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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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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2016-2017学年甘肃会宁县一中高一上月考一语文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当前,中国诗歌进入了缺乏创新激情的贫乏状态,摆脱不了平庸的纠缠,那些曾经让读者心动不已的追寻民族独特体验和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具有独创性的艺术精品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中国诗歌正难以避免地进入了缺乏艺术杰作的窘境。造成当前中国诗歌创作难尽人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则是,整个社会的文学审美意识的普遍弱化导致诗歌评价标准的缺失。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诗歌是好诗歌?

    好诗歌是对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状况的深度把握和对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追求的审美洞察,是从诗人的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真诚关爱。诗人的把握现实生活既不是对当下生活时尚的浮光掠影式的涉猎,也不是对自我生活趣味的低吟浅唱式的回味,而是要深入到普通民众的具体生活中,挖掘隐藏在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精神潜流。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原点,诗人绝不是为了创作的目的才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里去,而是要以普通民众的生活作为出发点,深入到普通民众生活的底层。如同秘鲁作家马里奥·略萨所说,作家的责任就是“要用想象力穿透生活”,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去“结构生活现实”。一个时代的现实生活形态是复杂多样而又千差万别的,诗人对现实生活状况的把握绝不是在诗歌中表现琐碎的生活细节,而是要在涌动的生活潮流中追寻一个民族的内在精神走向,探求一个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内在情绪。

    好诗歌是对超越国界的人类精神的合理张扬和对跨越时空的人类永恒价值的诗意追问,是从诗人的精神底层逐渐升华出来的人性思索。文学是一个民族特定时代里的精神产物,理所当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打上了无法替代的特定民族的烙印。然而,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超越国界和跨越时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人类共同追寻的普遍精神的表达.因此,好诗歌就不能将目光仅仅停留在一个时代的民族现实生活状况的展现上,而是要以此为出发点,善于发现隐藏在自己民族精神底层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共同价值,诸如对真的肯定,对善的弘扬,对美的向往,对理想的追寻,对自我的超越,对个人自由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尊重等等。诗人的责任就在于融入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中,在积淀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中去追寻人类的终极价值。

    好诗歌是对日常生活语言的审美升华。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工具,口语化成为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然而,诗歌创作的口语化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平庸化。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语言,但是它必须是经过诗人的审美加工的。诗歌语言的口语化不仅是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而且更是诗人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的审美化。

(节选自郭国昌《诗歌价值如何认定》

(1)、下列各项中,对诗歌的分析不符合本文所论“好诗歌”标准的一项是(   )

A、“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金黄的稻束》)诗人表现了一个民族的“坚韧”和“静默”的精神内涵。 B、“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告诉你吧/世界/我一不一相一一信!。”(《回答》)诗人以清醒的眼光审视十年浩劫,愤怒而又不失理性,强烈渴望重新确立人类的基本价值。 C、“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断章》)诗人通过日常生活语言和意象的排列组合,表达了常人司空见惯却又难以言说的人生体验。 D、“我是空心菜爱好者/所有的土地都种上空心菜/没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就是个空心菜爱好者。”(《空心菜》)诗歌自然地流露出诗人对自我生活趣味的欣赏,形式自由,不落窠臼。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当前中国诗歌创新激情缺乏,出现了平庸化的状态,艺术精品越来越少,缺乏真正追寻民族独特体验和表达人类普遍情感的艺术杰作。 B、好的诗歌不应该有诗人自己的影子,而应深度把握现实生活,作者要深入到普通民众生活的底层,表现隐藏在民众日常生活表象下的精神追求。 C、造成中国诗歌现状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因素是诗歌评价标准的缺失,而造成这一标准缺失的原因则是整个社会的文学审美意识的普遍弱化。 D、好的诗歌应该能够跨越国界、跨越时空,合理张扬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诗意追问人类永恒的价值取向,是诗人对整个人类的人性的思索。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世界的首先是民族的,如果诗人在创作时抓住了积淀了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日常生活,就能反映人类共同的价值。 B、诗人把握现实生活,不是表现琐碎的生活细节,也不是轻描淡写的反映当下生活的新时尚,而是应该把握涌动的生活潮流中的内在民族精神。 C、好的诗歌绝对不是离开一个民族的现实生活状况而去反映人类共有的普遍价值,人类共有的普遍价值体现在各个民族具体的现实生活中。 D、白话诗歌是现当代诗歌的主流,但白话不等同日常口语,好的白话诗,其语言必经诗人的审美加工,是以诗意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情感。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同其他林木相比,竹子颇有一些独特之处,如虚心、有节、清拔凌云、不畏霜雪、随处而安等等。这些特点,很自然地与历史上某些审美趣味、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进而被引入社会伦理美学范畴,成为君子贤人等理想人格的化身,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春风得意的封建宠儿常常以竹来互相吹捧或以竹自诩,那些落泊荒野的书生和隐居“南山”、待价而沽的名士,也普遍寓情于竹、引竹自况。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有关竹子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画竹成为中国绘画艺术中一个重要门类,封建士大夫在私园、庭院中种竹养竹以助风雅,亦成为普遍风气。

