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长沙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板仓人，1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金冲《毛泽东传》）

攀登物理高峰——寻找J粒子的丁肇中

    20世纪50年代，丁肇中就对探索新的基本粒子发生了兴趣。前辈科学家们的著作和思想，对丁肇中有巨大的吸引力，他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基本粒子的新世界。但是，正在这时，非议和疾病向他袭来。

    1966年至1970年的粒子研究是他科学道路上最为艰苦的5年。他和研究小组的科学家们制定攻克新粒子的实验计划，忙着设计制造仪器设备，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实验，但所得到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始终找不到使人欣慰的新粒子。丁肇中陷入困境之中，然而科学研究的责任心鞭策着他不能停步。他和同事们不断地修改实验方案，反复进行实验，经常日夜奋战在仪器旁，实验室成了他们的卧室。就这样，他们艰苦奋战5个春秋，科学实验数据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正当他们的实验处于困境的时刻，学术界对他们发出了种种议论。有的说，丁肇中所设想的寻找新粒子的实验是异想天开，已走到了死胡同啦!

    1966年至l970年，丁肇中为了在高能物理最厚的地方钻孔，寻找新的基本粒子，弄得精疲力尽，全身无力，他虚脱了，不得不去医院治疗。医生在他的病历表上写着：“因经常劳累患神经衰弱症。”医生看看病历表，按一按他的脉搏，又看看丁肇中无力支撑自己身子的样子，耐心地说：“我劝你最好休息一年。”医生的话晴空霹雳似的向他击来，他顿时感到束手无策。丁肇中叹了一口气，用祈求的口吻说：“大夫，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医生斩钉截铁地说：“这是唯一的办法!”

    医生的决断，无疑对丁肇中是一个沉重的打击。5年的汗水将毁于旦夕，他只好在医院中痛苦地回忆过去，思索着未来。5年来，他领导美国和西德两个实验研究小组，夜以继日的埋头在实验室之中，希望能揭开高能物理的新天地。在这5年里，他受到不少同行的指责，他抛开家庭的天伦之乐，难道这条路走错了吗？他依然有一个信念：“在某一个能量阶层内，一定存在着未被发现的基本粒子。”

    丁肇中回顾了5年来的物理实验工作，更加坚定地认为，5年的道路方向是正确的，在这条道路上，还需要扫除许多障碍。他下定决心，进一步总结过去5年来的得失，着手修改实验计划。一年来的休假，经过医生的治疗，妻子细心的照顾，丁肇中的体质逐渐恢复过来了。经过冬去春来的考验，他现在精力更加充沛。随着春天的到来，他对未来的事业充满了信心，比以往更加坚定不移，像一颗永恒的星在宇宙中闪光。他说：“我要寻找到宇宙的真相!”

    丁肇中的研究是从揭示基本粒子的内部结构开始的。尽管在这以前，科学界曾对基本粒子结构提出种种设想，他们都坚持基本粒子是由3个更基本的粒子所组成的。但丁肇中并没有邯郸学步，而是另辟蹊径。他这样提出问题：难道基本粒子只有3个更基本的粒子组成吗?它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基本粒子组成呢?

    研究小组经过长期的观测，l974年8月把能量控制在30～40亿电子伏特时，计数器开始显示出结果了。丁肇中的研究小组对所观测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他们发现一个重大的事实：那就是，在31亿电子伏特附近反应数目急剧增加而形成了一个极端显著的尖锋。丁肇中对这一奇迹般的现象进行分析研究，认定在这个尖锋处有一个新粒子存在。为了慎重起见，丁肇中迟迟不向外公开他们的实验结果，而丁肇中的研究小组的同事一直坚持要尽快地发表他们的实验结果。研究组的陈先生曾对丁肇中博士说：“有一只鸟在手中总比在森林中的两只鸟好。”在种种压力下，丁肇中终于同意发表他们发现J粒子的结果。

