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魄犹在江山图

范曾

    当一个时代的艺术整体奔向浑浑噩噩的时候，需要圣洁的艺术；而艺术风貌整体堕入轻佻时，需要凝重的艺术，这正是李可染适时而生的缘由。

    当可染先生沉浸于自己宁寂而庄严的心灵王国的时候，他趋近的美便与教养合而为一。他的作品陶冶了整个一代人，还将千秋万代地陶冶下去。艺术的助人伦、成教化，在潜移默化之中使人们心悦诚服地趋向社会的崇高，可染先生的艺术正是如此内在地激励着人们的心灵。

    可染是一位深具艺术理念的大师，然而当这种理念进入可染的审美时，大地山河与精神是那样地天然合拍，那样地不假说教，使人觉得他的理念和审美在山川林壑、飞瀑流泉中不期而遇，那是最融洽最自然的流露。

    可染先生生活于一个风云动荡的时代，他当然有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和服务于时代的直接的一面，如抗日烽烟中他的作品体现了一位卓越艺术家的爱国良知。然而可染先生也同样有着纯洁心灵、表达一己情怀的一面，这时的可染先生的画，是心灵与广宇的邂逅，当审美与自然融而为一的时候，他的精神升腾到一个清明而纯净的、不染凡尘的境界，这对于一个山水画家来说是何等难得。

    可染先生当然是不世的天才，他的“生而知之”透露出他异乎常人的语言方式。这是一种只可有一不可有二的语言方式，一种极具个性化的符号，它的存在表现了先生俯仰天地、浩然长叹的襟怀。当然可染先生知道自己有“生而知之”的本能，但凭着他更深邃的智慧，认识到它的不可靠，或者他甚至看到一些恃一曲之才而毁掉自己艺术的聪明人，当昙花一现的时节过去之后，留下的是残枝败叶。

    可染先生告诉我，他年轻时作画极快，有一次到一位朋友家，朋友留可染作画，可染不允。忽然一阵敲门声，远客来归，主人越过天井开门，寒暄，回到画室时，可染却已画毕，主人大为赞叹，以为神来之笔，先生亦颇自喜。先生说完这段故事后，告诉我，多年之后，他才警然有悟，必须力矫这样的用笔。先生还告诉我，他少年时有一位极富才华的朋友，写给他的信，毛笔字的稚拙天真、浑厚朴雅使他有一种不可言喻的内心的感动。这感动是如此地刻骨铭心，谈到此事时，先生的表情竟显得那样地庄肃和神往。

    可染先生好学而敏求，这是他“苦学派”的唯一解释，苦学者不意味着枯涩无味地下笨功夫。我曾有幸上可染先生的书法课，他不强求碑帖的选择。我选了一本礼器碑，他说要平心静气地读碑，知其间架，重其用笔，悟其风神，能于此三者有所悟，则去书道不远矣。书法课上，可染先生不喜欢一挥而就式的所谓笔动心不动、麻木不仁的写字习气。

    可染先生于书法所下功夫可谓焚膏继晷，30多岁时的风华婉转至50岁后一扫而空，无丝毫泥古、媚俗、求奇、娇饰、市井、乡愿……一切的书画艺术可恶的痕迹与可染先生的书法格格不入，近之则畏，远之则敬。

    有一次说到线，可染先生联想起京剧，他说一个卓越的京剧演员会将每一个字送到听众的耳中，其原因很多，但其中一点是他会把中国字的声母和韵母前后慢慢吐出，名角能控制声调的每一丝变化，这和用笔是一个道理。我恍然大悟，又想起每逢新年联欢，李可染可能会拉一下二胡，那真是铿锵老辣、苍凉哀婉的高度统一，这其中固然有先生青年时代国家山河破碎的难伸孤愤，也有先生倔强不拔的满怀壮志。

    先生称自己是“困而知之”，人们不要以为可染先生当真为自己才情不逮而困。可染先生的“困”是他推动中国画史这座沉重的列车所需的移山心力，他要弘扬的是中华文化所素有的伟岸与高华，他极端鄙弃浮光掠影的、油腔滑调的、市侩的艺术。这神圣的自尊支撑着他博大的灵魂。

    可染先生通过自己不朽的笔墨所倾诉的爱恋，感动了全世界。这是可染先生的山水画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和时代精神。走向现代，可染先生已为我们作出了杰出的榜样，和那些食西方剩菜残羹的光怪陆离的艺术不同，可染先生所开启的是宏门正学，而不是旁门左道。

