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水湄

张晓风（台湾）

    那条长几就摆在廊上。

    廊在卧室之外，负责数点着有一阵没一阵的晚风。

    那是四月初次燥热起来的一个晚上，我不安地坐在廊上，十分不甘心那热，仿佛想生气，只觉得越来越不负责，就那么风风雨雨闹了一阵，东渲西染地抹了几许颜色，就打算草草了事收场了。

    这种闷气，我不知道找谁去发作。

    丈夫和孩子都睡了，碗筷睡了，家具睡了，满墙的书睡了，好象大家都认了命，只有我醒着，我不认，我还是不同意。春天不该收场的。可是我又为我的既不能同意又不能不同意而懊丧。

    我坐在深褐色的条几上，几在廊上，廊在公寓的顶楼，楼在新生南路的巷子里。似乎每件事都被什么阴谋规规矩矩地安排好了，可是我清楚知道，我并不在那条几上，正如我规规矩矩背好的身份证上长达十几个字的统一编号，背自己的邻里地址和电话，在从小到大的无数表格上填自己的身高、体重、履历、年龄、籍贯和家庭。

    可是，我一直知道，我不在那里头，我是寄身在浪头中的一片空白，在一瞬眼中消失，但我不是那浪，我是那白，我是纵身浪中而不属于浪的白。

    也许所有的女人全是这样的，象故事里的七仙女或者田螺精，守住一个男人，生儿育女，执一柄扫把日复一日地扫那四十二坪地（算来一年竟可以扫五甲地），象吴刚或薛西佛那样擦抹永远擦不完的灰尘，煮那象“宗教”也象“道统”不得绝祠的三餐。可是，所有的女人仍然有一件羽衣，锁在箱底。她并不要羽化而去，相信自己曾是有羽的，那就够了。

    如此，那夜，我就坐在几上而又不在几上，兀自怔怔地发呆。

    报纸和茶绕着我的膝成半圆形，那报纸因为刚分了类，看来竟象一垛垛的砌砖，我恍惚成了俯身城墙凭高而望的人，柬埔寨在下，越南在下，孟加拉在下，乌干达在下，“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故土在下……

    夜忽然凉了，我起身去寻找披肩把自己裹住。

    一钵青藤在廊角执意地绿着，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不肯好好看它，我一直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委屈的还是悲壮的。

    我决定还要坐下去。

    是为了跟夜僵持？跟风僵持？抑是跟不明不白就要消失了的暮春僵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要去睡，而且，既不举杯，也不邀月，不跟山对弈，不跟水把臂，只想那样半认真半不认真地坐着，只想感觉到山在，水在，鸟在，林在，就好了，只想让冥漠大化万里江山知道有个我在就好了。

    我就那样坐着，把长椅坐成了小舟。而四层高的公寓下是连云公园，园中有你纠我缠的榕树，榕树正在涨潮，我被举在绿色的柔波上，听绿波绿涛拍舷的声音。

    于是，渐渐地，我坚持自己听到了“流水绕孤村”的潺缓的声音，真的，你不必告诉我那是巷子外面新生南路上的隆隆车声，车子何尝不可以“车如流水”呢？一切的音乐岂不是在一侧耳之间温柔，一顾首之间庄严吗？于无弦处听古琴，于无水处赏清音，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何况，新生南路的前身原是两条美丽的夹堤，柳枝曾在这里垂烟，杜鹃花曾把它开成一条“丝路”，五彩的丝，而我们房子的地基便掘在当年的稻香里。

    我固执地相信，那古老的水声仍在，而我，是泊船水湄的舟子。

    新生南路，车或南，车或北，轮辙不管是回家，或是出发，深夜行车不论是为名是为利，那也算得是一种足音了。其中某个车子里的某一把青蔬，明天会在某家的餐桌上出现，某个车子里的鸡蛋又会在某个孩子的便当里躺着，某个车中的夜归人明天会写一首诗，让我们流泪，人间的扯牵是如此庸俗而又如此深情，我要好好地听听这种水声。

    如果照古文学学者的意思，“湄”字就是“水草交”的意思，是水跟岸之间的亦水亦岸亦草的地方，是那一注横如眼波的水上浅浅青青温温柔柔如一带眉毛的地方。这个字太秀丽， 我有时简直不敢轻易出口。

