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能忘记的人

刘重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的条款，外国轮船在长江上触目可见，令国人深感屈辱。1925年10月，卢作孚邀约友人，集资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积极投入以经济实力夺回内河航运权的爱国斗争。公司成立之初，整个家当只有一艘载重量70吨的小轮船，卢作孚就定下了“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公司宗旨，展现了他的强国宏愿。当时，长江上游航运正被外国轮船公司控制着，不多的几家中国轮船公司濒临破产，卢作孚采取“人弃我取，避实就虚”方针，在从未行驶过轮船的嘉陵江开辟新航线，并在管理上大胆改革，使公司站稳了脚跟，并将航线从嘉陵江发展到了长江。从1930年开始，民生公司“化零为整”，逐步壮大实力，先后收购了大批中外轮船，并控制了长江上游航运，将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国轮船公司逐出了长江上游。经过多年拼搏，到1945年，民生公司“崛起于长江，争雄于列强”，不仅在长江沿线、中国沿海港口，而且在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都有分支机构，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卢作孚也被海内外誉为“中国船王”。

    在抗战爆发、国难当头的时刻，他号召：“国家的抗战开始了，民生公司应该首先行动起来参加战争！”在他的指挥下，全体员工英勇投入到紧张、艰险的抗战运输中去。1938 年10月，武汉失守，作为长江咽喉、入川门户的宜昌，聚集了大批难民和从沦陷区运来的大批航空器材、兵器及轻重工业机器设备，急待撤往大后方。但是，按照当时的实际运力，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完成。还有40天就是长江枯水期，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日军节节逼近，形势十分危急。在此关键时刻，卢作孚下令采用 “三段航行法”，除了最重要的军用物资及不宜装卸的大型机器设备直运重庆外，其他物资一律分段运输，使航程缩短了一半或大半。硬是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将全部难民和机器设备安全撤离宜昌。

    卢作孚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北碚乡村建设实验。1927年，卢作孚被任命为北碚峡防局局长。峡防局本来是一个主要针对盗匪的治安联防机构，但他却借此平台，提出“打破苟安的现局，创造理想的社会”的口号，与民国时期其他乡村建设实验不同，他明确提出“要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就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为此，他精心设计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蓝图，“以嘉陵江三峡为范围，以北碚为中心，要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经过努力，这个昔日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小乡镇，终于建设成为“生产发展、文教事业发达、环境优美的重庆市郊重要城镇”。陶行知参观后说，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卢作孚也与晏阳初、梁漱溟一起，被称为“民国乡建三杰”（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公园，便酬报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国家，便酬报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卢作孚《工作的报酬》）②村建设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苦痛，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造公众福，急公众难。我们要做这样的事业，便要准备人、准备钱、准备东西、准备办法，尤其要许多人分工合作，继续不断地去办。（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意义》）③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尤为吾人必须全力趋赴的的积极目的。（卢作孚《论中国战后建设》）④卢作孚先生作为旧中国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与张之洞、张謇、范旭东一起，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旧中国实业界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

                                                                                                                 （胡德平《发扬和借鉴老一辈民族实业家的精神和经验》）

侯仁之：行走天下，守望大地

赵婀娜

    在北大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则关于侯仁之暮年的故事：

    1999年冬夜的一晚，狮子座流星雨爆发，为寻找开阔的观看地带，一些北大师生自发聚集到未名湖南岸、慈济寺遗址旁。这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已静静地仰望天空多时。当得知老先生就是已88岁高龄的侯仁之，师生们自发地围拢到先生周围，听他讲夜空的广袤、流星的璀璨，还有有关燕园、北京的那些人、那些事……

