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美术理论的陈传席曾说过画若没有古意，格调便不高。

    美术的要义是要通过画面将“美”传达给欣赏者。而客观美对于中国画来说只是一个方面，它还要求在客观之上有精神的追求。也就是说创作者在创作中不仅要表现客观现实的美，还要讲求中国文化中那种虚灵、澄澈的诗意的审美理想，更高一级的话，还要有哲学的意味，体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一句话，中国画讲究的是气韵、格调，是要创造一种超自然的精神氛围，因而它比单纯的造型艺术多了形而上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内涵。应该说，这是中国式的审美理想，还有宇宙观的延伸。

    那么中国画中的“古意”究竟如何表现，该如何理解呢？

    举个例说，李璟的词《山花子》开头的两句“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菡萏”是“荷花”的别称，如果将““菡萏香销翠叶残”改为“荷花凋零荷叶残”，阅读起来没有了障碍，但读词时的感觉随着词句的改变而起了变化。叶嘉莹说，这样一改就会失去原句所包含的那种丰富的“潜能”，也就是艺术品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意象。为什么呢？“菡萏”一词出自《尔雅》。《尔雅》是中国的第一部词典，距今至少2000年了，够古老；而且《尔雅》收集的都是近乎规范的雅言，本身就与现实的日常用语有着一定的美感距离。“因此有了一分古雅，也更加珍贵，格调自然出俗。”“香”是芬芳的香气，“翠”不只是绿的颜色，还能让人联想到美且珍贵的翠玉。这么多珍贵的、美好的意象，“销”了、“残”了，消失了、残破了，使人感受到的是极端的残酷，所以王国维读罢就有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感慨， “荷花凋零荷叶残”虽然通俗易懂，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人这种强烈的感受。

     “距离”产生美，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但用于诗词、绘画创作也一样产生意想不到的美感。

    中国画中的“古意”，是因为它重“意境”，它所追寻的意象和美感是超现实的，有着一种现实生活的喧嚣躁动、急功近利遥不可及的静寂、旷远与超尘，所以古意盎然，珍贵且格调出俗，也因此有着丰富的意象和再创作的空间，令欣赏者可以尽情地驰骋自己的想象，也能给欣赏者以安宁、超然的感觉，而不只是享受它的客观美所带来的感观享受。

    中国画与西洋画最大的区别不仅是焦点透视与散点透视的问题，而更是中国画中有“我”的存在，有精神上的追求和寄托，创作的过程就是作者在与自己对话，如同一次心灵的散步。中国画肇始就是在客观之上表现作者自己，特别是自从宋代的文人染指绘画以后，中国画便有了一种特别的追求──文人气。文人们将自己追求的诗意精神需求融入笔墨之中，重意趣自然，追寻高古清幽、离尘绝俗，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愿望。所以说，中国画的精神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延伸，强调文人诗意情怀，强调高古的气韵格调。无论画山水、人物，还是花鸟，画中可以无人影，但“境”中一定有一个人，就像中国人论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随着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国门打开，西洋画随着欧风美雨，进入中国。面对写实逼真的西洋画，许多人惊讶不已，西洋画里那铜制的泛着金属光泽的纽扣，那细密逼真的发丝，那如同真人一般，好像还有着温度的人，似乎让重神不重形的中国画相形见绌，中国画好像成了明日黄花，许多有见识的文化人，此时也像是被洗了脑，反对写意，要改良中国画。但是智慧者是始终知道水墨意韵的，带有写意精神的中国画是谁也取代不了的，

    遗憾的是，许多人舍弃滋养自己的本土文化，试图丢掉自己身上的文化基因，不再关心中国画的文化内涵，不再关心中国文化赋予艺术的那种诗意的精神追求，放弃自己主观精神的追求，过分强化和追逐外在的表现形式，甚至有些人剑走偏锋，以哗众取宠为能事。借鉴是手段，不是目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硬地照搬照抄会水土不服，或许最终忘记了自己是从哪里来，也弄不清自己要到哪里去。

