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前生今世

周山

    《易传》是对《周易》一书的第一次系统解释的著作，因为共有10篇文字，故又称《十翼》。《易经》与《周易》，不是两名一实的重同关系，而是种属关系。

    自从阴、阳爻由数字中归类抽象出来之后，很自然地固定为六十四个六爻卦体，对这些卦体作出有序排列，并且各自给予一个卦名，便诞生了第一部《易经》。据史传，这第一部《易经》诞生于夏代初期，其名为《连山》。夏代之前，洪水泛滥，人或为鱼鳖；大禹治水，洪灾顿息，舜将帝位禅让于禹，建立夏朝。由于长期的洪灾，人们对赖以避难的高山心怀感激；洪灾之后的渔猎生活，山上盛产的野果和飞禽走兽，为人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对山的崇拜，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在对六十四卦排序之时，象征山的“艮”卦名列榜首，也就顺理成章。六爻重卦“艮”是由两个经卦“艮”相重而成，象形山连着山。所以，夏代制定的以“艮”为首卦的《易经》，便取名为《连山》。我国最早图腾对象“山”，也因此可以确认。

    由渔猎社会转向农业社会，也是在以“山”为崇拜对象的夏代。个中原因，显然是洪水消减之后，人们纷纷从山上下来，在平原上安营扎寨的缘故。长期的农事活动，使人们对“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粮”的土地产生了感情。于是，由“山”移情于“地”的观念随着农事活动的深入展开而得以确立。

    商汤取夏政而代之，作为治国之策的《易经》，也必须作出相应的改编。由于古籍资料的残缺，我们已无法知道改编的全部内容，但是从商朝初期诞生的第二部《易经》称名《归藏》，可以确定这部《易经》的首卦已由“艮”改换为“坤”。坤为地，以“坤”为首卦的《归藏》，表达了商代先人对大地的崇拜，我们祖先由此进入第二个图腾崇拜时代。

    商代八百年，是农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成熟的农业生产，使先人们意识到农作物的收成好坏并不取决于土地，而是取决于天气：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洪涝旱灾，欠收甚至稞粒无收。于是，先人的观念又开始发生第三次转变，即由对“地”的崇拜转向对“天”的崇拜。商朝末年，周族领袖姬昌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在狱中对第二部《易经》即《归藏》作了全新的编纂，即史称“演易”。经姬昌重新编纂之后的这第三部《易经》，在周朝取代商政权之后正式命名为《周易》，即“周朝的《易经》”。

    由于观念的变化，更由于《周易》的诞生，《归藏》自周代始式微，但是，一直到春秋末期，它还有可能被完整保留着。据《礼记》记载，孔子为了解殷商社会，曾专门跑到殷商贵族集居地宋国，寻找并研究《归藏》；从孔子的“吾欲观殷道……得坤乾焉”的透露，我们也获得了《归藏》的首卦是“坤”，第二卦是“乾”的信息。汉代时，《归藏》可能还有较多内容存世，所以有易学家焦竑的“商时讲学者首重在静”之议论，经学家郑玄在《礼记》注疏中称：“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是亦以《归藏》为殷易矣”。

    现在所见的《归藏》佚文，一为收录在《道藏》中，二为前些年从湖北荆门王家台楚墓中发掘的竹书残简。这些佚文为姬昌“演易”的背景提供了信息。

    从西周到东周，《周易》不仅是周王朝的治国大纲，也是朝廷及贵族决疑解难的工具。《左传》、《国语》中的二十多条占筮或援引《周易》决疑记载，便是《周易》权威性和实用性的直接表达。

    春秋末期，“善为《易》者不占”成为风气；孔子晚年喜《易》，以致“韦编三绝”；为学生讲《易》，留下解读《周易》的数篇文字，与前人留下的几篇资料性文字一起，合编成《易传》，遂使得《周易》如虎添翼，进入每一位读书人的书房，并进而成为后世科举取士的“统编教材”。

（节选自2013年3月11日《文汇报》，有删改）

    孔子的际遇，颇令人感叹。他的道德学问，为当时人所推重；他经世致用的抱负，却未曾得以放手施展。在经历了种种挫折之后，孔子似乎也有过对政治生涯的心灰意冷。但是，他对于礼乐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却未曾有过犹豫彷徨。即便当时无法兴起礼乐以济世安民，他仍把希望寄托在将来。

