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哲学”与国学好像一张纸的两面，似乎有关国学的研究都可以“中国哲学”的名义问世。这种现象折射出，“中国哲学”一方面想借助国学竭力摆脱西方哲学的影响而谋取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却又对自身作为一种独特的哲学尚未形成明确的自我意识，因此在现实中无法明确自身与国学的本质性差异。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大多数用以证明“中国哲学”是一种独特哲学的理由难以成立。

有人认为，“哲学”是个共名，因此“中国哲学”必定是一种独特的哲学。这虽然看到了中国“哲学”与西方Philosophy  之间的共通之处，但却似乎忽略了类似的共通之处也可以存在于“哲学”与文学、艺术或宗教之间。

    还有人认为，哲学是某种文化的核心，没有哲学，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而中国文化从古至今一直延续未断，因此必有“哲学”这门学问。这类说法，大约还是以西方文化为样板而得出的一个非普遍的结论。

    另有观点认为，中国有Philosophy这门学问，是西方人自己最先承认，且至今还有认可中国的Philosophy并以之作为终生研究事业的人。的确，从目前可见的资料来看，西方耶稣会士所作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1687年）似乎是最早用“Philosopher“（哲学家）一词来称呼孔子的文献，但耶稣会士对中国思想充满主观性的、非专业性的传播，使当时欧洲著名的哲学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都先后一度对中国思想产生兴趣。但他们对中国思想的了解都很有限，不能用来证明中国自古就存在与西方Philosophy一样的学问。虽然现当代西方有一些学者终生钻研所谓中国Philosophy，但他们的研究多不为西方Philosophy界的同行所看重。更重要的是，归根结底，这种判断中国哲学之成立的方式，仍然是以西方为参照的。

    还有一些学者借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证明中国古代不但有Philosophy，而且还优越于西方。但只要我们的眼光不只是滞留在他们对西方传统Philosophy的批判态度上，而同时深入他们批判的具体过程之中，就会发觉，他们所用的批判方法及问题意识都是典型西方Philosophy式的。拿海德格尔来说，他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思想”而非“Philosophy”。但海德格尔所谓的“思想”，是对存在的真理和统治了西方Philosophy几千年的理性、逻辑之思。他批判西方传统Philosophy并非将其彻底抛弃，而是要揭示其缺陷，为更正当的理性和逻辑重新奠基。但在中国古代，并不曾有哪些思想经典对西方式的理性与逻辑做过清晰而系统的阐明论证。因此，借助作为西方传统Philosophy之叛逆者的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来讧明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甚至优越性，无并于缘木求鱼。

    有人担心，否认中国古代存在类似于西方的Philosophy，就等于否认中国古代思想有对人生真理、生命的终极目的和终极精神的思索和追求。其实，古希腊有了艺术和宗教之后，Philosophy还会发展出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虽然三者同样都能实现对人生真理和终极精神的追求，但与艺术和宗教不同的是，唯有Philosophy是通过运用概念进行推理论证这种人类所独具的理性思维方式来把掘人生真理和追求终极精神，而艺术主要通过直观和知觉，宗教则借助于非理性的力量。西方Philosophy所表现出的这种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方式是其必要的典型特征，具备这种特征的西方Philosophy可称之为“典型哲学”，而凡是这种典型特征表现得不充分、不明显的其他哲学，诸如中国“哲学”则可称之为“非典型哲学”。

    若要证明“中国哲学”是一种具有独特内容和形式的哲学，就必须找出中国“哲学”与西方Philosophy的真正共通而同时又与艺术和宗教的不同之处。笔者认为，作为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方式的哲学，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思想中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确实表现得不充分。中国古代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是“未尝离事而言理”。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哲学对把握人生真理和追求终极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并认为我们也拥有作为一种独特哲学的“中国哲学”，那么，就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西方Philosophy的学习和训练，以培养我们本来并不擅长的通过概念进行推理论证的理性思维能力。

    这样的学习，不但不会瓦解中国传统思想，消解中国思想的主体性，反而更有助于我们从深层次超越历史的局限性，批判继承传统思想，借鉴、吸收、转化传统思想的智慧和优势，真正建构起能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中国哲学。

那些鸟会认人

刘亮程

    ①我们搬走了。鸟会落在剩下的几棵树上。更多的鸟会落到别人家树上。也许全挤在我们砍剩那几棵树上，叽叽喳喳一阵乱叫。鸟不知道院子里发生了啥事。但它们知道那些树不见了。筑着它们鸟窝的那些树枝乱扔在地上，精心搭筑的鸟窝和窝里的全部生活像一碗饭扣翻在地上。