                                   （节选自《中国画为什么要讲究古意》，有删改）

中国诗歌自身的调节功能

    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历久而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本身有一种调节功能，其语言形式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随着汉语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形成新的节奏。二二节奏的四言诗是诗歌的早期形式，随着《诗经》时代的结束而趋于僵化。此后的四言诗，如曹操《短歌行》那样的佳作实在不多。中国诗歌主要的形式是二三节奏的五言和四三节奏的七言。四言诗一句分成均等的两半，节奏呆板。五七言前后相差一个音节，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节奏活泼。所以五七言取代了四言而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为什么七言没有继续加长，发展为九言呢?我想这是因为一句诗七个音节已经达到读起来不至于呼吸急促的最大限度，加长到九言读起来呼吸急促。这样的诗行不容易建立起来。

    在音节变化的同时，格律也在逐渐严密化。中国诗歌是从自由体（古诗）走向格律体（近体诗），但格律体确立之后自由体仍不衰退，而是和格律体并存着，各有其特长。就一个诗人来说固然有的擅长自由体，有的擅长格律体，但两方面的训练都是具备的。在自由体与格律体之间始终没有分成派别。它们互相补充各擅其能，共同促使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

    从深层考察，诗歌的发展乃是性情与声色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从重性情到重声色，是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发生在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在陶谢之间。这恰好也正是近体诗的各种技巧被自觉加以运用的时候。明代的陆时雍说：“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灵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鑢乎。”具体地说，这个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从重写意转到重摹象，从启示性的语言转向写实性的语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指出了转变后的状况。从陶到谢的转变，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正如沈德潜所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转关也。”（《说诗晬语》）重声色的阶段从南朝的宋延续到初唐，一方面丰富了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建立起严密的格律，到盛唐，性情与声色完美地统一起来，遂达到了诗歌的高潮。

    但是性情与声色的统一毕竟不能维持多久。盛唐半个世纪一过，二者便又开始分离。重性情的，声色不足；求声色的，性情不完。此后二者统一的诗作虽然不少，但能以二者的统一维持一个时代的再也没有了。中国诗歌史总的看来是辉煌灿烂的，但其顶峰也不过只有这么一个盛唐，半个世纪而已。

    医学上的失语症是指一个人与语言功能有关的脑组织出现严重病变，他的语言认知能力、语言判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遭到严重损害，他对语音、语法、语义等的理解和表达存在阻断性障碍。道德失语症不是指一个人对语音、语法、语义等的理解和表达存在阻断性障碍，而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时习惯性地不愿意或不敢借助道德语言能力表达其善恶判断、善恶评价和善恶选择。医学上的失语症患者确实没有语言能力，而道德失语症患者是拥有道德语言能力但习惯性地不愿意或不敢发挥这种能力的人。医学上的失语症是非选择性的，而道德失语症是选择性的。

    道德失语症患者的“道德失语”具有习惯性特征。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因为某个原因(如善恶判断失误)偶然性地道德失语，他还算不上道德失语症患者。道德失语症患者是那种对善恶不辨习以为常的人，他们习惯性地不以善为善，习惯性地不以恶为恶。因此，每当有具体的道德语境需要他们扬善抑恶的时候，他们总是习惯于不发声。在应该弘扬善的时候，他们哑口无言；在应该抑制恶的时候，他们也缄默不语。何以如此？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语言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道德勇气。

    道德勇气是人类过道德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道德勇气要求人类具有维护和践行道德的坚强意志力。如果一个人缺乏必要的道德勇气，纵然他知道辨别善恶的重要性，并且具有向善求善的道德情感，他也不可能勇敢地趋善避恶。缺乏道德勇气的人会在他们面对善恶选择问题的时候保持沉默。一旦这种行为变成一种习惯行为，他们就是患上了道德失语症。

    道德勇气是人类修炼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衡量人类是否具有“意德”的一个重要指标。“意德”是人类基于他们的坚强道德意志力而形成的一种德性。拥有意德的人善恶分明，疾恶如仇，勇于捍卫善的尊严，敢于贬抑恶的存在价值，他们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纵然是在善恶进行激烈博弈或尖锐斗争的语境下，他们依然能够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挺善抑恶。如果全社会的人普遍缺乏道德勇气，挺善抑恶就难以蔚然成风，善恶不分则必然成为一种常态，社会道德风尚也不可能令人满意。道德勇气不足是一些人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上不愿意或不敢发表意见的根源，也是他们患道德失语症的根源。

