘事需要有两种准备：一是对艺术史的考察，二是对艺术理论的理解。作为“游于艺”的绘事最终应“归于仁”，以达到“以胸中至美至善之理想，改正现实之丑恶”。②他为我们树立了一种气质清明的文化典范，一个不沾尘俗、彻底刊落习气的纯粹学者的典范。他在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种文化境界，这就是“语默动静，贞夫一也”的境界。

超级演讲家霍金

    霍金的演讲之路建立在过去数十年对理论物理学的卓越贡献上。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他提出了黑洞蒸发现象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在声望一步步提高的同时，他开始思考，科学应该是为世人所熟知的，若是一些科学成果只在业内存在震撼，却无法在大众中普及，那这些研究成果还有什么伟大可言呢？ 于是，除了写书和参加学术研讨会，他开始了在世界范围内作为“超级演讲家”的历程。

    1987年10月，英国的伯明翰召开运动神经细胞协会会议，霍金受邀进行了一场演讲，题目是《我的病历》。霍金从自己的童年开始讲起，从那些“笨手笨脚”的先兆，一直讲到21岁被确诊为运动神经元病，也讲到了“最多还能活两年”的预言。他表示，面对随时都会到来的死亡威胁，那种感觉很不好受，但是他依然在进行科学研究，依然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我并不比别人差什么”。

    1988年，霍金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发行，从研究黑洞出发，探索了宇宙的起源和归宿。4月，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黑洞和婴儿宇宙》的演讲。霍金指出，大多数人会认为进入黑洞之后，就可以穿越到另一个时空区域，于是就出现了时空旅行的巨大可能。他提醒人们，不要渴望进入黑洞，如果人类跳入黑洞，瞬间就会被撕得粉碎，连构成他身体的粒子也不能避免。随后，这位“被撕得粉碎的人”就会通过婴儿宇宙，经过另一个黑洞被发射出来，重现于另一个区域。这次演讲吸引了众多对宇宙存在好奇的听众，霍金总能把一些枯燥的理论通过绮丽的想象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出来。

    霍金试图通过演讲，将自己的思想与整个世界交流，除了常在英国及美国发表演说，1989年10月，他还来到西班牙的奥维多，此次的演讲题目是《公众的科学观》。霍金认为，社会对科学研究的态度大都漠不关心，对于科研成果为公众生活带来的改变，公众也是冷眼相待。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让科学在大众中普及，让大众能够对温室效应、酸雨、遗传工程甚至核武器的发展得出较为科学的看法。中学的科学教育制度需要改善，要拓宽科学传播的途径，如电视节目，在娱乐的同时，注重教育意义，让观众明白科学与生活息息相关。

    霍金还把他的思想传播到了对他来说非常遥远的国度——中国。2006年6月17日，霍金以病残之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抵达北京。这是继1985年、2002年两次访华，他第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6月18日，他面对中国的6300多名听众演讲他的《宇宙的起源》，他围绕“我们为何在此，又是从何而来？”的问题展开，宇宙是否会继续膨胀？会不会在某一个时点最终坍塌？这些都是充满神秘感的东西，在足球世界杯尽情演绎的夏日里，霍金掀起了又一轮科学的热潮。

    霍金的演讲充满了科学的正能量，他的演讲实录被印刷成各类读物销往世界，演讲的视频被制作成各类纪录片畅播全球。霍金就这样在宇宙的星际当中影响着我们，像一颗耀眼的星辰熠熠生辉。

（摘编自荣楚欧《霍金传》）

相关链接：①在演讲时，靠电脑合成发音是一项艰辛的工作，一个小时的录音演讲通常要准备 10 天，但这并没有削弱霍金同大众交流的愿望。在他看来，向大众揭示宇宙的神奇和宇宙学研究所反映出的哲学和科学思想，这是学者的本分。（蔡肖兵《生命还在 希望就在》）②在中国，霍金走近公众所引起的轰动有目共睹。2002年他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那次演讲的会场座无虚席，说明一个事实：霍金正在用他非凡的个人魅力，吸引大众走近科学。丘成桐先生如此评价：“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是至关重要的。大科学家应当带头做科普。”（2006年6月22日《光明日报》《霍金：一个巨大的科学磁场》）