    经过l0年的艰苦奋战，丁肇中领导的研究小组终于在物理学这个皇冠上添加了一颗珍珠。在丁肇中发现新粒子的同时，美国西海岸的伯顿·里希特博士领导的研究组也发现了性能相同的新粒子。二人一同获得1976年诺贝尔物理奖。

冯其庸：不灭求学求真之心

李扬

    对于90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来说，今年是格外忙碌而又令人喜悦的一年。年初，汇聚了先生一生学术精华的1700万字、35卷册的《瓜饭楼丛稿》付梓出版，皇皇巨著，厚重博雅；5月，规模宏大的“冯其庸九十诗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诗文与书画共美，花卉与山水竞秀；十月，先生荣膺首次颁发的“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这荣誉是表彰先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而此时此刻，家乡无锡为冯先生筹备了3年之久的“冯其庸学术馆”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12月9日，这个收藏着冯先生最为珍贵的手稿、书画、文物的学术馆将与世人见面。

    求道之路，腹有书诗气自馥。

    冯其庸先生出生在江苏无锡北乡前洲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的小学、中学，读读停停，靠的是一边种地，一边刻苦自学。其间，又经历了八年抗战，饱尝黍离之悲。“那时我的读书环境，就是种地，放羊，躲日本鬼子。”冯老回忆道。小学5年级失学后，在战乱的苦难中，他醉心于读书、写字和画画，在种地之余，沉醉其中。没钱买书，他东借西借，不论小说戏曲、唐诗宋词，或论、孟、左、史，只要能借到他就如饥似渴地读，“天天读到深夜，早晨下田地前也要读，从地里回来，泥腿没洗净就进屋看书”，冯先生忆道。如此3年自学下来，他竟读了许多书，有的甚至能背诵。“《浮生六记》对我后来写文章影响很深，它的文笔太漂亮了，还有晚明小品，张岱《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琅嬛文集》，史震林《西青笔记》《西青散记》《华阳散稿》，我的文章力求清通、潇洒，就是受晚明小品的影响。

    他忆起20岁那年在无锡工业专科学校时，拜识了山水画家诸健秋，诸先生特许他入画室观其作画，还说“看就是学”。自此，冯其庸在诸先生画室观摩半年，由此略知山水画之门径。

    1946年春，他考入无锡国专。冯先生说，在无锡国专读书的三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在这里，他得遇许多名师指点，周谷城讲授中国通史，童书业讲授秦汉史，蔡尚思讲授中国思想史，朱东润讲《史记》、《杜诗》，刘诗荪讲《红楼梦》，冯振心讲授文字学等，这一切使他眼界胸襟大开，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多年后他主编的《历代文选》广为人知，并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潜心红学，平生可许是知音。

    “文革”时，冯其庸遭到批判，他钟爱的《红楼梦》也被抄家抄走了，还当作黄色书籍公开展览，他担忧这部巨著将遭致毁灭，于是托人从图书馆借出一部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那时他白天挨批斗，深夜秘密抄写，整整抄了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却使他对《红楼梦》有了更深的理解。抄完之日，他掷笔徘徊，百感交集，吟成小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

    在对早期抄本的研究中，最令他兴奋的是他与吴恩裕先生一起发现了己卯本避“祥”、“晓”两字的讳，从而考出了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弘晓家的抄本。这一确证也间接证明了己卯本留下了曹雪芹《石头记》原本的款式，大大增加了己卯本《石头记》的珍贵性。

    随后，冯其庸先生在仔细研究庚辰本《石头记》时，又有了意外发现，这就是发现了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庚辰本的行款等等都与己卯本一模一样，连己卯本的空行、衍文、错别字等，庚辰本都与之相同。在七十八回，还留下了一个避讳的‘祥’字，与己卯本的避讳一模一样。”冯先生语气中难掩这一发现带给他的兴奋。

    1977年6月，冯先生将这一研究成果写成《论庚辰本》，在书中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巧的是，这番话恰好是写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一年，与中央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全吻合。

    实证求真，看尽龟兹十万峰。

    冯其庸先生做学问讲究“三到”：历史文献典籍到、地下考古发掘文物到、地理实地考察到。“实地调查和读书一样重要。”冯其庸先生一有机会就到全国各地游历，自称这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大书”。