    要治疗道德失语症，人类个体需要不断加强道德修养，特别是应该致力于锻炼道德勇气，以使自身在面对善恶选择问题时能够明辨善恶和扬善抑恶。要治疗道德失语症，人类集体需要不断加强集体道德建设，特别是应该在集体内大力弘扬以明辨善恶为荣的良好风尚，以使社会形成风清气正的道德氛围。一个社会应该致力于推动所有个体和集体自觉地、勇敢地趋善避恶。善恶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这是人类道德生活的真实图景。在这种道德生活图景中，人类必须善恶分明。否则，人类的道德生活世界就会变成一个善性难举、恶性膨胀的世界。治疗道德失语症患者是任何一个致力于推进道德建设的社会都不能不重视的一项重要任务。个人和集体勇于趋善避恶、扬善抑恶是一个社会道德昌明的重要标志。

    从民间文化的角度看，守住青山绿水，是中国传统自然观、宇宙观的体现。失去了青山绿水，人们对众生万物的敬畏和想象，对自然山水的能动和悦纳，对生活空间的叙述和表达，就失去了依托。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对万物众生的敬畏和想象，是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起点。如在先秦古籍《山海经》（包含神话、地理、物产等内容）中，我们可以感受神州大地幅员之辽阔，见识山川物产之丰饶，更会为里面诡谲华丽的自然世界所震惊。日本民俗学家伊藤清司曾将《山海经》中的空间划分为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前者指人类的生活空间，与之相对的即外部世界，二者相对独立、互为依存。

    在虔诚仰慕并企图利用大自然之余，人类对神秘而又神圣的未知世界充满了敬畏。循着对善灵瑞兽的正面想象，人类赋予自身走向自然的合法性；对怪力乱神的负面想象，又恰如其分地给予人类种种约束，避免因过度索取而对自然造成严重破坏。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想象，不仅在《博物志》《述异记》等历代文献中得以记载，而且在世代民众生活中实践传承。我们在乡间田野常见的山神庙、龙王庙，正是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象征边界。敬畏在信仰中流淌，想象在仪式中演绎。

    进入内部世界，民众对生活环境的选择更有能动性，对秀美山水的悦纳更具艺术性，同时也更能反映民众的生活关学。风水便是一例，它既能体现中国人阴阳和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又对民众寻求生存空间、布置生活格局产生实际作用。姑且不谈风水的科学性，就其知识受众而言，风水通常被动地与个人运势、家庭盛衰和宗族繁衍相关联，在古代社会，甚至被认为会影响帝国兴亡，一切美好的期望都寄托于风水的选定、维系与改变。这种宇宙观念及现实需求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营造风水环境，试图通过栽树遮蔽、引水通渠等具体操作办法，去争取风水宝地，有些村落及宗族之间甚至因为争风水、护风水产生了激烈的社会冲突。无疑，人们对风水的迷信，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当然，风水实践在客观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清代湖南宁远境内有舜帝陵，正是由于当地民众囿于风水观念，当地丰富的铜矿资源才没有遭到过度开采和破坏；东北长白山，因“龙兴圣地”被列入皇家禁地，从而保护了东北长白山原始森林。风水实践，从某种角度，可以看作是民众主动争取和自然世界、生活环境相互融合的外在表现，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客观上形塑了传统人文景观的生态美学，营造了与人类生活和谐统一的生态环境。

    在民众的乡愁记忆和口头叙事中，我们还能发现生态环境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分量。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不少人离开故土，走进城市，住进楼房，但在他们的记忆深处，最割舍不下的经常是乡间的那棵古树、村头的那口老井，抑或是环抱村庄的那条小河。

（摘编自王文超《民间文化中的生态观》）

儒家思想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向不缺答案。但无论是“仁”“和”还是“中庸”，都仅仅部分地反映了儒家的思想观念；综合起来，只有“责任”，才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尽管孔孟等人并未作此 概括。以“责任”意识为根本指针的儒家思想，拒绝道家那种“高大上”式的玄远，拒绝墨家“草根”式 的琐屑，拒绝法家“狱吏”式的苛细，人性化地满足了社会的需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性化是 其最显著的特征。

