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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真题 难易度:普通

2016年高考语文真题试卷(新课标Ⅲ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学中有历史。当今历史学家大都认为,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信札、家谱、账本、碑铭等也无一不是,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从“三言二拍”里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陈寅恪以诗证史,也为大家所熟悉。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神话传说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例子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史前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皇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新的传说还会不断产生,能否成史颇为可疑,但以神话传说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历史上,《山海经》究竟应归于文学还是史学,曾是死结。王国维《古史新证》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变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在于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也就是将它看成史书了。

历史是讲真实的,《山海经》一般被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采用。虽然《山海经》里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归于史部,但其中大量的神话故事却显然有悖信史,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把它看作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分在,仍可以之证史或补史。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将历史成分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商先王亥为最明显的例子。

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艺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但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了。《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可是如果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以为是历史。如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张诚、徐日昇当时担任与俄国谈判的翻译,工作是以拉丁语作为中介的,而电视剧《康熙王朝》中他们说的却是俄语,观众看到这个情节时被误导也就难以避免了。

(摘编自周振鹤《历史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历史》)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在当今历史学界,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不断地扩展,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研究历史的资料。 B、古代的史学家选取史料的范围比较狭窄,他们并未广泛采用“以诗证史”或将小说用于社会历史研究之类的方法。 C、王国维在《古今新证》中认为,有些历史学家如果能充分利用史料,就不会“疑古”,怀疑尧、舜、禹等人物的真实性。 D、历史学者对《山海经》有不同认知,《隋书·经籍志》把它列入史部,视为史书,王国维则把它作为古史材料看待。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很多人认为《山海经》的记载荒唐夸张,与真实的历史差别较大,司马迁也持这种观点,因此《史记》并不采用《山海经》。 B、《四库全书》的编者认为,《山海经》所记的神话传说并无真实可言,不宜归入史部,而应列入子部小说家类。 C、谭其骧和王国维利用《山海经》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同,前者是将神话和历史分而治之,后者则从神话中发掘史料。 D、电视剧《康熙王朝》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虚构,其中部分情节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不能从这类作品中发掘史料。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即使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会产生新的传说,这些传说将来会不会成为研究这个时代的史料也未可知。 B、“五四”之前,很多涉及历史的神话传说之所以没有成为广泛使用的史料,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史学和文学归类问题上存在争议。 C、在历史研究中,当代学者会把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看待,在他们看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艺术手法差异并不重要。 D、文学作品能否成为史料,取决于历史学家的眼光,而历史学家对文学与史学关系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学术背景。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好莱鸡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科幻电影《星际穿越》,在全世界上映后迅速成为一部“现象级”电影,引发了人们探讨科幻电影乃至理论物理学的热潮。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说,《星际穿越》上映后,就连在扑克牌桌旁边玩牌的陌生人都会过去找他询问有关虫洞和相对论的问题。观众 对于其中涉及的有关物理学的疑问显然远选超过了对电影自身剧情的关注,这并不奇怪,因为这可能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部基本忠实地展现宇宙中各种奇妙的天体现象的电影,想要理解这部电影需要大量的物理学知识。

    与好莱坞经常塑造出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不同,在《星际穿越》中,最后是几位理论物理学家抵救了全人类。其实,电影中运用的主要的情节与场景,例如地球上发生了无法挽救的灾难而人类必须移民外星,驾驶飞船穿越虫洞、进入黑洞、探索地外行星,以及在极端情况下人性的改变 这些桥段在之前的很多科幻电影中早都被运用过多次,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星际穿越》成为一部让所有人都开始讨论理论物理的电影呢?这就必须提到为这部电影设置物理学背景、使电影中几乎所有场景都有物理学的支持、使情节合乎科学原理的人——加州理工学院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基普.索恩。