    自1986年至2005年的20年间，冯先生以古稀之年陆续完成十进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两次穿越塔克拉玛 干大沙漠等壮举，实地踏看了玄奘取经在中国境内西行和东归的全部路线，拍了近万幅照片。

    冯先生曾说：“予少读玄奘法师传，遂仰之为师，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也。”这样的为学与为人理念，他一生坚持践行。从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到玄奘精神在今天的复兴。

鲁迅传

    1881年，鲁迅出生在绍兴城内一座周姓宅子里。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绍兴城并不大，周介孚既是翰林，又做京官，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起点，就设在距乐园很近的地方。

    祖父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读四书五经。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白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

    他性格活泼、机灵，自然也就调皮。三味书屋里有一项必修的功课，叫做“对课”，老师出一句“红花”，让学生按照词义和平仄，选相对的两字——譬如“绿叶”“紫荆”来回答。有一回，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寿镜吾先生的对课题目，是“独角兽”，就悄悄地来问他。鲁迅说：“你对‘四眼狗’好了。”那人上课时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寿先生，寿先生是近视眼，正戴着眼镜，听了自然大怒，把那同学狠狠地骂了一顿，再看鲁迅，却在一旁用书遮着脸，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声来。

    一个健康顽皮的男孩子，往往有几分野性。鲁迅虽是长在城里，却没有一般城市中少年人的孱弱相。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受到另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名叫沈八斤的亲戚的威吓，心中非常生气，可是家中有规矩，不许与别人打架，他就只好用画画来发泄，画一个人躺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面写着：“射死八斤！”

    鲁迅是个聪明的孩子，四书五经之类的正经书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对这些枯燥乏味的说教，从心里不感兴趣。因此，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自己来开辟另外的求知途径。首先是看杂书，从画着奇形怪状的神话人物的《山海经》，到《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的神话传说，凡是他觉得有趣的，都千方百计搜来读。其次是抄杂书，从陆羽的《茶经》一直抄到《西酉丛书》里的古史传和地方志。再就是绘画，先是从大舅父那里借来绣像本的《荡寇志》，把里面的一百多张绣像全都描下来！后来更自己买来好几本画谱，用纸蒙着，一页一页地描。

    小妹妹端姑病逝，他才八岁，却已经感觉到失妹的痛苦，躲在屋角里哭泣，大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为妹妹啦！”

    一个人像一棵树，有了一粒优良的种子，庆幸的是又有一片肥沃的土壤，你仿佛看见一株茁健的嫩芽长成了大树。

（摘编自王晓明《现当代名人传记之鲁迅传》）

【相关链接】①鲁迅十八岁时，考入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后，即被派往日本留学。但到东京预备学校毕业时，他决定要学医了。原因是：不想中国人都像他父亲一样被庸医治死；要让中国人身体健壮。后来鲁迅觉得国民现在的问题不是身体健康与否，而是思想不觉悟，最需要改变的是他们的精神状态，于是鲁迅弃医从文。（何芬《〈鲁迅传〉读后》）②毛主席评价鲁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被人民称为“民族魂”。他在1918年，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作品，大多取自普通人的生活，反映现实，针砭时弊，揭露黑暗社会。（张凡《重读〈鲁迅传〉》）

枕上诗书闲处好

孙守名

    我抱着一摞书走下台阶，走出图书馆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熟识的学长。三两句寒暄后，他便指着刚与我擦肩而过的老者说，那位便是宋学大师刘乃昌先生。我颇为诧异，转过头去，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灰呢子大衣，鸭舌帽，还有不疾不徐的步履。

    这大概是二十七八年前的事了。那时的刘乃昌先生早已是颇有名气的学问大家，专攻两宋文学，尤致力于李清照、苏轼、辛弃疾的研究。只可惜，造化弄人，我竟没能亲耳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对于刘乃昌先生，我是只闻其名而未识其人。