    ②我们带不走那些鸟。带不走筑着鸟窝的树枝。那些枝繁叶茂的树砍倒后，我们只拿走主干。其余的全扔在地上。我们经营了多少年才让成群的鸟落到院子，一早一晚，鸟的叫声像绵密细雨洒进粗糙的牛哞驴鸣里。那些鸟是我们家的。我们一家十六只耳朵听鸟叫。从此那些鸟将没人听地叫下去，都叫些什么我们再不会知道。

    ③大多是麻雀在叫。麻雀的口音与我们相近，一听就是很近的乡邻。树一房高时它们在树梢上筑窠，好像有点害怕我们，把窠藏在叶子中间，以为我们看不见。后来树一年年长高，鸟窠便被举到高处，都快高过房顶一房高了，可能鸟觉得太高了，下到地上啄食不方便，又往下挪了几个树枝，也不遮遮掩掩了。

    ④夏天经常有身上没毛的小鸟从树上掉下来，像我们小时候从炕上掉下来一样，扯着嗓子直叫。大鸟也在一旁叫，它没办法把小鸟弄到窝里去，眼睁睁看着叫猫吃掉，叫一群蚂蚁活活拖走。碰巧被我们收工放学回来看见了，赶快捡起来，仰起头瞅准了是哪个窝里掉下来的，爬上树给放回去。

    ⑤一般来说爬树都是我的事，四弟也很能爬树，上得比我还高。不过我们很少上到树上去惹鸟。鸟跟我们吵过好几次架，有点怕惹它们了。一次是上去送一只小鸟，爬到那个高过房顶的横枝上。窝里有八只鸟蛋的时候我偷偷上来过一次，蛋放在手心玩了好一阵又原放进去。这次窝里伸出七八只小头，全对着我叫。头上一大群鸟在尖叫。鸟以为我要毁它的窝伤它的孩子，一会儿扑啦啦落在头顶树枝上，边叫边用雨点般的鸟粪袭击我。一会儿落到院墙上，对着我们家门窗直叫，嗓子都直了，叫出血了。那声音听上去就是在骂人。母亲烦了，出门朝树上喊一声：快下来，再别惹鸟了。

    ⑥另一次是风把晾在绳上的红被单刮到树梢，正好蒙在一个鸟窠上，四弟拿一根棍上去取，惹得鸟大叫了一晌午。

    ⑦除了麻雀，有时房檐会落两只喜鹊，树梢站一只猫头鹰，还有声音清脆的黄雀时时飞来。它们从不在我们家树上筑窠。好像也从不把黄沙梁当个村子。它们往别处去，飞累了落在树枝上歇会儿脚，对着院子里的人和牲畜叫几声。

    ⑧那堆苞谷赶紧收进去，要下雨啦。

    ⑨镰刀用完了就挂到墙上。锨立在墙角。别满院子乱扔。

    ⑩我觉得它们像一些巡逻官，高高在上训我们，只是话音像唱歌一样好听。乘人不注意飞下来叼一口食，又远远飞走。飞出院子飞过村子，再几年都见不到。

    ⑪那些麻雀会认人呢。我对父亲说，昨天我在南梁坡割草，一只麻雀老围着我叫，我以为它想偷吃我背包里的馍馍。我低头割草，它就落在地上对着我叫。后来我才发现是我们家树上的一只鸟，左爪内侧有一小撮白毛，在院子里胆子特别大，敢走到人脚边觅食吃，所以我认下了。刚才我又看见它，站在白母羊背上捡草籽吃。

    ⑫鸟是认人呢。大哥也说，那天他到野滩打柴，就看见我们家树上几只鸟。也不知道它们跑那么远去干啥。是跟着牛车去的，还是在滩里碰上了。它们一直围着牛转，叽叽喳喳，像对人说话。大哥装好柴后它们落到柴车上，四只并排站在一根柴禾上，一直乘着牛车回到家。

    二次元是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个亚文化族群。早期的动画、漫画都是由二维图像构成的，其画面是一个平面，所以被爱好者称为“二次元世界”，简称“二次元”。广义上说，各种虚拟世界的卡通、动漫、电子游戏及其相关的核心产品与衍生产品都可以归为二次元的范畴。

    为何那么多人痴迷二次元文化？细究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是逃避现实的心理需求。不少青少年沉迷于二次元世界无法自拔，其实是不愿面对充满竞争和纷扰的真实世界。二是寻求认同的心理需求。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族群往往要通过对亚文化的集体消费，不断强化着彼此间的认同感，感知个体存在的价值。