    孔子一生不得志，这其中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孔子对礼乐之治的坚持与当时的政治需求不相符合。春秋末期，周王室权力式微，各国君主聚焦于扩充国家军力以自保或是图霸，根本无暇顾及礼乐。在屡屡碰壁的情势下，孔子自己也抱怨“莫我知也夫”。其实孔子如果愿意改变行事作风，趋附政治家的需求，或许就不必在周游列国的凄惶中被人取笑为“丧家之犬”。但他却不仅未曾放弃过对礼乐文化的坚守，还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周游列国，宣扬礼乐。在这种乐观情绪的感染下，他以一种坚忍的精神坚持着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是他坚忍品格的最好宣言。即使厄于陈、蔡，他依然能够讲颂弦歌不衰，能够用“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话来鼓励大家。

    孔子在充分吸收了西周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对日渐僵化的礼仪制度做了一番创造性的转化，适时提出“仁”的概念，希望人们可以从内心的真实情感出发，虔敬地践履礼的每一个仪节。他强调乐的重要性，乐教人听善音而动善情，听美乐而净化心灵，给人以无形的陶冶。在礼彰显皇权、划分等级的功能外，他将礼带出贵族范围，强调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愿意学习礼乐，坚持德性的修养，皆有成为君子的可能。这种升华的礼的精神内涵和普遍意义，给了礼永恒的精神生命，使其不会仅仅只是一种制度，随着时代的更迭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而必然会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不可替代。

    对孔子来讲，遵守、提倡礼乐文化，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这些细碎的礼仪细节，更在于其背后重要的意义——为了上下有序、社会安宁。“礼”的学说体系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由礼治而达社会大同，是孔子的理想。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他改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维护一家一姓的利益，他是怀着社会大同的情怀的。因此，具有合理性的思想，即便是在某一历史阶段因为“不合时宜”而遭受冷落甚至是贬抑，但时局一旦发生变革，仍可以“度尽劫波”而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礼乐文化因为失去了宗法制度的社会土壤，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不合时宜”而备受政治家们的冷落，在秦代又经历“焚书坑儒”的严厉打压，但终究“度尽劫波”，在汉以后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产生持续影响力，礼乐文化逐渐成为中华文化圈的标签，生活于其中的人“不学礼，无以立”。

（选自田家溧《孔子对礼乐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之路》，有删改）

围棋与国家

林建超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黄河文明的产物，其形制弈法等都饱含着文明母体的基因和特征。围棋极可能源自上古时期的结绳而治、河图洛书和周易八卦，因为其形制、内涵与中华文明的源头相符。

    围棋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弈者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感悟联系在一起。围棋不仅对个人修身养性，而且对民族社会的群体心理产生深刻影响。

    围棋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民族文化的瑰宝、高度智慧的结晶，这种地位不是任何人封赐的，也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观结论，而是人们在反复实践和比较中认识到的，是随着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各种掷彩博累活动的比较中确立起来的。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围棋活动是在春秋时期。从春秋到西汉，社会风气浮躁、趋利，具有运气性和刺激性、宜于赌博的博累棋流行甚广，围棋处于受挤压的位置，但始终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东汉中期后，社会风气转变，文明程度提高，思想更为自由，人们不满足于掷彩行棋的非公平的竞智斗巧，围棋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博累棋逐步走向衰弱，到唐代时完全消亡了。博累棋消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它们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思想特征，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真正需求，而围棋在与它们的比较中表现出了本质上的优势。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与传统礼教观念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围棋作为反映和体现人们心灵自由的智力博弈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不符合传统伦理观念。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这些观念都是不对的。从东汉中后期到魏晋时期，人们开始从生命意义上认识围棋的价值，就把围棋作为自觉的艺术追求和精神宣寄的工具，并把它纳入儒士必备的艺技。

    围棋的价值和地位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实践对比中确立起来的。人们在围棋活动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围棋本身具有娱乐、教育、竞技、交际等功能。弈棋活动的负面作用不能归咎于围棋本身，而是人们自己对“度”的把握不好造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普遍肯定了围棋的功能和价值，确立了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

