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和天

牛撇捺

    中国人的日子，是按年过的，或者说在时间上是以年为单位过的。比如说“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比如一首歌里唱的“黑板上老师的……噢，一年又一年……我的童年”，比如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实事求是年”，如此等等。处处可以看到年的影子。

    中国人要弄件什么事，常常要搞个什么什么年，比如很多省区很多行业很多单位提出的“创新年”“发展年”“落实年”等等。提出这些概念，动机是好的，创意也是好的，口号是响亮的，说明要集中精力在一段时间做一两件大事，解决一两个大问题。但效果如何呢？“创新年”你有哪些发展，“落实年”你又落实了什么？结果呢，我有些悲哀地发现，好像什么也没有。提口号与没提口号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甚至连不根本的区别也不多。一切按部就班，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该怎么干怎么干，与口号无关。

    为什么好的创意好的动机好的思路没有带来应有效果？是倡导者自己就没有把它当真？不是！哪个领导不想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种好，哪个领导不想把自己的口号变成群众的行动，哪个领导不想把看书的蓝图变为现实？有刻意作秀者，但为数极少。那么是中层干部不配合，是群众不贯彻？似乎也不是。单位搞好了，对中层干部、对职工有什么坏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以为出在“年”上，是“年”坏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年”挺大挺长，三百六十五天呐。有这么长的时间，倡导者布置者便十分从容，报告一念，文件一发，就等好消息了。就以为自然会有人贯彻，就以为可以今天未干明天干，本月未动下月动。“日月长在，何必忙坏。”中层干部呢，多少也有这样的思想，某某年，一年时间，着什么急。群众呢，你上面不着急，我更没有着急的理由。于是乎，大家心安理得地迈着习惯了的四方步向前缓行，优哉乐哉，到了年底，总结的时候，谁也不会惊诧，时间过去了就过去了，某某没抓也就没抓，写总结的时候硬往某某上靠就可以了。我想，一个又一个某某某某年就是这样在温馨与恬静中流产的。

    与年相比，我以为月和日更为可靠。如果提倡某某某某年的领导们改为月，倡导某某某某月，而且以天为单位去抓，可能其新的创意和举措就会见效。比如以前搞过的“民族团结月”“质量月”等效果就不错。改年为月甚至天，领导者就会考虑敢不敢提什么口号，如果不想真干，喊出口号会遭遇尴尬。如果确有想法，要搞某某某革月，那他们会真抓实干，会下功夫，会去督促、去检查，会靠前指挥，甚至会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会同全体干部群众一起搞出点名堂来，而不会使某某某某月落空。“月”孤悬“年”外，好掌握，好监督。如果连“月”也把握不住，提了某某某某月也等于白提，那么我建议，一妨抓住一年中的几天，切切实实干几件事，解决几个问题。如此，领导得的威信尚在，事业也还有希望。不妨试试

（选自《特别文摘》2016A版7）

    在治国理念上，儒家主张“为政以德”，非常注重教化的作用。儒家经典有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此为目的，为政者必须是深谙儒家伦理道德且身体力行者。正所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换言之，任用大量儒家知识分子是实行儒家治国理念的前提和保证。在立国前后忙于征战的阶段，辽、夏、金所任用的儒学人才是通过扣留使者、招降纳叛、主动投靠等方式获得的。为满足对儒学人才的大量需求，在政权稳固之后，也只有仿效中原王朝推行科举制度了。金朝在其第二任皇帝太宗时期就已经开始实行科举取士了。《金史》记载：到了“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儒家知识分子在金朝社会的繁荣发展中起到了很大作用，辽朝和西夏也都实行了科举制度。

    深受儒学熏陶的官吏们是儒家治国理念的贯彻实施者，而最高统治者皇帝，是治国理念的决策者。辽朝“为政以德”的例子很多。在建立辽朝之前，契丹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还是类似奴隶制的部落联盟。与此相应，直到辽代初期还在实行严刑峻法，带有明显的奴隶制法律特征。到了辽代中期，随着吸收汉文化的深入，景宗和圣宗针对辽初的“重法”，开始主张“慎刑”“宽法律”。例如，原来契丹习惯法允许主人对奴隶随意处置。统和二十四年辽圣宗下令：“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重熙元年辽兴宗又下令：“奴婢犯逃，若盗其主物，主无得擅黥其面”。这些法律条文的修订有利于改善奴隶的待遇，是辽代法律汉化的结果。在西夏，其法律的儒化倾向也很类似。

