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一种重智商轻人格的偏见，似乎新型人才的成长，知识和智商才是真格的，什么人格、品德已经过时。其实，当今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不但要有高智商，而且要有健全的人格。这是因为信息时代知识的创新活动，都是在集体协作中进行的，需要有善于同他人协作的品德和能力，需要人们遵守规则，讲究信誉。

    一个知名的企业向社会招聘高级管理人才，面试中有一道题：“请写出你原来所在单位的最大秘密和对我公司有何价值。”应聘者对此各陈所见，但最后被录用的却是一位对此题交白卷者。有人问及原因，老总回答说：在某种意义上，道德比智慧对人更重要。

    专家的研究表明，当今时代，一项事业的开拓，一项创新活动的成功，智力因素往往只占20%—30%，人格要素占70%—80%。由此，人们对德才兼备又有深一层的认识，在重视智商的同时，还应致力于情商的提高。

    所谓情商是一种稳定存在的情绪、品质和人格素质。它包括个人驾驭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能力；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个人了解自身感受、能够控制冲动和情绪波动、理智行事的能力；面对各种艰难考验时能保持乐观自信心态的能力。如果说智商测量的是你适宜从事什么工作，情商测量的则是你在这个工作中能否成功。可见，青年人在走向成才的奋斗中，既要开发智力，更要养成健康人格。智商如同飞鸟的双翅，情商犹如翅上的羽毛，__________________。

    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够填补人们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不能同样填补道德的缺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些高智商的人却没有获得成功，究其自身原因，多发生在人格的残缺和扭曲上。

    逻辑探求负载知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不涉及具体的科学发现却涉及科学发现的程序和方法。逻辑的对象是所有的科学和所有的探索领域。换句话说，逻辑是识别和判断思想和思想的联系正确与否、有效与否的科学。此外，逻辑的科学性质还在于它与科学一样，是通过论证的方式来推进自己的研究的。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的人。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

    逻辑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的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作为理性精神的一种象征，逻辑是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多数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圣贤、宗教和法典，而只有中国、印度和希腊的文明孕育出极具独特性的逻辑。逻辑在希腊文化中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创立不仅仅在于它为人类产生了一系列实用而美妙的定理，更主要的是它孕育出一种人类文明的新的知识形态：由几条相对简单自明的公理演绎地椎论出数百条定理。人类知识仪靠推理就能获得，而且还精确无误，这还是第一次。受这一成就鼓舞，人类将理性应用于其他领域，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纷纷仿效，从此演绎的公理化方法作为表达、组织和构造人类知识的典范形式，成为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所有的知识领域都可以看到演绎的公理化的理论模式。

（摘编自朱建平《逻辑：一种文化和精神》）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道”，一是“民本”。孟子崇尚“王道”政治，以“王道”为最高政治理想，而贬黜“霸道”。他分别以尧舜禹、“春秋五霸”为“王道”和“霸道”的代表。孟子所说的“王”，就是“以德行仁”，让人“中心悦而诚服”；他所说的“霸”是“以力服人”，结果是“非心服”。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都在“王道”上。他向往尧舜禹先王之治，实质上是希望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即以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圣王历史与业绩的诠释，批判他所处的纷乱的战国时代，目的是引导历史的走向。

    孟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民本”为基础，这与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君本”为基础的政治传统是形同水火的。如朱元璋读《孟子》至“草芥”“寇雠”之语而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废黜孟子祠，并于洪武-十七年命大学士刘三吾删节《孟子》，就是明显的水火不相容的例子。两千多年来，《孟子》成了为苦难民众伸张正义的书，它召唤着历代读书人的良心，如“诗圣”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为民呐喊，忧国忧时。

