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把灵魂融入艺术

    1930年，阎肃出生于河北保定，1953年4月入党，1953年6月入伍，曾创作1000多部（首）作品，参与策划100多台重大文艺活动，获国家和军队大奖100余项。

    1962年，阎肃从当时风行全国的小说《红岩》中得到灵感，决定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江姐为主线，创作一部歌剧，反映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忠贞气节，为刚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国民鼓劲。

    在探亲的假期中，阎肃思绪像奔涌的泉水，像爆发的火山，从笔端、从心中倾泻而出，整整写了18天，歌剧《江姐》的剧本初稿一气呵成。

    剧本写作仅18天，而打磨、谱曲、排演却用了近3年。1964年9月，由阎肃作词，金砂、姜春阳、羊鸣作曲的歌剧《江姐》公演，旋即引起轰动，创造了中国歌剧史上5次复排、演出1000多场的奇迹，“雪压不弯、风吹不倒，信念不变、矢志不移”的“红梅精神”，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1991年，阎肃创作歌剧《党的女儿》。其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风云变幻，而在世界东方，迎来70岁生日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定前行。

    又是一个18天，他3天写一场戏，与作曲家和演员们合作，很快完成了整部戏的创作排练。作曲家王祖皆说：“耳顺之年，三天一场戏，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饱满的热情，是完成不了的。”而阎肃说：“当时，我的脑子里没想别的，就想告诉人们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在哪儿、共产党员是什么样。”歌剧《党的女儿》登上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舞台，又一次盛况空前，引起轰动。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应该经常反思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走在时代前面，是不是符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阎肃艺术生涯的真诚告白。

    当年为了在歌剧《江姐》基础上改编京剧《红岩》，阎肃主动提出去曾经关押过江姐的渣滓洞体验生活，把手反铐上，戴上脚镣，脚镣很重，碰到踝骨那是钻心的疼，吃饭、睡觉都不解开。那七天七夜，他感受到了铁窗内失去自由的痛苦，他看到了国民党特务用来折磨革命者的各种刑具。为了体验上大刑，他还真的上了一回“老虎凳”，当捆绑的脚下加到第二块砖时，他两条腿的筋都快要绷断了……

    那种刻入骨髓的“炼狱”生活，使他在进行创作时，一次又一次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笔下流出的，字字是泪、句句是血，活生生的江姐就这样被他搬上了舞台。“几度墨汁干，木凳欲坐穿。望水想川江，梦里登红岩。”经过两年锤炼，他对剧本和曲谱从头到尾整整修改了几十次，反复排练修改，最后连食堂的大师傅，听着排练厅传来的声音，一边和面，一边哼唱，也一边感动得流下眼泪。

    阎肃的创作从未离开过人民和生活，他说：“一旦确定干什么，就要学会‘扎猛子’，往根上去。”65年来，他几乎跑遍了空军所有的部队，机场、阵地、边防哨所，处处留下了足迹和歌声。65年来，他为部队写了多少军歌、师歌、团歌、连歌，他自己都数不清了。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阎肃说：“人年轻要多干、少争、少斗，多学别人的长处；人老了，尤其注重立德，要把名利看得很淡。”

    作为文艺界的“常青树”，阎肃在拉大幕中开始了自己的艺术道路。在西南军区文工团时，阎肃被编入合唱队。那时候，要求演员“一专三会八能”，拉大幕、管汽灯、演出催场，阎肃什么都干。从拉大幕开始的艺术道路，到被称为文艺界的“词坛泰斗”“国宝级艺术家”，阎肃说：“我感觉自己没做什么，怎么就有了这么高的评价。我唯一承认的，就是我很勤奋，我认真对待每一分钟。”和阎肃合作创作了《江姐》等多部作品的作曲家羊鸣说：“阎肃不怕困难，年轻的时候，你只要提，他就干，对工作毫不挑剔，广种多收。再就是爱学习。”