    二次元文化的盛行，于资本市场可能是利好，但对文化领域是喜是忧，则需要时间的验证。当下二次元文化的各类活动主要是在互联网这个场域完成的。新媒体不仅为二次元作品提供了便利宽广的展示平台，还为网络一代找到了同好聚集、思想碰撞的交流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二次元逐渐跳脱了孤立的虚构故事空间，超越了动漫的艺术形式，形成涉及人群更广泛、内容更丰富的时尚潮流。然而，由于互联网对海量内容的筛选、监管和把控不甚严格，使二次元文化落入野蛮生长、参差不齐的窠臼。

    随着主要受众群体年龄的增长和心智的成熟，二次元文化与主流文化破壁交融的进程将逐渐加速。为了更好地获得年轻人的认同，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创作或评论引导的方式影响二次元文化，指引其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国产二次元作品，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升：一是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提倡的要素。二次元这种创作传播方式，须在中华文化内涵的挖掘上有所倾斜，这样才能为青少年亚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对接打下基础，给主流文化的发展开辟更多维度。二是从注意力经济转向情感力经济。动漫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里面的人物个性鲜明、情感丰富。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产二次元作品却更多地流于肤浅的无厘头搞笑，或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堆砌俊男美女、宏大场景。试问，如是没有充分的情感张力，又怎能与观众深度互动、引导他们进行理性思考呢？三是取材于现实，靠生活质感打动观众。与其他艺术形式一样，二次元文化唯有回归现实，脚踏大地，才能更加震撼人心，引发共鸣，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宋磊《面对“二次元潮流”主流文化不应缺位》）

    汉代人建构起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世界图式，以物质性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和改造人与自然，在冯先生眼中，这是汉代人科学精神的表现。但对于汉代的科学观，冯先生并非完全认可，原因在于这种科学观具有神秘主义成分。

    先生认识到，汉代的“天人感应”说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真理，而是一种“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神秘性表现为以不可言说的“感动”作为沟通人与自然的桥梁。人的行动特别是统治者的行动可以神秘地“感动”自然界，使之有正常的或不正常的现象。

    汉代人认为“天人感应”中神秘的联系主要源于“同类相动”原则。“类”概念的提出，在冯先生看来，是阴阳五行家实现“天人感应”的关键。自先秦以来，阴阳五行家便发现“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的“同类相动”现象。对此冯先生并未完全否定，他指出“两个乐器，如果震动数相同，可以引起共鸣，这就是所谓‘同声相应’。这是真实的”。而对于“从山里出来的云彩有草木的形象，从水里出来的云彩有鱼鳞的形象”等观点，他却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虚构”。这种虚构“把自然现象拟人化，认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力量，也是有意识、意志和目的的”。这在冯先生看来是唯心主义思想。从历史角度看，汉代“天人感应”的科学观虽由先秦阴阳五行说发展而来，但已由先秦的“唯物主义”转为“唯心主义”。

    冯先生指出，战国时代阴阳五行家所说的五行和阴阳基本上还是物质性的东西。但先秦的阴阳五行说在秦汉时期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一种是延续了先秦阴阳五行说的自然主义路径；另一种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此说“把阴阳和五行看成是具有精神、意识和道德属性的实体，从道德意义去了解阴阳五行相互作用的法则，把现象间的相互影响看成一种精神性的‘感应’或上帝意志的体现，认为世界的变化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汉代人这种以“天人感应”为特色的世界观源于人的主观联想与虚构，并非通过实验获得的确切认知。根据这种虚构的认知来解释和改造人与世界，在冯先生看来正是这种学说的神秘性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冯先生所说汉代的阴阳五行说分为自然主义与神秘主义两种路径，这两种路径虽对立，但却是同一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自然主义的科学观念是“天人感应”说的基础，而“天人感应”说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科学观念上的世界图式。由此看来，“天人感应”说是建立在汉代科学观基础上的一种神秘主义的世界观。

（摘编自代玉民《神秘主义的科学观——论冯友兰眼中的汉代科学精神》）

    情志是中国古代诗学范畴的概念，是诗歌的内在本质要素。史传文学的“志”体现在以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中，在叙事中蕴含着事理，抒发史官的政治抱负。“情”表现为史官在书写历史时“发愤著史”，融入自己的心灵感悟，饱含深情。用诗学范畴的“情志”来研究史传文学，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史传艺术本质的认识。