    第一次与先生接触是在一个春光融融的午后，我有些冒昧地轻轻地敲了三下门，然后双手交叉忐忑不安地立于楼梯旁，紧张兮兮地望着不断下楼行色匆匆的一些陌生老师。朋友筹划出一本有关中学诗文的课外读物，很想找一位全国知名诗词研究专家来写序文，自然就想到了先生。这样的事情最终落在我身上，义不容辞却又心中惶恐，担心先生会一口回绝。正当我大汗淋漓之时，门开处，温文尔雅的刘先生走了出来。先生将我让至家中，落座后，便仔细询问来访的缘由。待我语无伦次地讲明来意，先生竟满口答应，并约定一周为限。我转身告辞，温和的，满脸微笑着的刘先生一直将我送至楼下，才慢慢转身上楼。

    再后来，似乎熟识了许多。一周后，将取来的序言以快件方式寄出后，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为这件事做得圆满而暗自庆幸。不料，第二天一大早，刘乃昌先生竟找到西联教室来，着急地告诉我需要更动的三处，其中一处竟是标点。我暗自吃惊，不禁为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而肃然起敬。

    近年来，我顺着文学发展脉络写过几篇人物散文，几次想动笔描绘一下那位“和羞走，却把青梅嗅”的才女李清照，但又踌躇再三，总是无法落笔。个中原因，似乎很多。脑海深处，还是怕看到李清照“寻寻觅觅”的戚容，“凄凄惨惨”的眼神，如若不将心沉入无底的暗夜，沉入到巨大的国破家亡的苦痛中，要想靠近她，那是断然不可能的。于是我又翻捡出刘乃昌先生的研究文章，从中苦苦品味那位让有宋一代大放异彩的才女的人生轨迹。也许，我想，刘先生的笔下，这位有着悲剧命运的旷世女神比我写出来的还要鲜活。

    刘乃昌先生离开曲园转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后，与我有过大概两次通信。其中一次是写毕业论文时，我先是选定了南宋词人辛弃疾，阅读了大量书籍后，感觉思路似有若无，断断续续，于是决定给刘先生写信。只是，刘先生的通信地址我是不清楚的，查阅了邮政编码后，冒昧写了封现在看来不知所云的信件，投入邮箱后，便苦苦等待起来。一周，两周，三周，再也等不得，只好转入现当代文学。待论文结构框架大致成形，先生的那封信却如雁般飞来，既惊喜，又苦涩，论文的事难以再向先生启齿，信也似乎不必再回。每每想到先生的鼓励之语，心里总是感到酸楚。

    刘乃昌先生已然作古，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思之让人悲哽。先生一世，为人低调。有关他的生平材料公开发表的少之又少，这位师承夏承焘的文学研究大家，对于名，对于利，如同浮云一般。他只知道研究、教学和笔耕不辍，即便是晚年身患阿尔兹海默症，唯一的记忆还是宋词。

    “谁把西风移画扇，淡了胭脂，冷了凝香腕”，宋词之美，美得让人心醉。重回青衫长袖、羽扇纶巾的古宋时代，思清新婉丽的晏几道，叹弱柳扶风的李清照，吟着哀愤的诗，听着古雅的曲，那是怎样的一种荡气回肠啊!无怪乎刘乃昌先生超凡脱俗，清古洒脱，那是他读透了宋词的精髓。

    因编辑各类图书，自然会引用到刘先生一些有关宋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内心时常感到愧疚不已。总想当面再次聆听他的教诲，又怕打扰先生晚年的清修生活。先生驾鹤，令人痛心。感恩之情，时时萦怀。

    想到李清照在《摊破浣溪沙》中的一句词，“枕上诗书闲处好”，破其意而解之，先生正是将诗书学问做到“闲处”，做到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所以他成了一位令世人景仰的宋代文学研究泰斗。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3月4日，有删改）

【注释】刘乃昌（1930-2015）：山东滕县人，原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词学家、宋代文学研究家。先后出版《辛弃疾论丛》《苏轼选集》《苏轼文学论集》《姜夔诗词选注》《宋词三百首新编》《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校注》等专著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