半个多世纪前，侯仁之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历史系主任顾颉刚的助手。

    周末，他经常到海淀周围考察，为课程作准备。一天，侯仁之来到玉泉山西侧，看到一堵墙上面有凿过的石水槽，感到很奇怪，就沿着墙的方向向前走，一直走到西山碧云寺、卧佛寺，发现那里也有水槽。他推想，这可能是过去的引水槽。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发现水流到了颐和园昆明湖，又顺着流到北京城里去。年轻时的这个发现，为他日后从北京的水源入手研究北京的历史地理，找到了第一手资料。

    当时中国还没有现代的历史地理学，但从那时起，侯仁之的研究兴趣和方向已经从传统的沿革地理渐渐向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发生转变。

    1946年，侯仁之学术历程的转折点。这一年他来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先后师从于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创办人罗士培教授和英国现代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设者达比。达比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解是，现代地理景观的空间特征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来改造的。

    达比的学术思想对侯仁之影响很大。194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学。此时他在学术思想上已完成质的飞跃——打破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桎梏，创立中国现代的历史地理学。

    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标志着他对历史地理学在理论认识上的成熟，也标志着他和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学在思想上的决裂。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写道：“照我所了解的，以往各大学中关于‘中国沿革地理’的讲授，主要是讨论中国历代疆域的消长和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这些问题在一个专修中国历史的学生看来，也许是重要的，但除此之外，在和地理有关系的方面，有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呢?”

    尽管文章很短，但却影响深远，从此，一个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逐步建立。

    侯仁之有多个美誉，有人称他为“活北京”，有人赞他为“北京史的巨擘”，而更多的人熟知他，是因为他是“我国申遗第一人”。   

    1980年春，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在远渡重洋之时，他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求，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寻常的城砖，北京的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为什么会引起外国学者强烈的兴趣?

    一边是视为寻常物，一边却被视为宝贝，城砖的不同际遇令侯仁之陷入沉思。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尽管当时公约诞生已10多年，但在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回国后，一刻不停歇，侯仁之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获得通过。不久之后，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

    有关侯仁之，还有许多故事，有关他的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有关他的求学经历、赤子之心。

    晚年，先生长居燕园。95岁之前，燕园的师生还能经常看见先生的身影。近些年来，先生已久卧病榻。

    如今，尽管先生已驾鹤西去，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未名湖畔那尊石碑，提醒着后人，爱脚下一方土地，珍视一段历史和过往，不能让一座城市失去记忆……

【相关链接】

①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生于河北省枣强县。1932年～1936年，考取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获得奖学金入学，本科四年学习期间，先后在学贯中西的洪业（煨莲）教授极为严格的治学方法训练下，以及在积极开拓中国沿革地理广阔领域的顾颉刚教授的启发下，开始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②侯仁之被誉为“活北京”。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从现代地理学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成为北京旧城改造、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北京城市发展中，他大声疾呼：首要问题是水源的开发。他珍爱老北京风土人情的“根源”，一次又一次去什刹海、汇通祠、钟楼、鼓楼、后门桥一带，对这一地区的改造深切关注。

③侯仁之是中国“申遗”第一人，1980年，在一次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他获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的情况。回国后，他立即为我国加入这个公约而多方奔走。1987年起，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寂寞出学问

﹣﹣《解放周末》对话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下面是记者对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的专访。

    记者：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也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媒体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  因此，容易被遗忘，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致敬，是非常必要的。

    记者：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绍德：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20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记者：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是，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记者：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而必须静心求实。其实，“寂寞出学问”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经验和教诲。做学问，首要的是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辑录、校勘、订正，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先生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夏天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陈先生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真正热爱学问的人，即使是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内心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记者：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有关。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在这其中，媒体似乎也起了不少的作用。那么，您认为，在当今的时代，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应当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宣传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记者：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当分子提出一些意见，对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的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着在和媒体互动中，要守住学术界限。学着可以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要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能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原载《解放日报》2009年9月11日第17、18版，有删改）