（选自《中国文化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阎肃创作了许许多多被人们传唱的歌词，包括首经风靡一时的京腔京韵京曲。这些歌唱醉了听众，唱红了歌星，他也成了词坛上公认的“大腕”。（《走近阎肃》）②阎肃认为，好歌不是凭空造的，它来自几十年的生活积累，同时也植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阎肃：在“风花雪月”中为兵服务一辈子》）③阎肃老师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满怀激情地创作，脑子里永远有最新鲜、最时尚的东西，他从不排斥新事物，时刻表现出“执着、随和、青春、阳光”，有“老顽童”“老时尚”“老玉米”的昵称。（《羡慕阎肃老爷子》）

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

    1903年春，川沙小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作为校长，黄炎培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他还亲自上讲台，每天讲课3小时。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小学办得如火如荼，人们以自己的孩子能入川沙小学为荣。

    1906年，黄炎培创办了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黄炎培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勤、朴、诚”人生修养三要点。革命家张闻天、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导演谢晋以及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就读于浦东中学。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出了科学、严谨、可行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全力以赴进行落实，使得江苏省很快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省份，为教育界树立了楷模。

    黄炎培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国内外进行多方考察。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考察教育，历时95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他又到山东、北京、天津考察教育，历时36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1915年，他又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历时三个月，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总统威尔逊、大发明家爱迪生），尤其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7年，他还到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个月。黄炎培由此获得了“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的美誉。

    黄炎培考察的重大收获是更加肯定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他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黄炎培担任办事部主任。职教社诞生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完整、宏大、有机的体系，它的触角伸展到许多领域，成果之丰硕，实属罕见。光是一个中华职业学校，从1918年创立到1952年被轻工业部接管，培养毕业生多达7000人以上，其中不乏名人，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经济学家顾准、演员秦怡等等。

    在长期致力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不断地发展、深化着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于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生产的弊病，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倡导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这篇文章是黄炎培对于自己教育主张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理论雏形。

    后来，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黄炎培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乖沟通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积极地寻求职业教肓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他认为，社会的组成，以人民为基本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会健全，必先注意人民的教育。

    黄炎培崇尚简朴生活。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国难当头之时，黄炎培要求职教社同志勤俭节约，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用过的信封还要使用背面。抗战胜利后，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不得不卖藏书、字画以资生活。杜月笙听说了，送来两千大洋资助他，黄炎培却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全部捐给了职教社，自己依旧卖字。

    黄炎培的朋友江恒源，曾经用“侠骨慈肠、锦心绣口”一语评价他。对此评价，黄炎培当之无愧。终其一生，他淡泊从容地面对人世沧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的心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永远是国家、人民、职业教育。他用一生的执著追求和光辉事业，完美地诠释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八个字。

（摘编自《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

【相关链接】①黄炎培始终如一地将爱国主义灌输于日常教导之中。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的第一条是：“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②黄炎培始终秉持一个坚定的志向：拒不做官。北洋政府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矢志不渝，埋首教育事业。③黄炎培先生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和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贯串在他一生的业绩之中，是很值得传诸后人的。

（孙起盂1988年l1月6日题词）

国学大师南怀瑾

    1918年，一代奇才兼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诞生于浙江乐清柳市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从孩提时起即接受严格的传统私塾教育。到十七岁时，先生除精研儒家四书五经外，涉猎已遍及诸子百家，同时苦心研习文学历史、琴棋书画、医药卜算、天文历法诸学。

    抗战初期，年轻的南先生毅然辞亲远游，在峨眉山中访求多位岩穴高隐之士，虚心求教，学到了许多不传的法门和秘学。在峨眉山中峰顶的大坪寺闭关三年，苦读五六千卷佛家经典，披阅了全套《永乐大典》《四库备要》等经史典籍。