    最早赋予竹以人的品格,把它引入社会伦理范畴的,要算《礼记》了。《礼记·祀器》中说:“……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魏晋时期政治局势反复无常,文人士子意气消沉,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失意文人,为逃避现实,不与当权者合作,遁隐竹林,借竹之高标、清姿佐己之风流,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震动,对后代封建文人的行止也产生了莫大影响,可以说,敬竹崇竹、寓情于竹、引竹自况,竹林七贤乃是“始作俑者”。自此以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便与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晋室东渡之后,文人士子大量南逃,南方秀丽的山水将他们从对现实的迷惘、懑闷中解脱出来,他们纵情山水、远离尘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广袤的竹林正是他们托身、浪迹之所,竹子清丽俊逸、挺拔凌云的姿质令风流名士们沉醉痴迷。一时间,闻有好竹即远涉造访而不通名姓者有之,种竹十顷栖居林中者有之,对竹啸吟终日不辍者亦有之,王徽之、张廌(zhì)、翟庄、袁粲等,是其中风流最著者;王徽之乃至声称:不可一日无此君!这一时期,文人雅士赋竹、赞竹,为竹作谱,蔚成风气,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植物专谱——戴凯之的《竹谱》正是在这种风气下以韵文的形式诞生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士大夫所赋予竹的,是“清风瘦骨”“超然脱俗”的魏晋风度,尽管对竹的“高节”“坚贞”也偶有提及,但更多的是对竹的自然风采的礼赞,表现了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大自然的崇敬和向往。作为一种社会风范的竹,在这一时期尚未产生以及被普遍接受。及至中唐以后,尽管竹子作为一种自然的灵物,其天姿秀色仍被普遍欣赏,但它的某些特点如虚心、有节、根固、顶风傲雪、四时不改柯易叶等等开始被强调并引入社会伦理范畴,最终演化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思想意识中有德行的君子贤人的化身。这明显地反映在中晚唐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白居易在《养竹记》一文里首次总结出竹的“本固”“性直”“心空”“节贞”等高尚情操,将竹比作贤人君子;刘岩夫在《植竹记》里则更将封建文人士大夫所共同钦慕的“刚”“柔”“忠”“义”“谦”“贤”“德”等等品格赋予竹子;此外,“亲慈子孝”“尊敬长者”等伦理规范也或先或后赋予了慈竹(子母竹)和筇竹(扶老竹)。从此,竹子在中国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体系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通过种竹养竹、咏竹画竹等等追求风流雅致的行径,一代一代传承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节选自《汉字趣编》之十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①诗产生于西周的礼乐政治活动而非原始宗教仪式,是政坛言说的产物,与歌并不同源,但却有着歌的一些元素,不过,它们的联系不在文字形式而在音乐。在西周,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为朝廷官员,言说对象为臣,言说内容自然也不能脱离政治,故“诗”一开始就承担着政治言说的特殊功能。《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时的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见诗在西周时期的功能是补察时政。周代的礼乐政治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礼乐教化向臣民灌输礼乐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周代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这一工作。《礼记·孔子闲居》记载孔子说:“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周代,战国以前的人将诗看作是礼乐的一部分,诗所承载的是礼乐道德的价值取向。

    ②歌则不同。早期的歌的本质是音乐,适合抒情而不适合言事。歌是一种大众表达情感意愿的形式,而非专门用来表达和传播礼乐伦理道德,不可能用来教化百姓。因而,原有的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然已不能满足教化需要。于是,有了“诗”这一专门用于朝廷政治文体的产生和“歌”向“诗”的转变。

    ③这一转变,在“歌”之外确立了一种新的韵文形态,即诗的形态。这一形态与歌不同:一是它的本质不再是音乐而是“文学”。二是诗一产生就被赋予了政治君臣关系、政治言说的性质。这一性质,除决定“诗”最初的作者主要是朝廷的官员外,还确立了“诗”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性。因而,诗的言说主体的身份是朝廷官员而非普通百姓,言说的内容为政治而非个体的情感。三是诗多非即时即事的言说,多先为文字创作。且由于政治演说形式具有一定的规定性,故诗句式齐整,口语成分和杂言较少,如《大雅》《小雅》。