张炜：写作献给那些倔强的心灵

    张炜有很多头衔，他曾被冠以诗人之名，也被标识为“道德理想主义”，更因“人文精神大讨论”成为标志性人物。他最看重的是“作家”。他最爱的是写作。

    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学界引起的争论和讨论，从北京扩展到全国。尽管讨论中有对作品的误读，但也有吸引读者再次深入阅读的作用。误读是发生在所有作家身上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误读会一点点解除，不过新的误读也会一点点出现。而这一切，正是作家的魅力所在。“作家应该是丰富的、经得起误读折磨的、多解的，有时也是充满了矛盾的。”张炜略感遗憾的是，现在没有这样的讨论了，似乎大家关注的都是网络时代的一些事情，其中占很大比重的是娱乐品。当年一些言辞激烈的青年参与了那场大讨论，他们现在已经成了中年或准老年，再回头看去，大有人事沧桑之慨。他认为，关于“人文”，关于“精神”，在一个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时代成为话题，当然是至为难能可贵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一定是具有永恒意义的。

    多年来，张炜一直专注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和思考，包括屈原、先秦诸子，出版了长篇随笔等相关的著作，包括《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也包括2016年初出版的古典文化随笔《陶渊明的遗产》。他觉得古代的人写出的文学经典，与今天的人许多时候是一样的：同样的心境和方法，同样的困难与欣乐。古往今来，人生总有一些出色的慨叹、异样的认知、绝妙的记叙，就是这些丰富着我们无边无际的生活。

    张炜之所以选择“陶渊明”作为写作对象，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柔软而坚硬的内心里，会存有陶渊明这个形象，他的选择，他的矛盾和痛苦，也包括他的喜悦，或能深深地拨动许多人的心。

    “只把他看成一个采菊人，笑吟吟地站在那儿，那是多么不求甚解。选择陶渊明来解读，不是为了倡导现代的‘逃离’和‘疏离’，而正是相反，是在强调人要有直面生活的勇气，强调人的真实。”张炜说，古代与现代的人看起来差异很大，其实面临的基本问题、一些大问题都差不多。比如关于人的尊严、自我的寻找、自由，这些都是基本上一样的。外在环境的差异，夸大了我们与他们的不同。他们的困境，我们在今天也会大致遇到。所以我们追寻古人的心情，会发现离他们并不遥远。他们都是一些大文化人，也是一些生命的大标本，对于当今的价值不言自明。

    他曾经自我评价是倔强的人。在《独药师》的扉页，他也郑重题写“谨将此书，献给那些倔强的心灵。”他说，书中的倔强人物太多了，他们的命运，特别是牺牲，都与这种性格有关。他怜惜古今所有的倔强人物，愿意把这部心血之作题献给他们。因为他们起码不是机会主义者，就这一点来说很让人尊敬。”

    在儿童文学的写作中，他似乎又回到了纯真、调皮、充满灵性的少年时代。张炜认为，写所谓的儿童作品和成人作品一样，都需要童心。童心之不足，常常是许多作品坏掉的老根。童心是直接和纯洁，是对世界的一次真诚簇拥。童心是反抗庸俗的利器。

    拉美作家略萨说过，一个写作者在立志从事这个工作之前，一定要想好是当一个坏作家还是当一个好作家？这听起来似乎令人费解，因为我们会认为，所有人都会选择当一个好作家。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到书店和网络上看一看就知道了。能够严苛地对待自己的文字、始终具有追求真理的热情，这在一个写作者那里并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

    实际上张炜从未停止写诗。因为在他看来，诗才是文学的核心。诗消失了，文学也就消失了，这对于一个时代和一个人，道理都是一样的。

    “有人以为诗的读者太少，我可不那样认为。诗的读者最多，他们在读各种诗，包括没有按照诗的通常格式分行的文字。没有诗就没有文学，文学有读者，诗就有读者。诗的常规形式出现在写作中，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但却不会是全部。”