    1945年春，先生经波历险，始来台湾。栖身基隆一陋巷中，阖家六口挤在一小屋内，瓦可漏月，门不闭风，生活甚为清苦。然先生素来超然物外，坦荡洒脱，穷而不愁，潦而不倒，依旧满面春风，恬淡为乐，安贫乐道。先生虽三餐不继，见邻居无米为炊，却“人饥己饥”，趁邻居夜半入睡之时，悄悄将偶得之米袋放在这户人家门口。

    几年后，先生受聘于大学执教，且应邀到各处讲学，舌耕笔耕收入渐丰。1969年创立“东西精华协会”，致力讲说中华文化。先生讲学范围极广，除儒、释、道三家之外，尚有中国文化大系、历代谋略学、中华医药、中国建筑与园林艺术、中国企业管理，以及诗词、书画、星相、卜易之学……前往听讲者极为踊跃，名流学子，贩夫走卒，靡不俱备，讲堂内外，均人满为患。先生的学生遍及各地，开花结果，桃李满天下，这也是先生最为欣慰的事情。

    “东西精华协会”发展期间，南先生又创办了《人文世界》月刊，每期撰写文稿，揭示了几千年来修持的秘中之秘。不久，又创立了“老古出版社”，发行《知见》。虽日见繁忙，然先生矢志宏扬中华传统文化，夜以继日，挥毫写下系列传世之作，《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历史的经验》《新旧的一代》《中国佛教发展史》《中国道教发展史》《金刚经说什么》《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习禅录影》《禅观正脉研究》《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如何修证佛法》《药师经的济世观》《原本大学微言》等几十部大书，著作等身，蔚为奇观。

    南先生是大家共同尊崇的长者，讲课、为人，幽默风趣。在众多的学生心目中，身材不高，平常总是身穿一袭简单的青衫、脚踏一双布鞋。不食烟酒，素食清茶，简单朴素。既是仙佛中人，又是学富五车、博大精深的学界泰斗，还是淡泊名利、宁静超脱的仁慈长者。“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凡来访宾客，无论男女老幼，地位高低，均留下就餐，就是送货的伙计、来收账的先生，南先生也要让她们吃完饭再走。

    先生嗜书成癖，藏书之富，读书之多，世人难以企及。所藏之书，上自先秦，下至民国，经史子集、诗词曲赋、佛道经典、名人传记、世界经济、外国史地、哲学论著、各国政论、中西医药、当代科技，甚至中外美术、音乐、武侠小说……近30万册珍贵藏书，堪称收藏宏富的图书馆。先生读书既多且快，一目十行，过目成诵，随口引证，天纵之资，非常人所能及。

    集中华传统文化之大成的南先生，其道德文章，名满天下。美、英、法、德、日、韩、加拿大、比利时、新加坡等国一些名牌大学的专家、学者和男女学生，纷纷登门拜访、学习。1985年盛夏，南先生应邀赴美，在华盛顿成立“东西学院”，成立“弗吉尼亚东西文化学院”“加拿大多伦多中国文化书院”，致力于东西方文化沟通，弘扬中华学术。

    在多次演讲中，他对自己评价是八个字：一无长处、一无所是。对于一些人冠以他的“佛学大师”称号，南怀瑾也不曾接受过。他说：“不是，我够不上资格。我只会睡觉（笑），佛经上面写一个修菩萨道的人要布施，众生如果需要你的眼睛，那就挖给他。头颅、脑血、全身、妻子、儿女、财产，都可以布施，我做不到。”

1988年，他心系国家建设，投资1.7亿美元在祖国大陆的家乡兴建金温铁路（金华至温州）。该工程1996年4月完工，南怀瑾成了铁路老板，本可借此赚钱发大财，可他却一文也不要，还将全部股份转让给地方，并赋诗一首：“铁路已铺成，心忧意未平。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

    2005年9月，南先生应邀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商界成功人士发表演讲，他精辟地指出：“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他解释说：“一个人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才叫事业。像大禹治水，这叫事业，因此他为万世所崇仰，其功永不可没。上面最高到皇帝，下面最倒霉到讨饭的，都不是事业，那是职业。”学生还说：人生有三个基本错误不能犯，一是德薄而位尊，二是智小而谋大，三是力小而任重。