    今夜，新生南路仍是圳水，今夜，我是泊舟水湄的舟子。

    忽然，我安下心平下气来，春仍在，虽然已是阴历三月的最后一夜了。正如题诗在壁，壁坏诗消，但其实诗仍在，壁仍在，因为泥仍在，曾经存在过的便不会消失。春天不曾匿迹，它只是更强烈地投身入夏，原来夏竟是更朴实更浑茂的春。正如雨是更细心更舍己的液态的云。

    今夜，系舟水湄，我发现，只要有一点情意，我可以把车声宠成水声，把公寓爱成山色的。

    就如此，今夜，我将系舟在也是水湄的地方。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应接不暇。先是视窗与鼠标，其后是触屏，再后是手机也杀入了生活、杀入了头脑，不断膨胀，提供了最最全面的服务与引领。

    当然，信息技术的发达首先带来的是信息民主，是文化民主，是参与传播和有所评议、有所动静的大众普及化，是大众对于权力包括精英们的话语权力的监督，是各种自发舆论的飞速形成。但是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时代的到来，触屏时代的到来，在空前地、令人震惊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同时，也完全可能造成黄钟喑哑、瓦釜轰鸣的颠倒局面。如日益严重、难以救药的学风败坏，习以为常的轻飘、浮躁、浅薄、急功近利、人云亦云，或者标新立异却并无干货。

    传播本来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手段的被使用，完全可能变成使用手段的人被手段使用。使用变成了被使用，被使用的工具变成了主体，而主体变成了傻气十足的跟班。例如餐具压倒了饮食，语言干扰控制而不是服务于思维……形式主宰了内容，这些是早已有之的不幸状况。境外的学者以这样的思路研究过语言的霸权，并且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例如有助于我们克服教条主义。同样，我们也可以、也需要用这样的思路研究信息技术带来的异化现象。

    所谓信息的异化，就是说信息从素材变成了成果，传播由中介变成了价值的体现，传播的速度与数量变成了真理、科学、艺术、成功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变成了精神产品的首要追逐，而传播的能力包括忽悠炒作的能力与招人喜欢的外表，都成了成功的基石。信息传播，如荼如火，如龙卷风，如海啸，搞得我们的理论、文化、艺术、科学、决策在信息的浪涛滚滚中，或者风头劲爆、或者摇摆不定、或者垂头丧气。信息传播的洪流，正在推出一些牛人，昨天宣布读图与信息爆炸，今天宣布触屏时代到来，后天宣布名人、名牌、名书、名药都是他们打造成功的，他们牛气十足地宣布平面媒体的过时，宣布文学即将死亡，小说即将湮灭，他们鼓吹着各种票房、印数、点击量、收视率、福布斯榜，他们制造着巨星、超女、好声音、畅销书及其作者、意见领袖、有影响力者、世界纪录。他们承认即使是一条狗如果能够在现代传媒中不断出镜，也能成为“中华第一名狗”。

    在大数据的潮流里，文学、纸质书籍首当其冲。原因是语言文字在各种艺术介质当中最缺少直观性，最符号化。它们不像图画、音乐、歌曲、舞台表演、声像节目，更不像3D，4D（是不是正在出现7D，8D？）影院那样富有肉感器官刺激，它们不能给人们以视觉、听觉，直到嗅觉、味觉、触觉，还有臀部、腰部震动。语言文字是符号，是思想，不通过大脑的感受、解读、联想、思考，它们不过是一群乱码，对于蠢人，语言尤其是文字，完全不能传递足够的信息。这样，不喜欢动脑筋的精神懒汉，当然不希望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身体与其器官，直接接受刺激与抚摸来获取信息。但恰恰是语言与文字而不是3，4，5，6D们能发育与推动思维。当人们只会用耳朵、眼球、舌头、鼻孔、皮肉来接收信息的时候，很可能意味着头脑的萎缩与灵魂的干瘪，意味着白痴时代、低智商时代缓缓逼近。

    而由网络宣布《红楼梦》等名著的死活读不下去，正是牛气冲天与蠢态毕露的新表演。它们干脆挑战经典，挑战中华的与人类的文化史，挑战智力的底线。当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大众普及化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精英的愤怒或者悲泣所能左右的。问题在于平衡，质与量的平衡，大众与精英的平衡，高端精神产品与大众精神消费的平衡。我们这里需要政府、市场与专家能够在文化事业、文化生活中起到恰如其分的均衡、适当的良性互动互补作用，而绝对不是一味市场化。