    “我认为写作是快乐的，是尽性尽情的事情。把真性情藏起来的写作一定是痛苦的、艰涩的。如果我有一天写得艰涩了，就一定是顾忌太多了，是掩去了真性情，是做着极不快乐的工作，那也就没有希望了。一颗诗心跳动着，世界看上去就生机盎然。诗人的忧愤和喜乐都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能装出来的，更不是能根据需要设计出来的。我希望一生都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人活着痛苦太多了，但在这种痛苦中压迫了全部的天真，人就会变得更可悲。他想象自己即使到了八十岁的时候，依然保持天真烂漫的天性。

（选自《中华读书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张炜，1956年生于山东龙口市，原籍山东栖霞。当代著名作家，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作协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张炜是一位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情怀的作家。他的文字深沉、细腻，立足于理想中的乡土与传统的道德立场，充满着人文关怀与哲思。其80年代前期所创作的长篇乡土小说《古船》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力作，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潮流里长篇小说中的佼佼者之一。②张炜：“虽然我是一个山东作家，受齐鲁文化滋养，但我主要的还是受齐文化的影响比较大，我出生的地方古代的时候应该属于东夷，那是一个面向大海、民风开放的地方。相应地，我的文字如果有大海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有许多幻想与浪漫的色彩，那才是正常的。”

世间真君子

拾遗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开盖头，发现新娘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他奔出洞房，五天后离家出走。原配张琼华独守空房68年。1906年，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新婚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离家出走。原配朱安独守空房43年。

    胡适13岁时，母亲便做主给他定了婚，而胡适与江冬秀未曾谋面。胡适内心也曾抗拒过、疑虑过、矛盾过，但终没有推翻婚事。他说：“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1917年，留美归来的北大教授胡适迎娶了江冬秀。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位福人。”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没想到经费用尽，生活断炊，他求助于北大胡适，“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不久，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的汇款。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他电报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后学成回国，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他找到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蒋校长感到意外，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而这件事，胡适从没有向外人说过。胡适资助的对象，还有吴晗、周汝昌、李敖、沈从文等一众才子，他还资助过贩夫走卒。

    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一次，黄侃在讲课中举例说：“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胡适的回击也令人叫绝。课堂上，胡适对学生们说：“前几天，行政院给我发信，邀我去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但胡适说：“我的白话文电文就5个字：干不了，谢谢。”学生们纷纷叹服。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是胡适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作为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之旗手，胡适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胡适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新文化运动后，因政见不同，鲁迅与胡适交恶。此后，鲁迅在报刊上多次挖苦、讽刺胡适。面对鲁迅痛骂，胡适从不应战。对于鲁迅的文章，只要认为是好的，他就会大力推荐。鲁迅去世后，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信，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胡适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鲁迅死后，胡适从没发过一句恶声。当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胡适“慨予俯允”，立马出面推荐，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胡适曾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我这里千言万语，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治学之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所以胡适觉得应该“大胆假设”，不大胆地假设、怀疑，就不会有进步和创新。但大胆假设、怀疑之后，应该“小心求证”。“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这种治学方法，也被胡适运用于做人做事中。所以他从来不站队、不妄议、不盲从，不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史学家顾颉刚说：“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

    1962年2月24日，一场庆祝酒会上。胡适发表即席演讲，不料讲到一半，突然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

    整个天下，哭声一片。

【相关链接】胡适曾自比唐僧，他作《<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写了个故事：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即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把身上的肉割下来都布施给他们吃了，一切冤魂都得超度，他也成了正果。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说：“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祝福他。”

池莉专访：在生活中修行

“车、房，所有这些面上的东西我都不热衷。”2007年的春天，池莉在酒店大堂一边看手机短信，一边果断总结。这个终日白描物质的女人，自己却在恰当的时机看穿逃离，大约有十余年的时间，池莉不开自己的作品研讨会，不请著名人物作序或者写书评，拒绝电视，关闭博客。她在武汉市郊安家落户，自己种菜自己吃，满足于劳动后一身大汗，享受着与人世两不相争的快活：“上午我在阅读以赛亚•柏林的书，下午我在菜地里干农活。当家家户户炊烟升起的时候，我倚靠在篱笆上休息。”