    ④由于原始宗教祭祀少不了乐,音乐在原始宗教中具有神圣性,又能起着愉悦作用,所以适应着礼乐政治而产生的“诗”,很自然地继承了宗教礼乐仪式之歌“音乐+语言”这一形式。将诗与音乐结合,有助于提高诗的地位。另外,当时的书写工具不发达,借助音乐可以使诗便于传播,更广泛地发挥教化作用。诗与音乐融为一体,更有利于承担礼乐政治的职能。

    ⑤不过,即使是使用文字与音乐结合这一形式,诗也与歌不一样。歌的语言和音乐的融合是原生态的存在。歌产生时,音乐与语言是相伴相随的,没有音乐不能谓之歌。诗则是先有文字,后来配乐,用于仪式的演唱。由于诗纳入了周代“乐”的系统,音乐和诗的对接才被固定下来,但配诗之乐是后来附加的。

(选自赵辉《歌与诗的起源及原始功能异同》,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作文与运思

朱光潜

    元遗山与张仲杰论文诗说:“文章出苦心,谁以苦心为?”大作家看重“苦心” , 于此可见。就我个人所能看得到的来说,苦心从不会白费的,思路太畅时,我们信笔直书,少控制,常易流于浮滑;苦思才能拨茧抽丝,鞭辟入里,处处从深一层着想,才能沉着委婉,此其一。苦思在当时或许无所得,但是在潜意识中它的工作仍在酝酿,到成熟时可以“一旦豁然贯通”,普通所谓“灵感”大半都先经苦思的准备,到了适当时机便突然涌现,此其二。难关可以打通,平路便可驰骋自如。苦思是打破难关的努力,经过一番苦思的训练之后,手腕便逐渐娴熟,思路便不易落平凡,纵遇极难驾驭的情境也可以手挥目送,行所无事,此其三。大抵文章的畅适境界有两种,有生来即畅适者,有经过艰苦经营而后畅适者。就已成功的作品看,好像都很平易,其实这中间分别很大,入手即平易者难免肤浅,由困难中获得平易者大半深刻耐人寻味,这是铅锡与百炼精钢的分别,也是袁简斋与陶渊明的分别。王介甫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倔,成如容易却艰辛”,是文章的胜境。

    作文运思有如抽丝,在一团乱丝中拣取一个丝头,要把它从错杂纠纷的关系中抽出,有时一抽即出,有时须绕弯穿孔解结,没有耐心就会使紊乱的更加紊乱。运思又如射箭,目前悬有靶子,箭朝着靶子发,有时一发即中,也有因为瞄准不正确,用力不适中,箭落在离靶子很远的地方,习射者须不惜努力尝试,多发总有一中。

这譬喻不但说明思路有畅通和艰涩的分别,还可说明一个意思的涌现,固然大半凭人力,也有时须碰机会。普通所谓“灵感”,虽然源于潜意识的酝酿,多少也含有机会的成分。大约文艺创作的起念不外两种。一种是本来无意要为文,适逢心中偶然有所感触,一种情境或思致,觉得值得写一写,于是就援笔把它写下来。另一种是预定题目,立意要做一篇文章,于是抱着那题目想,想成熟了然后把它写下。从前人写旧诗标题常用“偶成”和“赋得”的字样,“偶成”者触兴而发,随时口占,“赋得”者定题分韵,拈得一字,就用它为韵做诗。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术语,把文学作品分为“偶成”和“赋得”两类。“偶成”的作品全凭作者自己高兴,逼他写作的只有情思需要表现的一个内心冲动,不假外力。“赋得”的作品大半起于外力的催促,或是要满足一种实用的需要,如宣传、应酬、求名谋利、练习技巧之类。按理说,只有“偶成”作品才符合纯文学的理想;但是在事实上现存的文学作品大半属于“赋得”的一类,细看任何大家的诗文集就可以知道。“赋得”类也自有好文章,不但应酬唱和诗有好的,就是策论、奏疏、墓志铭之类也未可一概抹杀。一般作家在练习写作时期常是做“赋得”的工作。“赋得”是一种训练,“偶成”是一种收获。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经过“赋得”的阶段,“偶成”的机会不一定有,纵有也不会多。