    对围棋，不能神化，也不能矮化。正确认识围棋价值的出发点，应当是“国艺价值观”。所谓“国艺”，就是与国家民族有深厚渊源，上升到国家层面，能够反映民族精神需求的艺术和技能形式。儒家开始只承认“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没有围棋。到魏晋时人人们对“艺”有了崭新的认识，突破了儒家历来只重“六艺”的传统，把围棋纳入“艺”的范围，围棋登入“国艺”的殿堂。事实证明，围棋在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和瑰宝地位，也只有“国艺”一词才能相配。

    在道家的话语系统里，匠人有着独特的地位。《庄子》涉及匠人十余位，如庖丁、伯乐、为圃者、轮扁、佝偻者、梓庆、东野稷、操舟人、吕梁善游者、工倕、捶钩者等。在庄子看来，道生养万物，万物归辅道。道是人精神的根本来源，匠人精神亦然。天道自虚而万物成，“大匠取法焉”。就根本处而言，匠人精神就是问道、法道、弘道的修为。

    匠人实存于有道的世界中，在追寻道的路径上行走。吕梁善游者说善游有道，其道在于生于陵而安于陵，长于水而安于水，也就是诗意地栖居，顺乎自然。至于具体的法门，可获悉于庄子对匠人之祖工倕的点评，简言之就是心斋坐忘、无我而无物。

    就“无我”而言，庖丁的语境下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没有自我的既定思虑与构想；捕蝉者之道的基本要义是忘己，粘蝉时人与竹竿不别，全然渗透在天地之中，与万物融为一体；梓庆削木，见者惊犹鬼神，其道在于做事无庆赏爵禄、非誉巧拙之虑，甚至无形体四肢之思。我是分别的开端，“无我”则无分别，哪里有外物的存在? 庖丁在“无我”之后，“未尝见全牛”；捕蝉者眼中也只有蝉翼，而无其他。若更进一步，则恰如操舟人自虚，知水之性，进而达到“忘水”的境界，实现人、舟、水合一。当然，最高境界是“两相忘”。人与蝉相忘，人不仅忘蝉，蝉也忘人…… 二者相忘于江湖、渗透在洪荒中，世界才彻底打开。

    匠人得道状态的实现，有赖于对物性事理的领悟，要实现由内化而外化。内化介于不可见与可见之间，是对物性事理的把握。外化则是匠人总结出来的法式，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规矩。它在形而上层面指规律，形而下层面是圆规方矩。传说伏羲女娲之所以被称为人文始祖，在于他们发明了规矩，丈量了天地，赋予万物以边界，使之聚焦自我，从而形之器之。不过，也有人说匠人才是规矩的发明者，其始祖倕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庄子指出倕心中悟道，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将不可见、不可说的事理转化为可以目视和凭借的法式。匠人们也正是依从了他发明创造的规矩，才得以度天下之方圆。

    匠人不仅内求道，得知物性事理，外化为法式，还要以道入技，即如庖丁所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在庄子的书中，匠人对大道的领悟皆呈现在精湛的技艺中。或者说，正是由于对技艺的不断锤炼，才有了道的领悟。庖丁指出不同厨师有不同的修为：平庸者用刀硬砍骨头，所以一月换刀；在此之上者以刀割筋肉，一年换刀；自己之所以能十九年不换刀，并非天生如此，而有一个从初始无状、三年小成到现在依然不断精进的过程。通过日积月累，让技术精进到一定程度后，才有可能化境入忘。

（陈成吒《<庄子>是如何论说匠人的》）

材料一：

    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冥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

（摘编自李方莉《陶瓷背后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1994年英美日三国瓷器进口来源及数量

（摘编自黎云常《中国陶瓷文化走向世界的思考》）

材料三：

传统是景德镇的历史辉煌，也是历史留给景德镇的宝贵财富。如何通过传统，又怎么样跳出传统是景德镇陶瓷文化的一个重大变奏。景德镇陶瓷文化必须立足现代社会的土壤，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走求变、创新和现代化之路。