    2006年定居在七都（庙港），开办太湖大学堂。在南怀瑾生命中最后六年光阴里，除了少量的外出授课，他基本都在七都镇太湖边的大学堂度过，在这里50次公开授课，受教者无数。而每天晚上，他都会抽出一个多小时为身边的弟子授课；一年365天，读书修行育人，从无懈怠。

    直到2012年因感冒引发肺炎，于9月29日下午4时在苏州太湖大学堂逝世，享年95岁。在先生葬礼上，一位匿名的学生在给老师的挽联上写道：“国学大师，成就耀古今。”

能说会道也莫言

    我第一次去见莫言是莫言的责编拉着去的，那时他的小说《檀香刑》刚刚交到出版社。他虽名“莫言”，我却早已“如雷贯耳”。很早之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到北京，我们中国作协宴请他时，除了鲁迅外，他居然百里挑一地只赞美了莫言，而且特别“精确”地把莫言的短篇小说列入世界前五位。

    莫言笑眯眯坐在我对面（可爱），长成那样不能怨他，头发稀疏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挺壮一老爷们儿在前额头上别个彩色发卡，他自己是免得头发阻碍视力，而置别人的视觉感受于不顾就是他的不对了。伸出手来握，在他几十年的老手上，居然看到了儿童般的“胖窝窝”，翘起“二郎腿”，一只肉脚把旧皮鞋撑得鼓鼓囊囊。他的样子自由自在，可笑又可爱：烧包加得瑟。

    莫言看我直勾勾地盯着他脑袋，憨态可掬地摸摸发卡，生怕我伸手把那劳什子扯下来，其实我也没那么勇。你想啊，挺著名的一个人物了，仍能保持身心的悠然自得，容易嘛！聊到他的中短篇，尤其是说到《透明的红萝卜》，我慷慨地奉献了我能表达出的所有溢美之词。然后，不无遗憾地问他，看样子你以后就写长篇了？没想到，我只问一句，莫言回了我一堆：长中短什么都写，三匹马拉车。我总得从我熟悉的生活写起吧，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的亲人都是我小说中的人物。高密东北乡是我的故乡，屋边的街、村口的树、流淌的河，身边熟悉的一切总在我脑子里转。写别的地方，我也写不像啊。只要写长篇我都回老家，触景才生情嘛。

    莫言极狡猾地在媒体面前制造了一个不爱说话的“谎言”。其实，莫言嘴皮子利索得很，莫言“名不符实”。就说他在中国香港、韩国、日本的演说吧，那叫一个“全球化”，那叫一个得体，那叫一个轰动。莫言告诉我说，他的笔名是自己取的，是因为小时候动手打不过别人，就编顺口溜骂人，学校告到家里来，被爹娘合伙暴打过一顿。噢，莫言是记住了那次为多话而挨的打。开始写小说，就把名字里的一个“谟”字拆开用，想警示自己少说话。我们聊了一个中午，我挤兑他这著名作家抽的是假烟，戴的是假名表，穿的也是假名牌，他这次回答倒简约了：可以省钱嘛。看来，别说见记者，他就是上电视，也是冬天大棉裤小棉袄，夏天布衬衫旧军裤，衣着审美水平“相当凑合”。

    30年前，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百年孤独》对莫言的影响可谓“巨大”。但30年后，莫言读到了它的不足，这表明了莫言的进步。他觉得马尔克斯和他有共同的缺点：都把短篇的情节写到长篇里去了。所以，提到“重复”这个问题，莫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且列数“老马”作品中的不足时，真能算倒背如流。