    “赋得”所训练的不仅是技巧,尤其是思想。一般人误信文学与科学不同,无须逻辑的思考。其实文学只有逻辑的思考固然不够,没有逻辑的思考却也决不行。诗人柯尔律治在他的《文学传记》里眷念一位无名的老师,因为从这老师的教诲,他才深深地了解极放纵的诗还是有它的逻辑。我常觉得,每一个大作家必同时是他自己的严厉的批评者。所谓“批评”就要根据逻辑的思想和文学的修养。一件作品如果有毛病——无论是在命意布局或是在造句用字——仔细穷究,病源都在思想。思想不清楚的人做出来的文章决不会清楚。思想的毛病除了精神失常以外,都起于懒惰,遇着应该分析时不仔细分析,应该斟酌时不仔细斟酌,只图模糊敷衍,囫囵吞枣混将过去。练习写作第一件要事就是克服这种心理的懒怠,随时彻底认真,一字不苟,肯朝深处想,肯向难处做。如果他养成了这种谨严的思想习惯,始终不懈,他决不会做不出好的文章。

(本文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唐诗之所以能达到高峰,也有文人们的自觉努力,其中有些因素仍然值得当代文艺工作者思考。

    唐代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在治乱两种不同的时世中,文学都取得了极高成就。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是文人们在不同时代条件下都能将个人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具有为时代而创作的强烈责任感。例如初盛唐是社会走向兴盛的时期,文人们能站在观察宇宙历史变化规律的高度,对时代和人生进行自觉的思考,将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转化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健康乐观的情怀,创作出能充分体现时代风貌的优秀作品,从而形成文学繁荣与社会繁荣相一致的盛况。

    齐梁陈隋时期诗风愈趋浮靡,唐朝为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从开国之初就将政治革新和文风革新联系在一起。从初唐到盛唐,诗歌经历过三次重要革新。其主要方向是提倡诗歌文质兼备,核心内涵是发扬比兴寄托的风雅传统,肃清浮华绮丽的文风。初唐四杰针对唐高宗龙朔年间“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诗风,明确提出要廓清诗赋的“积年绮碎”,强调刚健的气骨和宏博的气象。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和建安气骨,肯定革新诗歌的关键在于恢复建安文人追求人生远大理想的慷慨意气,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倡“骨气端翔、音情顿挫”的诗风。张说和张九龄更进一步提出作文要风骨和文采并重,典雅和滋味兼顾,鼓励多样化的内容和风格,并提出盛唐诗歌应当以“天然壮丽”为主的审美理想。经过这三次革新,建安气骨在开元中为诗人们广泛接受。政治气象的更新又促使诗人们把共同的时代感受反映到诗里,并意识到他们渴望及时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正是建安气骨和时代精神的契合点。

    唐代诗人善于提炼具有普遍性的人情,表现人生共同感受,使之达到接近生活哲理的高度,因而在百代之下犹能引起最广泛的共鸣。人类的社会生活、阶级属性、时代环境虽然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体验,例如乡情、亲情和节物之感等。中国古诗为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多数是盛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盛唐诗人既能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过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日落归山、黄河入海的壮伟景象,激起诗人再上一层、放眼千里的万丈豪情,又蕴含着登高才能望远的人生哲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战乱之中亲人的平安消息比什么都珍贵,这个道理高度提炼了人们在同类境遇中共同的体会,因而成为后世常用的诗句。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唐代文学高峰形成的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这些至关重要。在登临巅峰的过程中,唐代文人追求完美和高远的精神风貌,可能在当下尤为欠缺,因而对今后的文艺建设最有启发性。

(摘编自葛晓音《唐代文学高峰的启示》)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最近,中华有声历史资料数字化工程惹上了官司。有人批评其质量堪忧,有人质疑其在数字化过程中,将一些珍责的原声母带交给日本公司,使这些母版文物有可能被盗录和损毁。谁是谁非,当事人各执一词。然而此次事件,使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工程得以进入公众视野。

    保护音像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的集体记忆,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我国珍费的音像档案意义重大,但关键在于其获得永久性保存后,如何才能变成活的文化?在全球化、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传统文化资源面临着双重悖论。

    第一重悖论,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流行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同时,全球化时代又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兴。以电影、电视、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流行文化,用“全球通用”的审美标准席卷全球,鲸吞蚕食各国各地区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迅速消研多样性、异质化的地方性文化。这种全球趋同化的大众流行文化浪潮,使得很多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和人群,愈益面临失去独特文化身份的危险。只有接续传统文化的根脉,复兴传统文化资源,我们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站稳脚跟,获得文化身份和价值情感认同。

