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事业下的人和自然

楼宇烈

    当前的生态问题源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自视无所不能，能够征服自然。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自我膨胀，肆意向自然攫取，不尊重天地万物，非但没有取得真正的独立，反而是被物质、财富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我。

    从“人和天地浑然一体”的观念，变成“人与天地相对立”，于是天地就被作为外在的研究开发、对象。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在中国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曾引进了很多西方哲学理论和思想学说，例如欧洲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自然并不是存在于人类之外、与人类实践无关的自然，而是经过人类实践改造了的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的自然。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要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必须与自然界持续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很多人却将其误读为：人类的根本任务是征服、改造自然。

    上世纪初，中国的学术界就开始从中国哲学里寻找改造自然的资料。但是，在中国哲学里面没有“改造自然”的提法，于是人们开始研究历史上国人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学者们找到的天人关系资料大都是讲“天人合一”的，当时把“天人合一”“畏天命”“奉天”理解为天是绝对不可侵犯的，人在天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去适应天。但后来，有人把荀子“明天人之分”的主张理解为人不能做天的奴隶，提升到“人定胜天”的高度，为征服、改造自然找到了了理论根据。但这显然不符合荀子的原意——天、地、人各有其道，能够分清天与人的职责的人是圣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思想值得借鉴。道家认为，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伟大，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很渺小。人确实有伟大的一面，但人不能主宰万物，天无为，人也要学着无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上个世纪，西方一些思想家提出要重建人文主义，人既不能成为神的奴隶，也不能异化为物的奴隶。人类破坏自然，源于人的贪婪，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破坏了生态环境之后再去治理，所需成本比破坏它的收益要更多，也无法再完全恢复原貌。因此，开发自然资源之前，一定要考虑清楚，而且考虑环境问题时，需要抑制人的欲望。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淡薄，推崇以消费来推动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富有人文精神。倡导不耗尽资源，让现代人可以发展，让子孙后代也可以持续发展。生态平衡是建立在生态伦理的基础上，生态伦理的核心是要相互尊重，要建立起人与自然相互尊重的观念，不去随意破坏、改造自然。另外，食品安全问题也值得关注，我们不能光吃人造的东西，还要多吃自然的东西。这里讲的“自然”是老子讲的“道法自然”，我们要把自然人文的精神和现代科技更好的结合，不是用现代科技去淹没自然人文。

    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便利，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数据化让人越来越失去主动性，人在征服物质世界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些人成了机器、信息的奴隶。“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司马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人类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必要向自然、社会攫取那么多的财富呢？

（选自《大家》，有删改）

    一位新锐设计师受梵高名画《星空》的启发，设计出一条“夜光自行车道”，路面上镶嵌着成千上万颗发着蓝绿色微光的小石头，如同银河洒落人间，令人叫绝。设计师认为，技术不应是坚硬麻木的存在，而应“以一种更具交互性和诗意的方式强化我们的感受能力”。

    的确，技术并不只具有实用价值，亦可以是审美价值的摇篮。中国的陶瓷闻名遐迩，丝绸远销世界，古代建筑令人陶醉，皆因实用价值与审美价值相得益彰。技术满足人的物质需要，艺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技术与诗意融合，更能熏染出高品质的生活。当我们向科技的诗意一面投去更多关注，就不难发现，技术也可以充满温度和情怀，饱含灵性和魅力。

    国内外一些城市，涌现出一种叫做“垂直森林”的新式建筑，层层种下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让绿植充满建筑空间。传统观念里，城市的钢筋水泥风格同绿色自然格格不入，“垂直森林”的建筑设计却成功地让人与自然超越空间局限融合在一起，为“诗意的栖居”创造了无限可能。在南方医科大学人体标本陈列馆，我国现代临床解剖学奠基人钟世镇院士创新标本制作方法，让各类人体铸型标本如珊瑚、水晶般精美，令参观者心情放松，不仅摆脱了对“解剖”的莫名恐惧，更对探索人体奥秘充满了兴趣。

    科学同样要有美感，技术创新也能很诗意。如果把科技比作繁茂的大树，效率和性能是其树干，人文要素则近乎于树枝和树叶。没有树干，枝叶无所依存；剥掉树皮，去除叶子，树干不过是根木头。科技不能只有理性思维而缺少“诗性思维”，否则就难免枯燥无趣。以城市规划来说，许多城市的新城区道路宽度、公共广场都唯宽大是从，不仅不讲科学，实际上也诗意无存，既浪费也没有特色。

    “技术的诗意”，其实不是铺陈、夸张、搞怪，而是“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如同庖丁解牛，始终按照其结构特征用刀，在顺应自然求至善中尽显智慧和技艺。其中凝聚着“真”——尊重规律、以道驭术；凝聚着“善”——简约利物、惠而不费；凝聚着“美”——巧夺天工、出神入化。多些“技术的诗意”，实质正是遵守技术伦理，把创意和人文有机融合，用“人的尺度”统摄技术，给人更多便利感受和美的体验。