    我们仍然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仍然可以在高等院校，在科研机构，在有头脑、有见识、有良心的知识界中坚持怀着对真理的追求与献身精神的，以勤为径、以苦作舟的学理研究与艺术创作。我们仍然可以不懈地追求独到、高端的思想智慧。尤其是，我们可以勇敢地告诉大家，除了传播上的成功还有学识与创造上的成功，除了传播上的明星还有真知灼见的学人与艺术家，除了搞笑的段子还有或应该有经典的著作，除了印数与点击量还有专业的评估与历史的考验。我们要告诉国人，文化不应该断裂，也不会猝死，文化首先不是力量而是品质，文化的代表首先是诸葛亮、孔孟老庄、李白杜甫……而不是“三个臭皮匠”。“三个臭皮匠”上网固然有可能凑成诸葛亮，也不无可能排除或者宣布诸葛亮的智慧他们死活不能接受。找几千个“网虫”宣示对于经典的拒绝，不是经典的出丑而是我们自己的丢人。

    我甚至想提议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公布“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的六月二十四日定为“网羞日”。至少要有人说话。越是触屏时代，越是要有清醒的眼光，要有对于真正高端、深邃、天才与创造性的文化果实苦苦的期待。

（选自王蒙《触屏时代的心智灾难》，有删节 ）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来源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吕进《新诗的“变”与“常”》）

大荒之中有山

李骏虎

    丁酉中秋，与几位好友相约来到长白山。

    穿行于中秋的“大荒”林海之中，我才体会到什么叫作“人在画中游”：一片白桦树展开的银色背景上，突然用丹青描绘出一株绿到发蓝的松树，这样美到极致的国画图景，不时从眼帘映入心灵，仿若身临仙境；而在松林染黛的山坡，又乍然涂抹上几道亮黄的落叶松和绛红的枫火，让人从国画山水穿越到现代抽象油画里，如此大开大合，妙不可言。海拔随着盘山路上升，林木开始稀疏，在如烟似雾的茅草地的远处，那些落尽叶子只剩一身银光闪闪的鳞片、又虬枝盘结的岳桦，如千万条探爪游龙，争相飞升，又似海中珊瑚，随波摇曳。然而，海拔继续上升，在只有衰草包裹再没有一棵树木的山峰，长白山脱去霓裳准备去天池沐浴，裸露出他巨人般的肌体，一切都纤毫毕现而全无荒凉面貌，正是因为覆盖着他的健硕躯体的，还有一层厚实的黄绿相间的草甸，是所谓高山苔原。

    长白山，辽代之前称太白山，传说太白金星有一面宝镜能鉴美丑，天帝有二女，借来宝镜比美，略逊的那一个恼羞成怒，甩手将宝镜掷下尘埃，落于太白山峰顶化为天池。这样说来长白山是沾染了仙家之气的，而世人想一窥天池宝镜，要讲缘分，更要看天意。我们来的前一天，雨雾迷蒙道路封闭，谁知睡了一夜就秋气清爽、阳光照耀到要喷防晒霜才好上山，于是趁大好晨光早早动身登山。

    第一次登顶就将天池一览无余，大家都在相贺，而我却没有多么兴奋，大概因为天池的水太寒冷了，冷到水波不兴凝结如晶；大概因为天池的水太蓝了，像一颗十平方公里的蓝宝石，让凡人不敢动心；大概因为天池周围没有草木，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蓄满了水，没有树木掩映小草盈岸；大概是因为池边兀立的黑黢黢的火山岩怪石高耸，如同面目狰狞的四大天王守护宝镜，令人畏惧。转过身来俯瞰群峰，我更对一览无余气象万千的山势云气感兴趣。站在观景台上，背对天池，俯瞰来时随着海拔渐次变化的植被，依稀可见苔原将尽处，稀疏的塔松、冷杉遍布，仿佛沙场秋点兵。