（选自范曾《魂魄犹在江山图》，有删改）

解洪元：“沪剧皇帝”的创新路

解波

    1928年盛夏，父亲14岁，游荡苏州，巧遇京剧草台班，启蒙学艺。回沪以后，改学申曲。他不满意申曲唱腔的简单直白，恰巧班社所在的“小世界”游乐场里，汇集了京昆、梆子、锡剧、杂耍等林林总总的艺术表演，他随至随听，像海绵般地吸收其中的精华。后来，他追随“申曲博士”夏福麟，学习夏施展大方、宽厚洪亮的唱腔。父亲求艺心切，日日如影相随。夏演皇帝，他争扮太监；夏演公子，他争扮书童，他曾戏称自己扮演过一百六十个太监。随后“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淞沪战争爆发，申曲社班星散，父亲开始了漂荡的演艺生涯，进入游走于杭嘉湖水网地带的申曲戏班“中山社”，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班社，开始了他的嬗变。

    一夜，他观看到昆曲戏班“仙霓社”的演出，一下子被它的清幽、婉约与文雅勾住了灵魂。班主被他的真诚感动，特意送他一段昆曲。他倾听着，忽然感觉到天地相融，金玉相漱，灵魂与肉体都为之一颤，精神似乎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啊！艺术原无界限，融合可成一家！他的心中，由此展示出一条新的艺术之路：独创，唯有独创。

    1937年父亲回到上海，在《银宫惨史》中，以一曲“太子哭坟”轰动上海滩。他巧妙化用京剧中的“五音联弹”，字字紧逼，句句推进，宛如长琴暴鼓，疾雷裂电，骄阳坠落的回声，曲折表达了孤岛市民无力回天的悲愤。申曲后起之秀解洪元的名字不胫而走。

    这种创新，成了父亲一生的追求。他见多识广，融会贯通，把京剧的大气、昆曲的婉转、评弹的优雅、梆子的雄浑、民歌的幽默一起吸收到自己的艺术创造里来，以清晰坚挺、富有韵律的道白和跌宕有致、余音不绝的唱腔成为沪上出名的“解派小生”。

    他开始组建自己的“洪元剧团”，接着又不失时机地联合沪上其他名角，建立了六大头牌的“中艺沪剧团”，事业如日中天。他曾以“羊角先生”为名，自编自导自演《皆日可杀》的大戏，招来伪军的抓捕；也以《出走之后》的社会警示剧为负债的同行举办义演。他雄浑淳厚、回肠荡气的“解派”唱腔彻底征服了沪剧观众，终于在1949年初由《沪剧周刊》举办的观众投票中获“沪剧皇帝”之名。

    上海解放之初，他依旧是上海沪剧界的龙头。出任上海沪剧团团长，抑或后来只做一个普通演员，他的独创之路从未止步。随着环境变化、剧情需要和年龄增长，他由正场小生退演各色配角。可是，在他的眼里，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只有大格调，没有大场景。不论他饰演正派反派，不论他出演老生小生，也不论他的曲调是长是短，他的唱段，都能成为经典。他曾对我讲述过，唱句中的重音，唱腔中气息的运用等等，他甚至用筷子轻敲茶杯，曼声吟哦：“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悟通情与理，是艺也是戏。”……他深入堂奥，艺术灵思似潮似涌。

    晚年的父亲因患声带癌失声，失去了他钟爱的舞台，但他通过书写字数不等的纸条指导青年演员，鼓励他们广取博采，大胆创新。有的学生学唱解派一旦有所突破，他就会竖起大拇指，露出欣慰的笑容。

    可惜父亲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我在想，父亲的生命与艺术，以独创为主轴，一直求新变异。他创造了艺术的永恒，也就获得了永生。

（2015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①解洪元，江苏镇江人，1 915年生于上海。14岁在苏州拜京剧演员杨奎官为师，后到上海师从侯国廷学唱申曲，曾深受申曲名角夏福麟熏陶。1937年回沪，相继受聘于文滨剧团、上海沪剧社。1944年先后组建“洪元”、“中艺”、“上艺”等剧团，自编自演了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新剧目，产生一定影响。1950年他与丁是娥组建“新上艺”，首先进行改制，成为民营公助的沪剧团体。1952年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员二等奖。1953年加入民盟，曾任上海市沪剧改进协会主任委员和上海市影剧工会沪剧分会主席、人民沪剧团副团长。（百度百科）②解洪元依据自身嗓音条件，创造了富有可塑性的宽洪醇厚的“解派”唱腔；再加以说白抑扬顿挫，动作节奏鲜明，从而形成了豪放壮美的表演风格。他所设计的人物主要唱段独具风格，如《董小宛》中的“金殿赞美”、《巧遇记》中的“教育张启”等均脍炙人口。他的戏路极宽，不论老少、正反角色演来得心应手，个个栩栩如生。上海电视台曾为他拍摄了《艺术生命“长春”》的资料片。（百度百科）