    景德镇陶瓷文化在现代的重构不是彻底重建一种全新文化，不是完全移植外来文化，它只能是植根于景德镇陶瓷文化传统，并体现现代文化精神的一种新的陶瓷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统一。传统创作文化理念、陶瓷器物中的人文精神、制度文化、独特工艺、民族文化需要好好继承。景德镇陶瓷要走向世界，不仅要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更要在产品设计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将陶瓷产品与景德镇悠久的艺术传承与当代的审美观念结合起来，充分挖掘悠久灿烂的陶瓷文化，大打文化品牌战，扎根民族，博采众长，创造出不仅外观精美而且极具文化内涵的，不仅有自己独特的本色而且结合世界潮流的产品。以审美的意识发掘文化遗产，总结景德镇陶瓷文化中美的规律，找寻陶瓷器物中的灵魂，在传统与现代变奏中选择和重构。

（摘编自李兴华胡菁惠《景德镇陶瓷文化在传统与现代变奏中选择和重构》）

材料四：

马鞍岭是藏于景德镇莽莽群山中的普通村落之一。这里自唐末五代就出产优质瓷土，丰富的瓷土资源和充足的山水资源，为瓷土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被外界称之为“瓷之源”。

    从去年开始，当地政府把马鞍岭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示范点，将其打造成一个集陶瓷文化、休闲旅居、创客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并对马鞍岭村的民居、道路、管网、水系等进行改造优化，基础设施有了大幅改观。

    周末和节假日客流如织，游客纷纷来此感受陶瓷文创旅游的浓郁氛围，瓷器和陶瓷文化已成为扶贫新利器。

（摘编自新浪网2018年6月《瓷器成为扶贫新利器》）

    当人类文明演进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以信息与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性科学时，并且当这种驱动力强大到足以变革基于工业文明形成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时，就会滋生出一种不同于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信息文明。信息文明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孕育出来，成为工业文明时代的颠覆者。信息文明对工业文明的替代是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步完成的。

    一是以自动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崛起阶段。知识经济的凸显，使得在工业文明中占有绝对优势的“资本家”逐渐地让位于掌握着知识与技能的“知本家”。此阶段时间跨度大致为从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到1995年网景公司推出浏览器这段时期，人们能够方便地利用鼠标和键盘通过互联网测览和传递信息。虽然互联网是计算机之间的联网，但它比计算机更彻底地改变了工业文明时期以自然资源为核心的产业结构和社会分级管理的层级化模式。这个阶段最典型的标志之一，是知识和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独特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开始超越“资本”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是以网络化和数字化为标志的全面发展阶段。互联网不仅成为新的发展平台，而且成为改造过去一切习惯的新引擎。此阶段时间跨度为1995年互联网开始商业化，到2015年人工智能的全面发展这段时期。互联网是一项具有重构一切能力的新类型的技术创新，它不仅成为生活的基础设施，而且还底改变了各行各业的商业结构和商业模式，成为信息沟通的直通道。这无疑颠覆了工业文明时代习慣于追求大而全的集团式发展策略，致使商业模式向着碎片化、个性化、专业化等方向发展。维基百科改变了传统百科全书的编撰模式，网上购物和外卖服务让生活变得更加便利，支付室、微信支付正在替代银行。

    三是以智能化为标志的高峰阶段。人类文明从利用科学技术来解放人的体力，向着利用智能科学技水来解放人类智力的方向推进。时间跨度是2015年到未来某个时候。智能化技术是比互联网更具有挑战性的技术革命，也许，未来几十年内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泛化发展，会把信息文明掉向高峰，并内生出另一种新型文明——智能文明。如果说互联网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主要集中于如何解决由突破传统游戏规则所导致的一系列冲突，那么，人エ智能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则是关乎“人命述共同体”的大问题。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来看，信息文明首次为人类从习慣追于求物质文明转向重视追求精神文明提供了平台与视域。从智能家居到数字医疗、从物联网到智能城市、从平台经济到绿色能源等，所有这些发展不仅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革命，有助于化解过去只立足于物质文明所导致的一切矛盾，而且有助于重塑人与自己、他人、社会、自然界之间的内在关系，确立一种大整体观与大发展观。

（成素梅《信息文明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