    为什么有些技术成果缺乏良好用户体验？不是技术创新能力达不到，而是在贪多求快的浮躁心理驱使下主动放弃了对诗意的探求。这提醒我们，无论是规划设计还是科学研究都极具专业性，决策者有必要多咨询专业人士意见，防止“政绩冲动”和“商业驱使”误导决策。一切技术创新的目的都在于提升生活品质，理应多从人文领域寻求灵感启发和精神支柱，在实用和审美并重中释放智慧和技艺。

    美是愉悦源泉，美也是巨大竞争力。科技之美，立足于“人的尺度”，内蕴着“技术为体、文化为魂”的规律。让科技的真、善、美可观可触可感，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兑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望。

（摘编自刘根生《技术也可以“诗意盎然”》）

    在古代文体学史上，唐宋时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唐宋众体咸备，各种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小说、戏曲也崭露头角；公牍和应用文方面，与新创文体竞相发展，迎来了历史上实用性文体发展的高峰。唐宋文体批评层累式地多角度探究，并与当时的文体书写产生互动，让文体写作与批评相得益彰。一言以蔽之，唐宋时期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唐宋文体学何以呈现出如此特征和面貌？郑骞《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定位》说：“唐宋两朝，是中国过去文化的中坚部分……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唐宋文化既恢宏又复杂，既超卓又平易，既多元又开放，属于成功的贯通、通变型文化，其通变特色影响到方方面面，自然包含文体。

    唐宋文化学术的集大成、综合性的特征，若用当时人的话，而且是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则朱熹《答姜叔权》里的一句话甚为贴切：“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拈出其中的“融会贯通”，不妨说是宋人概括唐宋文化的最佳注脚。文化的融通特征，对于唐宋文学、文体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唐宋文体在文化的大视野下，打上了浓厚的“共同体”烙印，表现为分化与综合、限制与超越、对流与融通的复杂多元格局。

    唐宋文体学的贯通性，突出地表现在文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上。古代文体的结构规则并非刻板不变，实具有灵活组装拆卸的机制，其间的结构和功能关系可紧可松，内在亦具有延展性和弹性张力，在一定条件下，其规则会发生位移改变。文体与文体之所以能发生关系，在于它们具有某种同质的因素，例如结构、形式、语言等。假设我们对甲文体和乙文体都很熟悉，但是甲乙的相参相融，却依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会产生令人兴奋的新奇效果。熟悉与陌生，陈旧与新颖，固有与超越，就在文体间的贯通、参融、相资中实现了奇妙的转化。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贯通密切相关，唐宋开始大量使用“文备众体”一词。黄庭坚等宋人用“兼备众体”来赞美唐代大诗人杜甫，这是充分肯定老杜在诗体方面的集大成。更重要的是，宋人开始用类似词形容本朝文人。诸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都得到过类似“文备众体”的称赞。这种情况在宋以前是没有的。可见唐宋文人的“兼备众体”，成为极为突出的现象。何以文备众体者愈来愈多？这其实是贯通的文化作用于文体的重要表现。

    唐宋文人学识渊博，擅长多种文艺者不在少数。多面手、组合拳式的才能，让他们一通百通，有了贯通文艺的资本。高手可以游刃有余地出入各种文体，取长补短，互相交通。尤其当一种文体已发展极充分，内部的各种写作技巧、艺术手法差不多被穷尽时，或许只有“跨界”“贯通”，向其他文体寻求参酌，才有可能打破困局，实现新变。

（选编自谷曙光《解读古代文体的新维度》）

    中国古典建筑从很早便开始确立理性精神的建筑艺术总体特征。西方古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庙、伊斯兰建筑、哥特式教堂等。中国则大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俗中的君主们居住的场所，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亭台楼阁、轩榭廊桥，分工细致。具体到建筑内部，不是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而是平易的，表现出浓厚的生活情趣；选材上不以阴冷的石头为主，而多用暖和的木质。另外，中国古典建筑工于整体布局，讲究严格对称，展现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特色。它不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取胜，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合而取胜。在局部组成中，则形成在严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如万里长城，虽然它的每段体制是类同的，像一条巨龙横亘于大地，但每一段又仿佛一条独立的龙在飞舞。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整个长城如同无数的龙蛇在作永恒的飞舞。再者，中国古典建筑历来重视以亲近自然山水为目标的园林建筑。皇室不必说，民间诸如“吸江亭”“面花轩”的名目比比皆是，但始终没有太多越出古典理性的范围，实际上，它们只是以玩赏的自由园林来补足居住的整齐屋宇罢了。