林庚：喧闹时代里的隐退者

张伟

    如果不是他去世的消息被媒体报道，林庚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位97岁的老人在睡梦中辞世，人们这才又记起早年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并称“清华四剑客”、后来又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并称“北大中文四老”的林庚先生。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告诉自己的每一个学生，要去接触林庚，拜访林庚，因为这位老人有着故去的知识分子们身上最深厚、最值得传承的精神财富。

    这笔精神财富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北京大学燕南园里。上世纪80年代林庚从北大退休，便一直居住在这里。学生们从门口偶尔路过，能看到林庚先生正静坐在藤椅上，他的侧影清癯而安详。

    这些学生再也听不到林庚讲课了。

    据听过课的人们回忆，林庚讲课，有时身着白衬衣，吊带西裤，有时身着丝绸长衫。他腰板挺直，始终昂着头，大多时间垂着双手，平缓地讲着，讲到会心关键处，会举起右手，辅以一个有力的手势，他从不用讲稿，偶尔看看手中卡片，但旁征博引，堂下鸦雀无声，仿佛连“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

    林庚退休之前，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定下，讲课内容也斟酌再三，教案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这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

    讲课那天，他穿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照钱理群的说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然后，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但是，课后当钱理群送他回家，他一进门便倒下，大病一场。

    晚年，燕南园里这位坐在藤椅上的老人，已经少问世事，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先生的心里消失。”张鸣说。

    隐居中的林庚，惟独在有人请他为学生讲课时绝不推辞。“对学生，对年轻人，林庚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情和期待。”张鸣说。在他那间20多年毫无变化、简朴陈旧的客厅里，他面对来访的学生，很容易激动起来。阳光从东、南、西三面的窗户里洒进来，学生们“坐在他面前，甚至连敬仰的心都很难产生，他实在太随和，太真诚”。学生袁行霈回忆，他从不对学生耳提面命，疾言厉色，也不肯当面表扬，或者说些惯常的客套话。学生去看望他时，他起身迎接。离开时，又总是要送出大门，说声“谢谢”。

    这位曾经的北平现代派诗人、后来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一生追慕的是“寒士文学”和“布衣感”。他推崇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骨气。他的学生袁行霈至今记得先生的一句话：“人走路要昂着头，我一生都是昂着头的。”

    不过，“文革”中林庚曾被选调入“两校写作小组”。这段历史，成为有人指责林庚的罪名之一。但钱理群向记者转述，在一次为一本古书做注的讨论会上，江青曾送给林庚一枝花，托他“转交夫人”。林庚不卓不亢，接过花，随手放在桌上，没有任何受宠若惊的表情。“这起码说明林庚先生的态度。他是温和的，他不是激烈反抗型的文人，这与他的性格，一向相符。而他对政治里的事情，原本并不清楚。”钱理群说。他认为，此前和此后，林庚与政治。再无半点瓜葛，可以作为一个证明。而林庚晚年的隐居，被钱理群看作“从根底上是自由的精神”。

    “在做人上，他是成功的。”钱理群评论，“相比一些在世时被推上高位，被别人供奉的人，林庚的结局是最美的。”

    “他并不显赫，社会上的人也许并不知道他是谁，然而学生却永远铭记。”钱理群说，这是作为一个老师，可以得到的最高评价。

（选自《民国那些人》，有删节）

相关链接：

①钱理群：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②张鸣：北大中文系教授③袁行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

中国之蒿

    1969年，屠呦呦和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几位同事一同参与到“523任务”中。那一年，屠呦呦39岁，职称是助理研究员。

    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是家中五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谁能想到，诗句中的“野之蒿”，竟真的与屠呦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屠呦呦很快崭露头角。她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4名小组成员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首先系统地整理历代医籍。她还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由此，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时，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胡椒上。这种在中国极为常见的植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这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数据，但此后的深入研究却事与愿违。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却非常不理想。放弃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效果并不突出、却在中医药典籍治疟药方中屡屡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疟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则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但是，当屠呦呦利用现代医学方法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结果却并不理想，最初，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为68%，但效果极不稳定，有一次实验，它的抑制率只有12%。