    在《十月》杂志颁奖会上，莫言的《生死疲劳》拔了头筹。他把古典小说章回体做成小说各章标题，有人说他是“旧瓶装新酒，故弄玄虚”，可这个小伎俩确实是奏效了。尽管我也觉得莫言这么个写法，跟穿旗袍骑自行车似的。对此，莫言给了记者们一个非常合理的说法：我不是想创新出奇，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章回体的标题字数多，能全面地把这一章的内容概括出来，也希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我的小说怀念起中国古典文学。大家听听，想通过个小标题就能让现代“哄客”们怀念古典文学，他也太会说辞了。但我确实认为，他让一个地主“猪狗不如”地“千年等一回”，等着做牛、做驴、做猪、做狗、做猴，这种奇思妙想只有莫言那个大脑袋能想出来，看似写历史，又像写现实。这部作品中，有让人读来笑得喷饭、也让人想哭的语言艺术，不服不行。可以说，莫言的每部小说都是语言狂欢，感觉诡异，并且颇具庄子“鲲鹏万里”的想象力，细体味，含意都挺深的。正如他著文说他是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与他本人的经历、性格、气质、心理密切相关。莫言从小懦弱，家里穷，常受人欺负，胆子还小，别说杀鸡，连看杀鸡都不敢，但他的作品却总是“杀气腾腾”。这要按心理学家分析，那一定是他童年“印痕”造成的，难怪他明明能说会道，又总要求自己“莫言”呢！

（选自《名人传记》2009年第12期，有删改）

追求小说创作的无限可能

    在生前，王小波的小说很少有人敢出版，但是他的杂文却已得到广泛认可。作为小说家，他的文笔非常出色，杂文比一般作者的更具可读性。王小波的杂文大多刊登在《三联生活周刊》上，《东方》、《南方周末》等杂志也是他的主要阵地。有编辑回忆说，在当时的思想界，王小波的名气已经很大了，他随便写点什么，就有杂志抢着发表。

    但后来，他的杂文越写越少了，他开始把大部分精力重新放在小说创作上。一直以来王小波所热爱的都是写小说，他曾多次在文章中直言这一点。

    在王小波看来，小说创作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写小说对他来说是艺术事业，而不是表达自己。王小波特别喜欢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卡尔维诺，极度推崇他对小说的看法。卡尔维诺认为，一篇小说应该轻逸、迅速、易见、确切和繁复，并且还要连贯。这和许多作家对小说的看法截然不同，很多作家只把写小说当作传声筒，试图通过文字表达一些观点和理念，或者只讲一个故事什么的。

    王小波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写一部小说，或者是作者操作了一些什么，或者是作者自身被操作了一番，我赞成的是后一种。”事实上，每个作者都只是文学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推动文学事业往前行进。因此，我们要做的不仅是用已有的方式写作，而且要创造新的方式，用那些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方式去探索小说世界的无限可能。

    卡尔维诺就是这样的作者。他的一些作品会让人觉得古怪，往往把书看完后，还不知道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我们看一部书，总是希望这部书能够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要有开头，有结尾，中间各种各样的过程也是翔实的，但是卡尔维诺却不这样做，他后期的很多作品根本没有故事。王小波说，他大体明白卡尔维诺的想法，卡尔维诺希望在小说的创作方式上有所创新。

    这样做是困难的，写出来的作品也未必吸引读者，但是作为一个作者，总是应该往这条路上走一走、试一试。王小波认为，一个真正的作者，必须如此！他自己正是在不遗余力地探索着小说创作的其他可能性。所以看他后期的长篇小说，会发现和别人的作品明显不同。有读者见到他时曾说：“没想到小说原来还可以这么写！”这句话虽然让王小波汗颜，但至少说明他的努力有了成效，他用一种新颖的方式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王小波始终认为：“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

    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曾一再说，王小波的作品属于纯文学领域。他的创作态度就是如此，就是纯纯粹粹地写小说，用创新精神推动着小说事业向前行进。

