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准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级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簪献曲”或者“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段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晨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歌，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晨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志”，最后把诗尊为“经”。 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书会是宋代与科举有关的会社名称，或称课会，或称课社，或称文会。它和乡校、家塾、舍馆一样都是民间开办的学校，与宗学、京学、县学等国立学校并存而补充之。每遇大比之年，书会等民办学校也有人中榜及第，确实与科举考试有密切联系。抑或受到宋代都市文艺商品化趋势的左右，抑或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书会渐渐地由读书吟课的场所转变为从事文艺底本创作和伎艺表演的民间自发组织。宋代的书会应不少。由于书会渐渐走向专门化，以致被人们视同为一般的“行会”，且统称之为“社会”。书会中从事伎艺底本创作的人称之为书会先生。从有关资料看，书会先生据其专长，各有所司，分工明确。

    宋代书会先生一般是没有功名而精于文艺的民间文人和艺人。他们通常按照自己的审美认识和道德评价标准去进行文艺创作，并以获得商业利润为创作目的，即以文艺创作为谋生的手段。因此．他们是一个职业化的、自治性的民间文艺创作群体。他们的生活是自由的，甚至是放纵的。北宋词人柳永可谓是书会先生的先驱。他早年浪迹市井，放骸坊曲，为歌妓作词的经历与后代书会先生的生活方式无甚差异。

    宋代书会先生创作的作品应该不少，而由于失载和散佚．今天能确认为书会先生创作的作品已不多，如小说《简帖和尚》、鼓子词《刎颈鸳鸯会》、戏文《张协状元》及一些曲子词和赚词。从现存的资料看，词是宋代所有伎艺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决定着伎艺作品的艺术品位和语言风格。而伎艺作品质量的提高也是词的质量的提高，伎艺形式的创新也是词体的创新。书会的创作和表演有助于词的传播和发展，尤其是鼓子词、唱赚和戏文的创作，导致了词体的发展和演变，即由单章体向联章体、套曲体、戏曲体嬗变。

    书会先生活动的区域一般在大都市，其“衣食父母”(作品的消费者)主要是都市居民。为了占据更大的艺术市场和拥有更多的作品消费者，他们必须符合广大市民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趣味，创作出为市民阶层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他们所创作的文艺作品也固然属于市民文学。因此而论，书会先生是职业的市民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是早期的市民文学作品。正如谢桃坊先生在《中国市民文学史》第三章《中国早期市民文学》中所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书会先生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其创作目的不是为了‘经国之大业’或‘不朽之盛事’，而是服从现实的商业利益。他们必须向艺人提供脚本或刻印脚本以取得合理的报酬，这样才能在都市里维持中等以下的生活消费。由此使文学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

    书会先生的功绩也就在此。他们推动了都市通俗文学的发展，为词走向社会、走向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简陋的石器到高精尖仪器，从茹毛饮血到各式精致菜肴，从原始粗糙的石洞到豪华的别墅，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强大能力当让天地惊叹畏惧。最初的人类，食物和住所没有稳定的保障，面对经常的频繁迁移，天然住所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洞穴、树木都是躲避天敌的良居。当满足了吃穿这些身体基本需求之后，人类开始致力于打造一个舒适的栖息环境。于是，农耕取代了狩猎，天然的洞穴变成了巧手搭建的房屋。随着建筑技术不断更新，人们开始按照设计好的方案建造房屋。从木石合用的点式建筑，发展到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和寺庙建筑群。到了现代，房屋建造从根本上发生了变革。人工材料取代了天然建材，结构更加稳固，外观愈加独特美观。钢筋水泥打造的城市群从某种意义上宣告了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当人类为自身驾驭自然的能力信心满满时，生态的反作用力也开始困扰我们。工业社会的经济体系建构在亚当·斯密“利润最大化、产量最大化”的理论基石之上，而对能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有所失虑。高发展带来的是高消耗、高污染与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如果说，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破坏的只是局部的生态系统而导致区域性的文明衰败，那么工业文明、城市化进程破坏的则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大面积与大规模的建筑消耗了大量宝贵而有限的资源。文明在经过数十世纪的成长与进步之后，正在面对“拐点”到来的可能。

    除了高楼，我们还能住在哪里？低碳，正成为解救地球危机的一把重要钥匙。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充分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低碳重构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几年前的上海世博会宣扬了“和谐城市”的理念，以回应“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认识到了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其实，人类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住宅，似乎也可以与和谐的城市理念遥相呼应。成本低廉、环保节能的草屋，冬暖夏凉的窑洞，结构简单、远离喧嚣的穴居，默然回归自然的极地冰屋，像鸟儿一样搭建的树屋，就连海上货运划时代的产物——集装箱也可以变身循环经济住房……这些并不是哗众取宠或所谓的行为艺术，它们能与钢筋水泥建筑物并存，体现了一种对文明的尊重态度，是人类善待地球的最亲近方式，一种认知抑或精神上的享受。