    金朝皇帝大都儒学修养较高，其中贯彻儒家治国理念最为突出者，当属史称“小尧舜”的金世宗。金世宗主张“为政以德”“宽仁”治国。大定四年，尚书省上奏，“大兴民男子李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世宗皇帝批复说，“愚民不识典法，有司亦未尝叮咛告诫，岂可遽加极刑”，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以减死论”。他还曾下诏给有司：“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提高死刑的量刑标准以示对人命的看重。但是，世宗也并非一味“宽仁”。他还曾说过：“夫朝廷之政，太宽则人不知惧，太猛则小玷亦将不免于罪，惟当用中典耳”；又说：“帝王之政，故以宽慈为德。然如梁武帝专务宽慈，以至纲纪大坏。朕常思之，赏罚不滥，即是宽政也，余复何为。”因此，金世宗主张的是治国执法宽猛相济，而这正符合儒家“德主刑辅”的理念。为了贯彻儒家的“礼治”主张，金朝在法律上也很注意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大定二十三年，“尚书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家无侍丁，上请。上曰：‘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而世宗皇帝以刘祐不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为由坚持依法判刘祐死罪。这显然是出于对儒家伦理的维护。鉴于熙宗、海陵王都是死于政变，世宗也很注意宣扬儒家的忠孝观念。他多次告诫皇太子及亲王等：“人之行，莫大于孝悌”。世宗还下令颁行用女真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节选自李玉君《儒学与北方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

    一部中国文学史究竟应该从何时说起？这看起来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是要说清楚并不容易。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艺术的起源追溯到与人类的起源一样久远。从后世的文献记载出发，我们也可以做出适当的想象性描述。如《礼记》所载的《蜡辞》，《吴越春秋》中提到的《弹歌》，还有先秦两汉文献中留下的关于炎黄大战、大禹治水等等的神话传说。我们自然不能轻率地将这些历史的记载否定，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后世的记忆，暂时又难以得到实物的证实。然而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发现了铜器铭文，在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了《盘庚》和《商颂》，还有在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有关殷商时代的遗文遗诗与神话传说。它们之间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共同构建了殷商文学的历史。从此，中国文学脱离了传说的时代，步入了一个有文字记载的新的时代。

    甲骨文带给殷商文学的意义，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我们首先要考虑它的文字载体意义。这有两点，一是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说明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二是这些甲骨卜辞的文字书写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一篇典型的甲骨卜辞会同时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等四大部分，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辞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因而我们可以将其纳入早期文学的范畴，它本身就构成了殷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与甲骨文相提并论的是铜器铭文。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制造，到殷商时代达到了一个高峰，出土器物中有些相当精美，其中有些器物上也刻有文字。将殷商铜器铭文上的文字与甲骨文字进行比较，会发现二者在字形结构的组合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作为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为其书写工具不同，方式不同，记述功能不同，二者之间又有不同的文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商铜器铭文中，几十字以上的铭文很少见到，大多数只有几字，而且好多字是合体字，具有鲜明的图案特征。因而，铜器铭文代表了殷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情况。

    商代社会是否还曾经存在过其他的文字书写形式？是否还有其他文体的文学？当然有。何以知此？这是由甲骨文与铜器铭文的特殊用途考知的。我们知道，占卜在殷商王朝的生活中虽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它毕竟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青铜器上铸字的活动更是如此。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当时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无数重要的事情，又记载在哪里呢？《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多士》为周初时文献，是周公训诫殷商旧臣的记录。可见，“册”与“典”乃是殷商时代更为重要的文字文献。

（摘编自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他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父亲离开了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跨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互促进，有利于文学的发展，也有利于批评家和作家共同成长。这种批评与创作相互砥砺的传统，一度是文学活动的重要促进力量，文学史上不乏批评家与作家共同成长的典型案例。19世纪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与果戈理之间的砥砺前行，中国的文学理论家茅盾和作家姚雪垠之间的相互促进，都是文坛佳话，广为传颂。