    下得山来，寻路到天池南坡，只见一片莽莽苍苍的密林，我等“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豁然开朗，有条溪水自夹岸的衰草和落叶松林幽幽流出，水寒而清浅。冷冷的波光中倒映着落叶松林，我从未想到落叶松在秋天里会是这样的绚烂，作为笔挺的乔木，它们高大而密集，树冠在秋天里变得金黄，层叠相连，像展翅的凤凰将煌煌大羽伸展到一碧如洗的蓝天里去。我因为前两年写作《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这部书要从东北沦陷开始讲起，每次走在这块绚烂的黑土地上，我都觉得她是神秘的，像地底火山一样奔涌着热流。在所有的抗战歌曲中，《松花江上》是最能让人从悲伤中产生激愤，又从激愤中唤起勇气和力量的，她的感召力是从土地连着血脉，又从血脉连着心跳的，她穿越时空，至今都用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和我们心里的家国情怀律动共振。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是怎样的一条江呢？我才知道，没有落叶松就不能叫松花江，正是漫山遍野的落叶松金黄的松针飘落到江面上，厚可盈尺，才把一条奔腾的大江装扮成金色的巨龙。这神奇的景象，是自然造化，也充满了神性和诗意。而松花江并不直接发源于长白山天池，她是由锦江和漫江两条水系汇流而成的。锦江，漫江，都是后来改的名字，在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明神宗年间，锦江叫紧江，而漫江叫慢江。紧江，顾名思义，就是水流湍急的江，而慢江就是平缓漫漶的江。慢江开阔清浅，沿着山根迤逦飘摇而来，仿佛霓裳羽衣衣袂飘飘的仙子，而紧江斜刺里从茫茫林海冲出，如同骑着快马的佩剑书生，他不由分说将仙子挽上马背，相携奔驰而去，他们萍踪所过之处，就是头道松花江了。紧江和慢江在我们眼前清晰而完美地汇成了松花江，仿佛讲述着一个亘古的动人传说，然而，任何传说故事又都不足以承载她的神性和美好。

    我们走在池南的原始森林之中，得以领略《山海经》里“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的本来样貌。密林之中随处可见倒木，它们在山林之中生发，历经千百年风霜雨雪后寿终正寝，以雄伟和悲壮的姿态倒伏在新生的树丛之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自然的轮回，也是人世的写照。万物有灵，应持敬畏之心。

（有删改）

负重的河流

黄毅

    ①这是每一本地理书上都提到过的著名河流。一条河流在哪里出现，从哪里经过，又归属于哪里，决不是偶然的事。塔里木河的出现，再一次证明了作为一条河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②环峙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冰峰雪岭，阻隔着来自外界的声音，那些充满雨意的雷声只能在别人的天空奏响。那些令人神往的潮音，只能打湿他乡的梦。极度干旱的沙漠，裸陈着对天空的一次次叩问，而降雨量几乎等于零的天空，又一遍遍让塔克拉玛干落寞失意。巨大的苍黄壅塞着胸间，铺天盖地的尘沙装满眼眶。多么需要水，她是生活的全部，是生命中的生命。

    ③这是一条多么率直的河流，坦荡、刚烈而勇敢。该扬波的时候必定扬波，该隐忍的时候必定隐忍，该奔涌的时候一定奔涌，该潆洄的时候就一定潆洄；流就流出气魄，纵横捭阖，摧枯拉朽；流就流出韵味，一波三折，百转千回。

    ④你再不会见到反差如此巨大的河流。在枯水期，那是生命的一次休整与放松，河水浅吟低唱，嘤嘤细语，有些地方甚至大段大段露出河床，看上去是那样的羸弱；而洪水却是一次生命的张扬与放纵，浩浩荡荡，左奔右突，把河床扩大到几倍，处处呈现的是强悍与力量，时时迸射的是阳刚与霸气。

    ⑤就是这样一条河，最终却不能冲出沙漠。当塔里木河挟着昆仑山的冰雪，一路呐喊冲向沙漠的时候，塔克拉玛干却不动声色，集合了亿万的沙粒，用最柔软的办法，让河水就范。当塔里木河切割开沙漠柔软的皮肤，你看到河的确是赢家，可是到最后，它却锈蚀在沙漠的肌体里，最终折断；当塔里木河饱醮着冰雪水，在塔克拉玛干这张巨大的纸上写出一笔劲道的点画，那个2750公里的笔锋却在意犹未尽的时候，被沙漠吸尽了最后的墨迹……