    在这样的房屋面前，我们不再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并对自然发号施令，而是充分尊重并善待自然，维护环境的稳定与和谐。住房的回归、维持与创新，迈出的是一小步，对人类文明进程而言却是一大步。

（摘编自贾欣、孟睿《除了高楼，人类还能住在哪儿》，略有改动）

    圆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原型，它与中国人的宇宙意识、生命情调等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也是我们揭示中国艺术生命秘密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圆有时是相对于缺而言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圆满”一语，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中也可看出中国人重视艺术生命的一份用心。司空图《诗品·雄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云：“超以象外，至大不可限制；得其环中，理之圆足混成无缺，如太极然。”在这里，圆即充满、周备、具足，体现在诗性艺心就是浑全充融。森罗万象，一尘沤，一片叶，一缕云，及至浩浩苍天、绵绵大地，都可以大道涵括。

    中国哲学中有一个著名比喻：“月印万川”，最能体现充满圆融的特点。这个比喻有两层重要的含义：一是万川之月，只是一月。江流宛转绕芳甸，何处春江无月明，湛然寰宇，月光朗照，天下万千江湖，无处不映出它的圆影。然万千个圆共有一圆，万种之月，只有一月相照，一圆贯穿了万川之圆，散在江湖各处的异在之圆联成一个整体，只有一个生命。二是自此一月，可观全月。由于散在江湖的万千之月均由一月相照，故自任何一月均可窥见万千之月的内在生命，任何江湖的月都是一个自我完足的生命世界。“万川之月”所透析出的哲学内蕴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它强调了万物都是一个自在圆足的生命这一重要特性。

    　中国哲学的圆满具足说散发着浓厚的艺术情调，它实际上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世界。儒道佛中的充满圆融的生命哲学刺激了中国艺术家的创造精神。由于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艺术家总有一种自觉的超越意识，要尽广大，极精微，自有限而观无限，由当下而观永恒。然而宇宙洪阔，天道苍苍，艺术要受到时空的限制，它总不能摆脱具体的实在，总在关注一人一事一时一物，这便制约了艺术家的绵绵长思。万川之月自在圆融的生命哲学却给了破解这一难题的钥匙。艺术家既关心“一”，认为“山川即道”、“山水即天理”，万事万物均是道的化身，但更关心的是“一切”，因为“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一切都是自在圆足的生命整体。《文心雕龙》云：“乘一总万”；《二十四诗品》云：“万取一收”，其意大致相同。

    故中国艺术家更重视当下直接的观照，更关心微观，在艺术倾向上，两汉时铺排山川云物的现象到了唐宋时越来越少，人们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更加精微、细致。中唐以后，追求精微细致的审美风尚渐渐弥散开。如在中国园林中，人们普遍追求“壶纳天地”的妙处。一湾清泉，几条幽径，几处亭台，便俨然构成一自在圆足的世界。请看中国园林的命名：勺园，如一勺之大；蠡园，如一瓢之微；壶公楼，小得如茶壶一般；芥子园，微小得犹如一粒种子；一沤居，细微得如同大海中的一朵涟漪。但是，在中国人看，一沤就是茫茫大海，一假山就是连绵峰峦，一亭就是浩浩天庭。故人们常常将园林景区叫做“小沧浪”、“小蓬莱”、“小瀛洲”。“小”是园林特点，“沧浪”“瀛洲”等则是人们远的心意，壶公有天地，芥子纳须弥，这成了中国艺术家不言的秘诀。

    在中国山水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以“溪山无尽”为名的画，它反映了中国山水画家对山川无尽之妙的追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和倪云林的《疏林秀石图》风格迥异，一是江山无限，一是片石只林，但所追求的却是一致的，人们在他们的画中无所憾，因为它们自身就是一个自我完足的宇宙。郭河阳“有人悟得丹青理，专向茅茨画山水”正谓此。若要能演成一个完整生命，“茅茨”也能成为灵区。

（节选自朱良志《论中国艺术论中的“圆”》，有修改）

    日前，酝酿了十余年的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首日票房即冲破7000万元人民币。从上古神话中取材或改编其故事创作国产影视作品，这不是第一次：此前有电视剧《远古的传说》《女娲传说之灵珠》，也有最近票房大卖的电影《捉妖记》。