    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不能很有效地抑制疟疾？为什么同样的提取物却得出千差万别的结果？屠呦呦一时找不到答案，她重新翻出古代医学典籍，一本一本仔细翻查。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的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绞汁使用的办法，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这是不是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在高温下被破坏？福至心灵的一个闪念，推开了紧锁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此后的情节被众多的讲述者概括为，屠呦呦用沸点只有53℃的乙醚，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其实，提取青蒿素实验的真实过程是繁复冗杂的。

    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屠呦呦提到了当时的一系列实验。这本专业性极强的书籍中记载的实验过程，穿插着大量的化学分子式、专业术语和数据，在记者这样的外行人看来如同“天书”。只有几句高度概括的纲领性描述能够大致明白，读起来亦颇为艰涩：

    “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还特别提示：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在实验数据的一份效果对比图表中，利用水浸得到的提 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最低只有6%；乙醇浸膏得到的挥发油毫无效果；乙醇冷浸得到的提取物则可达到95%的抑 制率；乙醚提取物的抑制率则是100%！那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物，离最终的青蒿素晶体尚有一段距离，但确定无疑的是，打开最后宝藏的钥匙找到了。

——（节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0月25日）

相关链接：①疟疾，又称为“打摆子”。在人类与疟疾的持久战斗中，起初最有效的治疟药物源于另一种植物—金鸡纳树。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金鸡纳霜”。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氯喹药物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疟原虫渐渐表现出了强大的抗药性，上世纪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蔓延到无法控制的局面。②2011年9月，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鲍勃．迪伦：迷人之谜

柏琳

    鲍勃．迪伦是谁？

    1985年，电影导演斯科特·科恩采访鲍勃·迪伦时这样描述他：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在十字架上，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

    1941年5月24日，迪伦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少年时他便显示出音乐天赋，10岁自学了吉他、钢琴、口琴等乐器。高中时，他就加入了一个小型摇滚乐队。

    1959年，他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同年，他读到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也读到另一本“垮掉的一代”的著作《裸体午餐》。他说：“我完全爱上垮掉的一代、波希米亚、咆哮那群人、凯鲁亚克、金斯堡、柯索、费林格提……他们对我的影响就如同猫王对我的影响一样。”也许是受到某种感召，这个少年在刚满20岁时从大学辍学，孤身一人来到纽约，即将开始一段美国民谣的传奇。去纽约之前，他给自己起了“迪伦”的艺名。

    1962年，他发行处女专辑《鲍勃·迪伦》。1963年，他第二张专辑中的《答案在风中飘》成为20世纪中下叶美国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圣歌”。

    1964年，《时代变了》发行，被认为是迪伦的“抗议专辑”。他的朋友艾伦·金斯堡在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时号啕大哭，“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这些诗词简直就像《圣经》箴言一样，撼动人心。”《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这些表达对核武器军备赛的担忧，以及有关贫困、种族歧视、监狱、沙文主义、战争、反思原教旨主义等内容的歌曲，迪伦只花了20个月就全部写完了。

    此后，他对于加之于身的各种标签都感到厌倦，刻意要与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叛文化运动保持距离，他说：“我不想再为任何人写歌，不想成为什么代言人，我只想从我的内在出发来创作音乐。”1964年另一张专辑《鲍勃·迪伦的另一面》中，已经不见抗议歌曲的影子。

    “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当人们期待迪伦能成为民权运动的旗帜时，他这样回答。他走了另一个极端——1965年的新港音乐节上，鲍勃·迪伦给民谣音乐插上了电。1965年美国迎来了抗议运动的高潮，迪伦却带上一把电吉他，给一个彷徨的时代诊断了病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孑然一身，你无家可归，你默默无闻，像一颗滚石。”这首收录在专辑《重返61号公路》里的摇滚乐，叫做《像一块滚石》，几十年后被《滚石》杂志评为500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脱逃的懦夫，也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但对迪伦来说，这首歌不仅意味着他找到了文学和音乐间的通道，更意味着一场挣脱——从一个“抗议歌手”的躯壳逃往自己灵魂深处。此时，他的兴趣转移到了诗歌和小说上，因为这不受歌词长度限制。他呆在纽约的公寓里，埋首大堆书籍，陷入了疯狂的诗歌阅读中，读兰波也读布莱希特，喜欢艾略特，还曾为爱伦·坡的《钟》谱上吉他曲。“我就这样训练自己的思维，丢掉不好的习惯，并学着让自己沉静下来。我读了整本的拜伦的《唐璜》，从开始到结束都集中精神，同时还有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70年代末，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人们更关注他的诗歌天赋。