    科幻作品中常有“软科幻”和“硬科幻”之分,“软科幻”通常涉及的科学理 论比较少,只是需要设置一个幻想的场景即可,而“硬科幻”则更需要有实在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并且让科学理论在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星际穿越》因为有了来自各个领域专家的支持,硬到不能再硬。据理论物 理学家约翰•普雷斯基回忆,索恩为了设置电影中的科学场景,在加州理工学院召集过一些科学家进行研讨,与会者包括物理学家、太空生物学家、行星学家和心理学家。正因为有如此多的科学家的参与,才让《星际穿越》在物理学的约束之下不 仅视觉效果惊人,描述宇宙中各种极端罕见的场景也更为准确。

    “黑洞”“虫洞”等物理学名词早已被大众熟知,并且进入了流行文化,《星际穿越》利用电影手法,希望尽量真实地展现这些场景。因此,电影中既包含了切 实的科学发现和成熟的科学理论,也有基于目前理论所做的合理猜想和推测。《星 球大战》《阿凡达》等科幻电影,即使抽取出其中的科幻内容,仍然可以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故事;与此不同的是,导演诺兰希望《星际穿越》的故事可以自然地从 科学理论中浮现出来,这使《星际穿越》完全无法与宇宙学理论和各种天体分隔开。为此,索恩还特地写了一本书《〈星际穿越〉中的科学》,讲述电影中的各种场景 以及其中涉及的科学原理。

(节选《三联生活周刊》,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的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延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

(选自胡申生的《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小题。

    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像,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阅读下面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两个精品展,一个是南昌汉代汉昏侯考古成果展,一个是纪念殷墟妇好墓考古发掘四十周年特展。展览一开始,便引来热切关注,预约名额很快告。文物曾“无人问”,只为少数专家学者所识,如今竟备受大众青睐。这反映了大众对文物价值的渴求,也提醒我们,要合理利用文物,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沉睡的古老文物“活”起来,发挥它们在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以及技艺传承、文化养心等方面的作用。

    文物是人类触摸历史的“活化石”,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故事的讲述者。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个个考古故事,足以让每个观展者沉浸在千年历史之中——无论是拿着放大镜对着一枚玉器细细观察的老人,还是那些被罕见金饼“亮瞎眼”的年轻人。很难想象,三千多年前的工匠,如何将一块玉石切割成型,又琢磨成高8.1厘米,厚只有0.3厘米、憨态可的对尾鹦鹉。那一套套大气而不失华丽的西汉编钟,虽静默无声,却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古老的宫商角徽羽……那些走向博物馆的热切步伐,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现代人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更看到了现代人对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追问。

    精美的文物凝聚着工匠们的心血和智慧,不仅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技艺水平,而且有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古代不少青铜器都是用失蜡法制造的。20世纪初,德国人曾用失蜡法铸造工业用齿轮;1929年,又对失蜡法进行改造,以硅酸乙酯为耐火涂料,用熔点达1500℃的铬钨钴合金制成假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奥斯汀在云南保山见到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大受启发,铸成了喷气发动机叶片和涡轮盘。之后,失蜡法技艺发展成为现代精密铸造技术。

(取材于杨雪梅、黄洋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文物与大众亲密接触才能实现其价值,可是与海量文物库藏相比,目前展出的文物只是九牛一毛。由于展出空间有限、担心损毁等原因,很多文物都“藏在深闺人未识”。感谢数字技术,打破了层层壁垒,盘活了很多被“雪藏”的文物,使之在线上“活”起来。大众足不出户,便可欣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在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数字技术不断将今人的创造融入传统文物,使之获得了新生。文物不再仅仅是摆在展柜里的静态展品,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进大众,真正“活”了起来。

    动漫技术在文物的文化创意中越来越受重视。三星堆博物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了数字动漫《神树的传说》,以新近发掘的海昏侯墓为素材的动画作品《海昏魔镜》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借助动漫,专业的学术介绍变成了幽默的旁白和“萌萌哒”的漫画,“高冷”的文物也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实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实,早在1981年,我国已有让文物“活”起来的动画作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敦煌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创作了《九色鹿》。无数人通过这部动画片知道了莫高窟,看到了敦煌壁画。