儒家对”人”(而不是“神”)有着极高的定位：“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 气也。”这种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首)”的观点，决定了儒家的“人生”设计十分严肃——至 少要对得起“人”在天地间的这种地位。然而人性是复杂的，就其本能而言，人总是倾向于膨胀私欲、挤 占他人权利空间。若不加以约束，必然导致冲突，引发社会危机。为避免这种情况，儒家认为，在刑法等 硬性制度之外，还需要一套软制度，来教化人们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忘对他人对社会尽责。他们把这套“文 化”(文明的教化)的软制度归纳为“礼”。刑法与“礼”，是社会治理的左右手。

    关于“礼”，大部分典籍散佚了，现存的《礼记》，是对古典“礼仪”的解释，可谓“礼”的冰山一 角。《礼记》说圣人“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首要的是为了将人与“能言”的猩猩鹦鹉区别开来—— 发扬人的社会性、抑制人的动物性，确保人的言行像个人而非禽兽，是“礼”的底线。由《礼记》等书可 知，“礼”的规矩是非常详备的。规范人的言行，教导人们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礼”本质上是一份责 任清单。在儒家看来，习“礼”，最重要的是通过“修身”，完善自我，弄清自己的角色，并从自己的角 色出发，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恰当地为人处事。

    对己对人对社会“尽责任”这种活法，不是儒家凭空设计出来的，是孔子“述而不作”，从“先 王”“先贤”那里梳理出来的。那些“先王”“先贤”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楷模”，是“责任” 意识的绝佳体现。尧、舜协和万邦天下为公，被孔子视为不可超越的标杆。大禹治水，非常辛苦，其实他 完全可以弄条“方舟”，只给自己喜欢的人发船票，一走了之。孔子对大禹也“无间然”，没什么可批评 的了，因为他尽了作为君主的那份责任。

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是“责任”；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家”。不爱家的人，很难说他能爱 国。长期以来，自西方流入的形形色色的“解放”，严重破坏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被 抛弃，信仰大厦崩塌，导致了三百年战乱。今天，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但 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围绕它形成的责任文化与家国情怀，依然是现实社会重要的支点和动能。

(摘编自荆培运《儒家思想的本质是“责任”》)

    ①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健康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与疫病斗争的实践中，中医药防疫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逐步形成和完善。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就系统论述了疾病预防理论，在战国时期就已设有与清洁卫生有关的官职和除害防疫的专职人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通过消毒来防治疫病传播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治疗乙脑、麻风、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时，中医药疗法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等方面成效明显，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

    ②中医药在历史发展中取得重大成就，不仅守护了中华民族的健康，也对全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明、清时期发明的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是医学接种免疫预防的先驱，曾传播到西方并产生很大影响，为全球最终消灭天花作出了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也是从中医药典籍中获得灵感，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③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中医药显示了明显疗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超过7.4万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这一突出成效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

    ④积极推动中医药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中医学与西医学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体系差别很大，治疗疾病各具特点、各有优势。中医学的研究方法蕴含着系统论，主要以整体为着眼点，多以定性观察为手段，一般采用综合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西医学的研究方法体现着还原论，主要以局部为着眼点，多以定量实验为手段，一般采用分析的方法进行辨病论治。可以说，中医和西医是人类医学之树上生长出来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中医药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极大丰富了现代医学的内涵，二者的结合应用极大提高了疾病临床治疗效果，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与推广。

    ⑤尊重中医药理论，加强现代科学研究。充分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深入梳理总结中医药学术思想，从更高、更深的层次探讨中医药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好发挥中医药学整体综合的原创优势。既要把握传统理论与经典，又要坚持守正创新。

    ⑥坚持中西医并重，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与特色。将传统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推动中西医学相互促进、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在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中有针对性地发挥各自优势、结合二者长处。

    ⑦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大对中医药文化宣传推广力度，保护中医文化内核，促进人们对中医药提高认识、加强应用，坚定树立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这一文化自信。

    ⑧坚持开放共享，积极推动中医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更大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防控、治疗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加强中医药学与世界医学的沟通和交流，突出中医药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提升对话能力与解释能力，促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

（摘编自《让中医药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更大作用》，《人民日报》2020年0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