在生活中修行

中国新闻周刊：你小说中的市井描写和你的清静生活差别很大，仿佛是一个人一边在茶馆说书，一边在庙里修禅。这种转换会让你觉得不适吗？

池莉：没有。如果不这样就不是我了。我就是需要这样，我一直都很静，而且还一直在刻意地修炼自己内心的平静。海必须很深很静，才可以在表面翻腾出各种浪花，很浅的水都是泡沫。作家要目光清澈，首先物质欲望要很少。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自己达到了理想状态吗？

池莉：修身养性不是一天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且修炼得越到位，感觉越好。中国式样的生活是从政治到社会到人事，到城市的每个角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状态。作家看得越深越透越好，写得越像越客观越好。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阅读，你通过什么途径来观察这种复杂生活呢？

池莉：不需要什么刻意的途径啊！我就在生活。生活对我来说无处不在。不是你不出去就没有生活。对于一个修炼到一定层次的人来说，光是看和思想，就足可以达到生活的最深处；而一些生活现象与场景，在写作中就是技术性问题，很简单了。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担心被时代淘汰吗？

池莉：任何时代都有不被淘汰的作家，也都会有作家被淘汰。作家和社会的变化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关键在于作家自己。最好的作家无需把所有的职业都做完了再来写作。他把握的是人类的灵魂和精神状态。

幸福感与成败无关

中国新闻周刊：作家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文学新星丛书——《烦恼人生》里，你在前言中介绍，我只剩下了一个愿望：好好过日子。这个愿望如今变化与否？

池莉：我在80年代后期发愿，所谓好好过日子，就是要创建自己的生活方式。学会远离世俗热闹，断绝名利诱惑，让自己的文学感觉更敏锐，思想更深远和明澈，更有能力理解真实的众生并写好每一个文字。

20年前人年轻，名利愿望很强烈，不过同时也已经感觉和意识到了浮云遮日的可怕，那时候我要求自己开始“好好过日子”，也就是好好开始个人的修炼，目标是争取十年还有读者。感谢上苍！我的愿望基本实现。不过，我还在坚持修炼和进步。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你来说幸福的元素除了写作，除了女儿，还有什么？

池莉：现在我对幸福的要求，不落在什么具体的元素上。不需要外部的任何形式来给予我幸福感。甚至它不具体地落在孩子、落在写作身上，更不落在名利上头。只要有心情，有能力而且有时间做我自己一心想做的事情，我觉得都很幸福。和事情的成败没有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你，为何而写作？为谁写作？

池莉：现在的我，与从前的我一样：为自己天生的热爱而写作，为神交的读者而写作，为我母语的众生而写作。

知天命之年的池莉看上去大方得体，衣服颜色搭配及装扮和谐，精力充沛，不讲废话，谨慎而知进退。张爱玲在《我看苏青》里总结，驻颜有术的女人总是一，身体相当好；二，生活安定；三，心里不安定。因为不是死心塌地，所以时时注意到自己的体格容貌，知道当心。

《池莉影记》里有一张她上大学时的照片，连衣裙的棉布是她费好大劲才买到的，款式是自己设计的，并且为此制作了一条项链，巧妙遮住了一小块疤痕。如今的池莉仍然善于修饰，保养得当，甚至连声音都很年轻，包括语气和声调的起伏，略熟以后，她的诚恳和天真就像泉水里的泡泡一串串冒出来，但绝不水花四溅。

采访中，她拒绝摄影师近距离拍照，她自嘲不上相，“所有的摄影师都不喜欢拍我，没有轮廓。”她认为自己最好的照片都是家常的，因为只有家里人才懂得怎么拍她。她做得一手好菜，女儿赞扬作家妈妈的手艺，总是能够让自己胃口大开。