    要讲“仁政”，就要以民为本，这就是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孟子阐述了自己的“仁政”学说。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这两方面的内容。孟子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主若能行仁政，那他的臣民就会拥护君王，会为长官丢拼命。孟子一直以为，国君和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就是改朝换代，而民众是不变的，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稳定与否直接相关，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孟子其人其书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力之大，后世的不少帝王望盂生畏，《孟子》成“经”之难可见一斑。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以民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思想界是破天荒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如果说孟子言心言性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他谈君谈民就是偏重于政治思想了，二者密切相关。因为孟子的理想是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合一，也就是“王道”。

    孟子“仁政”说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简言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以为，仁爱基于善性，这个善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目的是要为他的“仁政”说找依据。他说“道性善”，即善性人皆有之，应当不断加以扩充，达之于天下，那么“仁政”说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样一来，“仁政”学说就有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普遍的可行性。他“称尧舜”，是称道尧舜的德治天下，不失为仁义之道。德治天下是人们的理想政治，孟子的机智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仁政”说，托制于人们理想中的圣王，这样说服力、可信度都会增强。然而，孟子虽然为“仁政”说找到了“性善论”这个内在依据，不过在当时崇尚“霸道”的形势下，这种“性善论”“仁政”说是很难有市场的。难怪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说孟子的“仁政”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了。

（摘编自郑杰文等主编《经学十二讲》）

中华文明转型的意义

贾文山

    尽管西方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方市场经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被借用过来，而是经历了中国化的历程。中华文明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创新，它能包容不同的文化并使之汇聚为一体，这种包容不是简单地混合，而是把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时空和功能分区有机地串联起来，形成一种互补的文化结构。此外，中华文化的创新也是极具特色的。在前期，中华文化以内源性的自我创新为主，而之后则以外源性的创新为主。其中，外源性创新更加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这种创新方式自儒释道文化融合开始，就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种主导型创新模式，也是中华文明转型的一种范式。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的文明转型，近代以来以马、中、西融合的文明转型，都是通过吸收外来文化，通过外源性创新和内部自我创造的内源性创新结合进行的。

    从目前阶段来看，如果说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在过去曾是一个大熔炉的话，那么现在则有种种迹象表明它逐步走向紧缩、保守和内敛，而中国则日益开放，今天的中华文明是一个融合了多元文化的体系，在这种文明体系中不仅包含了东方的智慧，还包含西方的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自古就是中华文化的本性，一种明智的文明绝不会以“纯正性的名义”原封不动地把外来文化拿过来，而是要把外来文化进行本土化之后方能为我所用，结合中国古代儒、释、道文化融合和现代中、西、马文化融合的经验及效果都能证明这一点。

    中华文明的转型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的范式，这种范式同样可以应用于世界秩序的构建上。我们并不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界他国利用或隐或显的方式推行西方文化价值，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不是输出具体的文化内容，而是要与世界各文明一道，打造一套各个文明之间交流、沟通、和谐共生的实践范式。从中国文明转型的历史经验不难看出，不同民族之间应该坚持差异基础上的对话，寻求文化之间的契合性和互补性，调和传统与现代，取缔中心与边缘，融合自我与他者，形成一个全球跨文明的“沟通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构建出包容、平等、和谐的世界安全、利益、命运、责任的共同体。

（摘编自贾文山《中华文明转型为世界提供实践范式》）

    从文化交流的整体态势上看，近年来，我国的文化贸易渠道得到了扩展，但这一扩展在戏曲领域并不明显。戏曲出口作品结构仍然单一，多以海外旅居华人为主要消费群体。从交流路径上看，目前我国的戏曲院团大多仍然沿用文化交流的出口渠道，而非纯粹的商业运作模式进入外国文化市场。从品牌建设上看，我国现在还没有能占领国际市场的戏曲文化产品，尤其是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品牌性戏曲产品。

    对于传统艺术来说，我们不能片面地以贸易中的经济数据来评价。作为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文化艺术产品本身就有超越物质以外的影响和作用。传统艺术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符号性象征，积淀体现着国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不可否认的是，文化产品的贸易水平也可以是衡量一种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被观众接受的直接标准。从文化贸易的内容来说，戏曲艺术是一种现场表演艺术，不同于影视文化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现场表演艺术很难进行规模化的生产和大众化的复制传播。从文化经济学角度看，作为现场表演艺术，它又存在“成本疾病”，其创作成本并没有因为技术的发展而降低。最重要的是，文化经济学认为，在文化贸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贴现。文化贴现，指因文化背景差异，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不被其它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降低。