    上古神话是指中国夏朝以前直至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这些先民口耳相传的故事经过先秦两汉作家的记录和再创作，主要保存在《诗经》《楚辞》《庄子》等传世典籍中，成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

    上古神话如何在今天的电影改编中重生？

    首先，主创者需找到上古神话与当代相呼应的精神内核，创造出既符合神话精神又与时代审美相契合的艺术形象。这就需要创作者做好充足的功课，深入了解上古神话的文化内涵，借鉴当前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自己的二度创作打下扎实的基础，避免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而导致创作时一叶障目、捡了芝麻丢西瓜。《大鱼海棠》的形象设计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纹章：鲲鹏、大椿、凤凰、祝融、貔貅、嫘祖等神话形象汇聚一堂，其姿态动作抓住了中国道家文化的气质，其法术神力抓住了东方美学中的自然灵韵。影片的人物矛盾设置意在凸显家族伦理、敬畏生死、天道有常等传统伦理价值与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并最终在人(片中的神即人)与大自然的博弈中获得新的价值平衡。遗憾的是，创作者想塑造的形象过多，每一个都没能充分展现出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内涵，模糊和弱化了角色的艺术力量。电影《捉妖记》对上古神话的化用则较为浅层次，其人物塑造虽取法《山海经》中的异人异兽，但角色的行动则带着好莱坞电影的喜剧色彩，没有传递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

    其次，上古神话往往并不具备完整的叙事结构，而讲好一个故事并对人性有深刻的挖掘与表现，则是影视改编的核心。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比如《捉妖记》对妖与人类、妖族内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不够充分，《大鱼海棠》对主角椿、湫和鲲之间的情感线索铺展不足，人物动机不合理，故事主题也不够凝练，比如灵魂交易的情节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主角为理想不断反抗乃至自我牺牲的崇高感。英国的魔幻电影《指环王》情节虽有拖沓之处，但做到了叙事上的合情合理，并始终紧扣人性对抗恶欲，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主题，这种创作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改编自上古神话的大银幕作品，离不开一个具有代入感的奇观世界。伴随电影特效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实现虚构形象的写实已不是问题，然而容易被忽视的，是从细节着手，凸显传统文化的美学价值，确保影片整体风格的统一。

    上古神话承载了华夏祖先对世界最初的认识和奇谲瑰丽的想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故地。让上古神话在当代电影中重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对当代大众文化的丰富与提升。

（摘编自林炜圣《上古神话如何“重生”》)

    设计股权激励机制的起点是基于人性。

    自古以来，对于人性本源善恶的争论便没有标准答案。“人性本善”是中国古代儒家大师孟子的观点，但后来又有荀子“性恶论”与之相悖。西方传统经济学在进行理论分析时假设人性是自私的，日本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在他的《六项精进》中，也强调了“积善行、思利他”。那么到底在设计股权激励机制时，我们的出发点是依据“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呢？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股权激励第一人、经邦集团董事长薛中行有他独特的理念。他认为人性是同时具有自私性与利他性的矛盾体。在企业管理中，重点在于对人的引导，通过好的机制设计，引导人将自私与利他结合。好的股权激励机制能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股权激励机制能使“好人”变成“坏人”，人性本矛盾。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72岁的美国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教授用他的学术研究验证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利原则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人们会通过合作来达到共赢，甚至会无私地牺牲掉自己的利益来进行慈善捐赠。因此，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个非完全理性的个体。

    经邦集团17年丰富的案例积累告诉我们，成功的股权激励各有各的特点，但不成功的股权激励往往存在共同点——员工未出资。员工出资是股权激励成功的必要条件，它是股权激励方案设计的关键环节。所以如何避免股权激励方案的失败，增加成功的机率？薛中行强调在于股权激励机制设计环节的重点——员工是否出资。

    薛中行认为人是一个兼具自利性与利他性的矛盾体，对自身选择也是存在矛盾的。如何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可度、忠诚度？是股权激励设计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好的股权激励方案中，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员工出资环节。

    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的理论更是与薛中行的理念不谋而合。他的心理账户理论，也能完美的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初始状态”对于人们行为的选择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相同情况下，人们对自己已经持有的资源更加看好，不会轻易放弃。就像股民炒股，即使股价下跌，也不会轻易抛售手中已有的股票。所以员工出资认购企业股权之后，便不会轻易离开企业，会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心理账户理论从专业学术角度揭示了出资环节对股权激励成功如此重要的原因。

    股权激励机制成功的关键，要让员工掏出“真金白银”！

（选自《股改的真谛》，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