葛浩文，帮莫言得奖的功臣

    ①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作品的翻译者、73岁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功不可没。在莫言获奖之前，他已将好几位中国作家送上国际文学的领奖台，姜戎、苏童和毕飞宇都是凭着他的译本，先后获得了曼氏亚洲文学奖。在将中国当代小说推荐给世界这方面，葛浩文堪称第一人。

    ②葛浩文1939年出生在美国加州。上学的第一堂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几个汉字，他就想：“我连英文都认不全，为啥还要学中文？”后来，葛浩文加入海军，并被派到美国海军驻台湾的司令部，成为一名通讯官。“最初我听说自己将被派往台北，等正式命令下来后却发现是派往台湾。我感觉受到了愚弄，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台北是台湾的一个城市。”多年以后，葛浩文这样回忆道。

    ③此后，葛浩文先后被派驻日本和越南，然后又回到中国台湾。经受过越战洗礼的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年少轻狂，并拿起书本。“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真正看进书去”。他发现自己有学汉语的天赋。“我有一双好耳朵，能够区分复杂的汉字发音。”他向一位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老兵学习中文，“葛浩文”就是这位老师给他起的名字。退伍后他进入台湾师范大学汉语中心学习。

    ④回国后，葛浩文继续学习中文，他的博士导师是柳亚子的儿子、旅美散文家柳无忌。学习期间，导师向他提起中国有一对作家伉俪萧军、萧红，他们的爱情故事曲折动人。葛浩文就找来一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读了起来，那是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而萧红则激起了他更浓厚的兴趣。他以萧红为研究对象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5年后，他以这篇论文为基础所写的《萧红评传》在港台出版，掀起了一股萧红热。

    ⑤葛浩文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小说是张洁创作的《沉重的翅膀》，译本在美国卖得不错，“于是我下定决心，这辈子我就干这个了！”此后，葛浩文“一发而不可收”，贾平凹、刘恒、苏童、王朔、莫言、阿来等20多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的40多部作品通过他的笔译成英文，在英语世界得到推广。“一部中国作品，哪怕中国人特别喜欢，但是如果我觉得在国外没有市场，我也不翻。我基本上还是以一个‘洋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文学。”葛浩文说。

    ⑥在翻译中文小说时，他非常注意对小说所处的文化、社会及历史背景的把握。在翻译刘震云的《手机》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小说场景始于30年前，然后闪回到现代，接着又回到30年前。“如果照这种顺序翻，看过40页后，美国读者就会说‘真没劲’，然后把它扔到一边。”他建议把开场设在现代，然后再展开回忆。这个建议得到了作者的同意。“我这样做并没有改变作品的质量，改变的只是它的销量。”

    ⑦多年笔耕不辍，葛浩文逐渐奠定了自己在中文小说翻译界的泰斗地位。他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妻子、出生在北京的英裔著名女翻译戴乃迭这样评价他：“他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曾两度荣获普利策奖的著名小说家厄普代克对葛浩文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文小说翻译几乎是他一个人的地盘儿。”

    ⑧除了萧红之外，葛浩文翻译作品最多的中国作家就是莫言，迄今他已将其10多部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

    ⑨1988年，葛浩文看到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很震撼，写信给莫言，希望获得翻译版权。“当时莫言远没有现在有名，而我，也只是有个好听中国名字的学者。现在想起往事，我会觉得有点小骄傲，并非为我翻译得好而骄傲，而是为我在20多年前就发现了他这样的作家。”

    ⑩莫言的作品销路不错，翻译了其几部小说后，葛浩文和莫言在北京见了面。后来，他们又一起去了很多国家，推荐莫言的新书。有一次，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推荐《酒国》时，几天之内，莫言几乎把客房书架上的中国小说都看了个遍。葛浩文和美国的出版商都对这个12岁就辍学，却写出大量美妙小说的作家惊叹不已。