    相对于大众文化产品，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对外传播活动中的文化贴现更加明显。对戏曲来说，文化贴现来自三个层面的差异：首先，是审美经验的不足造成的欣赏障碍。大部分戏曲的声腔与表演都是程式化的艺术，并反映在字韵、服饰、化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比较难懂的语汇系统，中国观众尚不能完全理解，外国观众的理解障碍就更大了。第二，传统审美节奏和现代观演节奏的差异。戏曲艺术强调给演员和观众以足够的审美世界和空间，例如昆曲的一唱三叹，是一种“慢”的艺术。相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观众必须调整自己的观赏节奏才能体会其美学意味。第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了解极为有限的外国观众，其本质是东方与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

    因此，戏曲作品要尝试进入文化贸易领域，无论在艺术样态还是成本考虑上都不适合使用大众文化产品的方式。对戏曲来说，我们需要探索一种适用于这种我国传统舞台艺术特点的文化交流贸易形式。

（摘编自胡娜《中国戏曲进入文化贸易的路径探索》）

    韩愈是中国思想文化上无法回避的存在，他所处的中唐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点，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互相激荡中，中国文化应该沿着怎样的道路发展，韩愈给出了自己的方案。他所选择的路径对中国后期的社会文化影响深远，他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努力与过程，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韩愈在思想文化史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和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入汲取分不开。韩愈非常注重对经典的研读，把学习、研究经典作为求道、治学的基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对这些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他知识架构的基础。在把握儒学思想的精髓与源流，深刻体会古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具有独立的批判能力之后，韩愈进一步泛览百家。这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学养更加深厚，为他的文化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韩愈接受传统文化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其研究性和批判性。他以儒家经典著作为思想依托，以渊博的四部学问为基础，常常以审视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传统文化。他的学习充满主动性，“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钧其玄”，提要、钩玄的过程其实就是概括、提炼、思考、领会的过程。他对一些古代著作如《论语》等，都下过校勘、注释、疏解的深细功夫。对诸子百家的学说，他也有一个比较、辨析、批判、吸收的过程，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学术见解，成为建立其道统思想体系的基础。

    在韩愈的时代，传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面临新的抉择，这种挑战来自于佛老二教，特别来自于异域的佛教。唐代的官学虽仍以儒家经典为主，但就民间和知识界的信仰与风尚而言，佛教实有风靡之势。在这种沧海横流的大势下，韩愈“障百川使东之，挽狂澜于既倒”，以勇毅之力排击异端，护持道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理论上，他著《原道》，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批判佛老二教的蠹国害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儒家形成、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贡献，提出儒学的道统以与佛教新禅宗“教外别传”的统绪相抗衡；在实践上，他逆批龙鳞，谏迎佛骨，反对官方对佛教的宣扬。他以势大力雄的横制颓波，为儒学的传承和发展争取了空间。韩愈虽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但他对佛教的思想方法甚至佛教徒本身却并不简单地排斥了事。陈善认为，韩愈赠浮屠诸诗文中，有着引导佛子改弦更张、归顺儒道的良苦用心。

    在韩愈的文化思想中，一种植根于传统，但又注目于现实的品质极为突出。在他看来，传统文化不是一堆毫无生气的文献材料，而是先贤的智慧和灵性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富有意义的创造，蕴含着文化精英们的现实关怀和智慧灵光，因而时时可以给人以启发。对于传统文化，韩愈注重融会贯通其精神，而不株守其内容。他立足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从传统文化中摄取先贤智慧，将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资源，因而他对传统文化往往有新的认知角度，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创新。

（选自杨国安《韩愈的传统文化观》，2019年2月1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