    这种优良的传统面临着失落之虞。究其原因，社会环境、文学体制、评价机制，各种因素纵横交织、错综复杂。其中最为直接的因素，是外在的文学生态对批评家和作家文化心态的影响。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各种物质利益诱惑巨大，很大程度上导致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浮躁心态。如此一来，批评活动很多时候就缺少了批评家与作家沉潜之后的冷静、深入与真诚，而变成千篇一律、千面一孔的表扬与颂赞，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砥砺少而又少。

    发扬批评与创作相互砥砺的传统，首先需要保持对文学的虔诚之心。无论是批评还是创作，他们的对象都是文学，都是基于文学的基本规律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批评家和作家都应葆有专业精神对待这种文学活动，切不可将其作为获取名利的工具。

    其次，需要保持“同情之理解”。作家与批评家的互促共生关系，要建立在最基本的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批评的目的，不是一味地吹捧，也不是刻薄地挑剔，而是基于对作家作品本身以及时代文学思潮客观公允的评价和定位。文学批评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因此，批评家在从事批评活动时应格外慎重，对作家作品给予足够尊重。对于作家而言，批评家以其专业理论视野观照文学作品，会有其独到之处，他们常能发现作家未能达到的重要视角与表现深度，促动作家挖掘自身创作的更多可能性。

    再次，需要保持“距离式观照”。作家与批评家虽是共生互动关系，但需保持各自的独立性。批评家和作家都是创作的主体，只有保持主体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创作的独立价值。批评家和作家，在生活中可以是朋友，相互了解与熟悉固然有利于对作品的理解与把握、有利于对批评的认知与吸纳，但面对文学时，拉开适当距离，才能保证审美评价与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与准确性。

    此外，需要保持“超越性情怀”。批评家在批评具体的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时，要以更加高远的文学视界，对作家的创作进行全面的解读，进而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拓开更加宏阔的境界和格局。从作家角度而言，具备超越性的情怀，不仅能够发现其中可以借鉴的真知灼见，而且善于在其上触类旁通，生发出更多的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无愧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杰作。

（摘编自韩传喜《批评与创作当相互砥砺》）

    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更强调社会和谐、以和为贵，追求“和而不同”。

    春秋时期的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形成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所具有的“和谐合一”的意义，在我国文明发展早期就有了。《尚书·舜典》记载，帝舜命其乐官通过诗歌音乐，达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说明我国古人已了解音乐促进和谐的作用，体现了早期智者对宇宙和谐的向往。我国古人反复以声乐之和比喻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和谐，从 而成为一种普遍追求。如《左传》中说：“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可见，我国古人将音乐的和谐作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族群与族群、人与天地等关系的模型，对“和”的追求塑造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

    这一思想对儒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表明，人类的和谐在根本上来源于天地的和谐，即自然的和谐，和谐是一切事物的生成原理，没有和谐就没有万物化生，和谐的实现有着深刻的宇宙论根源。宋代哲学家张载曾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显然，张载强调：从对立到和谐，不仅是天地的法则，也是社会、人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原理。

    把追求永久和谐作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这在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中同样源远流长。《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以后，“协 和万邦”便成为中华世界观的典范。类似的说法还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冢宰》）。孔子把“和”作为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原则，提出“‘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构建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持续不断的理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汉代以后被表达为“天人合一”，成为中华文化的价值理想。所谓“天人合一”，就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合一，注重人道（人类社会法则）和天道（宇宙普遍规律）的一致，不主张把天和人割裂开来。“天人合一”思想不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不主张天人对立，而主张天人协调。根据这种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而应顺从自然规律，使自己的行为与自然相协调。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一方面注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在自己身上体现自然的本性，致力于人与自然统一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另一方面主张人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这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纠正无限制地征服自然、不顾及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中有一种冲突意识，总想用自己的力量，以自我为中心，克服非我，宰制他者。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中国则没有出现过那样的宗教战争。可以说，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其文化根源都不在东方。总体来讲，同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相比，中华文化和中华价值观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节选自陈来《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