    对于自己，葛浩文显得十分低调。“我很幸运，找到了自己喜欢并擅长的事情，大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

    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隐的士

    有人赞她为著名作家，她说“没这份野心”。

    有人谈及她的畅销作品，她谦称“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

    有人登门拜访，她说她的渴望是被人遗忘。

    然而越是想被遗忘，她的风骨、风趣就越被珍视；越是谦逊、淡泊，她的风度、风格就越被尊敬与仰望。

    最贤的妻：“因为爱，不觉委屈，甘苦共尝是妻子本分”

    从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杨绛直言“因为爱，不觉委屈”。据《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记叙，有次钱杨夫妇同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钱钟书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大为高兴，催他快写，并劝说他减少授课时间。钱钟书问：那么如何支付女佣的费用？杨绛默默承担起女佣的活计：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一一包揽，常常给煤烟熏得满眼是泪。她却说，“我急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甘愿”。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说，大嫂“像一个帐篷，把身边人都罩在里面，外面风雨皆由她抵挡”。

    最才的女：钱钟书称其“无所不能，是最才的女”

    杨绛致力于翻译事业，早年便获得业内赞誉。由她翻译的多部法国、西班牙等国文学著作，被作为国内翻译界早年的范本。朱光潜也曾激赏杨绛的翻译成就。20世纪50年代，有学生问朱光潜：全中国的翻译谁最好？朱光潜说“散文数杨绛最好”。而最早成就她声名的，则是早年的戏剧。其所著喜剧《称心如意》经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推介，很快便博得业内的推崇与重视。对于翻译，她更是从未停止脚步。四十七岁那年，杨绛着手翻译《堂吉诃德》。为了更加精准翻译这部著作，她重新学习西班牙文。历经二十年积淀，《堂吉诃德》终于在1978年问世。1978年10月，邓小平将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和王后。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最隐的士：默默隐身，静悄悄影响一个时代

    “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北京三里河的宿舍，是杨绛居住了三十余年的地方。先生生前悄悄隐身于这一片喧闹之中。“最后的日子，先生深居简出，”几名清华校友对记者说，“她是这个时代的隐士”。据音乐评论家刘雪枫说，生活中的她的确近乎“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巧的是，杨绛在散文《隐身衣》中也曾有关乎“隐”的记述：她与钱钟书最心仪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根据杨绛留下的著述，这“隐”字好似有因可循。“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杨绛生活异常简单、为人低调，不会趋炎附势。入她眼的唯有浓浓的书卷气，居所即是简单的修身之地。她生前的寓所也维持着各种“老样式”：水泥地板，旧柜子，旧桌凳，甚至没有昂贵的摆设。这个“隐”字还被杨绛带到了人生边上。“我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弥留之际，她仍对身边人叮咛：如果去世，不想成为新闻，不想被打扰，火化以后再发讣告。《走在人生边上》末尾，杨绛相信灵魂不死。如今105岁的她从人生边上去了，但在我们的心中，杨绛先生永远似常活之泓。

（摘编自张漫子《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最隐的士》）

相关链接①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用来资助困难学生。（《杨绛百岁之道：心坚强，食清淡，动适宜，书怡情》）②“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赠予杨季康（杨绛本名），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语）

石化工匠张恒珍

安蓓

    她是中专学历，却发明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裂解装置分离系统操作法，参与完成重大科技攻关项目20多项，提出并参与解决影响裂解装置长周期运行效率的瓶颈问题136项，为企业直接创造效益6100万元，书写了石化行业大国工匠的传奇。

    她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茂名分公司首席技师张恒珍。

    1994年，中专毕业的张恒珍被分配到茂名石化裂解车间工作。“第一次打开装置流程图的时候，管线上标注的各种标识，我都读不懂。”说起刚开始工作时的状态，张恒珍形容自己是白纸一张。“学习铁人精神，争做最优秀的石化工人。”张恒珍暗下决心。