    移动应用程序(APP)以新鲜时尚的方式提供给观众审美与求知、娱乐与鉴赏的多元文化体验。过去,由于保存和展出的特殊要求,五代的《韩熙载夜宴图》能够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机会十分有限。故宫博物院推出的《韩熙载夜宴图》APP弥补了这一缺憾,让观众随时随地可以欣赏这幅传世经典的精妙之处,在鲜活的文化体验中感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非凡魅力。此APP独创了三层立体赏析模式——总览层、鉴赏层和体验层,使这幅“数字画卷”可远观、可近赏,全方位向观众解读画作中的每个细节。点开APP,琵琶声起,拨动江南寂静的月色,观众仿佛随着画家顾闳中一起,走进韩府。画卷中的墨痕笔意、人物的衣纹表情都纤毫毕现。轻轻触动屏幕,指尖所至之处,似有烛光追随;移动“烛光”,人物、用品的名称、典故一一呈现,如同“秉烛夜读”,在静夜里与千古佳作“对话”……忽然之间,画中人“活”了起来,乐伎轻扫琵琶,舞伎翩翩起舞,画与真实的界限瞬间模糊起来,观众沉浸在画卷创造的艺术氛围之中。

    虚拟现实技术(VR)借助计算机图形系统、传感器技术等生成三维环境,创造出一种崭新的人机交互状态,通过调动用户的多种感官,带来沉浸感觉。以前,游客只能在兵马俑坑外观看,有了VR技术,戴上特制的眼镜,你会发现自己置身坑内,变身成了一个兵马俑,低头就能看到自己的身体——残破却依然威严。抬起抬头来,你会发现博物馆的穹顶慢慢向两边散开,建筑逐渐退去,转化成荒野,风沙弥漫,你的身体同时下沉,身处地表起伏的俑坑之中,周围是千军万马……

(取材于胡克非、张英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三

    有的博物馆认为保护好文物不出事情是头等大事,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实不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有些文物同样如此。2010年浙江省博物馆利用馆藏的“彩凤鸣岐”和“来凰”,举办了唐代雷琴演奏会。古琴属于漆器,很难保存。这两把古琴之所以能历经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古琴在安装上琴弦以后,才能保持力学上的平衡,不至于散架。

    数字技术使文物在线上“活”起来,更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敦煌石窟集珍贵性、脆弱性于一身,历经千年的莫高窟艺术品,每一件都像岌岌可危的病人,游客的参观成为莫高窟最大的隐患。2003年,莫高窟全年游客接待量为30多万人次,2014年已增长到81万人次。根据测算,莫高窟一天的游客接待量极限在3000人次左右,而黄金周的日接待量曾超过2万人次,莫高窟不堪重负。实验检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这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其老化。在自然和认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在缓慢退化,千百年后人们何以领略莫高窟的神韵?

    面对日益增多的游客,如何化解保护和利用的矛盾?敦煌数字化工程,犹如一缕明媚的科技之光,照进古老的莫高窟。有了数字化展示中心,游览模式发生了变化,艺术体验搬到洞窟外面,游客先通过数字化体验艺术“做足功课”,再进个别洞窟实际体验。这种模式既能满足游客看真品的需求,同时又减少了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减少了对莫高窟的破坏。中心建成后,游客停留时间由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左右,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因此可提高到6000人次。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人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人文精神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它不仅仅是道德价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人文精神是显而易见的。

    儒学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对于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命运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表征。孔子讲“士志于道”,士作为道德价值理念的维护者,肩负起拯救社会无序的宏愿,激发起无限忧道忧民的悲情。“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忧道的积极入世品格,使忧世悯民精神得以提升,而与仁相融合。孟子继承孔子,提出“忧患”的概念,认为人的生命存在,事业兴败,国家存亡,都与有否忧患意识相关联。