    先秦时期，史官掌管祭祀、占卜、记事、典册等一系列国家大事。这些人知识渊博、地位崇高，不仅担负记录历史的责任，还要向君王谏言、献策，有时还会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史官个人的荣辱成败与国家兴亡是分不开的，他们同其他臣子一样肩负励精图治的使命。这也就是史官要在史传中表现“志”的原因。

    史官在记史时抒发意志，因为他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还是历史的参与者。孔子慨叹：“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如果是秉笔直书，只是客观记录历史，孔子何以想到后世“罪”他？深层原因还是他在《春秋》中融入了自己信奉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这种价值观念并不是作者个人狭隘的主观取向，而是认识历史的一种参照系统。

    史传在对事件和人物做点评时，往往会追加一个点评的主体。这样就将历史事件和人物品评区分开来，不会混为一体，不至于影响史实的客观真实性。对事件的看法借“君子”“仲尼”等之口表达，实质上是借他人之口抒心中所想。这样的叙事技巧，既保持了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凸显了史学家的公正，也在字里行间暗含了作为一个当局者的态度——史官并不是看客，而是切身为国家兴衰存亡忧心忡忡的正义保卫者。

    钱钟书言“史蕴诗心”，史传亦是史官的心灵史。这一点在司马迁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一直秉持据事直书的信念，但在司马迁看来，史传不仅是对历史的整理和记录，也是对现实的态度，是体现价值观的一种途径。他以诗性叙述，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示了历史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史记·刺客列传》中饱含深情地刻画了刺客这样一类人物，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一个个有血有肉、肝胆相照，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人生观。

    历史记录的本质是对人类文明痕迹的捕捉，史官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要与历史人物进行心灵的对话，他的使命就是饱含着深情把已经逝去的人物写出生命，把已经发生的事件写得生动，最终呈现出鲜活的人物、鲜活的历史，让跳动的生命气息绵延不绝。

    史传作者的“情”不同于抒情诗人的“情”。诗人多聚焦于一时一刻的客观世界和主观意志；史官有更加广阔的胸襟，不仅关注当代，也关注过去的人和事，在动态的社会和人生中表情达意。诗歌的情是静中显情，史传的情是动中传情。诗歌字里行间传递着诗人的情感；史传则是表面上有意避之，实则处处传情。

（摘编自魏玮《史传文学的“情志”》）

只有从具体的事件中，人们才会准确打捞对某一年的公共记忆。而这些事件，在互联网时代，往往表现为一年之中的热搜词。我们在热搜词里读懂中国。近日，基于网民搜索大数据而生成的热词榜单正式出炉。这份榜单与我们在2020年的感受若合符契。新冠肺炎、疫情、复工复产、全面小康、中国火星探测、直播带货、国内游……年度大事件纷纷上榜，为我们这一年“总结陈词”，也刻画着2020年的真实面貌。

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份榜单中的中国，那就是“韧性”。2020年的中国不容易，但恰是凭着这种“韧性”，中国在困境中进发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量，于危机中育出新机。

在众志成城的抗疫中，国人显露出英勇无比的韧性。我们万众一心打赢了武汉保卫战，成功阻击本土疫情，常态化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零星散发疫情被精准控制，中国成为全球抗疫最成功的国家。成功阻击疫情，彰显着中华民族性格中长久以来的韧性传统，这是中国先于其他国家走出本土疫情的重要原因。

韧性，是植根于国人血液中最重要的民族性格之一。中国文明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断流，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性格与文化上，有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中华民族经受住了一次次危难。在2020年的疫情中，我们同样经受住了考验。

民族性格的韧性，还投射到国民经济的韧性上。在热词盘点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强大的复苏能力。疫情肆虐之时，中国经济也受到波及，经济发展遭遇相当程度的挑战。但正如“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度热词，中国经济的韧性决定了其不会轻易言败。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同时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这些都构成了中国经济迅速恢复的基础条件。

除了积淀雄厚，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困境之中，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畅通内循环。在疫情中我们看到，直播经济、外卖经济、线上办公、在线教育等创新经济冲上风口，成了拉动中国经济复苏的新增量。如此种种，都描摹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底色。

这份关于2020年的热词榜单，总结了中国在这一年中所经历的困难，也见证着中国如何在强大的韧性中逆风而行。未来，中国前行之路可能仍将不甚平坦，也会遭遇压力，但有这种韧性在，中国就会不断前行。

当我们度过非同寻常的2020年，回首发现，国与民的力量，都彰显出一种韧性品格。爬坡过坎，迎难而上，我们将穿越荆棘之地，走向更加开阔的未来。

（摘编自韩丹《在热搜词中见证“韧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