    第二重悖论,信息化、教字化既给传统文化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也为其重焕生机提供契机。为什么从前人们喜欢看戏,现在不吾欢呢?这变化的背后就是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在信息、交通都不发达,文化娱乐活动匮乏时,建立在地域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得以较好地传承发展。随着信息和交通的便捷,尤其是进入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后,地域色彩浓厚的传统文化面临巨大冲击。当人们打开智能手机,就可以观看电影、电视、视频时,很多人就不愿意走进剧院看那些古老的地方剧种了。传统戏剧如此,其他领域和门类的传统文化亦然。但是,信息化、数字化是一种技术力量,它们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限制,使其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音。如3D全景声京剧电影《霸王别姬》,从2014年登陆好菜坞杜比剧院后热度一直不减。这种蕴藏着强烈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密码、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语境里被认同、被赞叹,真正走向了世界。

    对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一定要跳出“死文化”的陈旧观念,不能把传统文化变成活标本、木乃伊。要充分借助信息化、数字化的技术力量,借助大众流行文化巨大的承载力和传播力,使传统文化以鲜活的形态,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大众文化趣味、艺术审美的一部分。唯有如此,传统文化才能再度获得复兴和繁荣。

(摘编自封寿炎《数字时代,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传承》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敦煌壁画作为我国传统壁画艺术的瑰宝和精髓,对色彩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对线条有着那个时代的理解。敦煌壁画是我国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壁画,我们从敦煌壁画的载体来看,敦煌的石窟建筑是敦煌壁画的载体,而敦煌雕塑是敦煌佛窟的主体。敦煌的壁画对于敦煌的建筑,起到的是一种美化或者是装饰的效果,它对于敦煌的雕塑,也起到一种陪衬的作用,但是敦煌莫高窟中的主体雕塑,并不能体现出当时文化的进步以及经济的繁荣等内在的内容,所以只能够通过敦煌的壁画来体现。由此观之,在敦煌的佛窟里面,壁画所处的位置虽然不是主体的位置,但是它可以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敦煌莫高窟从最初开发到最终的形成经历了好几个朝代,而各个朝代的绘画风格和颜色基调又各有不同,所以在壁画的色彩和表现力上也有所差异,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各个朝代的特点。敦煌壁画所表现的内容不仅有历史文化风貌,还有宗教信仰和宗教习俗。

    北魏出现的壁画属于敦煌壁画创作初期的作品,所以壁画在表现形式和基本色调上体现出北魏时期色彩的变化,浓重而又富有变化。绘画的画家们首先用红土粗略地在墙壁上起稿,之后再用黑色的线描一遍。画面壮美、宏大,人物采用了龟兹风的渲染手法,类似于西方绘画。后来到北周,壁画一般都绘在经过处理的白色背景区域,使得色彩更加突出,画面更加美观。

    再到隋唐过渡时期,敦煌壁画继续创新,这个时期的壁画在创作和表现形式上既承接了上一代的特点,又有属于自己的特色。壁画高雅富丽,更加注重色彩的协调和搭配。这个时期的壁画创作,在绘画手法上以平涂为主,绘画出主体后再加以修改,色调以绿、青、红为主色调。到唐朝,壁画更加注重色彩和线条的结合,在色彩的作用上,也更加具有创造力,不再以单元色为主,出现了许多的复合颜色。其中盛唐时期的观无量寿经变壁画,色彩典雅绚丽,浓厚而不失庄重,线条飘逸又能清晰表现主旨,内容富有想象力又符合逻辑。红色的廊柱,青绿色的琉璃瓦搭配和谐,错落有致,而人物的衣着服饰多用间色,朴素淡雅。这个时期的壁画水平也达到了敦煌壁画的巅峰。

    敦煌壁画的晚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更替使得民族逐渐融合,中土的绘画风格和西域的绘画特点有了较多的融合,色彩也逐渐变为次要地位,壁画以表现内容为主。敦煌壁画的晚期经历了时局动荡、艺术革新、朝代变迁、民族交融和文化的交流,使得敦煌壁画在绘画风格上结合了中原文化的特点,在色彩上更加趋向于暖色、温和的色调,同时壁画更加注重其内容,降低了颜色在壁画中的地位。还有部分年代的因素,和化学本身的效果,使得壁画随着时间的变化迎来了第二次生命。

(摘编自郑宇翔《敦煌壁画的色彩构成》2018年第04期《文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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