    ⑥有河总是有树。树是河流的另一种形式，是河接近蓝天白云的一种方式。站立起来的河，哗哗的林涛，让鸟像鱼一样游来游去。追随塔里木河的，是郁郁苍苍的胡杨林。它们高壮精神，粗枝大叶，缘着塔里木河这条苍青的脉管，排列着森森然的汗毛，英姿勃发。但是离塔里木河愈远就愈让人感到吃惊甚而震惊——那是些脱去了绿色的树——他们死了，但还以树的姿态直立着。是塔里木河抛弃了他们，还是他们走得太远？他们成了沙漠上没有归宿、没有目的、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流徙者，他们永远挺起胸膛在走，而永远走不出这块沙质的土地。

    ⑦塔里木河在不断萎缩，他的退却不仅让百万胡杨游离失所，更严重的是让人类自己饱尝苦果。罗布泊这个巨泽的消亡，与三大水源之一的塔里木河的断流，有着直接的关系。据清代《西域水道记》记载，罗布泊人“素习水居，不便陆徙”，而罗布泊据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有水，彻底干涸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罗布泊人实际上应该是沙漠中的渔民，常以中空的胡杨树一劈为二作为行舟，在水面往来穿梭，迅如利箭。如今没有了水，罗布泊人只能以土为生。他们曾经以湖泊为伴，渔歌唱晚，渔樵互答，何曾想到周围的沙漠日近？何曾想到有一天河水会断流？又何曾会想到一片汪洋的大湖会彻底干涸？他们在罗布泊生活了几十代人之久，有一天忽然就被湖泊抛弃了！这是上苍对他们的戏弄，还是对世代拥有汪洋大泊的人以往的漫不经心和虚掷的惩戒？

    ⑧这是每一本地理书都写进去的著名河流。我们愈是热爱，我们愈是惶恐；我们愈是负疚，我们愈是失魂落魄。一条河从昨天流到今天还要去明天，而我们的内心竟不能轻松如浪波。哦，塔里木河，你为什么这样浑浊？为什么又这样滞重？

（有删改）

    如今，一个尚未来得及收入《汉语大辞典》的新词儿——“自媒体”大热，由此产生一大批“自媒体人”。在中国古代，尽管没有自媒体一说，但以类似手段谋生的人并不鲜见。

    在汉代，宫廷文学侍从官得到重视，朝廷往往向民间征招“笔杆子”，优秀的还给官当。贾谊、司马相如、杨雄、东方朔、枚皋、张衡、蔡邕这些汉代词赋名家，当初都是这样的“笔杆子”。可是，古代既没有稿费制，更无广告分成一说，玩自媒体靠什么获取报酬?靠“打赏”。成语“一字千金”便因打赏而来。

    首开打赏先河的是汉代，如汉代四川才子王褒便屡被打赏。据《汉书·王褒传》，王褒文章文采飞扬，汉宣帝刘询听说后，将他征召入京，常将他和张子侨俩人带在身边，“所幸宫馆，辄为歌颂”。但文章并不是白写的，汉宣帝会根据文章的质量进行打赏，即所谓“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唐代时，现代很流行的稿费制已出现，在打赏外，自媒体人又多了一条创收的渠道。

    稿费在古代通称“润笔”。在唐朝，不少文人已能获得很高的润笔。如当时文化名人韩愈、李邕等通过为人撰写碑文便可拿到巨额稿费。尤其是韩愈，他最擅长写墓志、碑文，高的话一篇碑文就能拿到“（黄）金数斤”，时人曾讥之为“谀墓金”。看来，为了拿到润笔，韩愈在志文中未少用阿谀奉承之词。其实，“谀墓受金”韩愈并非第一人，这一词最早使用在东汉末文人蔡邕的身上，由此可见，润笔早在汉代即已存在。

    “写软文”被一些现代媒体人视为一种心照不宣的创收手段，殊不知古代文人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了，到明清时手法已颇老到。

    所谓“软文”，就是根据对方需要而创作、发布的形象宣传、广告、美言性质的文章。古代最早最出名的一篇“软文”，是出自汉代才子司马相如之手的《长门赋》。司马相如本人也没有回避此事，他在序中如实交代：“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就是后世文人津津乐道的“千金买赋”的故事。

    古代文人创收的花样还有很多，除了传统的打赏、稿费，还可以直接“卖文”、代人“捉刀”、“卖版权”等等。

（摘编自倪方六《古人如何玩“自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