    1996年鲍勃·迪伦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垮掉的一代”中最杰出的作家艾伦·金斯堡在推荐信中写道：“他的作品帮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歌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迪伦的文学传统是深厚的。2000年，曾被誉为“每个诗人梦寐以求的评论家”的克里斯朵夫·瑞克斯曾在迪伦演出后台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迪伦脱口而出：莎士比亚。瑞克斯后来撰写了《迪伦对原罪的先见之明》，将迪伦称为“当代美国最好的用词专家”。

    80年代至今，迪伦逐渐减少了发行唱片的数量，他全身心爱上了巡回演出，重新回到了行吟歌手的传统。怀旧者鲍勃·迪伦，用巡演的方式，做回了一个吟游诗人。事实上，这才是伟大文学的源头所在——无论是西方的《荷马史诗》还是东方的《诗经》，文学最初是用来歌唱的。

    歌唱者本就是诗人，而诗人鲍勃·迪伦的灵魂，也是文学的灵魂。

（选自2016年10月1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诺奖历史上，曾数次把奖项授予“非文学”人士，最出名的当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0年）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953年），而2015年的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严格意义上也是一个记者，并非作家。但是，把文学奖颁给一个歌手，却是头一次。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鲍勃·迪伦的颁奖辞是：“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歌形式。”②鲍勃·迪伦的传记作者戴维·道尔顿称他为“最多变的灵魂”，但迪伦认为：“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烟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

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

金庸

    金庸，学名查良镛。后来写小说，把“镛”字拆开，笔名“金庸”。我国香港著名报人、武侠小说家。金庸出生在以海潮出名的浙江海宁，祖父是光绪时进士，父亲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受过西洋教育。先天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在书香中度过了童年时代，从而也培养了他终生爱读书的良好习惯。

    他头上戴有报业巨子、武侠小说大师、社会活动家等桂冠。鲜花和掌声把他送上了“金庸神话”的巔峰。在这诸多炫目光环的背后，他终其一生，骨子里还是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文人。他的小说、政论，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

    金庸武侠小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它既有香港社会高度商业化、市民化、娱乐化、通俗文学的特征，又包含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地理背景、人情凤俗，具有较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较高的文化品位。金庸小说，卷舒历史风云，感慨苍茫人生，其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基于他本人早年乱世经历的体验思考和政论家的人生感慨，又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充满人道关怀。他通过系列栩栩如生的侠义人物，洞察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刻画人性的复杂丰富，揭示了中国传统儒家的精神价值和政治理想。不同的人看他的小说有着各不相同的视角，侠义、情爱、历史、政治等。但最终他们都能在千百个不同类型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中，读出中国文人追求真善美的传统美德、安身立命的人生哲理、浓厚强烈的家国情结、深入骨髓的人文情怀、启迪后人的历史智慧。这是他在浓郁商业化氛围中写作的武侠小说风行不衰的根本原因。

    武侠小说不是金庸的全部。《明报》和他的社评，在他生命中无疑占据更重要地位。那是他一生的事业。仅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在金庸的黄金岁月，他两手写文章。白天在渣甸山书房写小说，擒扬千古侠风；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褒贬现实政治。写武侠小说，最初只是出于商业动机，为了招徕读者，扩大报纸销路。后来报纸打开局面后，他就把兴趣集中到写社评上，评论国家大事，剖析世界风云。金庸的社评，秉承中国近代王绍、梁启超办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以他锐利的“新闻眼”，谈史论政，纵横捭阖，深具见地，独步文林，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气节和远见卓识，实现了“文章报国”的初衷，为海内外识者称颂，开启了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时代。

    办了一辈子报纸，写了17年小说，年过花甲的金庸，又倾注极大的热情，参与全国政治，为香港推行“一国两制”构想尽心尽力，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在此期间，金庸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实现中华民族和平统一而忙碌奔走。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而且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1981年与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1984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见，1993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其后发表之谈话记录，无不流露出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生和民族命运之情操。

    金庸是个色彩斑斓、具有多重性格的人。他身处文学、新闻、政治三大江湖，应付自如。他生在商业时代，身处商业社会，作为一个世俗中人，他属于红尘，不属于天国，无法超越尘世的网罗，无所逸于对功利和金钱的追求，使自己成为商业社会成功的报人、作家和企业家。但从更深层面看，他又出生在一个士族家庭，从小在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从遗传密码和士族的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儒家尊崇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情怀。他一生博览，坐拥书城，学贯中西。他对中国传统的儒学、佛学甚至琴棋书画，都有相当精深的造诣，具有浓厚的文人情结。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综观金庸先生其人其文其行及其作品折射的精神世界，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生命底色包裹的还是一颗传统的中国文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