（摘编自乐文城《王小波传》）

【相关链接】①在中国当代作家队伍中，王小波无疑是一个另类的存在。以1997年为界，身处阴阳两界的他，经历了寂寞与喧嚣的冰火两重天。虽然主流文坛一直对这个“文坛外高手”投以不置评的冷眼，但王小波的文名还是不胫而走，成为大众传媒热议和追捧的对象。

（王强《“文坛外高手”缘何不寂寞》）

②在他短暂的自由写作生涯中，他一直在与文坛隔绝的状态下写作，对于那个文坛，既不参与其中的游戏，也不关心其中的规则……他以一种真正的、彻底的自由心态进行写作。

（陈启文《“文坛外高手”﹣﹣王小波逝世十周年祭》）

③整部小说天马行空，怪谈密布，一会儿笑得我岔气，一会儿又抑郁得窒息，真不知那些怪诞的场景是怎么被他想出来的。看完，我兴奋得在家里拍桌子打板凳：《红拂夜奔》必须发出来！

（李静《必须冒犯观众》）

    2009年12月24日，黄大年教授走下飞机，迈出了回归祖国的第一步。他辞去了在英国公司的重要职务，回到母校——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全职教授，开始为我国的航空地球物理事业耕耘、播种。

    “为什么回国？”经常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在英国奋斗了18年，他已拥有了优越的科研条件和高效率的研究团队。他在英国剑桥ARKeX航空地球物理公司任高级研究员12年，担任过研发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培训官。他也成了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享誉世界的科学家。

    他的家庭也早已超出了衣食无忧的水平线。位于剑桥大学旁边的花园别墅，宽阔的草坪，豪华的汽车，学医的妻子还开了两家诊所，他已成为少数跻身英国精英阶层的华人之一。舍弃这些回国，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这句歌词就是最好的答案！

    1992年，黄大年在“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全额资助下，被选送至英国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他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2004年3月20日晚，他正在大西洋深水处与美国某公司开展技术攻关研究，却接到辗转而来的父亲离世前最后一通电话：“儿子，估计我们见不到最后一面了，我能理解你的处境。你要记住，你可以不孝，但不可不忠，你是有祖国的人！”两年后，母亲离世前给他留下的依然是这句话。

    在海漂的18年里，黄大年的心和祖国一直连在一起，他关注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惦念着母校，无论是参加学术会议还是讲学，他招之即来。“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2009年4月，当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财把国家“千人计划”有关材料试探性地发送给黄大年时，让他没想到的是，黄大年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打了回来，并明确表示要认真考虑回国。

    听到祖国的召唤，黄大年心潮澎湃。那朝思暮想的祖国啊，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啊，那些血脉相连的亲人啊，一瞬间占据了他的脑海。

“回想当初的选择，我没有后悔过。”这是黄大年常说的话。他在回国后的第6天，就与吉林大学正式签下全职教授合同，成为第一批国家“千人计划”的专家。

    2010年10月，吉林大学成立了“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技术研发中心”，黄大年为带头人。团队集中研究了能够在空中、水面和深水环境下，高效率获取空间分布的重力场、磁场、电磁场、放射性能谱和光电等数据的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和技术，构建服务于陆地、海域、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下的精确移动测量技术体系。

    在带领团队冲上一个又一个国际前沿科技制高点的过程中，黄大年一直在推动科研团队与国际的融合。他利用自己在国外多年积攒下的人脉和声望，多次带团出国考察，并促成合作事宜。

    爱迪生曾说过，有所成就是人生唯一的、真正的乐趣。在这个层面上，黄大年始终都在用自我成就与国家需求的紧密结合，塑造着一种超越个人快乐的伟大志趣。

（摘编自《吉林日报》2017年3月1日《把一切献给你，我的祖国》，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2016年6月底，黄大年吃着救心丸走进评审验收现场，完成了一个超亿元级别的国家大型项目的评审验收工作。（孟海鹰《黄大年：放弃国外豪车豪宅回国任教，填补诸多空白》）②“我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来没觉得我和祖国分开过，我的归宿在中国。”（黄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