立志容易践行难。裂解装置是乙烯生产的“龙头”，操作条件苛刻，高温时达摄氏1200度、低温达摄氏零下165度，压力达13.2兆帕，工艺流程非常复杂，仅控制参数就有1.2万多个。如何把重要而“敏感”的装置操作技术吃透？倔强的张恒珍铆足了劲，硬是把十几本技术资料啃下，摘抄的笔记本摞起来有两尺多高；为了熟记工艺流程，她天天“泡”在现场，110米的乙烯塔，她说爬就爬，令所有男同事目瞪口呆；塔里61层塔盘的分布和设计情况，如数家珍；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化，她常常在操作台前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 “大家都说张恒珍是一台复印机。”回忆起当年的学习情景，和张恒珍一起进裂解车间的职工史建波说，“当时经常考试，张恒珍的试卷几乎和标准答案一模一样。”1996年茂名乙烯开工前，张恒珍就已成为裂解装置第一位“问不倒”的“活流程”。如今，张恒珍不但是“活流程”，还是“全流程”，百万吨乙烯装置的8个岗位，她都能进行操作；裂解车间12000多个岗位参数，她绝大多数都记得。

    “把每个指标都当作工艺品去雕琢”。在茂名石化流传着一个“传奇”——张恒珍保持着“零差错”的操作纪录！张恒珍面对的裂解装置是最“敏感”最“桀骜不驯”的，稍有不慎，反应器就会“飞温”，导致装置停车。但张恒珍当班时，碳二加氢反应器却总是出奇地“温驯”，从没出现影响生产和产品质量的情况，张恒珍因此成为当之无愧的碳二加氢最佳“操盘手”。

    22年，40多万次操作，她始终保持着零差错的纪录，为1号裂解装置连续运行79个月，2号裂解装置连续运行1369天，分别创出国内长周期新纪录和连续运行最长纪录立下了汗马功劳。

    2004年12月，我国首套国产化大乙烯装置投入使用。如何驾驭这套开先河的国产化裂解装置？张恒珍主动请缨，运用十多年的积累，查出制约装置安全生产的瓶颈问题105项，发现了影响正常运行的仪表问题556个。

    2007年3月，投用仅半年的国产装置出现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脱甲烷塔塔顶带乙烯，导致乙烯产品不合格。张恒珍一次次到现场检查，对一个个操作参数反复调试。终于，她找到了处理问题的突破口。经过优化的脱甲烷塔塔顶温度趋于稳定，每年增效高达3542万元。

    为了让工友少走弯路，张恒珍结合自己多年的心得和经验写成《茂名乙烯“1#裂解装置分离系统张恒珍操作法”》。这套操作法如今已成了茂名石化工人解决日常操作难题的“宝典”。她还编写了近8万字的工艺培训教材，并担任培训班教师，将绝技倾囊授予青年工人。

    面对外企和民企的高薪聘请，她始终不为所动，二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守着装置，心里才踏实。”这是一位石油工匠最朴实的心里话。

多面梁启超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最有名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本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及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就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梁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广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的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变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选自《梁启超：趣味人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梁启超最初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方式就是办报。他的《变法通议》明目张胆地批评晚清朝廷，要求改制变法，抑制君权，伸张民权，说出了当时人人所欲言而未能言说的议论。

1897年至1901年是梁启超思想最为激进、革命激情最高涨的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梁启超流亡日本。尽管此时他仍跟着康有为力倡保皇，但实际上，他的革命激情正日益高涨，表现之一就是欲与孙中山的革命派联合，并曾与孙中山融洽亲密地辩论革命之道。康有为曾责备梁启超，过于轻信卢梭学说，鼓吹破坏主义。这时的梁启超与其说是“改良派”，不如说是“革命派”。

②梁（启超）先生学问是第一，道德人品是第一，他是名副其实的大师。（梁实秋）

（摘自《深圳晚报》2015年4月27日《近代史学者解玺璋还原多面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