    人总有所向往、有所追求,这是精神的特殊需要。乐道精神就是以求道、得道为快乐的精神。此“道”可以是一种理论、学说,也可以是一种高超的技艺,如茶道、花道。它们都可以给人以精神的宁静、愉悦和享受。在这种享受中人的精神获得了提升,情操获得了超拔,气质得到了陶冶。乐道精神在孔子的求道历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为获得“得道”的精神满足,颜回宁可放弃富裕的物质生活,而甘于贫贱。后来孟子发挥这种乐道精神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而诚”的大乐,是对最高的道德境界的愉悦体验。乐道和乐心,就是要塑造真善美和合境界,这是乐道精神所追求的终极境界。

    中国儒学确立了人本思想。孔子仁学的核心是讲人,所以仁学也可称为人学或人本学。如“泛爱众,而亲仁”是讲博爱大众,亲近有道德的仁人。若无仁道精神,人本精神就不可能实现。战国时,战争频繁,人民苦难。睿智的思想家大都超越国家的局限,从天下人的视角来思考战争问题,墨子提出“兼相爱”的主张。“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孔孟从仁中发现了人及人的本质,从仁学中建立了人学。当儒学在强调“仁”要从自我做起的时候,就确认了个体主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即是人本精神的确立。

    儒学认为,忧患精神的化解,乐道精神的实现,和合精神的追求,人本精神的弘扬,都有赖于笃行精神的支撑和践行。儒学以其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激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提升了处贫贱而乐于求道的乐感精神;培育了仁者爱人,民贵君轻,水能载覆舟的人道(人本)精神。在忧患、乐道、和合、人本四精神中,都蕴涵着笃行精神的意蕴。“君子不以言举人”,孔子看到了言与行、知与行的冲突,主张转知为行,知行统一的笃行精神。

(摘编自张立友《儒学的人文精神》)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到衰的分水岭,标志着大唐盛世的终结,也是陆上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终结,自此,这条连接亚欧的商贸通道,逐渐衰落,终于湮没。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是唐代诗人元稹《行宫》中的两句。这些宫女们,再也得不到从丝绸之路西来的香料与珠宝了。因为“安史之乱”,唐朝不得不将驻守西疆的四镇边兵东调长安,一时西北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北上占据河陇,回鹘亦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同时西边的大食亦加强了对中亚河中地区的攻势,这三股力量又彼此争夺与混战。从此,唐朝政府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道路梗绝,往来不通”,杜甫写诗哀叹:“乘槎消息断,何处觅张骞。”

    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著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这是一本关于唐代文化交流史的名著,他写道:“在玄宗时代,人们可以随处听到龟兹的琵琶,但到了九世纪,这一切就成了梦想。”陆上丝路的中断,直接影响了唐朝的文化和社会。爱德华·谢弗分析说,为什么唐代传奇和笔记小说中,与《山海经》所记述的珍怪一样的奇珍异物大量涌现,因为“从九世纪初期开始,唐朝的国际时代、进口时代、融合时代和黄金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于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的珍奇物品的渴求,都已经不可能轻易地得到满足了。”在九世纪的时候,真实的新奇物品已经无法到达唐朝境内了,唐人只能杜撰虚构出怪异荒诞的贡物。

    到了元朝,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陆上丝绸之路再度繁华,丝路上的重要国家花剌子模,因为劫杀蒙古商队、侮辱蒙古使臣,甚至遭遇了灭国之灾。但随着元帝国的土崩瓦解,这条路又陷入没落。河西走廊上的敦煌,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恢宏壮美的莫高窟洞窟,是当年走向远方的商旅祈求平安的精神驿站,从晋朝的到南北朝的,再到唐朝的洞窟和壁画都有,但是没有明朝的,因为到了明朝,这条路已经没人走了,后来被人遗忘,一直到了近代。

    事实上,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个历史兴替。安史之乱后,陆路衰落,海路开始发达,后者在宋、元时代以及明前期始终保持兴盛。遗憾的是,明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清朝的“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海上丝路也日渐衰落。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全球重心转向了西方。中国人因为丝绸之路形成的世界观、大格局,彻底倒退了。

(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2017.5.12关山远《丝绸之路与中华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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