（选自李泽厚《中国古典建筑的理性精神》，有删改）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乡愁是一种现代性话语，它是一种我们每个人在今天都普遍体验，但却难以捕捉的情绪。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大的历史节奏是在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跃升。现代性的逻辑风靡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日益标准化、理性化，文化的个性日益被消弭了。而人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不堪忍受无根的生活，总要试图以各种方式抗拒着现代性实践的流动性、多变性、快速化以及对物理距离的终结，去憧憬多元的、个性化的生活。这样，乡愁便与人类的现代化结伴而行，或确切地说——乡愁是人们对现代化生活的一种反拨。

    诚然，思乡、怀乡之情古已有之。翻开中华文化史我们会看到，乡愁是古人抒发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乡愁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它所表达的或者是忧国忧民的情感，或者是对于漂泊动荡生活的感受。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苏轼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等等，都无不生动地表达出了古人悠悠不尽的思乡感受。

    但乡愁对于步入现代化、工业化文明的人来说，则具有特别的意义，拥有最真切的感受——这是一种对已经逝去的文化岁月、生活方式的追忆、留恋和缅怀。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文化在特定的时空中展开，特定的文化形态一旦形成，便渐渐积淀成为一种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编织起人的文化成长之路，甚至伴随人的一生挥之不去。人类生活步入现代化，但是人的文化记忆却不能连根拔起。人的心灵不能简单地被物所填充，更不能全心沉湎于物的世界而无法自拔。而乡愁就是我们串联起生命之流、体悟生活真实的最恰当方式。如果说传统意义的乡愁所指向的多是有限的乡村场景、人物和故事的话，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乡愁的所指则是一种具有人文意味、历史情怀的文化象征。

    从这个意义来说，乡愁产生于距离——这既是一种空间距离也是一种心理距离。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乡愁就是处在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对于曾经活过的农业乡村生活的一种顾盼。诗人北岛的著名诗句“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体现的便是对我们生命的安定之所、生命根基的找寻与眷恋。乡愁所传达的还是一种文化认同、文化归属。是一种民族文化的“集体的梦”“集体无意识”，它具有一种凝聚人心的作用。诗人余光中的《乡愁》诗歌所表达的就是台湾同胞期盼结束海峡两岸人为阻隔、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思乡情怀。

    当下的中国，乡愁被重新唤起，并引起大家的心理共鸣。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这折射了我们时代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处于急剧社会转型的中国，该如何守护我们的文化传统并找到归属感？该如何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该如何抚平人们浮躁的心绪进而拉近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告别乡村生活，人们纷纷涌入城市，虽然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拉近了，但是心理距离却变远了，然而生存环境的改变并没有割断我们的文化记忆，乡愁常常能够带给人们最温暖的拥抱与安慰。乡愁不单单是对一个地方的怀旧，真正萦绕心头的还是这个地方所承载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乡愁视为一种向后看的、消极的怀旧。莫如说，乡愁是现代人对传统的眷顾，是对本民族精神的依恋。记起“我从哪里来”，我们才能更真切地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文化身份”的确认是人的一个社会行为的基本要求，通过乡愁，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身份”，也就找到了自我。在对乡愁的回味中，感受到了本民族的文化体温，感受到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涌动，并渐渐涵养出我们走向未来的勇气与信心。

（摘编自邹广文《乡愁的表达》）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的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文本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

    阅读是极为复杂的精神意识和语言使用活动。而在阅读中，作品与读者则是一与多的关系，所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具有个体心灵选择与心灵赋予的主观自由性。读者的这种主观自由性也使对一个文学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具有独一无二性和不可重复性。文学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文本阐释活动而不是一般的认知活动，就在于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作者的生活经历可以被理解为读者当下的生活意义。读者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作者和作者创作的生活之间不仅达成一种认知的交往，而且实现了一种意义的确认。对文本的阅读也就成为对读者自己的意义的发现，对文本的阐释也就变为对读者所居生活的评说。

    评者是一种特殊的读者。发现文本中的作者意图，判明读者意图的合理性，进而昭示评者的意图，从而释出文学文本意义，使一个具体的文学作品成为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生活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文化显现，实现文学文本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这些都是评者阅读文本、阐释文本的根本目的所在。

    在马克思的文学评论中，人不是西方启蒙思想中观念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马克思所处的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时代，现实的人是被物化奴役的个体人，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人，这正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英法现实主义小说成就的原因。同时，一些批评与理论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黑格尔逻辑主义批评观的影响。评论者认为每个文学文本中的意义都潜藏着支配一切文本意义的普遍规律，而且这种普遍规律贯穿在历史全过程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性、人民性等也因之成为文学评论的基本观念和普遍标准，在古代文学评论中就出现了“扬杜抑李”的现象。而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我国评论界又盛行以审美意义取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观念，认为审美才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出现了“贬鲁迅，赞周作人”的怪现象。

    综上所述，文学文本的意义是由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三者共同建构的。曾经作为历史的作品在当下的阐释中成为现在的文本。由此，民族文文学的传承、外国文学的借鉴不仅是描述、说明，而且是当下文化的增值、现代意义的深化，这样，文学活动将真正引导着人们自主地从现在走向未来。

    （摘编自张政文《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